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編自《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秋道智彌，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日本綜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名譽教授、國際知名生態人類學家。他的學術興趣是不同的資源管理方式對地方社區和生態的影響。他在東南亞、大洋洲和日本進行了廣泛的田野調查，論著十分豐富，各種成果多達數百種。研究足跡遍及日本列島、大洋洲、東南亞和中國云南，研究領域涉及海洋人類學、生態環境史、人類對自然的所有權、漁業管理、生態與人類健康之間的關系、食物文化等。

采訪者：陳建明，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副教授，從事生態經濟學研究。

生態人類學研究足跡

陳建明：秋道先生，您好！請問，您是何時開始從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

秋道智彌：當初我參加了在京都大學理學部動物學班和東京大學理學系大學院人類學班的學習。在此過程中，我對與自然相關的人類生活和智慧產生了興趣，立志從事生態人類學領域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我以日本為基點，在海外進行了對大洋洲、東南亞和中國的調查。其中，有一貫追求的主題和按照季節而展開來的主題。由于我在調查之初對海洋感興趣，因此調查目的地也大多是各個島嶼和沿岸地區。

大致看來，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我在大洋洲地區的所羅門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瓦努阿圖、薩摩亞、馬克薩斯群島、復活節島進行了調查。20世紀90年代，我在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東部、菲律賓中部、馬來西亞、泰國南部等的島嶼和沿海地區進行了調查，在進入21世紀的15年間，我還在中國云南省和東南亞大陸湄公河流域的泰國、老撾、柬埔寨進行了調查。在此期間，我在日本琉球群島的奄美、沖繩、宮古、八重山群島以及巖手縣、山形縣、島根縣等不同的地方進行了調查和實地研究。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參與了從1999年開始舉辦，一直延續至今的于巖手縣大槌町舉辦的震后重建調查和專題討論會。

今天，我雖然不一定沿著時間序列展開討論，但是在觸及生態人類學做出的貢獻及其意義或者其界限的時候，我想介紹一下這個重要的課題。

此外，我盡可能介紹中國研究人員熟悉的話題吧。我這里準備了一些圖，在講解的過程中，我會利用它們來加以說明。

海洋人類學實地調查

陳建明：云南遠離海洋，屬于喜馬拉雅山系青藏高原東部以下的橫斷山地，因此我們對海洋的實地調查十分神往。我聽說過里弗斯的《美拉尼西亞社會的歷史》、馬林諾夫斯基在大洋洲的新幾內亞、美拉尼西亞和特羅布里安群島的考察及其三部曲，讀過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和日本雕刻家、詩人、民族志專家土方久功的《密克羅尼西亞薩塔瓦爾島日記》。您能否給我們詳細講一講您在日本和大洋洲的實地調查？

秋道智彌：好的。這涉及海洋人類學，其調查地點在珊瑚礁海域。

首先從物候學講起。在日本，從遠古時代到現代，在和歌、連歌、俳句的世界里，季節語匯有著重要的作用。日本有春、夏、秋、冬四季，因此能微妙地感覺到季節變遷的自然變化，各種季節語匯應運而生。我們只要聽到某個季節語匯，就會想起特定的場景和季節。如櫻花指春天，紅葉和月亮指秋天，而杜鵑鳥指夏天，雪已成為冬天的代名詞。江戶時代（1603—1868）俳句盛行，季節語匯的數量也增加了，1803年曲亭馬琴的《俳句歲時記》里的季節語匯達到2600個。在現代，收錄在《歲時記》里的季節語匯多達5000個。

繩文時代（前12000—前300）的人們已經掌握了春夏秋冬四季陸續出現且可利用的資源，把它作為生活的智慧。這可以從廢墟里根據季節由食物殘渣而形成的地層推測出來?？傊?，繩文時代的人們利用山、川、海里的多樣資源而生活?？脊艑W家小林達雄稱此為“繩紋日歷”，認為繩紋時代的人熟練地利用了各種環境。我們也受到考古學家的觀點的啟發，稱這種適應季節性的人類活動為“日歷編制法”。

