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人物》雜志的長篇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激發了人們對這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群體的強烈共情。人們聲討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平臺的算法系統所設置的時間限制，導致騎手屢屢逆行，車禍事件不斷。然而，限制接單量保證騎手安全的做法，卻引發了騎手的不滿，對于騎手而言，不斷被壓低的單價才是首當其沖的惡劣勞動處境。騎手視角的缺席下，這場討論中公眾輿論與騎手的訴求不斷發生錯位。而消費者與騎手之間被平臺所轉嫁的矛盾，以去年武漢某騎手揮刀砍向因前者遲到而不依不饒的消費者為注腳，也無法用消費者的“我愿意多等五分鐘”的同情心來解決。外賣騎手不停歇運轉的硬幣另一面，是寫字樓中不斷被壓縮午休和下班時間的外賣消費者，隨著各類平臺垂直和水平兼并加速，點外賣的人的真實老板和外賣員背后的雇傭者慢慢變成同一群人……

此前這一場圍繞外賣騎手展開的討論中，外賣騎手這個群體自己的聲音幾乎是缺席的，消費者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似乎也未被深入檢視，資本流動的破壞性也隱身在了對算法和技術的撻伐之下……為了解答這些易被忽視卻十分關鍵的問題，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邀請四位研究平臺經濟、零工經濟、不穩定勞動者等問題的青年學者開展了一場圓桌討論，因篇幅較長且仍在繼續，將分成多篇文章陸續刊發，希望在持續關注外賣騎手處境和平臺經濟動態的同時，探索具有可行性的可能出路。第三篇討論圍繞資本流動的時間與空間展開。在神秘的算法背后，零工經濟平臺會雇傭大量往往是外包的客服和審核員從事機械化的投訴處理和審核工作，他們是比騎手異化更深也更隱蔽的“幽靈勞工”；外賣騎手適應白領的工作時間進行送餐，白領的休息時間也因為外賣的便利縮短，可以在空間上被打散的外賣零工支撐了在需要實體空間集中工作的白領的再生產，一切都是在為了適應資本的加速生產；從休息到居住，城市空間對外賣騎手也并不友善。

一、幽靈勞工、神秘化的平臺與機器人未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澎湃新聞》：跟快遞/物流平臺比，我有一個觀察，就是送快遞/物流的送貨員，基本上就那么幾個人負責這一個社區，很快跟這個社區的鄰里就熟悉起來了，會彼此加微信，商量上門時間，搬運大件東西上樓也會商量個價錢，甚至還會有一些人情往來。而外賣就完全不一樣，這些平臺制造的都是陌生人的關系，甚至電話也只有通過平臺打才能打通（會顯示一個假的號碼），訂單結束后，這個號碼就廢了，而且也很少會重復見到同一個外賣小哥。再加上算法對消費者的偏袒，所以消費者對待外賣騎手也就更機械化而缺乏這種人情關系。

夕岸：是的，平臺就是靠這種機制來制造隔離，短期交易下勞工消費者也沒有社會信任。目前有個應用叫Dumpling（https://drive.dumpling.us/）就想用這種方式侵蝕Uber和Lyft的市場。按照外賣的邏輯，就是勞工自己設定運費價格，直接和顧客形成長期的關系。但一來這個平臺不提供算法匹配，勞工自己一個個找顧客很難，所以最好是先用美團這種平臺，送餐時候推銷其他平臺；二來這是一種基于純個人創業敘事的零工邏輯，離合作社的思路相去甚遠。

前面王靖提到，平臺將消費者的評價引入勞動控制過程，使得勞動控制過程不需要管理者了，以節省成本。但其實平臺也不是完全沒有管理者，只是零工經濟平臺還會雇傭大量往往是外包的客服和審核員，處理人工投訴、惡意訂單和勞工的資料審核。這些人力是比在路上跑的勞工更隱蔽的邊緣群體，也是共同壓低了平臺成本。換言之，平臺除了核心匹配算法其他方面都可以用零工，甚至以后算法撰寫也可以外包或用AI。

隨著各類平臺垂直和水平兼并加速，點外賣的人的真實老板和外賣員背后的雇傭者慢慢變成同一群人。

澎湃新聞：這其實雙向促進了資本流動的加速。剝削送外賣的騎手和剝削點外賣的寫字樓白領的用餐時間在這里也是同構的關系。

黃可：很久以前卡斯特就提出，信息技術的發展，會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種“網絡化”的資本主義，得益于實時網絡的實現，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全面控制勞動過程。大資本家進入不同的行業的同時，又隱去了自己，在不同行業里工作的相互關聯、也產生矛盾的群體，背后的老板是同一群人。

