《王伯祥日記》，張廷銀、劉應梅整理，中華書局2020年6月版

近代中國戲曲史的一大文獻發現，首推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又稱“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孤本元明雜劇”，下文簡稱《古今雜劇》）。這一批戲曲珍本源于明代藏書家趙琦美（脈望館）的蒐集，歷經錢謙益（絳云樓）、錢曾（也是園）、黃丕烈等明清藏書家遞藏，1920年代起秘存于丁祖蔭的湘素樓。1937年秋天，日軍入侵江南，世亂之中，篋衍狼籍，《古今雜劇》被丁家僮仆盜取變賣，下半部于同年秋冬落入蘇州藏書家潘博山（1903-1943，原名承厚）之手，上半部則于1938年5月由蘇州大華書店老板唐耕馀攜至上海待售。5月上旬，鄭振鐸分別從朋友陳乃乾、來青閣書店老板楊壽祺那里獲知《古今雜劇》上半部待售的消息，楊壽祺的估價是一千元。鄭振鐸立即聯系重慶的北平圖書館和教育部請求出資購買，還沒等到重慶撥款，《古今雜劇》的上、下部被古董商孫伯淵搶先合璧，奇貨可居，開出了一萬元的天價。經過鄭振鐸的多方奔走與談判，最終以九千元成交。

《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書影

洽購《古今雜劇》的經過敘事，一般根據“發現者”鄭振鐸寫于1939年的《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一文（下簡稱《鄭跋》）和抗戰勝利之后發表的《求書日錄》（1945年12月）。這兩篇文章均未提及《古今雜劇》下半部從潘博山轉讓孫伯淵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導致該書坐地起價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以往研究者推測，鄭振鐸應該不知道潘博山的存在。1944年，潘博山的弟弟潘景鄭（承弼）撰寫《丁芝孫古今雜劇校語》（后收入《著硯樓書跋》，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披露了不同于鄭振鐸二文的購書細節，還說到潘博山僅以二百元購入半部《古今雜劇》。1964年，周連寬（字寬予）《海上書林憶余》根據潘景鄭之文，提出“來青閣主楊壽祺與孫伯淵合伙設局誆騙鄭振鐸”。盡管楊壽祺在其未刊自傳稿中進行辯白，但這一“楊孫潘合謀論”被陳福康《鄭振鐸傳》所采用，傳播甚廣。在“合謀論”敘事中，楊孫潘三人給“書癡”鄭振鐸設計了“一個周到圈套”，潘博山“在售書過程中始終在幕后”，而鄭振鐸對于三人私下的密謀與公開的表演“毫無所知”。三人看準了鄭振鐸“愛國愛書之癡情足可利用，決心大撈一把”，鄭振鐸秉著“為國家搶救文獻”的公心，設法說服教育部重金購入。

鄭振鐸洽購《古今雜劇》，是在1938年上海“孤島”的孤立狀態之中完成的，這次行動可視為他后來與日寇、漢奸搶奪古籍的序曲。筆者近年寫有三篇專文，鉤沉1939-1943年之間鄭振鐸在孤島秘密搶購文獻的檔案史料（收入《勘破狐貍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三聯書店2019年版）。孤島后期鄭振鐸表現出勇于虎口奪食的機智與果敢，與所謂“楊孫潘合謀論”中被人牽著鼻子走的傻買家，完全不像同一個人，因此筆者認為《古今雜劇》洽購過程可能存在著敘事的黑洞，應該尋找在買方鄭振鐸與賣方潘博山之外的第三方的聲音。

吳真：《勘破狐貍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三聯書店2019年11月版

2018年，陳乃乾日記在中華書局出版，其中若干條記錄可補此次洽購之細節，筆者又根據1938年5月陳乃乾化名“新陳”在日本《書志學》雜志發表的論文，找到現存日本關西大學“長澤規矩也文庫”的陳乃乾手稿。（詳見吳真：《〈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發現史之再發現》，《文獻》2019年第5期）

1938年陳乃乾《元劇之新發見》手稿，現存日本關西大學長澤規矩也文庫。收入黃仕忠主編：《日本關西大學長澤規矩也文庫藏稀見中國戲曲俗曲匯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

