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9月30日，被前夫潑汽油縱火后全身90%以上燒傷焦黑的藏族姑娘拉姆在十幾天的搶救后離開了人世。這起慘絕人寰的罪案再次引起了輿論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其中一個處于核心的問題是，曾多次向公權尋求救濟的拉姆為什么始終無法擺脫家暴的魔爪？在《反家庭暴力法》實施四年后的今天，堪稱完美受害人的拉姆為什么仍然在絕望中死去？

日本反家暴法構形于1970年代興起的女性主義法學浪潮之中，于2001年頒布實施。法律實施之初，日本社會家庭暴力的發生率仍舊居高不下，家暴受害者因情感、精神上受到控制，或因社會地位、經濟和子女及長輩方面的顧慮，往往沒有能力在家暴中對抗或及時撤離，以及提出“有效”的救助需求。針對上述狀況，該法在2004年的修訂中新增了禁止加害人接近未成年子女的保護命令，并致力于構建一套完整的“女性獨立支援系統”。針對公權力介入家庭事務中可能面臨的尷尬及基層警察對家庭暴力認知不足的情況，也出臺了針對執行者的規范準則。對法律之網的細密編織也許并不能杜絕犯罪，但“馴化”公權救濟者而非受害者、構建一套能夠提供及時有效地提供支援的反家暴體系無疑是社會進步的方向所在。

一、女性主義法學進入日本

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先驅霍姆斯大法官有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對此，女性主義法學的先鋒麥金農回應道：“可是當我想到法律跟生命的關系，法律中的生命與生命中的法律時，我非常懷疑，法律的生命所在于的經驗，到底是誰的經驗？”她要說的是：是男人的經驗形成了法律，女人的經驗則被排除在外。1970年代，女性主義法學風潮在美國興起，其批判美國乃至西方法律傳統以及傳統法律對婦女的歧視和壓迫，期望以女性的經驗重審法律，奪回女性訴說的權利。

很快，這股風潮隨著1970年代日本女性學者的引介來到日本。當時，一系列與婦女研究相關的社團紛紛成立。律師金城清子是日本第一個將法律女性學化研究系統化的學者，她在1974年創辦了了刊物《婦女與性別研究》。1983年，金城清子以“女性對法律的探究”為主題，出版了其第一部著作《法律女性化的過程》。在日本第一屆性別法會議上的演講中，由律師轉為研究者的金城清子的回顧說，傳統法律理論在性別層面上是擺在桌面上的空洞理論，脫離了現實世界的事件。“我堅信法律是正義的、公平的，或者說是站在女性這一邊的，但無奈的現實是并非如此。而且到目前為止，研究和實施的只有男性。當我環顧四周，我看到所有的老師是男性，大部分的法官和檢察官甚至律師也都是男性。當法律在應對婦女提出的問題時提供的往往并非幫助，而是壓制。因此我認為必須從婦女的角度重新思考法學。”然而，要改變包括法律在內的社會制度和慣習并不容易，這涉及到男女之間的權力關系問題，因而充滿著阻力。

80年代以降，人們越來越重視在婦女日常生活環境中做出改善，但這些改變與支撐國民經濟的勞動結構并不相關，因而很少對兩性之間的權力關系帶來根本性的影響。以金城清子為代表的女性學者由此看到，要在國家政策的層面引起改變，就必須將婦女問題作為一個關鍵問題納入主流話語，婦女的聲音也必須在各種決策和立法過程中得到實際的反映。

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問題國際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明確了社會性別主流化，并將以此作為提高兩性平等的一項全球性策略。為響應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運動，1996年日本男女共參與社會活動計劃推進部制定了《男女共同參畫2000年計劃》，提出：對于女性之暴力，侵害其基本的人權，限制其人身自由，嚴重影響受害婦女及整個社會。并將對于女性的所有暴力之根絕列為十一個重點目標之一。1999 年，日本政府正式通過《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設立兩性平等理事會，促進國家機構在兩性平等決策的強化。該法律頒布對法律領域的性別研究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性別在法律層面的提及使得性別平等成為國家政策目的，促進了“性別主流化”。

二、日本《配偶暴力防止暨受害者保護法》的誕生

在《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的指導下，所有立法修法以及社會公共服務的主旨都是要創造使兩性能夠平等共同參與社會生活的環境。日本的整套反家暴體系正是建立在《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的基礎之上。2001年，日本通過《配偶暴力防止暨受害者保護法》（以下簡稱《DV防止法》）。

2001年《DV防止法》將配偶之間的“暴力”規定為“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構成犯罪的行為”，除身體暴力之外也將精神暴力、經濟暴力、性暴力等納入這一概念。該法以人身保護令為中心，適用對象包括處于法律婚姻關系的配偶以及事實婚姻關系的配偶。人身保護令保護內容則分為“禁止命令”和“遷出命令”。

