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引爆原子彈的人，過后還要去洗手間

2020-10-14 17:5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斯科特·塞繆爾森是一位在監獄里授課的哲學家。對于生活中痛苦的理解，他總結為七堂哲學課，引導大眾思考痛苦、直面苦難。哲學家們對本質問題的艱深思考，在書中變為一個個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例子，使痛苦這樣沉痛的話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展開。

本文節選的內容聚焦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科技對人類的“異化”已經被諸多學者討論，但是阿倫特的批判更為徹底——“我們正在剝奪自己的人性”。可是人終究是人，即便在逐漸“非人化”，哲學家無法給出阻止變化的終極方案，但相信你我都能得到啟發。

科學在我們尚未配得上被稱作人類前，讓我們成了神。

——讓·羅斯丹

根據最古老的神話，我們離行使上帝的權力，只有一顆石榴種子的距離。而其中最家喻戶曉的故事，講的是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因為吃了一口讓他們"像上帝一樣知善惡"的果子而被懲罰。不過，還有其他許多古老的神話，比如潘多拉（Pandora）或吉爾伽美什（Gilgamesh）的故事，將我們天生的好奇心與苦難和死亡的必要性聯系起來。

人類最巨大的創傷，似乎是人類的覺醒。一個微不足道的動物，突然能夠思考世界及其自身，認識到自己必將死亡，渴望超越自己命運的東西。人類誕生的痛苦造就了我們存在的全部語法：語言、藝術、技術、宗教、哲學--在我們的愿景中，所有試圖想象或重塑世界的方式，都超越了自然賦予我們的。

美籍德裔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在她大部分作品的開頭都指出，人類剛剛經歷了一場與我們蛻變成理性動物類似的創傷。對于這種新創傷，阿倫特所舉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有大屠殺、原子彈、極權主義和太空旅行。不過，阿倫特認為，這場危機甚至比這些劃時代的事件還要嚴重。這種新經歷的創傷是對我們最古老的創傷的一種實現。

尤利烏斯·羅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彈首次引爆成功時，找到的唯一能表達自己的一句話，是印度古代史詩中描述混沌時代開端的"我正變成死亡，世界的毀滅者。"就像是我們又想方設法回到了伊甸園，又偷偷咬了一口禁果，只不過這次，是從生命之樹上摘下的果子。

我們并不是只在這些極端情況下，才對自己的物種釋放巨大的力量。我們有能力延長生命、操縱出生、改變地球的大氣層。我們將自己當作小白鼠來研究，不斷地希望重新設計我們的行為。我們站在地球的衛星上，拍攝我們的星球。我們研發"智能"技術，代替我們自己的工作，或者讓我們成為其仆人。

所有這些激進的變化，即便讓我們中有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容易，也會讓我們充斥著阿倫特所說的"獨特的孤獨"（peculiar kind of loneliness）--流水線工人的孤獨、宇航員的孤獨、囚犯的孤獨、小白鼠的孤獨，以及許許多多雖過著舒適的生活，卻要終日穿梭于官僚化的工作、高度協調的社會生活、安逸的娛樂之間的孤獨--年輕的功利主義者約翰·穆勒的孤獨，尼采最后的人的孤獨，以及他的超人的孤獨。這是一種特殊的痛苦，感覺就像是被我們的人性拋棄；這是一種普遍的孤獨，很多人都曾經歷。

我們的慣常思維方式將我們分成了兩類人，一類是神，另一類是神施展魔法的原始生物：醫生和病人、銷售者和消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科學家和他們的數據、炸彈的滴管和屏幕上的光點。阿倫特的首部重要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寫成，她在其中指出："仿佛人類已經在將自己分成相信人類無所不能的人……和認為無能為力是其生活常態的人。"當我們在科技之神和生物之獸間如此分裂時，我們就失去了作為人的獨特空間，這個我們通過言行發掘和揭露我們到底是誰的共有空間。

然而，我們既不是神，也并非獸，我們既不是講求實用的超級計算機，也不是尼采所謂的超人。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始終是人。那些引爆原子彈的人，過后還要去洗手間。雖然阿倫特沒有為我們的問題提供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但她提醒了我們，作為人，意義何在。這是我們當前經受的創傷導致我們不愿去想的問題。

大屠殺與“平庸之惡”

1943年，漢娜·阿倫特開始閱讀有關奧斯維辛的報道。她不相信這些報道，因為報道的內容不合人性。雖然她和研究軍事歷史學的丈夫都知道納粹是最下作的人類，他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但是在打仗時，建造一座座工廠，消滅一個民族，這在軍事或政治上，能有什么意義呢？隨著時間的流逝，面對不可否認的證據，她意識到，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確實發生了。"意識到這點，真的像天崩地裂。因為我們原以為，所有事情都能夠彌補，就好像某種程度上，政治里的一切都是可以彌補的。但這件事不能。這件事不該發生。"