實際上，在現代社會，與“日歷編制法”相關的知識也已經家喻戶曉。例如，在琉球群島的八重山群島，每到4月，長著紅色大圓花的刺桐就盛開了。刺桐是豆科落葉喬木，拉丁學名叫Erythrina variegata，已經成為沖繩的縣花。八重山群島的糸滿市海上漁民認為刺桐花盛開的時候，珊瑚礁海中的“密拜”魚就進入產卵期，“密拜”魚是鮨科魚的總稱，在漢語中稱為“石斑魚”。“密拜”魚具有以產卵為目的的群游特性，此時可以期待捕撈大量的魚。因此，海上漁民極為關注陸地上的刺桐。雖然刺桐的開花和“密拜”魚的產卵都是生物學現象，但二者的季節同步性以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沒有得到科學的證明。與其說充分考慮到海洋溫度的增加與大氣溫度具有相關性，還不如說海上漁民有可以共享的經驗知識吧，對這樣的自然現象變化相關的研究就叫物候學。

秋道智彌著作：《人與魚的自然志》

陳建明：這點可參見中國科學家竺可楨的物候學研究。

秋道智彌：是的?！懊馨荨濒~的產卵群游是從外洋進入珊瑚礁淺海區的，常常出現在被稱為水口的水道周邊。因此，海上漁民都瞄準水口周邊的漁場。結果，引發了過度捕撈的傾向，并且海上漁民之間還出現了不斷爭奪漁場而引起紛爭的現象。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目前采取了在產卵期間若干漁場禁漁兩個月的措施。

事實上，我對漁場的選擇很感興趣，收集并發表了下面所述的許多琉球群島的案例。首先是在所羅門群島馬萊塔島東北的拉烏漁民的工作手法。其次是沖繩島糸滿市的置網捕魚與圈繩定界制度。

像拉烏人的漁場使用的慣例不一定見諸世界各地。在日本進入封建時代以來，沿岸海域被視為陸地村莊的專有海域，而近海海域則被作為共同利用的海域被劃分出來，該行為被稱為“入會”，即共同使用。甚至從近代明治維新以來，沿用了先例原則，沿岸海域和近海海域的海洋所有權的二元結構得到保護，直到現代。沿岸采集海藻和貝類的權利只限于該地域漁業工會會員，其他人進來捕魚被認為非法而課以罰款。然而，我有一個假設，就是即使同一個系統適用于全國，也應該有區域性的獨特慣例。

因此，可以審視一下在沖繩縣沖繩島南部的糸滿一帶采用的置網捕魚漁場習慣做法。置網捕魚法是“干網”的一種，源自“使網干涸”的意思。置網的中心裝有囊網，兩側是翼網。隨著退潮，魚被引誘前往中央的囊網。

我對使用置網捕魚法的漁場感興趣的原因是對各個海上漁民每日如何分配使用特定下網漁場的疑問，漁民們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捕魚場所而又不引起沖突。調查發現，漁民們下網的地方是特定漁場，稱為“益西壓”，就是“珊瑚之家”的意思，它們均勻地分布在糸滿一帶的海上。每一個“益西壓”已被命名。然后，我還發現，漁民們禁止在“益西壓”的周邊下網，在必要的情況下需要得到許可。這樣的非正式協議在置網捕魚從業者之間得到相互承認。從事置網捕魚的海上漁民被稱為“安部西撒”，而他們的非正式協商會議被稱為“安部西巨里”。