夕岸：MIT的Nathan Wilmers對美國過去幾十年的產業結構做過一個定量分析，就發現亞馬遜這種大的零售商和科技企業的崛起、兼并都大大降低了普通勞動者工資，相比之下公司內部工資的分化反而沒那么重要。

黃可：我覺得夕老師提到的這些更加隱形的邊緣勞動群體，是在進行機器人目前還仍然無法完成的“最后一里路”，我前段時間也在思考這個問題，這種機械重復的工作，幾乎讓人變成了機器人……這些勞工在和機器人“搶工作”的過程中，異化是最深的，這些點擊工作讓機器越來越像人，而點擊的人卻越來越像機器人。

夕岸：是的，就是所謂的幽靈勞工。之前美國加州有個聲稱用自動駕駛的機器人送外賣的公司kiwi robot，結果后來媒體曝光出來它們算法根本不過關，是創始人雇傭了一堆遠在拉美的低薪勞工手動在網上看著鏡頭指導機器人送餐.........

澎湃新聞：這其實也是因為全球南方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可以轉移，資本也就喪失了改進自動化的動力………

夕岸：甚至不一定是其他國家，比如關于美國審核員的研究就發現，不少美國國內的審查員是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畢業生。

王靖：一群憋屈的（沒有勞動關系的）騎手去找一群外包、沒有權限的客服（可能也是派遣工）吵架，然后大家都把對方罵的狗血淋頭，問題卻沒有解決，平臺是什么，平臺在哪里誰也不知道。真是現代不穩定勞動用工的一個絕佳展現，一層一層的外包和零工的結果。

澎湃新聞：作為中介的平臺和算法就越發神秘化。

黃可：這一點其實回到了雇傭者的問題上，它們的去人格化、神秘化、平臺化，或者無論什么化也好，其實變成了未來勞動體制的一個趨勢：雇傭者的消失。它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逃避責任的方法，然后這個“中介”在最近的法律判決案例里，和騎手的關系就變成“居間關系”了。

魏勞泉：我想到現在勞動法體系里有一個規定，就是如果是建筑行業的層層分包，到最后分包單位出現欠薪，農民工可以直接跨級找最上游把任務分包出去的總公司要求支付工資。還有一個規定就是最底層的分包單位或包工頭如果是非法沒有注冊資質的，那么任何勞動糾紛的責任都可以由上一級的分包單位承擔，勞動者可以與上一級單位確定勞動關系，其實就是要找到一個負責的主體。這些規定都是在層出不窮的農民工討薪的浪潮里誕生的。所以法律關系仍然是現實政治經濟關系的一個反映，也是可以通過勞動者的努力改變的。所以我在想即便是所謂的“居間關系”，也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去兜底的，主要還是看有沒有這個決心。

王靖：工傷保險也類似，因為建筑工工傷問題太嚴重、太難搞，現在國家的政策是，單獨幫建筑工搞了一個工傷保險制度，以工程項目為單位交工傷保險，一個工地要開工必須先把工傷保險交了，然后才準開工，“先參保，再開工”。那建筑工不管在什么勞動關系和分包體制下，工傷了都有解決方案。

黃可：現在在建筑工地里施工過程中都是安裝全方位的攝像頭，大家就在攝像頭下工作，無論是有沒有來上工（涉及發工資），還是工傷（究竟算不算工傷）這類的問題，攝像頭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這個應該也是一種政府的介入，因為建筑行業的勞動糾紛實在太過于復雜，而且發生率很高。

夕岸：勞工太弱勢了，弱勢到希望自己被上級更多監控才可以獲得安全感，為什么沒有反向監控的平臺?

魏勞泉：太有道理了，我們為什么沒有監控機構和老板的平臺。

夕岸： 我之前讀到過一篇巴爾的摩反向監控警察的論文，但不知道有沒有別的語境的案例。記得黃可提過騎手和司機等在群里互相通報警察位置，其實已經是雛形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升級？

黃可：好像還有點不太一樣，騎手進行的是日常抗爭，而且大多數都是隱性抗爭，騎手會通風報信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大部分情況下確實是違反了交通規則，當然交警在執行過程中的隨意性也是他們需要反抗的原因。進群通報的這個形式目前來看是有效的，但是它沒有一個升級的動力……

王靖：很多騎手都加入了一些本地騎手群，群功能主要就是相互通報哪里在抓電動車，讓其他人避開。我感覺現在他們的實踐更像是“弱者的武器”（weapon of the weak）。