我們有時用"去人性化"（dehumanizing）一詞，描述將人性推向極限的苦難，比如奴隸制、強奸、戰爭。這些事情雖然邪惡，但其中仍然包含我們扭曲的人性。奴隸的人性遭到否定，但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接受。強奸受害者既是客體，也是主體。敵人既是惡魔，也是士兵。對于這些惡的典型形式，我們還能做出某種彌補--雖然無法扯平（不可能辦到），但能用一些表層的正義彌補。

而對于阿倫特來說，大屠殺受害者受到了完全去人性化的對待。他們的死亡不僅僅是憤怒、欲望或權力模式扭曲而成的結果。他們的死是流水線的結果--無法做出任何彌補。大屠殺并不僅僅是不公的痛苦，它是無意義的痛苦。正如1946年，阿倫特在她針對"死亡工廠"的反思中所說：

他們全都一起死了，不論年老還是年少、強壯還是虛弱、身體健康還是患有疾病，他們不是作為男人和女人、小孩和大人、男孩和女孩死去，也不是作為好人和壞人、美麗的人和丑陋的人死去，而是全被降格為最基本的有機生命體，跌入原始平等至深至暗的無底之洞，就像一頭頭牛，像是物質，像是沒有生命和靈魂的物件，甚至連死亡可以蓋上印記的面容都沒有。

顯而易見，受納粹迫害的人，是被去人性化、當作物來看待的。但納粹自身亦如此。盡管奴隸制和強奸--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如此--不僅改變了受害者的品性，還改變了加害者的品性，但這些是能夠從加害者的人性角度做出解釋的。例如，奴隸制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其官方目的是為了讓一部分人能夠過上流的生活。

然而，納粹主義以及極權主義，卻試圖徹底消除人性的概念--無人例外。這不僅僅是一群暴徒掌握了權力，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一種新的空間被打開了，動員著人們朝著非人性和去人性的目標努力。就如同尼采不會在驚恐中卑躬屈膝，納粹從來不是超人。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不僅是為什么上帝會創造一個某些事情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世界，現在我們還必須要問，為什么我們會創造一個某些事情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世界。罪惡問題又重生了。

在她"二戰"后的第一本書《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沒有再犯她初次閱讀關于大屠殺報道時所犯的錯誤。要理解納粹主義，恰恰不能對毒氣室感到震驚。消除人類、控制人這一動物，是納粹主義思想的核心和靈魂。恐怖就是極權主義的內核。正如我們歷來生活在上帝隨時隨地都會懲罰我們的神圣恐懼之中，極權主義政權下的人們，也生活在類似的神圣恐懼之中。

起初，阿倫特將這種制度化的恐怖主義稱為"根本之惡"（radical evil）："一種所有人都同樣變得多余的制度"。她對詞語的使用一貫十分謹慎，最終，她拋棄了"根本之惡"的說法。盡管這一問題確實極端，但她后來認為，惡沒有真正的深度，因此永遠不可能是"根本的"，只有善才可能是根本的。不過，她堅持認為，一種使人性變得多余的邪惡秩序已經出現了。她將這種新秩序重新命名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將“工作”降格為“勞動”的驚人力量

人類生活的平庸化并沒有停留在政治領域。這種平庸化潛入工作場所，我們身份形成的另一個領域。正如我們的創傷有時會讓我們忽略行動和行為之間的差異一樣，它也會讓我們模糊"勞動"和"工作"之間的差別。

"勞動"實際上指的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不需要技能的重復性任務。"勞動"的主要以及幾乎是唯一的動機是必然性。勞動的最基本形式是分娩。女性必須"勞動"，方可生出孩子。沒有女性（更不用提男性）會說："我真的只是對分娩感興趣，我只是不想要孩子。"古往今來，數萬億的女人無論是否愿意，其分娩的原因都很簡單：為了孩子。

勞動具有重復性，因為勞動的結果會立即歸入生命本身的歷程之中。勞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耗勞動。你為什么洗碗？這樣你就能再把它們用臟了。你為什么種莊稼？這樣你就能將食物端上餐桌，餐桌上有食物你才能吃飽肚子，吃飽肚子你才能種更多莊稼。你為什么生孩子？這樣他們就能長大生自己的孩子。

為勞動本身感到驕傲，很困難，甚至有點傻。在很大程度上，勞動本身毫無意義。不要誤解我：完成勞動還是很重要的，養家糊口很自然，也很好，更不用說為生孩子而忍受分娩之痛了。但是，在你洗好碗后，叫來家人和朋友，對他們說："讓我們來好好欣賞我的勞動吧。"這會有點過分。

盡管我們為提供必需品感到驕傲，但我們從勞動之中找不到我們獨特的自我（事實上，僧侶們之所以從事勞動，正是為了將自己從自我中解脫出來）。因為我們從勞動本身中幾乎找不到個人意義，所以我們一般都試圖擺脫勞動。上層階級讓奴隸勞動。男人讓女人勞動。有錢人讓用人勞動。父母強迫孩子勞動。技術先進的社會發明機器來勞動。勞動沒有展示出我們的誕生性。

