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在縣城念小學時，鄰居家一對夫妻，盼著兒子卻一連生了五個女兒。林垚和大女同班，時常目睹她被父母虐待后的慘狀。母親總是偷偷把她帶回家處理傷口，一來二去，她就和林垚成為了好朋友。

林垚對大女的遭遇感到很困惑，這和學校所說的“消除歧視，男女平等”完全背道而馳。但母親卻將其解釋為“另一種形式的愛”，當時林垚聽著，“猶如一盆冷水當頭潑下”。

這個故事最終被寫成文章《大妹與<飛狐外傳>》發表在《南方周末》上。長大后他理解了母親，是“沉湎于共同編織溫情脈脈的謊言以為安慰”。

這不是他唯一一次為女性群體發聲。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和耶魯大學職業法學在讀博士，林垚有一個更為人所知的身份叫“林三土”，他用這個ID廣泛參與國內外各種公共事務的討論，其中諸多內容事關性別與權力。

前不久在一個播客節目上，林垚主動“認領”了“女權主義者”這個標簽。他解釋說，“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都是feminism一詞的中文翻譯，區別在于前者更強調性別身份的知識性，即女性因為其性別身份而擁有的獨特經驗與視角，后者則側重于性別身份的政治性，即父權結構的無所不在以及爭取女性權利的必要性。

個體經驗缺失讓自稱女權主義者的男性必然面臨更多爭議，這樣的自我標榜也不受多數人歡迎。林垚對此倒很坦然，他甚至在節目中“召喚”聽眾拿放大鏡來審視他，從而幫助自己不斷地反省和改進。

回溯從小到大的觀察和思考，林垚說不清自己究竟是從哪一刻開始成為女權主義者的，但他很肯定“這條路還很漫長，要一直走下去”。

林垚個人照。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林垚的口述：

我出生在80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文化劇烈轉變的時候。學校里，我們被灌輸的仍舊是現代啟蒙主義的觀念，講求社會公義與平等。盡管宣傳這些觀念的大人在現實中未必真的這么做，但這些觀念本身還是對我們這些小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影響。正因如此，觀念和現實之間反差所造成的心理沖擊，也尤為強烈。

記得我小時候，老師、課本都會告訴我們，社會在不斷進步，歷史上那些愚昧都會被淘汰掉。那時的我也堅信一代代人都在往前進步，毋庸置疑。但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隨著年齡見識的增長很快消散。

比如我讀碩士時，還聽同學說他老家迄今仍然不允許女眷上桌吃年夜飯。其實我老家幾十年前也是如此，我媽剛結婚時去我爸的村里，被告知不能上桌吃飯，但經過她嚴正抗議，對方妥協，這種風俗后來也在村里消失了。小時候聽我媽媽的故事，我一方面欽佩她，一方面又多少覺得這種進步順理成章，現在理所當然要比過去好。所以當我同學毫不在意地說起家鄉風俗時，二十歲的我很是震驚：原來這種不平等還在，并且還被許多人廣泛接受。

上初中時，班上有不少成績好的女生。但老師們總是很自然對女生說“別看現在成績好，到高中就不行了”。高一要分文理科，他們也建議成績好的女生報文科，說“理科是男生學的”。這些言傳身教潛意識里都在不斷打擊女生們的自信心。而像我這樣的男生，就不會遭遇同類打擊。因此男孩們往往更容易自信，甚至盲目自信。

那時候年紀比較小，只是隱約覺得老師的說法不對勁，但并沒有多想。后來重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碩士研究生階段。

我本科讀的北大生物系，那是2000年前后，全國都在宣傳“二十一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北大生物系成為高考分數線最高的專業，云集了全國各地最拔尖的學生。我在生物系遇到的女同學，個個才華橫溢，不論學習還是做實驗都非常出色。系里的男女生比例也大致相當。所以在生物系時，從沒見到哪個老師持有“男強女弱”的想法。

但當我保送到北大哲學系讀碩士之后，反而感受到了非常腐朽落后的文化。當時北大哲學系基本都是男老師，僅有的幾位女老師在系里也很被邊緣化。不少男老師毫不掩飾自己對女性的歧視，動輒在課堂內外宣稱女人“感性思維”不適合搞哲學、系里的女生都是來混文憑之類。后來發現不僅是北大哲學系如此，整個“哲學圈”都充斥這種厭女文化。比如前幾年有學者聲稱“女人研究哲學，既毀了女人又毀了哲學”云云，就是這種文化的代表。

相比“競選投票”“上桌吃飯”等現實操作層面的權力不平等，這種觀念層面的隱性歧視，目前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消除，盡管各國、各領域的嚴重程度有別。哲學界的性別歧視比生物學界嚴重，不單中國如此，在美國也是一樣的；這和哲學史的書寫長久以來從男性視角出發、掩蓋和忽略歷史上女哲學家的貢獻等等，都有很大關系。我愛人在美國讀哲學博士期間，也感受過不少冒犯與不適，雖然程度總體上比國內哲學界輕一些。