2020年6月，鄭振鐸和陳乃乾的好朋友王伯祥（1890-1975）長達五十多年的日記經張廷銀、劉應梅整理出版。蘇州人王伯祥與陳乃乾相識于“樸社”時期，據王伯祥之子王湜華回憶，陳王二人“不但交情‘年逾花甲’，而且相知之深也是非同尋常的”。王伯祥與鄭振鐸曾在商務印書館同事十年，共同創立“樸社”，又在樸社同人設立的開明書店長期任職，被尊稱為“伯翁”，鄭振鐸稱他為“圓臉而老成的軍師，永遠是我們的顧問”。新中國成立后，王伯祥被鄭振鐸延請至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任職。鄭、王、陳三人交往頻繁，《陳乃乾日記》1938年全年有十一條記事，《王伯祥日記》更有數十條記事，記錄三人經常在開明書店聊天和午餐。有了這兩種第三方的記錄，我們可以結合上海舊書業買賣的行業生態，覆案鄭振鐸洽購《古今雜劇》的經過，重新討論這批珍籍所牽涉民國舊書業的人事與利益。

一、上海舊書業的“中間人”

陳乃乾出生于浙江海寧“一門三閣老”的陳氏家族，早年就讀于蘇州東吳大學國文系， 1924-1925年一度主持上海的中國書店，離職后便以個人中介的身份從事舊書買賣。他常往江南各地訪書，多有稀見版本的發現，但個人經濟不佳，所以也常出讓古籍。《陳乃乾日記》記載1930年，他將海內孤本嘉靖《上海縣志》讓與周越然，售價二百元；1933年1月，以一百五十元為周越然從日本代購東京文求堂的海外孤本《牛郎織女傳》。1933年9月，陳乃乾將《新唐書》三十四冊售與張元濟，得價一千元。

《陳乃乾日記》，中華書局2018年8月版

按照民國時期舊書業的行業說法，陳乃乾這種沒有店面卻也做舊書生意的買賣人在上海叫做“掮客”，也就是鄭振鐸《求書日錄》說的“沒有鋪子的掮包的書客”，北京稱為“局子”或“包袱齋”。他們先與舊書所有者商定價錢，然后憑借自己消息靈通找出買家，從中取利。今人整理的《陳乃乾日記》《陳乃乾先生年譜簡編》（收入虞坤林整理《陳乃乾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2015年某拍賣行拍出近三百封陳乃乾友朋來信，可以看到，從1930年直至1949年，陳乃乾頻繁地將從江浙藏家手中搜集得來的古籍售于富晉書社、來青閣、中國書店等舊書店，同時也會從這些舊書店買下一些他看好版本的古書，再轉手賣給藏書家。

1932年之后，陳乃乾無固定工作與工資收入，生活開支全靠舊書的中間買賣，這在上海頗引人側目。1935年上海《社會日報》刊登署名“流火”的文章《雖云藏書實乃販子：現代藏書家之一陳乃乾的賣書的故事》說：“凡是留心現代藏書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陳乃乾其人……他的對于舊書是非常愛好的，常常因為一本書和朋友爭奪甚至翻臉，但是奇怪，他雖則買書，卻并不收藏，他常常把買到的好書轉賣掉了。”文章具體描述陳乃乾如何做舊書生意：每年冬天舉行高級宴會，酒醉飯飽之余，陳乃乾乘機向富商子弟推銷古書，富商為了附庸風雅，往往一擲千金地購入古籍裝點門面，“如此循環不息，我們的陳乃乾先生買了一世書而沒得到多少書，只留了一批錢！”這篇文章第二年又換了標題《陳乃乾賣書的故事》（署名“悟蘭”），刊登于國民黨的華北黨報《華北日報》，1937年，還是同樣的文章，作者署名“情虛”，出現于上海《春色》雜志上。搜檢民國報紙期刊，類似這樣直接點出陳乃乾作為舊書中介人的文章還有數篇，可見陳乃乾作為上海舊書業“中間人”的名聲之著。