廣州、深圳這邊不允許某一類電動車在街上行駛，延續禁摩、抓五類車這種運動。騎手的電動車為了續航等實用功能，常常在被禁的范圍內。不同城市可能有一些具體政策的不一樣。

澎湃新聞：騎手群里除了互相通報交警的位置外，還有什么日常的“弱者武器”式的行為嗎？

黃可：我覺得很難區分弱者的反抗和孫萍所說的“逆算法”，其實在田野里可以發現，騎手之間為了更快送單，彼此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套默契，互相換單、等電梯時陌生騎手重新分配單子等等。

二、時間套利與空間套利

澎湃新聞：陳玉萍、孫萍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提出了“時間套利”的概念（相對于跨國公司利用地區間勞動力成本差異重組生產結構的“勞動套利”行為），探討了隨選服務（on-demand service）平臺在迎合了城市中產對高效、可控服務的需求的同時，剝奪了來自底層的、農村的外賣員組織和控制自己勞動時間的權利，使得他們的勞動時間碎片化，而在微觀上外賣員也可以通過相互幫助、跑“副業”等方式進行有限的反抗。這是不是理解零工工人困境的一種新的思路？

黃可：時間在外賣行業確實是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詞，在高峰時間，騎手們逆行、闖紅燈、把電動車騎上機動車道，就是為了節約每一秒鐘，超時即意味著可能出現的差評、罰款。但是我們也觀察到，在非忙時段，騎手們在一些他們約定俗成的休息地點聚集“等單”，經常半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才等來一個訂單……根據我們和老騎手（在外賣行業已經工作了兩三年及以上的騎手）的訪談，他們對時間的感知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就是要達到一個期待的收入水平，花費的時間越來越長了，但是在工作過程中，每一單的配送時間卻是越來越短的。這一方面是因為騎手群體的壯大，平臺的運力充足（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過剩），單價也就隨之下跌，要到達期待的收入，就要跑更多的單；另一方面是因為，午晚高峰時間基本是不變的，一個騎手在高峰時間能送的單子在“熟練”之后很快達到上限，而非高峰時段，由于騎手變多了，單位時間內人均可送的單子就少了，騎手只能通過延長自己的在線時間，才能等待足夠多的單子。那這樣延長上線時間的后果，就是個人/閑暇時間幾乎完全消失……不是模糊了個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的界限，而是幾乎沒有了自己的時間。

魏勞泉：但是如果是眾包騎手，騎手在外賣之外還可以選擇別的職業，會不會反而產生一種可以更自由的組織勞動時間的主觀感受？

黃可：是這樣的沒錯。選擇眾包的騎手在自我時間的掌握上要比全職或者專送騎手自由得多，他們一般在完成既定的目標（達到多少配送費）之后，就會下線。而經驗豐富的眾包騎手，可能只在某些時段送某種類型的單，我采訪的騎手中，這樣的騎手他們幾乎都從下午開始送單，上午的時間一般是自由的（但不見得會去兼職其他工作），如果某天有其他的安排，也可以自己決定什么時候上班。但是年輕的眾包騎手有時候就容易走向我們前面提到的“三和大神”的模式，上一天班吃三天，有需要錢的時候再跑單。

王靖：我覺得從時間這個角度思考是很有啟發的，也需要更多討論。我并沒有想得很清楚，只是對于里面的勞動者和（中產）消費者之間的對比有一點小疑問，時間套利的受益者是誰？消費者，或者說中產消費者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嗎？誰是時間套利的主要推動者？

魏勞泉：時間套利現象也不是平臺資本主義帶來的新問題，好像零工都符合這個理論，比如白領家庭雇主雇傭臨時的家政工，中介就在時間套利？只是平臺把這個問題加劇了？

夕岸：同意，平臺只是可以有效讓顧客和勞工的時間錯開，讓后者的時間去適應前者的。但后者也不一定都只有破碎的時間，也許每天工作的時間還是很穩定的，但一定不是傳統的作息，比如我遇到不少穩定通宵直播陪練的游戲勞工……

澎湃新聞：其實又回到了前面的，是外賣騎手適應消費者，還是二者都在更好地適應資本的加速生產？畢竟寫字樓白領的傳統節奏，也被外賣平臺的出現所改變了。

黃可：我覺得不是誰適應誰的問題，因為在現在的工作環境下，好像是平臺騎手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時間，而白領也有一套自己的時間表？白領中午休息多長時間、晚上幾點下班，不是外賣平臺的出現改變了它的節奏，這里面沒有因果關系的。更像是各行各業的工作表錯開之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時間表的感覺。但是這里可能有互相推動，因為外賣的興起，白領午休時間可能變得更短了……就像每個時間空格都需要有人填充進去，但是對于騎手來說，他們的工作時間其實很固定，吃飯休息時間也固定，只是和我們理解的“正常的時間作息”不一樣。

