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兩個看起來好像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出現在人們面前，即便明明知道孿生子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事情，人們也依然會很本能地產生一種特殊的好奇心，用異樣的眼神打量他們，“享受”他們帶來的某種“奇觀”效應。倘若刻意將他們拉在一起，拍攝一張孿生子的照片，那么這樣的照片正是這種獵奇心理的印證，甚至能夠讓自己強加于他人身上的這種魯莽且無理的獵奇性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對于拍攝對象而言，這種視線當然是具有攻擊性的，是會產生嚴重心理創傷的。因為這樣的視線是對個體的剝奪，它能夠瞬間將對象轉化成自己欣賞、消費、把玩的“物件”。

背負著雙胞胎“身份”的攝影家藤安淳從小就飽受這種視線的傷害，讓他倍感厭惡。攝影所具有的那種精確的實證功能，為他提供了對抗世人的獵奇心的武器，并讓他開始探索自己作為個體的本質以及與他者的關系。

他采用了十九世紀末巴黎警察機構罪犯識別部門的負責人阿方斯·貝蒂榮發明的人體測定學，通過攝影的方式，細致地“測量”自己與孿生弟弟的身體部位，或者將其他孿生子分別作為個體單獨進行拍攝。他客觀地將相應照片并置在一起，讓人一眼就能辨識出他們之間的區別，進而反思自己原有的認知方式，重新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攝影師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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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是一種對世界的解釋。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藤安淳的攝影作品所提示的絕不僅僅是一種拍攝方法，也不只是“觀看孿生子的視線”，而是一種純粹的“觀看人的視線”，他不是借攝影將標準強加在他人身上，而是以自己為案例，通過一種貌似簡單機械的方式，巧妙地瓦解了某種未經反思的觀看方式。

林葉：你是什么時候因為什么樣的契機接觸到攝影的？攝影給你的生活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藤安：大學的時候，我和我的孿生弟弟以及他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三個人一起住，弟弟的女朋友可能覺得我太閑了，就把她的單反相機借給我，這是我第一次接觸攝影。在這之前雖然我從來沒有碰過照相機，但是我拿著單反相機一頭就扎進了街頭，在拍攝各種各樣快照的過程中，我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視覺世界在逐漸拓展，并意識到自己已經陷入到攝影的世界之中。

基本上我對這個世界是非常懷疑的，假如現在我的眼前有一顆蘋果，我甚至會認為這可能是某個人把香蕉當作蘋果放在我的面前。正因為這樣的緣故，我開始用照相機這種機器去捕捉對象，并用攝影這樣的化學手段，把現實世界客觀地捕捉下來。此外，我開始以“與他者的關系”作為主題，通過攝影的方式來測量自己與對象之間的距離，這樣能夠讓自己平時所感覺到的那種“身體上的無依無靠”變得更加真實。在這個意義上，攝影賦予了我生活的意義。

林葉：一直以來你都是以孿生子作為拍攝主題，能談談你以此為主題的原因是什么？

藤安：本來我給自己定的主題是“與他者的關系”。我剛剛開始拍照的時候，我總是會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比如“人是從哪里來的，到哪里去的，為什么活著，應該做什么”等等，我覺得只要有攝影，也許就能夠發現某種類似答案的東西吧。與此同時，我又認為，“人是不可能一個人活著的，應該說，是因為某個人把我當作我來認識了之后，我才能夠存在于這個世界，因為有了類似鉛筆這樣的道具，我才能夠與這個世界聯系在一起。如果是這樣的，那么我與他者（不論是人還是物）的關系才應該是攝影的主題”。于是我開始考慮誰是“最近的他者”，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在母親肚子里的時候就一直存在于身邊的那個孿生弟弟。于是，就開始創作我的處女作“DZ dizygotic twins”。

在拍攝“DZ dizygotic twins”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對自己是孿生子這個事實，重新有了實際的感受，并擁有了深入考察這一事實的機會。結果，就產生了另外一個疑問——其他的孿生子是如何感受并思考自己作為雙胞胎而感受的情況與疑問，以及自己在身份認同上的動搖等問題，于是就有了“empathize”這個作品。