陳乃乾與鄭振鐸的交往，在戲曲文獻出版之外，還有一層藏書家與中間人的買賣關系。1936年，陳乃乾以所收《新編南宮詞》讓于鄭振鐸，鄭詫為不世之遇，次年，又出讓《博笑記》于鄭。1937年上海淪陷之后，四十三歲的陳乃乾因無固定收入，且多數友人已離開上海，告貸無門，生活益見窘困，不得已開始出售歷年的藏書，同時更加倚重中間買賣的經濟收入。1938年1月1日，陳乃乾在日記中說：“晚至來青閣借洋拾元。自有生以來度歲之窘，未有如今年者也。”就在《古今雜劇》散出之前的兩個月，1938年3月，陳乃乾在來青閣購入三種珍笈，攜至鄭振鐸處出售。由于鄭振鐸出價過低，陳乃乾后將《盛明雜劇》轉售周越然。鄭振鐸的日記、書跋等文獻中記錄了二人在上海淪陷期間的舊書買賣往來，由《劫中得書記》“余力有未逮，竟聽其他售，至今憾惜未已”數語，可見陳乃乾較為堅持自己的利益，并未因為與鄭振鐸的私交而做出價格讓步。

作為一位資深中間人，陳乃乾主要是在賣家（書商、書主）與買家之間居中撮合交易，賺的是經紀中介的傭金，一般按書價的一至二成抽取傭金。1938年3、4月的兩個月之間，他從鄭振鐸、周越然那里已經取得至少五筆傭金。據《陳乃乾日記》，1938年5月2日，蘇州大華書店老板唐耕馀約陳乃乾觀看他從蘇州收來的《古今雜劇》上半部，陳乃乾觀后，立即致電鄭振鐸，這便是《鄭跋》所言：“陳乃乾先生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蘇州書賈某君曾發現三十余冊的元劇……我極力地托他代覓代購。他說，也許還有一部分也可以接著出現。”也就是說，在電話里，鄭振鐸與陳乃乾之間已經達成了“委托中介”的意向，陳乃乾如能做成這筆買賣，按照以往慣例，可分得不菲的傭金。

求書心切的鄭振鐸在第二天下午又到當時上海最大的舊書店——來青閣書莊，這是他來往最頻繁的舊書店，店主楊壽祺凡是收到戲曲版畫的珍本，必為鄭振鐸留下，“余于來青閣收得明刊戲曲最多，戰后半載間，壽祺凡有所得必歸之余”（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楊壽祺先生也告訴我這個消息。說有三十多冊，在唐某處，大約千金可以購得；還有三十余冊則在古董商人孫某處，大約也不過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購得。他已見到此書。這消息是被證實了。我一口托他為我購下。”

二、陳乃乾奪回中介權

用民國舊書業的行話來說，陳乃乾的“局”，被楊壽祺給“攪”了。1938年以來陳、楊、鄭三人買賣關系的常態是，陳乃乾從楊壽祺的來青閣攬貨、再轉手賣給鄭振鐸。但這一次的貨源不在來青閣，楊壽祺與陳乃乾一樣都是中間人。對于求購寶物的鄭振鐸來說，楊壽祺提供的賣方信息比陳乃乾說的更為確切，甚至交待了下半部的所有者及其估價，而且楊壽祺在業內名聲很響，搶購的把握更大，所以他在陳乃乾之后，另外委托楊壽祺洽購，第二天便將書款交給楊壽祺。二人商定，給唐九百元，售給鄭一千一百元，楊從中得利二百元。

書只有一套，鄭振鐸卻在兩天之內委托了兩家代理去洽購，這是買賣的大忌，果然，第三天前去洽購的楊壽祺帶回來壞消息：原本分藏二家的《古今雜劇》被古董商孫伯淵搶先一步合為一家，平空加價。楊壽祺十分氣憤，這筆生意就談崩了，他把原金還給鄭振鐸。想望了十年的珍本，一旦失之交臂，鄭振鐸不甘心，又找回陳乃乾，才知道，“乃乾和孫君是熟友，我再三的托他去問價，并再三的說，必定有辦法籌款。隔了兩天，乃乾告訴我說，再四與孫君商議的結果，他非萬金不售”。《鄭跋》的這段記述，如果結合陳乃乾過往的舊書中介經歷，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陳乃乾將被楊壽祺“截胡”的生意又搶了回來，而且此時書價已經騰升至九千元。雖然鄭振鐸的文章未有透露付給陳乃乾的傭金，按照舊書業定例，中介傭金至少也是一千元。

