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的變遷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同性家庭的出現是多元化的表現之一。與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國，婚姻與生育的社會規范對同性戀群體具有較強影響。那么，中國同性家庭的生育或養育行為是如何發生的？同性家庭育兒的隔代照料行為和模式如何展開？與異性戀家庭有何共同點或差異？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魏偉與研究生高曉君在《中國同性育兒家庭中的隔代照料》一文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該文發表于《中國研究》2020年第1期。

魏偉從2015年11月起在長三角地區和四川省對同性家庭做研究，對14個已經生育或者即將生育子女的同性家庭展開了個人生活史的深度訪談。受訪者的年齡在28至41歲之間，其生育形式通常包括形式婚姻內生育、國內或跨國代孕、精子銀行等，這也意味著部分家庭的經濟資本和跨國社會文化資本較為豐厚。

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導致中國的同性戀群體通常都要承受來自原生家庭的婚育壓力。因此，形式婚姻以及輔助生殖技術成為同性生育的一種選擇。不過，研究者發現，同性戀者的生育不僅是回應社會期待的結果，也可能是自主的追求，盡管這種追求可能被視為對父母的某種“補償”，并且建立在期待父母提供照料的基礎之上。

事實上，生育子女為同性戀者提供了向原生家庭“出柜”（向家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性傾向）、獲得父母接納的途徑。在大部分受訪者的講述中，與其說生育是“出柜”的手段，毋寧說“出柜”是基于同性家庭生育子女后需要得到父母支持的現實考量。有受訪者相信，父母對于非傳統生育方式毫無質疑是因為他們最關心的是子女“有一個小孩”。

研究者認為，這表現了中國家本位文化的特征。傳宗接代是一項讓家庭延續的重要“任務”，而一旦完成了生育，子女的性傾向就不再被視為嚴重的問題。這也體現了西方宗教影響下對同性戀者的歧視和排斥，與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之不同。

父母參與同性家庭的育兒和日常照料，意味著與子女的同性伴侶或形婚配偶共同生活，這可能導致更為復雜的家庭親緣關系及居住安排。研究者支持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教授閻云翔的分析，即中國家庭處于“下行性家庭主義”的整體趨勢下，孫輩是家庭中的核心。由此，成年子女的性傾向、婚姻模式、居住安排都成為次要的因素。

事實上，研究發現一些父母是形式婚姻的重要參與者，他們提供了照料等育兒支持和“沉默”的接納。事實上，隔代照料不僅為同性家庭育兒提供了現實支持，也使得父母在其間扮演一個角色，并且以他們的方式闡述同性子女的這種家庭模式，諸如“走了別人不敢走的路”“兩個人（好伙伴）相依為命到老”等。也就是說，隔代照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同性家庭的正常化，消解了這些家庭與主流異性戀家庭之間的差異。

此外，同性家庭中的孩子與祖父母不一定存在血緣關系的聯結，這將影響到血緣祖父母和非血緣祖父母在親子互動中的角色和家庭的隔代照料。對于同性家庭來說，血緣祖父母通常提供更多的照料，不過非血緣祖父母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家庭中并不相同。在教育子女的問題上，同性家庭則與異性戀家庭一樣存在著代際沖突。

在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研究者嘗試通過閻云翔提出的新家庭主義視角來解釋同性家庭育兒及隔代照料的現象。如果說平衡、兼顧偏離家庭利益的個體利益訴求是構成新家庭主義與傳統家庭主義相區別的重要內容，那么新家庭主義可以被理解為個體對市場競爭激烈、階層分化加劇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的回應。同性家庭的育兒實踐實際上與主流異性戀家庭處于共同的語境中，盡管這種實踐可以被視為傳統生育文化的延續，但同性家庭在達成生育期待的同時，也盡可能實現了家庭成員的性自主。

為了進一步了解上述研究，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了魏偉。以下內容根據采訪實錄整理。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對象來自長三角地區與四川省，在樣本的選擇上您有哪些考量？如何考慮樣本的代表性問題？

