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之間的流血沖突，并非源于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世代仇恨或根深蒂固的敵意。它是長期以來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所導致的產物。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戰事的爆發，讓兩國在納爾戈諾-卡拉巴赫地區（卡拉巴赫山地，亞美尼亞人則習慣用過往的稱呼稱之為阿爾察赫，以下簡稱“納卡”）歸屬問題上的長期分歧受到了國際各界的關注。

暴力的言辭——尤其是來自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與此同時，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以及亞美尼亞人在社交媒體上使用的種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乃至反人類的言論也處在極度狂熱的狀態之中。蓋著國旗的裹尸袋將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應征入伍的男子以及無辜平民帶入墳墓，除此之外，在種種噪聲之中，也出現了其他方面的損傷：真相、信息以及任何認真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場沖突的意愿。

對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緊張局勢會把外高加索地區拖入戰爭之中的擔憂，其實不算什么新鮮事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兩國一直在納卡地區的主權歸屬問題上對峙。盡管最新一輪的沖突升級顯得頗為突然，但一些目光更加敏銳的觀察家們可能已經預見到了這場戰事的到來。2016年4月，在上一輪激烈戰斗過去四天之后，這一問題的權威研究者之一勞倫斯·布勞爾斯（Laurence Broers）就警告說，失敗的談判和失控的民族主義將會使所有人默認戰爭為唯一結局。

如今這看起來就像是一種默認。不過，把兩國間的沖突視作無法調和的世代仇恨的結果，又或是認為這是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文明沖突的產物，都可能會是一種潛在的錯誤。實際上，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威權主義和大國政治的遺產，以此來解釋我們眼前這場悲劇的成因。

2020年10月13日，阿塞拜疆阿格達姆地區受到炮火沖擊，居民住宅被毀，生活深受影響。

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

外高加索是一個擁有迷人自然景致且有著大量不同民族、語言和宗教共存的多元化地區。由黑海延伸到里海沿岸，這里是大量不同社群的共同家園：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俄羅斯人、梅斯赫特和阿克什卡突厥人（Meskhetian and Akh?ska Turks）、庫爾德人、雅茲迪人、達吉斯坦人、阿布哈茲人（Abkhaz）、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s）、車臣人、塔利什人（Talysh）、奧塞梯人和印古什人（Ingush）等等。

但當前民族主義立場的喧囂并不該掩蓋這個地方由不同民族共同分享的巨大的文化遺產及其財富，從歌舞到民俗與美食。

從16世紀早期到19世紀初，在篤信遜尼派的奧斯曼帝國和它什葉派對手伊朗之間地域廣闊但又界限不明的區隔地帶，其北部地區就由外高加索地區構成。盡管這個地方常常是兩大穆斯林帝國的沖突所在地，但構成現代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共和國的地區主要還是受到了伊朗的影響。

考慮到當時地理環境和技術水準的限制，外部勢力在這一地區主張其主權時往往并未過度著力。在這個區域，當地的統治者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不同民族和宗教群體可以相對和睦地毗鄰而居。然而，在1801年到1828年間，俄國的軍事入侵逼走了東高加索地區的伊朗人，該地區也被并入沙俄的高加索總督區，以多元化著稱的第比利斯（今天格魯吉亞的首都）則成為這一地區的行政中心。

就納卡地區的情況，具體來講，亞美尼亞與這個地方的聯系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這里依然分布著中世紀的亞美尼亞修道院及其他主要的建筑遺跡。不過，盡管這里主要受到亞美尼亞文化和宗教的影響，但它也長期保持著一種多元化的底色。

在18及19世紀，這里的城市舒沙（亞美尼亞：Shushi，阿塞拜疆：Shusha）成為了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文化復興的所在地。在蘇聯時期，人口調查的結果顯示，納卡高地的亞美尼亞基督徒人數是阿塞拜疆人的九倍之多，而周邊的低地人口則主要由穆斯林構成。

與許多殖民政權一樣，沙俄當局的政策加劇了高加索一帶不同民族之間的緊張關系，這一趨勢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而激化。漸漸地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不同族群之間的關系處于更加緊張的狀態之中，這里的人們更多將自己視作既定族群的一員。

這一點在亞美尼亞基督徒和高加索的突厥穆斯林之間更為明顯，后者在20世紀早期改稱自己為阿塞拜疆人（這里的阿塞拜疆來自伊朗西北部講突厥語的阿塞拜疆省，而非今天我們熟知的阿塞拜疆共和國）。

在某種程度上，民族國家的緊張關系得到了來自沙皇威權統治的控制，但當沙俄帝國崩潰之后，高加索地區的局面也開始分崩離析。1905年，隨著沙俄帝國陷入革命的旋渦，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之間爆發的一輪流血沖突席卷了這一地區，導致成百上千人死亡。隨后這里面臨的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野蠻狀態。