在居中洽購《古今雜劇》一事的記錄上，《陳乃乾日記》不及鄭跋詳細，只記錄5月2日那天至唐耕馀處觀書，然后就是6月3日，“購元人雜劇之事遂定”，6月4日，“與振鐸、率平同午餐于一家春，繼至伯淵處簽約，訂購《古今雜劇》六十四冊，價九千元，先付定洋壹千元，約十五天內付款取書”。對照陳、鄭二人的記載，可以更加明確陳乃乾在此次買賣充當中間人的角色。民國時期的舊書買賣過程中，中間人負責在買賣雙方之間傳話，價格亦由中間人居中協調商定，在訂約和交貨之前，買賣雙方并不見面——從鄭振鐸、陳乃乾二人的文字記述來看，買方的鄭振鐸、中介的陳乃乾、賣方的孫伯淵，遵守著行業習慣，到了6月4日簽約才見面，而且簽約和取書的全程均有中間人在場見證。

三、鄭振鐸知道對手是潘博山

截至目前關于《古今雜劇》發現史的研究，多未能體察陳乃乾在這場交易的核心地位，錯將焦點放在5月上旬即已退出交易的楊壽祺身上，從而引申出“楊孫潘合謀論”。僅有俞子林《鄭振鐸與上海古舊書業》（收入《書林歲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版）引錄鄭振鐸1950年代對楊壽祺的評價和楊壽祺自述，力證楊壽祺未參預其事。其實《王伯祥日記》1938年6月18日條記得很清楚：“由乃乾之介，幾經唇舌，始于今日入于振鐸之手。”

現存鄭振鐸寫下的所有關于此次購藏的文章，以及《陳乃乾日記》或陳氏方面的文字記錄，絲毫沒有提到潘博山其人，似乎可以推導出“鄭振鐸和陳乃乾均不知道潘博山的存在”。由于鄭陳不知道潘氏持有一半的《古今雜劇》，于是等到楊壽祺、孫伯淵聯合潘氏湊成了全書，這時候鄭陳已無還價的可能——這是“楊孫潘合謀論”敘事的原點。然而，如果搜檢與鄭陳關系密切的“開明書店文人群”在1938年5-6月的文字記錄，還是可以找到被鄭陳有意“遺漏”的信息。

鄭振鐸（后排中）與開明書店朋友，前排左起：胡愈之、王伯祥、周予同

1938年5月9日，《王伯祥日記》記事，“五時前，振鐸、予同、乃乾至，往飲于同寶泰”；5月10日，王伯祥補記：

昨日乃乾言，此次蘇州散出抄校本元曲二百余種，系“也是園”舊物，有董玄宰跋及黃蕘圃校語，超出臧晉叔《元曲選》一倍有余，為學術史上一大發見。書藏丁芝孫家，今為王君九、潘博山所購獲，價止二千金。振鐸亦嘗逐鹿，未得手，甚懊惱也。

這里透露出，5月9日，《古今雜劇》尚未完璧，陳乃乾已經奪回《古今雜劇》中介權，陳、鄭二人正在謀購潘博山手中的下半部。這一動向很快在開明文人朋友圈傳播開，鄭振鐸與開明書店的葉圣陶、徐調孚都是交往多年的老友，5月9日當天，徐調孚寫給遠在四川的葉圣陶的信函中就透露了《古今雜劇》的大發現，葉圣陶5月18日回信中說：

潘博山得明抄元曲三百余種，真是了不得的大事。此人與湖帆極密，伯翁可以去找湖帆，則公等可先睹為快矣。（葉圣陶：《渝滬通信》，收入《我與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葉圣陶在1938年初避難四川，他與上海朋友們的通信大多寄給王伯祥，再由王分與各朋友傳觀，因此葉圣陶的信件可被視為開明書店文人群的公共信件。信中提到的吳湖帆是潘博山的姑丈，吳湖帆與王伯祥（伯翁）交好，潘、吳、王、葉都是蘇州老鄉，在葉圣陶看來，鄭振鐸不必懊惱，通過王伯祥的蘇州老鄉關系應該可以輕松地“先睹為快”。