在某一地方撒網而不使用周邊的漁場，這就自動地實行“圈繩定界”。“圈繩定界”的范圍在當地被稱為“特以期”。

幸運的是，我當了烏先生的學徒，他從事置網捕魚的工作。我們一同出海前往該海域，以便得到詳細的信息。最重要的是，烏先生已經保存了記錄漁船出海捕魚的日志，還進一步記錄了所有魚的種類和數量。這并不是因為烏先生的一絲不茍，而是與糸滿的特殊情況有關。那里有一個習慣，即漁民的妻子售賣她們丈夫捕撈的魚。她們用桶或竹器裝魚，頭頂運輸。她們不僅在小鎮中賣魚，甚至從糸滿步行約12公里到那霸去賣魚。賣魚賺到的利潤部分返還給她們的丈夫作為本錢，剩余部分作為她們的純收益儲存起來。在糸滿，這種交易行為被稱為“瓦達庫薩”，是接近“私人財產”的意思。

烏先生過去的捕魚日志我借來讀過，其內容可以分為兩年來分析。我十分感謝他和他的慷慨。在此，我使用了大約10年前我在所羅門群島所使用的確定漁場的類似方法。這次使用彩色航拍照片，有可能以更清晰的圖像來識別“特以期”的位置。

由于彩色照片的原版小于25平方厘米，因此我制作了一張由此放大的大紙印刷地圖，記錄所使用的漁場的各年、月、日所捕獲的數量和魚類。關于使用漁場，漁場共用的間隙越短越好。我認為這包括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結果，1年中利用過5次的漁場占全部漁場的80％，累計頻率分布也是明顯的。

此外，從夏、秋兩季沖繩經常受到臺風的襲擊。雖然有時大海被臺風攪亂，但有魚隱藏在珊瑚巖石里面，在特定的漁場也有捕撈很多魚的幾率。這樣的捕撈活動戰略可以通過調查臺風后期階段特殊漁場“益西壓”的使用頻率和使用季節制定出來。如上所述，僅僅根據官方規則是不可能了解捕撈的實際情況的?？梢悦鞔_的是，置網捕魚方法中有圈繩定界的存在，而且漁場一般可以分為經常使用的漁場、有限使用的漁場和臺風后的專用漁場。這就是生態人類學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吧。

再其次，珊瑚礁地名調查和漁民的行動戰略。1971年至1972年從對八重山群島的調查開始，我就想在海外對珊瑚礁海域的漁民進行調查，地點定于毗鄰日本的密克羅尼西亞。我認為即使沒有成行，閱讀有關地域信息的書籍和論文是必要的，而且聽一聽到過現場的研究者的談話也是重要的。因此，我拜會了民族學博物館的石毛直道老師和金澤大學的畑中幸子老師，聆聽了他們的故事。我得到了各種建議，其中畑中老師建議我去巴布亞新幾內亞，而不去密克羅尼西亞。我請教她好幾次，其中一次曾經直追到她在新干線的家中。我畢竟是研究生，沒有錢買飛機票，于是在1974年12月，從橫濱出發，乘客船一周后，于早上到達新不列顛島拉包爾港，從那里入境巴布亞新幾內亞。當時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雖然自1964年以來就有了自治政府，但是基本上是澳大利亞的托管地。我在海關收到電報，說盡快去莫爾茲比港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我乘飛機從拉包爾飛到莫爾茲比港，見到了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人類學講座主任A. 蘇托拉森教授。他說，該國明年秋季將獨立，外國人不能在此進行調查。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最后還是放棄了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調查，在馬當短暫停留后，離開了這個國家，前往鄰國所羅門群島。

所羅門群島當時是英國的保護領地，因此有關方面就調查地點和調查目的問了我很多問題。所幸的是，由于持有畑中老師的介紹信，我被允許在當年12月到次年3月進行調查。因此，我開始調查拉烏人的村寨。他們住在馬萊塔島東北的拉烏潟湖。

細節不再贅述，我只詳細地說觀察捕撈活動，每天出海捕魚是唯一的方法。我每天在野外帳篷里不斷記錄詳細觀察到的出海捕魚和捕魚歸來的時間、成員的配置、漁獲物種類和數量、漁場的名稱及其特征。我的日常飲食是芋頭、薯蕷等薯類和海鮮。那里沒有衛生間，只有巖石海岸供方便使用。除了一點點地學習拉烏話，我還完全掌握了洋涇浜英語乃至蹩腳的英語。