相比之下，"工作"是有意義的，"工作"展現出了我們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性。"工作"實際上指的是需要技能、為世界做出持久貢獻的活動。匠人和藝術家工作，他們建造和制作東西，那些東西不同于勞動的產品，不會立即被歸入系統之中，而是會被留下來，讓我們覺得這個星球就像家一樣--房子、帽子、鞋子、外套、繪畫、歌曲、溝渠和寺廟等，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工作"的第二種意思是指手藝人所做的事情，那些修理被制造出來的東西，延長其使用壽命的人。你在建好一棟房子、織好一頂帽子或修好內燃機后，叫來自己的家和人朋友，說："欣賞我的工作吧。"這并不為過。像行動一樣，工作展示出了你作為個體的特點，只不過這種方式更加具體。想一想所有那些制作愛好者和修理愛好者，他們心甘情愿舍棄自己的周末，搗鼓完全不必要的項目。

我們的工作不僅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特點，還讓我們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阿倫特稱之為"世界"（the world）。如果你想了解另一種文化，比如古埃及文化，你可以通過查看陶罐、莎草紙和陵墓得知許多關于古埃及文化的信息。事實上，工作對個人來說之所以如此有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我們為世界貢獻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正如行動被降低為行為，工作也被降低成勞動。從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到弗雷德里克·泰勒和亨利·福特，人類發現了勞動本身具有的驚人力量。通過將工作分解成一項項需要勞動的小任務，即"勞動分工"，和泰勒所謂的"科學管理"進行安排和監督，我們能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我們創造出數不清的工作崗位（不過，已經有越來越多由機器人完成），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創造出迄今無法想象的財富。但我們為這些收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勞動的批評非常出名：資本家沒有給勞動者為他們的產品創造的基本價值支付報酬，他們延長勞動的時間，將工作轉移到勞動力最廉價的地方，并隨后對社區進行破壞與根除。阿倫特的觀點影響非常深遠：勞動力量的釋放嚴重減少了我們在工作中找到意義的機會。將工作變成勞動，消除了自我發現和意義創造的關鍵空間。

這種退化最明顯的例子是生產流水線。當福特最初建成工廠，開始生產時，他很難找到愿意在那里工作的人。從零開始造一輛車，甚至僅僅是修一輛車，曾經是一項了不起的工作。誰會愿意將這種真正的工作，換成單調乏味的流水線體力勞動呢？誰會愿意像《摩登時代》（ModernTimes）開頭的卓別林那樣，一遍遍地擰螺帽呢？（電影中他的工廠到底在生產什么，一直不清楚，因為對身陷無聊生產過程的勞動者來說，能有什么不同呢？）這個小流浪漢被自己機器般地動作吞沒了，他整個身體被吸入了流水線的內部運作之中，仿佛是一個機器和人的贖罪時刻。《摩登時代》一針見血地揭示出了潛伏的新罪惡問題：我們以進步的名義將自己變成了機器。

這種情況不僅局限于流水線。商業模式的流行語，"目標"、"基于研究的"、"考核"、"可量化的"、"效率"等詞，現在已經逐漸進入"白領階層"的工作，就像原來它們進入"藍領階層"的工作時那樣，而且，令人遺憾的是，甚至進入了教育領域。馬修·克勞福德在《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一書中的一個核心觀點是：

辦公室白領的工作遭到了同樣的"科學管理"，而這個"科學管理"，曾經將手藝人的工作降格為工廠勞動。克勞福德描述了他在資訊檢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做的是仔細閱讀、認真概括學術文章的嚴肅腦力工作。可他很快發現，他要做的并不是閱讀文章，而是運用一種略讀方法。剛開始時，他每天要處理15篇文章，很快，他必須每天處理28篇學術文章！

克勞福德使用了阿倫特充滿價值觀的語言，描述將腦力工作轉化成勞動的效果："那份工作需要少動些腦子，還需要一些道德再教育。"他必須學會如何不那么負責任，如何少花些心思。

如何做回人？

我們為什么會甘于這種勞動呢？到底是什么讓我們愿意為了實現糟糕的目標，放棄為我們的社會貢獻有意義的東西，而選擇那些可以替代的勞動呢？要記住勞動的目的：我們勞動，這樣我們就能消費勞動的產品。換言之，我們做我們的工作，這樣我們就能掙錢買東西。

世界上的許多勞動者（比如，在血汗工廠中生產你我現在穿著的衣服的孟加拉國兒童）做他們的工作，僅僅是為了養活自己。"白領階層"勞動者掙的錢足以照顧自己和家人，他們用自己的薪水，從事所謂消費主義的活動，這通常相當于試圖買回被從我們這里偷走的身份。

我們總是創造出令我們承受痛苦的社會和政治條件，比如奴隸制和農奴制、金權政治和暴政。阿倫特認為，我們現在施加在我們自己身上的，是通常使我們向上帝哭訴"為什么偏偏是我"的那種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