魏偉：選擇四川，首先因為我是重慶人，在川渝地區長大，語言上也更方便，其次是因為我當年的博士論文也是在成都做的。選擇上海是因為我目前在這里工作。整體而言，在選擇樣本方面，我考慮的是在學術工作中對田野點的慣性以及對樣本進行長期追蹤采訪的便利性。

不過，本項研究中樣本的代表性問題確實值得商榷，因為中國的南方和北方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文化差異。我們一般會覺得南方更加開放，北方相對保守，比如山東及其周邊，更靠近儒家的中心，在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和一些性別問題上面，可能會和南方表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這個問題我是意識到的，因此在后來申請其他研究項目的時候，也專門要把山東作為田野點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農村地區也存在個別案例，但整體來看，同性家庭的生育還是出現在大城市里的一種比較中產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中國的南北方會有某些文化差異，但是田野點之間的城市性是不變的，因此南北差異就相對弱化了。

澎湃新聞：研究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選擇隔代照料，但是生育成為“對逐漸接受自己性取向的父母的一種‘補償’”，部分父母在知道自己有了孫輩之后似乎更能接受這個事實，也有父母并不質疑非傳統的生育選擇。我們如何理解這樣一種在原生家庭展現的復雜關系？

魏偉：我在文章里講到了這種家庭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再平衡。從傳統家庭意義上來說，在家庭里我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這是對我的社會期待，我過了一種看起來也是蠻正常的生活，尤其是對選擇形婚的人。從個人來說，建立獨立、自主的同性認同，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就是追求個人的利益、欲望。所以最后的生育選擇實際上在這兩方面達成一個平衡，“同志”們（編者注：當代中國同性戀者普遍采用“同志”作為身份認同的稱謂，后文中出現意指中國同性戀者的同志一詞不再加雙引號）既完成了社會的期待、家庭的責任，又實現了個人的欲望、個人的利益。 

其實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說，同性戀、同性的情欲、同性性行為不一定是很大的問題，只要你能把情欲納入到異性戀家庭中，比如說該結婚就結婚，該生子就生子，盡到了一個孝子、一個配偶、一個父母的職責，私下里有一點什么可能無傷大雅。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父母的行為選擇和歷史上并沒有太大差別，只要我的孩子帶來了孫子，他/她履行了作為一個兒子的責任或者女兒的責任，我覺得就可以。至于你是通過什么方式來完成其實不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血緣關系，而傳統上借腹生子等現象在中國其實也并不少見。所以說輔助生殖技術對于今天中國的同志來說最有意義的是能夠幫助他們生育有血緣關系和基因聯系的孩子。

在這個技術出來之前，除非進入異性戀婚姻，同性戀基本上不能生下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孩子。2004、2005年，我在成都做研究的時候，生孩子的事情非常少見。即便有的家庭可能收養遠房親戚家的、算是有某種血緣關系的孩子，但收養行為也很少見。不少同志們覺得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就不要孩子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今天同志生育好像是個很先鋒、很前衛的行為，但是它里面的很多邏輯還是展現了中國傳統的影響。

澎湃新聞：祖輩參與自己同性戀子女家庭的隔代照料，和異性戀家庭有何異同?對于同性戀者，形婚家庭與單身生育家庭在隔代照料上展現出什么樣的差異？ 

魏偉：異性戀家庭中，孩子同時和父母都有血緣關系，但是在同性戀家庭中基本上只能和其中一個有血緣關系。因此一般一個叫做血緣父母，另外一個叫做社會父母（social parents）,這是兩種家庭生育最大的區別。

從我現在研究看來，一般來說都是由血緣關系一方的祖父母來參與照料。另外一方如果沒有血緣關系的話，即便他承認子女的同性戀關系，也可能覺得自己沒有義務參與照料。比如我采訪的一對男同，他們兩個就達到理想結果了，孩子是龍鳳胎，分別和兩個爸爸有血緣關系。雙方的父母都過來照料孩子，但是他們就會發現父母比較偏心，他們往往對和自己有血緣關系的孩子投入更多的關注。