秋道智彌著作：《湄公河的世界》

拉烏人生活在由珊瑚堆積而構建的人工小島上。數十個人工島面積不大，但是人口密度非常大。有為了逃避馬萊塔島的瘧疾、方便捕魚、避免與內地農民戰斗的多種說法，我不知道真相。

在觀察每天的出海捕魚中，我逐漸認識到驅趕圍網中，確定最終撒網的地方是首先要決定的事情。夜晚捕魚，在漆黑一片中確定捕魚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島上的行政長官K先生就未能在夜晚捕魚中確定好適合的漁場，結果一條魚也沒有捕撈到。夜晚捕魚，也禁止使用帶來的手電筒，也就不能記筆記。

除了驅趕式圍網捕魚，我還嘗試了不同類型的捕魚方式，包括釣魚、采貝、釣鋸緣青蟹、使用蝦蛄大前夾在蝦洞里釣蝦蛄等，共計96種。椰子的葉子切成短條狀，重疊后固定在竹簽上，做成風箏，加上鯊魚皮等，即為釣鶴鱵魚（又稱頜針魚）的放風箏捕魚法。我把風箏的標本材料帶回了日本。

最有趣的是，在使用驅趕式圍網捕魚的時候，要分別給所使用的漁場命名。與此同時，這里共有120多個地方是由特定的氏族擁有的。換句話說，通常是劃禁漁區的，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解禁，捕魚結束后再次封閉。這些地方從1974年直到1975年調查中，我沒有聽到這樣的細節，因此在1990年進行的再調查就收集關于禁漁區具體如何解禁的資料。禁漁區被解禁的原因是有獨木舟的建造儀式、島上重要的祭司和長老去世，或者基督教教堂的落成典禮、許多人集會的場合、必須制備大量的芋頭和魚的時候。住在馬萊塔島丘陵地帶的農民在旱地里收獲芋頭等作物，但不可能收獲大量的魚；而漁民因為沒有旱地，則不具有捕獲魚那樣的機會去收獲芋頭。

這里，貝幣是重要的交換物，他們對山羊海菊蛤、半圓粗衣蛤、黑旗江珧蛤等各個雙殼類進行打制研磨，成為小圓狀，在中央打孔，連接為珠串，為數達好幾百、好幾千。這是一個非常耗時的活兒。貝幣分為紅色、粉紅色、白色和黑色。被稱為“塔乎里阿?！钡呢悗砰L1.5米，可換1000個芋頭或100條中等的魚。在人數眾多的重要儀式和集會，如果你需要大量芋頭和魚招待客人，就要支付必要的貝幣，進行交換，以獲得其要求的食物數量。此外，1串貝幣、1頭成熟的母豬、1條由500顆海豚牙齒制成的項鏈被用作新娘的聘禮。

話題回到有關海洋名稱的故事。憑借鎮上賣的那種地圖，你看不到珊瑚礁細微的地形。因此，島上的酋長及其男性的得力助手需要坐船去霍尼亞拉，準備將以前在政府辦公室得到的航拍照片放大。在放大的照片里，分辨率達到能夠識別1間房子的程度。此外，雖然是黑白照片，但是可以讀取珊瑚礁淺海區的白色沙灘、呈補丁形狀的珊瑚礁、被外海波浪打碎的海礁邊緣梳狀地形。

我通過使用該照片，來收集關于海的權屬方面的信息，有關概述已經于1975年和1976年用日文和英文論文的形式發表。有關拉烏人利用漁場的調查結果，已經成為有關大洋洲海洋人類學有價值的資料。文章得到4名國外研究人員的評審，《波利尼西亞學會雜志》接受投稿，于1978年發表。