好在美國學術界已經開始關注和討論這種現象。比如這幾年經常談到的一個詞“mansplaining”（有人用諧音梗翻譯成“男言之癮”），說的就是男性尤其喜歡搶女性的話頭，滔滔不絕表達自己的觀點。像在會議討論里，女學者的發言經常被男學者打斷，有時候那個女學者明明是某個問題上的專家、男學者其實才是門外漢，但這個門外漢男學者卻仍舊自信地班門弄斧，向對方“講解”起最基礎的相關知識。

這些情況我和我愛人都遇到過。一開始遇到這種情況無所適從，只敢在心里抱怨幾句，后來我們有了更多這方面的訓練和經驗，就會出言阻止說“讓她先把話說完”。這些年在美國學術界，愿意這樣出面干預的人越來越多，情況逐漸有所改觀。相比起來，中國學術界的性別歧視程度總體上還是要嚴重得多，對這個問題的意識也很不足，所以倡議者會遭到更大的阻力與壓力。但也正因如此，才亟需更多人加入到呼吁與推動變革的行列。

作為父親

2012年女兒“林寶”出生，我當爸爸了，觀察也多了一個視角。

她在美國長大，帶她的過程中，我很直觀地體驗到社會中隱藏的性別歧視。比如在當代美國，男嬰的衣服基本上以藍色為基調，女嬰則是粉色的；小孩過生日收到禮物，男孩基本上是汽車水槍，女孩子基本上是洋娃娃，等等。在生活中，我和愛人就得盡可能地去抵御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免林寶受這些觀念限制。

林寶周末在中文學校學習漢語，用到的課本是國內教育專家為海外華裔子女編寫的，性別觀念的落伍就尤其刺眼。比如每個單元的作業，提示欄都是“媽媽來讀，寶寶來寫”。這讓我們覺得非常可笑：為什么爸爸不能陪孩子寫作業？課文講到家庭的時候也總是出現“爸爸開車，媽媽做飯”、“爸爸強壯，媽媽美麗”這樣非常刻板的描述，千篇一律。對此，我們會告訴她，課文內容僅僅是用來幫助她理解字詞的，其中的觀念并不足取，現實也遠遠比它豐富多元；平時也多給她閱讀那些在性別意識上更開明、觀念更平等的童書加以補充。

育兒經驗讓我切身地體會到，父權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觀念的培養，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無孔不入。如果我沒有孩子，就沒什么機會在成年以后重新接觸到小孩的衣服、玩具、課本，也就容易遺漏掉社會文化中這些亟需清掃的角落。

我們第二個小孩“袁寶”的出生是經過計劃的。林寶從很小開始，就強烈要求說想要一個弟弟或妹妹。我們反倒一直比較遲疑，感覺精力上分配不過來。后來我和愛人認真討論了很久，安排了各自未來幾年的研究計劃和時間分配，也考慮到雙方父母的身體情況，老二出生的第一年里頭能夠幫忙，這才下定決心生袁寶。

我們雙方父母相比于其同輩人，算是比較開明的，但是世代之間畢竟仍然有一些觀念或者習慣上的差異。比如有一次林寶抱怨說，為什么爺爺奶奶要我多照顧弟弟，說這樣將來弟弟長大以后也會保護我。她聽了挺不高興的，倒不是她不愿意照顧袁寶，而是她不覺得自己需要由男孩來保護。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會和林寶解釋說，爺爺奶奶成長的環境和我們不同，很多話只是習慣了隨口一說，你不要往心里去，只要你自己知道男孩女孩都可以一樣獨立勇敢強大就好；你和弟弟將來應該相互關心相互愛護，但并不是由他來單方面保護你。

我們的兩個孩子，女兒隨我姓林，兒子隨愛人姓袁。好玩的是，對這件事第一個表示不理解的，其實是林寶，因為她認為弟弟應該跟姐姐姓才對。我就跟她說，女孩跟爸爸姓，男孩跟媽媽姓，這樣將來家里四個人玩游戲，就總是可以平均地分成兩隊，沒有人被單獨拋在一邊：按照男女，就是爸爸弟弟一隊，媽媽姐姐一隊；按照姓林姓袁，是爸爸姐姐一隊，媽媽弟弟一隊；按照大人小孩，是爸爸媽媽一隊，姐姐弟弟一隊。林寶聽完后很高興，對弟弟姓袁表示支持。這個解釋聽起來可能有點像開玩笑，但本質上是用小孩聽得懂的語言，讓她感受到平等的精神。

美國迄今絕大多數女性婚后還會改隨夫姓，小孩隨母姓的更是罕見。有一次我們去地方政府辦事，基本信息老是核對不上，檢查了半天才發現工作人員把我們的姓氏搞錯了。他們默認我愛人結婚后一定會用我的姓，小孩也是，全家人不可能有兩個姓。我跟他們說，在中國，妻子結婚后是不會改夫姓的。市政工作人員瞪大雙眼看著我說，你們結婚后不改姓，那誰知道你們是一家人，這不天下大亂了。