夕岸：同意。我隱約覺得，其實還是有一個空間套利的問題，就是時間套利能夠完成，本質上是因為科技金融這種工作看似可以遠程進行，其實是需要大量人口在實體辦公室完成才是效率最高的，因為基本都是大項目需要團隊合作。但是零工就不是，零工在時間空間上可以被徹底打散，不需要大群體的合作，這就導致資本希望把白領勞工圈養在同時同地的辦公樓一起剝削，讓剩下零散的人為這個集中剝削體系服務？

關于白領工作需要實體空間也已經很多研究了。我自己訪談的科技勞工就有很多人希望疫情后趕緊回到辦公室，還有像wework這種共享工作空間其實也是適應了白領對線下實體辦公場所的需求。

魏勞泉：感覺“時間套利”這個概念根本的核心就是說與其讓白領出去吃飯，不如讓外賣員來送餐，這樣相比白領出去吃飯浪費兩個小時的工資，支付給外賣員送餐的半個小時的工資要低得多，而資本就是賺這個差價。從資本的角度來講好像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是新的現象，而且像夕岸說的背后是空間套利，其實沒有區域發展差異，城鄉差異，也沒法做這種時間套利。

澎湃新聞：的確，“空間套利”這個概念很重要，它帶出外賣行業與城市空間的密切關系。很多關于外賣員的新聞都圍繞著交通事故、等電梯和小區保安的矛盾等等，這說明現有的城市空間對外賣騎手并不友好。另一方面，外賣需求的旺盛也和菜市場、便宜實惠的小餐館等地段經濟帶的減少相關聯，進一步加快土地的開發與升值，也讓小生意從業者不得不加入到零工經濟大軍之中。

王靖：如果換另一個角度看，不是零工為白領服務，而是大家都為資本服務？在任何領域里，資本都想最大限度地靈活化、零散化，只是主客觀條件允不允許的問題。如果允許，白領行業也都在逐漸零散化。

夕岸：這個目前學界也有一些爭議，像Alex J Wood年初出版的Despotism on Demand里就認為，資本還是面臨控制、靈活的兩難，雖然可以間接控制，但零工比正式工還是更難管控，所以更好的模式是對正式工加強柔性控制而不是全部外包推卸責任，但這點也有爭議。

王靖：我看過一篇文章，說企業在勞動力上總是面臨make or buy的抉擇，是自己雇了自己培養，還是在外面買，外包這樣。那flexibility 要分兩個層次，一層是functional flexibility, 企業要掌握比較核心的競爭力，所以在一些核心的功能上，要著重功能的實現，比如核心算法還是自己的程序員搞出來好，而另一個層次是numeric flexibility，這里就是那些非核心的勞動力，最好是容易得到、容易裁掉、成本越低越好，外包各種方法都用上。

黃可：我更認同大家都是為資本服務的觀點。白領群體團隊合作，需要完整的時間和固定的空間可能沒錯，但是零工保證了白領這種工作（目前資本還沒有想到實現零工化的方案）實現的可能性，到底還是共同為資本創造利潤……所以說到底，還是一種宏觀上的勞動分工，需要白領工作，就需要有人（零工）來幫助實現白領的再生產。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什么外賣平臺這種工作需要各種融資，但是仍然在做大做強，因為資本需要這個環節的運行。

王靖：我想可以這樣理解“時間套利”，從整體看，整個資本主義勞動分工下，不同勞動被賦予了不同的市場價值，然后讓那些高收入的勞動者購買更廉價的服務，這樣勞動者成了消費者（高收入者是更有價值的消費者），這樣整個市場才能運轉起來。時間、空間都成了可以套利的點。我感覺這個視角于宏觀上理解很有益處，只是放到具體的行業里，還有有點怪，像是凸顯了大家的差異。但即使假設勞動者之間只有分工、沒有收入高低，消費市場依舊是存在的，只是消費市場大小及新的服務類別多少的問題。

魏勞泉：我覺得用這個概念的話就應該著重突出這也是資本帶給勞動者內部分化的又一個手段。

夕岸：嗯嗯，我個人覺得白領對低端服務業和零工的排斥確實也是重要一環，996一方面反剝削，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自己和更底層的顯得不一樣，男程序員就是覺得自己理應賺得更多，哪怕歷史上女性占主導的時候明明程序員算中下層……