根據拉烏人的案例，珊瑚礁漁場擁有預先設定的所有權，未經允許是禁止使用的。拉烏人語稱與海有關的事物為“阿斯”。潟湖寬寬的淺水海域被稱為“阿斯哈拉”，即相當于陸地農耕用地“海上旱地”。“阿斯哈拉”的重要組成部分平常都是禁漁的，禁漁區通常被稱為“阿斯阿布”。阿布也有“紅色”的意思，但是這一波利尼西亞語詞匯表達了與后來在英語中轉寫為“塔不”（tabu，taboo，禁忌）的相同意思。然而，“阿斯哈拉”中淺海藻床和沙地被劃為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捕魚的海域。這個海域被稱為“阿斯莫拉”。莫拉是“自由”的意思，因此可以看出，這里劃為自由海域。有人問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劃分，因為據說需要存在一個沒有珊瑚礁所有權區域的集團，為他們提供可以自由地捕魚的地方。這也可以稱為一個族群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統。

野雞與少數民族關系調查

陳建明：秋道先生，您的海洋調查經驗和成果，可以成為中國海洋人類學的重要參考，因為中國的海洋人類學研究仍然是薄弱的。能否談談您和您的同事們在云南和東南亞的田野調查？

秋道智彌：是的，我一方面調查了海洋，另一方面調查了中國、老撾、泰國和柬埔寨的森林、河流、湖泊。為了明確地與水域進行對比，讓我們看一看在中國云南省、老撾和泰國對野雞進行的生態人類學調查結果。野雞與少數民族之間關系的調查，是在中國云南省、老撾和泰國進行的。被調查的對象是中國云南省的水傣、花腰傣、漢傣（旱傣）、基諾、哈尼、布朗，老撾的老龍、白苗、克木、白泰、泐人，泰國北部的魯阿、比斯、阿卡、紅拉祜、瑤、泐人、傈僳。

野雞有許多民俗稱謂。泰傣語民族稱雞為“蓋伊”，野雞為“蓋伊巴”或者“蓋通”，家雞為“蓋班”?！鞍汀北硎尽吧帧?，“通”表示“山林”“班”表示“村”。老撾的白泰稱家雞為“蓋班”，野雞為“蓋索多”。“索多”的意思不明。苗瑤語族的瑤族稱雞和家雞為“其艾”，野雞為“諾其艾”。藏緬語族的基諾族稱雞為“雅”，野雞為“培雅”?！芭唷笔且吧囊馑?。哈尼族一般稱雞為“雅”，野雞為“雅尼”，家雞為“雅其”?！捌洹笔羌业囊馑?。拉祜族稱雞為“嘎”，野雞為“黑嘎”，家雞為“嘎”?！昂凇笔恰耙吧钡囊馑?。傈僳族統稱一般的雞和家雞為“阿雅”，野雞為“阿雅可烏”。魯阿族統稱雞和家雞為“埃魯”，野雞為“埃魯庫里”?？四咀宸Q家雞為“伊埃魯”，野雞為“伊埃魯布里”。

如上所述，一般來說，雞的統稱、野雞和家雞的民俗名稱互有區別或者相同的現象是存在的。可以看出，野雞被廣泛地稱為“森林里的雞”。

此外，在狩獵中使用的囮子雞有蓋坦、蓋恩、蓋下、亞里達烏（阿卡族）、黑嘎米（拉祜族）、雅凱當（比斯族）、埃魯當（魯阿族）、阿雅可那多烏（傈僳族）等稱謂。

野雞的狩獵方法是什么呢？可以使用扣子、弩、槍等狩獵工具。老撾的老龍人有一種叫作“基約內蓋伊”的捕鳥方法，即在夜晚，用網獵捕棲息在樹上的雞。他們特有的方式是用囮子雞引誘野雞。水傣稱這種囮子雞為“蓋坦”或“蓋恩”，因為身材短小，其腳具有短小的特征。“蓋坦”或“蓋恩”關在籠子中放到山里，用帶子系上掛在樹枝上，用槍捕獲被該聲音吸引來的野雞。此外，也有使用竹子或金屬哨子和用樹葉、手指吹哨聲的方法來呼喚野雞。