鄭振鐸與潘博山也是朋友，1943年5月潘博山去世，正在秘密蟄居中的鄭振鐸還冒著風險赴殯儀館吊喪，并哀嘆“談版本者又弱一個矣”。上海淪陷時期，潘氏兄弟與鄭振鐸多有往還，潘景鄭晚年自述：“滬上奇書，時有一二散在飛鳧人手，余每遇及，必為先生居間購求，以是過從較密。”（潘景鄭《鄭振鐸先生遺札跋》）潘博山出身蘇州名門，“嗜古成癖，余事搜羅典籍，訪求書畫”“鑒別精審，尤為名流所推許”，他的“表丈”王季烈（1873-1952），即上引《王伯祥日記》提到的“王君九”，著有《螾廬曲談》《度曲要旨》，乃曲學研究之宿老。1938年王季烈遠在大連的偽滿洲國任職，稀世珍本《古今雜劇》落在潘博山手里，也就意味著代表著“偽方”的王季烈有可能捷足先登。這大概是最令鄭振鐸頭疼之處。

同行是冤家，如若鄭振鐸直接到潘府登門洽購，對方一口回絕，那就沒有商量余地了。民國的舊書業習慣，就算買賣雙方相互認識，一般還是需要委托一個中間人從中斡旋。《古今雜劇》的上半部在5月4日已落入孫伯淵手中，楊壽祺退出之后，“乃乾和孫君是熟友”，所以鄭振鐸通過陳乃乾代理與孫氏的接洽，按道理，下半部的持有者潘博山也應由陳乃乾去洽購。但是王伯祥和葉圣陶的記事透露出，鄭振鐸和陳乃乾頗為躊躇。這就要追溯到近代藏書史上一樁著名的版權糾紛。

四、陳乃乾與潘博山的過節

蘇州潘氏作為晚清至民國著名的收藏世家，以潘祖蔭的蘇州“滂喜齋”所藏善本古籍至富，文獻大家葉昌熾曾得盡窺珍秘，寫成《滂喜齋藏書記》。潘家為了免遭外界覬覦，一直未將《滂喜齋藏書記》刊行。1924年，陳乃乾未經潘家許可，以“慎初堂”的名義刊行此書鉛印本，并在跋語中批評潘祖蔭胞弟潘祖年“后嗣不肖，不能紹述其業”，文末還有極具挑釁意味的一句：“潘氏子其大怒所無憚。”此書一發行，吳中士大夫閱之多不平，紛紛來書詰責。1928年，潘祖年的堂孫潘博山、潘景鄭兄弟為了捍衛家族榮譽，將《滂喜齋藏書記》原板重新檢校增補，刷印行世。潘氏兄弟還邀請表丈王季烈作序回擊陳乃乾，批評陳氏“于滂喜后人誣蔑殊甚”。

潘博山遺像，吳湖帆題

陳乃乾作為《滂喜齋藏書記》的盜版者，與潘氏兄弟以及王季烈等蘇州文人結下很深的梁子。鄭振鐸雖然明知《古今雜劇》的下半部在潘博山手里，他也不敢貿然讓潘家的“仇人”陳乃乾前去洽購。至于葉圣陶提議讓王伯祥去找吳湖帆，世人皆知鄭、陳、王三人交情甚篤，如果由王伯祥出面，潘博山不會不覺察背后的買主一定和鄭、陳有關。

由于握著上半部的賣家孫伯淵是陳乃乾介紹的，鄭振鐸不好繞開陳乃乾，另找中間人，僵持之下，孫伯淵變成了主導局面的關鍵人物。孫原是蘇州專營字畫碑帖的古董商，抗戰爆發后移居上海租界，和上海的大收藏家吳湖帆、張蔥玉等人交好。孫伯淵和吳湖帆“寓居近鄰，過從甚密”，孫、吳以及潘博山又都是蘇州人，因此孫伯淵在5月中旬向潘博山許以重金，上下部遂得以完璧。孫伯淵看準了鄭振鐸求書心切，狠抬價格，5月9日還是三千元的價格，至5月16日，已飆升至萬元。

鄭振鐸致信北平圖書館的上海代表，稱“我和此輩估人，不善交涉。最好請先生電知趙斐云（注：即趙萬里）兄南下，和他們面談一切，如何？”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認為萬元書價過高，放棄購買，趙萬里亦無法南下助陣。既然無法另覓說項的中間人，鄭振鐸與“估人”的交涉，全憑陳乃乾從中斡旋。5月25日，《王伯祥日記》云：