對于亞美尼亞族群而言，這場戰爭是極具創傷性的，因為奧斯曼帝國在1915年針對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發動了一場種族清洗運動，包括了驅逐、強奸以及屠殺等等，導致了約有150萬人死亡。

盡管沙俄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得以幸免于難，但種族屠殺依然深刻地影響了亞美尼亞人。如今的亞美尼亞人口之中有很相當多人是當年幸存者們的后代，也因此，這場發生于1915年的慘案成為透視這個民族與阿塞拜疆人沖突的一個視角。

一戰之所以有著如此重大的意義，原因還在于：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沙俄專制統治瓦解，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的權威也隨之坍塌。而就在這個殖民政權垮臺后沒多久，德國、奧斯曼帝國以及隨著同盟國的戰敗，包括英國（盡管并不成功）都試圖在這個地區施加各自的影響。

十月革命之后，高加索地區的政治分裂也在加劇——在1918年春天一場短暫的聯邦制試驗之后，這一分裂態勢表現為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國。

而導致的結果就是：戰爭。隨著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敵意的出現與升級，民族主義者們試圖在過往被認為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區主張自己的主權。兩國間的這第一場戰爭持續了兩年，在1920年蘇聯人入侵該地區之后才告終結。

斯大林主義的遺產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蘇聯化進程對于兩邊的和解無甚裨益。實際上，正是約瑟夫·斯大林決定將主要由亞美尼亞人組成的納卡地區——也是此前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戰爭期間爭奪最為激烈的地方——納入到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版圖之中，盡管當地占據絕大多數人口的亞美尼亞居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和當時初成立的蘇聯下轄的其他地區一樣，蘇聯的政策非但沒有解決民族矛盾，反倒是加劇了當地的互不信任。

在某種程度上，納卡地區作為當時阿塞拜疆下轄的自治州，保護了當地的亞美尼亞人口免受蘇聯人口政策中過度激進與惡劣做法的傷害。

阿塞拜疆控制的納希切萬（Nakhichevan）飛地就夾在亞美尼亞、土耳其和伊朗之間，這里的亞美尼亞人在蘇聯解體時幾乎一點不剩——但在1920年代早期，他們在當地有著近半數人口。

不過在納卡地區，阿塞拜疆的巴庫當局在當地采取了安置阿塞拜疆族群的政策，以稀釋亞美尼亞人占據多數人口的比例——他們還在這些新搬來的社群里大力投資，而亞美尼亞人居住的城鎮與村莊則毫無基礎建設可言。數十年來的缺乏投入與歧視導致了更進一步的不滿，這種不滿與仇恨在蘇聯行將就木的日子里達到了峰值。

1988年2月，納卡當局嘗試投票表決脫離阿塞拜疆，以此謀求進一步與亞美尼亞的統一。在這場無視巴庫當局權威的投票之后，阿塞拜疆的蘇姆蓋特（Sumqayit）爆發了一場反亞美尼亞的種族屠殺。數十人死于這場動亂，種族屠殺的爆發也為該地區后續暴力循環的升級埋下禍根，包括1992年發生的針對阿塞拜疆居民的霍賈利（Khojaly）屠殺，后者導致了成百上千人喪命。

在蘇聯于1991年12月解體之后，這種暴力的往來升格為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這兩個新興獨立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多達3萬人丟掉性命，超過一百萬人由于種族清洗的原因流離失所，許多亞美尼亞人被逐出阿塞拜疆，另有數量更多的阿塞拜疆人被逐出亞美尼亞以及納卡一帶。

1992年3月，阿塞拜疆士兵在霍賈利和阿格達姆之間的道路上引導一名阿塞拜疆人質返回家園。

兩方停火之后的局面，實際上是亞美尼亞獲得了勝利，借由對主要人口為阿塞拜疆人和庫爾德人的克爾巴賈（Kalbajar）和拉欽（Lachin）這兩個地區的占領，亞美尼亞成功保有了一個串聯起所謂“阿爾察赫共和國”（譯注：即納卡地區）和亞美尼亞本國的地區。

1994年以來，能夠永久解決當地沖突的方案一直沒有出現。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明斯克小組由十一個國家組成，并由法國、俄羅斯以及美國主導，但其斡旋的談判失敗了。在1994年停火后建立起的高度軍事化的“控制線”（Line of Control）一帶，還有其他亞阿兩國前沿陣線爆發的零星沖突，一直都是對該地區和平穩定的長期威脅。