相信許多中國讀者都會覺得這位工作人員的說法很可笑：妻子不隨夫姓，怎么就天下大亂了？但有趣的是，很多中國人一方面覺得妻子婚后不該隨夫姓，另一方面又覺得孩子一定要隨父姓，不隨父姓就要天下大亂，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之間的自相矛盾。其它種種反對冠母姓的理由也是一樣的，只要稍稍變個形式、套到是否隨夫姓的問題上，就能看出荒謬所在。

但反過來，過去一兩年冠姓權之爭成為國內互聯網性別話題的焦點之一，甚至有的網民對某些小孩隨父姓的網絡紅人群起圍攻，我覺得也是一種扭曲的現象，根源在于其它性別議題越來越不能談、推動政策進步的空間越來越小，而普遍蔓延積累的一種無力感。其實父權制是結構性的，女權主義的斗爭對象本該是結構、是系統、以及系統中的大權在握者；但當下很多人因為有了無力感，同時不滿的情緒又需要發泄，因此下意識地“抽刀向更弱者”，通過對那些尚無足夠的社會資本或意識去擺脫結構束縛的普通個體口誅筆伐，來獲得一時的快感。

比如有人造出“婚驢”一詞去侮辱那些小孩隨父姓的女性、甚至侮辱所有已婚或有結婚意愿的女性；又比如拉姆遇害事件后，某些流量博主僅僅因為拉姆生的是男孩，就惡意揣測她曾經墮過女胎，進而暗示她遭受家暴是咎由自取；等等。這些充滿戾氣的言論贏得一些人的叫好，但其實只會通過譴責受害者來進一步加固父權結構，并不能真正推動社會的變革。

面對爭議

我在網上寫文章很多年了，爭議是一定會有的。大部分反對意見沒有多少新意，但時不時也會有一些評論意見給我啟發。比如以前有位讀者評論說，我的某些論述沒有考慮到相關政策對殘障人士的影響。這個確實是我作為非殘障人士的盲點，因為缺乏相應的切身體驗，所以很容易忽視掉這個思考維度。

這和我作為一個男性去奉行女權主義是一個道理。個體經驗的缺失是必然的，我既然沒有辦法切身體會到女性經歷的一切，就更需要主動去觀察、聆聽、交流、閱讀、思考。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從母親、妻子、女兒、以及女性朋友和同事那里，都可以吸收到豐富的經驗素材，足以刺激我去反省，去和理論知識對撞。

當下也有許多節目、影視作品對女性群體給予特殊關注，我認為評價它們需要先設定好基準。

如果我們把基準線設得比較低，《乘風破浪的姐姐》這類綜藝里那些女明星到三十幾歲、四十幾歲還很有生機活力，肯定能讓一部分人意識到不同的年齡段有生活的多種可能。

但如果基準線設高一點，以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標準來看待這個節目，我們可以發現姐姐們的打扮也是有傾向的。為什么？為什么她們不能以“阿姨”的形象來呈現女性美？

所以，這樣的嘗試在打破某些社會觀念的同時，可能制造了更加根深蒂固的新觀念。就現實而言，很多人接觸到女權理念的渠道，就是通過這些娛樂節目里商業邏輯、流量邏輯包裝過的內容。東西擺在那里，甄別的工序需要他們自己完成。

我這些年人在美國，對于國內很多事件的參與都是通過網絡，只是眾多聲援者中的一份子。在國外我做得更多一些，比如參與到紐黑文（注：美國康涅狄格州第二大城市）當地的反家暴組織，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我也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反性騷擾工作小組的成員，主要工作包括作為學生代表與院方、校方溝通，推動性騷擾事件的及時處理和程序透明，以及共同探討和起草相關的改革方案等等。但我自認為離真正的行動者還差得很遠。

我知道中國還有很多年輕一代的男性學者、知識分子致力于為女權發聲，比如陳純、方可成、王笑哲等，他們都積極介入各種性別問題。總體來說，這一代學者里有女權意識的人，已經比以前多很多了。但目前來看，愿意站出來的男性學者總體上還很有限。

最近引發輿論熱議的“李星星”案和“羅冠軍”事件，到最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反轉”。很多人或許會因此對參與反性侵議題望而卻步，生怕萬一自己熱心參與的事件也發生“反轉”，白搭上一腔熱情。但是就像我在之前一篇論文里總結過的，從各國數據來看，現實中未能立案的性侵受害者數量都極其龐大，而真正得到媒體曝光、最后討回公道的，只是其中的極少數。個案的“反轉”是有很多具體原因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擔心“反轉”，就一并放棄幫助那些潛在的愿意發聲的受害者。

近年來，因為種種原因，社會達爾文主義、犬儒主義日益走上臺面，但無論世道如何，我永遠渴望表達。即便在比較沮喪的時刻，我也會提醒自己不要喪失行動力。這個世界從來沒有一團漆黑到任何行動都無濟于事，每個時代我們都能找到借口不作為，但同樣也能找到契機，盡可能做成一點事情。

我對我兩個孩子的期許也是這樣，希望他們長大以后能為所有弱勢群體發聲，面對社會的不公正時，他們能勇敢地站出來。這樣才有改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