如果在形婚家庭中生孩子的話，那么這個孩子與雙方都有血緣關系，這種情況下可能它和異性戀家庭就是一樣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誰有時間，誰對這個關系更接納，就可能就來照料。

如果是單身生育就沒有辦法了，肯定是自己的父母來帶。從我的研究來看，單身生育隔代照料的比例最高，如果不依靠祖父母，就需要去雇傭保姆。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結果在公開分享后，引發了網友爭議。您在研究中提到，“隔代照料有助于同性育兒家庭在社會層面的正常化”，針對目前社會對同性家庭生育的接受度，這樣的“正常化”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魏偉：有網友認為同性家庭生育是“自私的”，我想問一下異性戀父母生孩子是否也考慮了孩子的感受，或者是征求了孩子的意見？他們也沒有，尤其是現在的閃婚等行為，其實也可以說是自私的，但因為它更主流，就不會受到這樣一種拷問，所以我覺得這種言論其實是有問題的。

而且今天大城市中很多異性戀家庭也不生孩子，他們可能覺得是對個人自由的干預，或者養不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志家庭能夠為孩子提供一個良好、甚至非常優越的成長環境的話，為什么不能生孩子呢？而且西方的研究也已經證明同性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和異性戀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其實沒有多大差別，甚至在有的指標上，比如超越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同志家庭的孩子表現更好一點。

從西方來說，同性家庭的主流化的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開始變得明顯。早年同性戀者既不要結婚，也不要生孩子，因此組成同性家庭其實發生在特定語境的變化下，比如當年的艾滋病危機，同性戀者對結婚提出了很高的需求，因為在美國醫療保險是可以覆蓋配偶的。如果你不能結婚，你就不能享受保險福利。所以大家覺得婚姻很重要，婚姻能帶來很多的好處，才開始要爭取結婚。

像這樣的主流化，我覺得在全球范圍是一個趨勢。在中國來說，首先我們沒有宗教，尤其是原教旨宗教對同性戀的反對，因此社會對同志結婚、生孩子的反對的力量至少從現在看起來沒有在西方那么強烈。

另一方面，中國的家族文化強調傳宗接代，我們所討論的隔代養育反而為同志的社會融入提供了一個更為合適的環境，但是如前所述，其中需要去重新平衡個人的利益、欲望和家庭的需求、社會的期待之間的關系，而每個個體由于所處的情境不同，平衡點也會有所不同。

澎湃新聞：從“新家庭主義”角度考慮，同性家庭育兒在哪些方面需要得到社會更好的支持？

魏偉：閻老師說的新家庭主義主要是強調在家庭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重新協商和平衡，生孩子本身就是個很重要的策略。

那么同志家庭在需要哪些方面需要得到社會更好的支持，我覺得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今天同志家庭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污名化的挑戰，到底是是由同志家庭自身造成的，還是由社會的歧視性觀念甚至政策所帶來的？這是需要反思的。現在西方的學者認為同志家庭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其實不是這些家庭自身帶來的，而正是來自于社會的一些歧視性政策。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家2015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只要申請人能提供親子關系證明，就可以給孩子上戶口，而此前，單身人士無法給孩子進行戶籍登記。新的政策雖然在中國從人口控制轉為鼓勵生育的宏觀大背景下出臺，但它確實也為同性家庭生育提供了社會保障。因此2015年之后，我的很多訪談對象都給孩子上了戶口。

此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正視現在家庭多樣化的趨勢。你可以想象30年前一個離婚家庭的孩子會面臨某些挑戰，或者今天單親母親帶孩子肯定也會有困難。不論是說單親母親不合格，還是離異家庭就一定不幸福，這其實都未必，反而是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可能導致了某些問題。社會環境中，尤其是教育環境中對性別多元、家庭多元觀念的包容對同性家庭的社會融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