“禁止命令”規定，從保護令核發起6個月內，禁止加害人騷擾以及靠近被害人的居所、工作場所，禁止監視、強迫見面，禁止采取辱罵、羞辱的言語行為。而“遷出命令”則為：在被害人和加害人共同生活的情況下，命令加害者搬出房屋兩個月，以便為被害人搬出房屋等做準備，并禁止對方在同一時期在房屋附近活動。“生活住所”指的是被害人與其配偶共同生活的主要住所。因此，如果被害人與配偶共同以主要住所作為主要生活場所，如臨時在賓館或避難所，或接受婦女咨詢中心的臨時保護等，均可視為被害人與配偶共同生活的情況。

法院核發保護令時，書記官應當迅速將保護令的內容及意旨，通知管轄申請人（受害人）住所地或者居所地之警視總監或都道府縣的警察本部長。保護命令送達加害人時或者法院審理經過口頭辯論后，法院宣判時立即生效。違反保護令的加害者將被處一年以下徒刑或100萬日元（約合6.4萬人民幣）以下罰款。

三、人身保護令不是唯一的出口  

《DV防止法》出臺實行之后，日本內閣府的家庭暴力調查表顯示家庭暴力的發生率依然居高不下，受害者中選擇噤聲忍受的仍大有人在。這并不是受害者缺乏維權意識或者是性格軟弱的緣故，而是因為家庭暴力除了物理性打擊傷害之外還包括精神傷害、經濟控制、性侵害和對子女的傷害。而由于這些傷害與傳統刑法認定的“故意”有所不同，公權力難以主動介入，因而更傾向于被動等待受害方自己提出救濟的需求。然而害者因情感、精神上受到控制，或因社會地位、經濟和子女及長輩方面的顧慮，往往沒有能力在家暴中對抗或及時撤離，以及提出“有效”的救助需求。

倫理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曾提出“適應性偏好”概念，即女性的選擇并不是一種自主性的選擇，而是受到外在因素調控之下產生的偏好。社會學家埃爾斯特（Jon Esther）在區分自主性偏好和適應性偏好時指出，前者是經過反思之下的審慎選擇，并由當事人認可和同意，后者則是因缺乏選擇條件所形成的“認命”狀態。在司法裁判提供的有限資源和選項之下，受家暴所困的女性所做的選擇極有可能是“適應性偏好”而非符合她們真正利益的選擇。例如在日本內閣府2007年的家庭暴力情況調查中，55.1%沒有選擇向他人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便是出于“即便與他人商量也無濟于事”“如果自己再忍受一段時間就可以度過”“是因為自己的錯”等心理，在遭受了家暴后選擇默默忍受。

即便受害者通過求助得以暫時離開受家暴支配的環境，離開這一舉動也會使得被害者陷入更加危險的處境——家暴的本質是加害者將被害者視為所有物的支配關系，一旦被害者從這種支配關系中逃脫，在某些情況下，加害方通常會施以更為惡劣的報復手段。即便逃脫家庭暴力并離婚，因為為子女的撫養費用和其他相關責任，受害者與加害者仍舊會繼續接觸。同時，較長的離婚手續期間，被害者的住所仍然有被泄露的危險。考慮到當事人離婚周期長的現實情況，日本在2004年第一次修法中規定人身保護令的保護期可通過申請從6個月延長到1年。同時將保護對象的范圍擴大到被害者的親屬和子女。而在2007年的第二次修法中，更是將禁止命令內容細化，禁止加害者撥打騷擾電話，郵送帶有侮辱性的信件、照片、動物尸體等。

2004年的《DV防止法》倡導從給予受害者暫時性救濟向支援受害者自立轉變。如果說2001年的《DV防止法》揭開了保護命令的序幕，那么2004年的《DV防止法》則致力于從受害者視角出發，將其構建成受害更加方便利用的制度。例如新增的禁止加害人接近未成年子女的保護命令，減少了受害人因擔心孩童的安全而無法下定決心從加害者身邊逃離的顧慮，使受害人更快進入下一個得到救濟與自立階段。同時受害者的生活再建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修改后的《DV防止法》更傾向提供一種“女性獨立支援系統”。

日本家暴受害者支援體系。圖片來源：陳霖《論日本家事法中的保護命令制度》

經歷修訂的《DV防止法》不僅明確了法律方面的支援方式（申請保護命令），還涵蓋了由行政部門負責的配偶者暴力商談支援中心、婦女支援中心、婦女庇護所，來為受害者提供后期的心理咨詢和就業指導，幫助其建立新的生活。不同的機構在體系內部處于不同的位置，同時相互銜接。例如在人身保護令的申請流程中，警方、家暴咨詢支援中心和福利事務所各有分工，可以為受害者提供不同的幫助：警方有義務在接到報警后第一時間出警并及時提供保護；家暴咨詢支援中心負有提供臨時保護、婦女庇護所以及聯絡其他相關機關的義務；福利事務所則應支援受害者自立生活，提供親自的生活指導。同時受害者的生活再建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修訂后的《DV防止法》更傾向提供一種“女性獨立支援系統”。這種獨立指的不是離開家庭、離開婚姻，而是重建掌握生活的心理信心。