沖突升級為戰爭

卷入沖突的各方都因為長期無解的現狀而受到指責。就亞美尼亞而言，他們對現狀感到滿意，也因此沒有什么動機讓他們能夠放棄在軍事和領土上保有的優勢，這讓阿塞拜疆人很失望。一直到最近一段時間，民族主義和明面上一直存在的阿塞拜疆的威脅，都在進一步作為后蘇聯時代亞美尼亞的腐敗精英們宣示自身合法性的便捷工具，這在該國獨立之后的大部分歷史中都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對一直試圖將外高加索地區置于自身影響范圍之內的俄羅斯來說，亞阿兩方之間長期的緊張態勢使得這個原來的殖民大國得以繼續保持對兩國的影響力。實際上對普京而言，這場戰爭的爆發也許可以提醒在2018年和平示威后上臺的亞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讓后者知道在與更加富有、人口更多且有土耳其撐腰的阿塞拜疆的沖突之中，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幫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要想了解最新一輪沖突升級的具體情況，我們就有必要了解巴庫和安卡拉的情況。在9月末，正是阿塞拜疆武裝力量，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及其提供的軍事裝備與敘利亞雇傭軍的支持下，率先挑起了戰火。

阿塞拜疆現任總統伊爾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缺乏民選合法性，他在2003年從他的父親蓋達爾·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手中接棒，借由本國在納卡地區的不利局面煽動民族主義仇恨情緒，以轉移人們對于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國家石油財富的浪費以及他的盜賊統治（kleptocracy）的不滿。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年夏天早些時候，兩國前線出現軍事沖突，擁戰的示威者隨之沖擊了國會，使得阿利耶夫感到有必要打好自己的民族主義牌。

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接受“今日俄羅斯”通訊社社長基謝廖夫采訪。

類似地，泛突厥主義和反亞美尼亞的措辭也在經濟危機時刻撐起了埃爾多安的右翼民望基礎——同時也把反對派分裂成為了兩個不同陣營，如包括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在內的擁戰派，以及被打壓和邊緣化的人民民主黨（HDP）為代表的反戰派。

最重要的是，這種局面助長了安卡拉方面對于大國地位的渴求，契合土耳其采取更大規模的冒進式外交政策的傾向，這種傾向已經從土耳其武裝干預敘利亞和利比亞局勢可見一斑；同時這也導致了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采取了日益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凡此種種都轉移了人們對其國內日益增長的各類問題的注意力。

簡而言之，戰爭一如既往地被用作是威權政治自身整合的工具。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那么，現在該怎么辦呢？如果理智能夠獲勝的話，雙方就會立馬放下武器并開始認真談判了。

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方面需要意識到，如果沒有給納卡人民以權利，讓他們決定自身命運的話，這個問題是得不到解決的。在反民主且充滿腐敗的阿利耶夫政權之下這么多年，這里的人們經歷了太多的暴力，已經無法感受到什么是安全了。

2020年10月12日，阿塞拜疆占賈，在亞美尼亞軍隊所謂的遠程導彈襲擊后，一名受傷的三歲女孩Meryem。

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人只需要看看發生在納希切萬的事情，就能知道自己的下場了，阿利耶夫家族當局在當地發動了一場被許多專家學者稱之為文化滅絕的運動，毀滅了當地大量亞美尼亞歷史遺跡。與此同時，那些主張徹底回歸到過去蘇聯時代劃定的邊界線的人們則需要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是在為合法化斯大林傲慢蠻橫的殖民主義背書，無視當地居民呼吁自決的愿望。

亞美尼亞人需要知道，只要一天沒有最終的和平條約，那現有局面就將一直受到挑戰。尤其是當阿利耶夫政權存在并且需要轉移阿塞拜疆人民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時，這一點會變得更加明顯。但亞美尼亞人也需要明白，阿塞拜疆方面對于現狀的毫無進展感到不滿與惱怒也是合理的。

成千上萬阿塞拜疆人在戰斗之中淪為難民，并且在他們所投奔的政權統治下被關押，用以作為宣傳工具，他們必須獲準回到原來居住的、現由亞美尼亞實際控制的城鎮與村莊；但與此同時，要讓亞美尼亞難民回到阿塞拜疆或許難以實現。

最后，必須要有一個真正能夠揭露真相并且達成和解的過程，從而能對兩方在包括蘇爾蓋特和霍賈利等地做出的侵害人權的行為進行討論清算。

最終，仇恨的循環反復和戰爭必須終結，以讓兩邊的百姓能夠治愈創傷并且以睦鄰關系在未來和平共處。就此而言，腐敗的且肆無忌憚的、通過宣揚民族主義仇恨與種族仇恨來維持統治的領導人的權力必須被打破。

只有借助和平且有意義的民主體制，才能使得種種投資能夠真正用于改善人們的生活，而不是用來購買那些制造死亡的軍火。戰爭里面沒有贏家，除了威權主義者和軍火商們。

作者簡介：

Djene Rhys Bajalan 是密蘇里州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是中東問題，他此前曾在英國、土耳其及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學習與教書。

Sara Nur Yildiz 是一位研究土耳其-伊朗問題和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學家。

Vazken Khatchig Davidian 是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雅各賓》，原文鏈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10/azerbaijan-armenia-conflict-nationalism-colon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