午刻振鐸至，乃乾至，因同飯于一家春。談次，知也是園元曲當在賈人手，須一萬金乃肯脫手與人也。振鐸求得甚切，恐緣是抬價愈高耳。

作為毫無相關利益的旁觀者，王伯祥的觀察較為客觀：一方面是鄭振鐸“求得甚切”，另一方面，考慮到中間人的傭金直接與書價掛鉤，陳乃乾促成這單交易的動機也較為強烈。

五、文獻發現史的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

根據王伯祥、葉圣陶等鄭振鐸好友的書信與日記，我們可以拼接出這樣的歷史處境：當《古今雜劇》還分別握在孫、潘兩個賣家手里之時，鄭振鐸由于顧慮潘博山與陳乃乾的過往恩怨，未能及時出手，給了孫伯淵壟斷抬價的機會；面對孫伯淵的狡估，鄭振鐸“求得甚切”，被對方牽著鼻子走，所幸鄭振鐸的好朋友、同為戲曲研究者的盧前，成功說動教育部長陳立夫，最后以九千元的巨資力購國寶。

了解內情的葉圣陶，曾在1938年7月2日寫給王伯祥和徐調孚的信中說：“鐸兄代購之元曲，中間有無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閑錢，亦殊可異。現在只要看到難民之流離顛沛，戰地之傷殘破壞，則那些古董實在毫無出錢保存之理由，我們即沒有一只夏鼎商彝，沒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爭氣，仍不失為大中華民族也。以教部而為此，亦不知大體之一證矣。”

對于教育部重金收購《古今雜劇》一事，與鄭振鐸相知甚深的葉圣陶尚且如此不以為然，鄭振鐸所面對的輿論壓力則更可想見。正如他在《求書日錄》自述，“經過若干的波折，若干的苦痛，受過若干的誣蔑者的無端造謠”。大概正是處于這樣的世論壓力之下，鄭振鐸在1939年、1945年的兩篇文章以及所有的相關記述文字之中，對于此事牽涉的人事與利益，有所隱諱，尤其對于導致抬價的潘博山一節，更是略去不論。

原本在日記中點明潘博山作為賣家身份的王伯祥，在公開出版的《庋榢偶識》中，對于此節亦有所“處理”，保持與鄭振鐸一致的口徑——

初托來青閣主楊壽祺問津，以挾者居奇，許賈二千而悔之，終匿其書，且秘物主之為誰。振鐸懊甚，幾廢眠食。而乃乾語振鐸，謂有線索可尋，振鐸復又狂喜，力屬探求。顧求者持之愈急，應者倚之愈甚。幾經往復，垂成瀕絕者屢矣。予亦牽率其間，飽看彼等推諉之狀。（《庋榢偶識》卷三，中華書局2008年版）

如果不是《王伯祥日記》和葉圣陶信件的存在，曾經橫亙在《古今雜劇》購藏路上的潘博山，將再次隱入歷史迷霧中。

覆案1938年《古今雜劇》的發現和購藏經過，本意不在“翻案”，而是希望通過這一個案，揭示“文獻發現史”的復雜性。由于發現者鄭振鐸、陳乃乾立場的不同，買賣過程中各自利益的不同，導致鄭振鐸、陳乃乾、潘博山三方，各有各的敘事，甚至連鄭振鐸自己也在不同的文章對于陳乃乾角色采取了不同的說法。史學家布洛赫（Marc Bloch）在《歷史學家的技藝》提出“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的區分，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同時又遮蔽某一部分往事的敘事，可以被稱為“有意史料”。以之觀照《古今雜劇》購藏史，可以看到，不同主體的有意史料之間，存在著不可彌合的裂縫，也影響了今人的理解與判斷。另一方面，旁觀者王伯祥的日記以及徐調孚、葉圣陶等人的信件，這些目擊者無意識記下的證據，即“無意史料”，為我們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有意史料的目擊者視角。

布洛赫認為，“過去無意中留下的遺跡還可以填補歷史的空白，考辨史實的真偽，它可以幫助我們預防無知或失實這類絕癥。若不是借助這類史料，當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過去之時，難免會成為當時的偏見、禁忌和短視的犧牲品。”《古今雜劇》的發現與購藏，是在“孤島”上海，是在侵華日軍“虎口”之下，在這樣的高壓之中，鄭振鐸、陳乃乾等當事人的敘事必然存在一些“禁忌”。所幸，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類似《王伯祥日記》“無意史料”的出現，《古今雜劇》所牽扯的人事、利益與禁忌，逐漸得以一一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