魏勞泉：而且平臺經濟變成了所謂的“蓄水池”，就是被淘汰的失業者也可以有工作了，資本多好呀，意識形態上也有作用。

黃可：魏勞泉提到意識形態挺有意思的。整個市場這樣運轉起來之后，一種對“勞動”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勞工內部的分化其實也通過勞動意識形態達到了，人人都有工作，但是又高低貴賤被飛得特別清楚，剝削在勞工內部自己就精細地運轉起來了……

魏勞泉：關于996我覺得程序員內部也還是存在分歧的，發起的是很小一部分的已經有勞工意識的程序員，對很多程序員也還只是一個啟蒙作用，運動中間還有一些反對的聲音。現在996推進不下去，一個原因是實際參與做事情的程序員太少了。

王靖：我很好奇，發起和實際參與反996的這群程序員相互認識嗎？有社交網絡的重合嗎？他們是怎樣完成啟蒙的？

夕岸：不知道勞工意識和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有關系，比如更底層，小廠的程序員行動力更強？

魏勞泉：出身我不知道。我的觀察很有限，最積極的參與者是自身深受企業侵犯勞動權益進行長期維權的勞動者，還有個別是在國外留學受到過左傾的互聯網運動影響想要捍衛最初的互聯網精神的勞動者。

澎湃新聞：也許我們可以再談談其他跟空間相關的問題。

夕岸：前面黃可說到騎手的休息地點，這兩年城市化布局是不是讓可用的公共休息區變得更少了呢？單量多的金融科技區域這個問題是不是很大？

黃可：是的，我所采訪的騎手，他們休息的地點主要都集中在商場（但是聯想到前一陣子SKP商場事件，在廈門和廣州田野過程中，商場都是允許騎手進入的，夏季的時候尤其多的騎手需要涼快的地方；而且還有很多餐廳商家會讓騎手在自己的等位區休息，廈門的騎手和商家表現出一種很難得的融洽……），但是金融科技區域的騎手，他們幾乎都是在露天等單、休息，可能就是就近找個沒有太陽的地方，大城市里商務辦公區域和商業區域的高度分割，讓騎手其實很難找到合適的休息地點。

魏勞泉：關于休息空間我也想補充一下，一些科技民工遇到的問題和外賣騎手類似，比如北京的后廠村是中關村產業園的一部分，但是在五環外，有大量互聯網企業進駐，但是各種配套設置嚴施不足，不僅外賣小哥沒有休息地點，社畜在閑暇時間也沒有，假日去繁華的商業圈吃一頓飯叫“進城”，要么就在企業的內部食堂里解決。而且這種科技企業集群在郊區扎根的模式據說和硅谷崛起的時候差不多，硅谷的興起過程變成了一種應該學習的模式。

夕岸：是的，但是硅谷的模式又更極端，更像新單位制，比如谷歌的免費食堂（大量雇傭低薪有色人種）比外面餐廳還好吃，中國的科技企業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往這方面走。

魏勞泉：想問下現在騎手的宿舍是自己找還是也有每個站會提供宿舍的，這些宿舍一般都處在什么城市空間呢？

黃可：在廈門和廣州的站點，站長為了能夠留住騎手，還會提供宿舍和其他的一些便利。站點提供的宿舍一般是租來的整套公寓，大多數位于城中村（廈門和廣州都是如此），進行簡單的改造，每個房間里住2到4人不等，但是考慮到騎手幾乎都是男性，衛生情況一般不好。騎手一個月大概需要付500元住宿費。提供宿舍是站長的個人行為，目的仍然是為那些新來的但是身上沒有錢的騎手提供落腳點。電動車的租賃費用、宿舍的住宿費，甚至因為違規被交警罰款的錢，都可以由站點暫時墊付，再從每個月的工資里扣除即可。這種由站長個人為騎手提供的“便利”，確實能夠留住新來的騎手。但是宿舍基本上是作為過渡居住場所，大部分騎手在收入趨于穩定之后，會選擇搬出去，自己找地方住。被采訪的年輕騎手大多表明，自己并不喜歡和其他人一起住，除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希望在下班之后能夠有獨處的安靜空間，而宿舍因為人多，不免嘈雜，而且還需要社交，這一點讓自己覺得疲憊。

宿舍仍然是公寓樓居多，就是民居租來改造的，要注意一點，這個是站長的個人行為，并不是都有的，如果太麻煩就可能沒有宿舍提供。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的情況可能也存在不同，還需要進一步的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