四、“馴化”公權救濟者而非受害者

和中國的情況類似，日本在反家暴法律的執行層面也面臨困難重重。防治家庭暴力與《刑法》對“故意傷害”進行救濟的不同之處在于，家暴防治涉及到公權力在家庭中應該以何種角色進入介入的問題，以及如果面臨“妻子受到家暴但不愿丈夫被逮捕”的情形時是否應放棄介入的兩難。而且地方警察對家庭暴力的本質缺乏認知，也使他們在應對家暴案件時往往態度消極，使《DV防止法》常常成為“難以產生實效的家暴法”。因此，警方的介入權限成為反家暴法研究中較為重要的課題。

2001年出臺的《DV防止法》實施3年后，為了明確執行者的責任，日本又出臺了針對執行者的規范準則。在規范準則中，警方、反家庭暴力咨詢中心、婦女庇護所都負有執行以及監督的義務。同時警方還負有對配偶暴力實施者實行改造措施的責任。例如警方收到人身保護令執行的通知，需要迅速與受害者取得聯系，在確認受害者的意圖后，前往受害者的地址或住所，向受害者提供如何制止暴力的信息以及在如何能迅速獲得救濟的渠道。 此外，應讓加害人了解保護令的目的，違反保護令的行為構成犯罪，并給予指導和警告，確保保護令得到遵守。除了違反保護令外，當行為人對被害人實施毆打、傷害、威脅、入室搶劫、破壞財物、跟蹤等違反刑法法規的行為時，要根據實際情況，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采取相應的措施。相關在職人員如果違反《DV防止法》的執行規范就會被處以10萬日元以下罰款。另外，日本各級政府還會定期通過基層調查問卷的形式，對各地方在訪談、支援期間的執行情況并予以評估，希望藉此促使執行人員從“消極介入”轉變為“積極介入”。

日本反家暴宣傳冊封面。作者攝。

日本反家暴宣傳冊內頁。作者攝。

除此之外，為了讓受害者更方便快捷地了解救濟渠道和方式，在日本警局以及都道府縣設置的婦女庇護所、反家庭暴力咨詢中心內都有提供救濟流程可視化的宣傳冊，從被害者的視角給予最簡單易懂的提示：如果受害者遭遇配偶或者交往對象的暴力，希望得到咨詢服務，或有希望暫時離開家庭、不想讓配偶者靠近的需求，受害者可以分別求助圖示中的警方、婦女商談中心或是支援中心。宣傳冊會提供這些機構相應的電話號碼，并對保護令申請流程進行簡單的說明。另外，如果受害人需要專業律師幫助，可參考這些冊子列出的訴訟成本。而應接電話的工作人員會耐心地確認并評估受害情況，例如判斷是否遭受暴力，是否需要外界的幫助，是否有取證并進入司法程序的必要，并提供相應的方案和相關機構的聯系電話供受害人參考。這樣一來，即便受害者無法自己判定是否受到了暴力，也不了解任何法律知識，仍能在這套系統中得到相對及時專業的救濟，進入正式的法律救濟程序。

小結

《DV防止法》在2001年立法通過，迄今已經施行近二十年。經歷三度修法，日本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反家暴救助系統。即便如此，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我們仍可看到不少問題。比如存在著人身保護令申請難、核發條件嚴格的情況；反家庭暴力支援中心在各縣市町村之間分配不夠均衡；而且即便出臺了監督管理制度，地方上仍然存在執行人員缺乏專業素養和基本性別意識，因而難盡職責的狀況。

訂立反家暴法律的目的其實也并非單純地防止家庭中的暴力。無論是幫助受害者順利離開不良環境，還是為她們提供支援系統，最終都是為了助其重新建立自立的生活秩序——受害者往往并不缺乏自立的能力，我們應該詢問的是，是否是隱匿在個體家庭中的暴力與宏觀的性別不平等結構共同阻礙了她們取得自立的過程？從女性經驗出發進行立法實踐的目標也不在于制定一個完美的規則，而是要在具體的問題上有針對性地“馴化”公權救濟的規范，不斷反思救濟系統的設計是否真的能夠及時引導受害者進行有效維權，使受害者真正進入一種新的生活。

參考文獻：

[1]中村敏秀「神奈川県におけるＤＶ被害者支援システムの一考察」田園調布學園大學紀要第5號（2010年）22-50 頁。

[2]金城清子「ジェンダーと法——DV防止法をめぐって」ジェンダー論特集 130頁。

[3]張琪.涉家暴離婚案件司法裁判中的女性經驗書寫[J],中國法律評論,2020(4),102

[4]陳霖.論日本家事法中的保護命令制度[J],私法研究，2016(2),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