扣子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繩索扣子，它的一部分被設置在離地面1米左右的地方，在山坡上約200～300米的一條直線上，放置像多鉤釣魚繩那樣的繩索扣子。小雞套頭，大雞套腳，需要不同的扣子。此外，用繩索扣子的時候，在地面上插若干竹棍，開出野雞會通過的誘導路。另一種是反彈扣子，在反彈扣子里，將竹子內部蛾的幼蟲、樹上棲息的螞蟻的幼蟲用作誘餌。

雖然狩獵季節通常是4月至6月的繁殖期，但是因為樹木長得濃密，所以，自6月以來野雞（蓋通）很難找到。10月至12月水稻收獲的時候，山里來的野雞會瞅準這個時期來覓食。狩獵的時間區間是在黎明和日落之前，白天在水田里確認糞便，日落時去狩獵。過去使用由馬尾巴毛制作的呈圓形的繩索扣子狩獵。此外，在中國，也用槍狩獵，但是1999年簽發禁獵令，槍由國家沒收。

和中國學生做田野調查

還有與野雞的生態相關的民俗知識。以基諾族為例，野雞會來吃刀耕火種旱地里的稻米和玉米。此外，3月到5月無花果科植物果實成熟期間，野雞有時會七八只成群結隊來吃果實。人們有時使用竹制口哨“阿培”。野雞從初春到大約4月到山下去，5月以后到山上來，而且分散開來。

大約在9月，野雞來到刀耕火種旱地收獲時節的旱稻脫粒的場地。到了11月、12月，森林里的視野好起來，利于捕獵。野雞不怎么出窩。雖然野雞晚上棲息在樹上，但其棲息的地方在樹枝上，通常位置較低，因此可以觀察到。

哈尼族各村寨村口一般都有一個門，野雞從門進入村寨，人們認為會在村寨里引起火災和疾病蔓延等不幸事件。因為野雞被認為是養“鬼”的雞，鬼通過雞殃及村寨。然而，野雞進入旱地和水田并沒有引起災難。野雞喜歡的野果有哈尼話說的“羅多阿西”“阿培帕羅阿西”“阿期埃阿西”“羅皮亞阿西”“壓期波多烏”等。每個野果都有自己特定的掛果期。

老撾的老龍人說，4月至11月，野公雞的羽毛脫落，雞冠也變小，像烏鴉一樣黑。11月至12月，野雞的羽毛變得好看，尾巴毛變長。到1月和2月，羽毛是最美麗的。這個時期，野雞在人們收獲后來到水稻田和刀耕火種旱地覓食（在旱地里尋覓旱稻、玉米和芝麻）。

有關野雞和家雞的雜交，有不同說法。在靠近山的平壩村寨里，沒有野雞和家雞的雜交。因為，野雞和家雞的雜交被認為會引起災難。到了2月、3月，周圍的山里野雞開始發出叫聲時，傍晚時分，人們到山里狩獵。沒有野雞和家雞的雜交。因為這里也有野雞進入村寨會在村里引起火災的傳言。然而，在新平縣腰街鎮磨刀中寨社的水傣村寨里，據說有時野雞來到村里，與家雞一起棲息，第二天早上返回山上。

另一方面，人們認為，在靠近山的村寨里，在收獲期，家雞會到山里去，其與野雞雜交是有可能的。據說，在沿河岸的村寨有人見過野雞與家雞的雜交。在這種情況下，也有稱野雞與家雞交配的雜交種為“蓋巴索托”的案例。

據說在老撾北部霍賽村居住的老龍人，在老撾日歷的3月至4月，把用扣子捕獲的公野雞與母家雞交配，生了10到12個雞蛋，僅僅孵出1到2只雞。一般來說，雜交是困難的。

老龍人捕獵斗雞“蓋伊特伊”和外來物種“蓋伊拉托”、囮子雞“蓋伊托烏”，是在適逢作物收獲期的老撾日歷的2月至3月間，野雞成群結隊來的時候進行的。（未完待續）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