林葉：在小的時候有沒有和你的孿生弟弟一起拍過合影？那個時候你看到你們兩個人的照片時，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呢？現在，對于這樣的照片，你又是什么樣的感受呢？你是否會對自己是雙胞胎這種情況產生疑問呢？

藤安：小時候，遇到生日之類的紀念日或者去游樂園等地方游玩的時候，都會拍照，但基本上都是把我和弟弟兩個人一起放在鏡頭里來拍攝。看了我們兩個人的合影之后，漸漸地，我就對這種從小到大一直把我們兩個人放在一起拍照、不加區分地加以對待的行為產生強烈的抵觸，這簡直就是被人當成活寶一樣看待，所以對此非常討厭。在我看來，自己就是自己，弟弟就是弟弟，我們都是獨立的存在，理所當然就應該把孿生子中的每一個人當做個體的人來對待，于是這樣的情緒就越來越強烈。

另外，有的時候我在街上會遇到一些完全不認識的人突然和我打招呼，說“好久不見”，結果這些人往往是弟弟的朋友。這之后，我才意識到，真的會有人把和我有著類似面孔的人當成我，這讓我感到非常恐怖，好像自己的身份認同遭到了威脅似的。也正因為如此，我才越發希望通過自己的眼睛，準確地把握那個將自己裹挾在內的世界。

林葉：在你的處女作“DZ dizygotic twins”中，你用同一種形式拍攝你與雙胞胎弟弟的頭部正面像、耳朵、胸口、腹部、腕部、手指、腳趾等。能談談你為什么采用這種創作方法？你在拍攝這些照片的時候，對你而言，同樣作為拍攝對象的弟弟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

藤安：在第二個問題里，我也說過，孿生弟弟對我而言是一個“最近的他者”，在給他拍照這個事情上，我考慮了兩種創作方式。一種是精神上的創作方式，另一種則是身體上的創作方式。剛開始的時候，我在前一種方式上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但是，在考慮如何呈現的時候，我覺得那樣的方式太隨性了、也太情緒性了，作為作品就缺乏說服力。于是我采取了另一種方法進行創作。而且，我再一次意識到，打從娘胎里開始，我弟弟就一直和我在一起，所以他的存在是在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所以很難準確把握他的情況。那么我就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分別細致地拍攝我們身體各個部位，用來對比身體上的“相似性與微妙的差別”，以此來準確把握弟弟和我作為個體的存在。

林葉：你的另一組作品“34”也采用了和“DZ dizygotic twins”一樣的拍攝方法，用同一種形式拍攝你與父親的頭部正面像、耳朵、胸口、腹部、腕部、手指、腳趾等。在你看來，這種“貝蒂榮識別法”式的攝影方法究竟有什么特殊意義？

藤安：首先，“34”這個作品在展示方式上是與“DZ dizygotic twins”相類似，但是我所想要表現的內容則完全不同。“DZ dizygotic twins”這個作品是為了把握自己身邊“最近的他者”而采用了“貝蒂榮識別法”式的攝影方法，對身體上的“相似性與微妙的差別”徹底進行比較。相對于此，“34”這個作品的主題是“時間與記憶”。

容我對這個作品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有一天，我父親突然得了重病而生命垂危。在那個時候，之前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絕對存在的父親，現在好像真的要從我的眼前消失，這讓我深深地感到恐懼。但與此同時，我又意識到，父親明明是一位絕對存在式的人物，但我好像從來沒有好好地面對他。父親是在34歲的時候生了我，而在我出生之前的那34年里面，父親究竟是怎么過的，我則完全不得而知。這讓我對那34年的時間非常在意，無論如何都想要用攝影來表現這段時間。當我開始思考這段不得而知卻絕對存在的34年時間里的“時間與記憶”究竟存在于哪里時，我意識到，這當然就鐫刻在父親的身體上。

同時，我也注意到，自己出生后一起度過的相對的“時間與記憶”可能也都一起鐫刻在父親的身體之中。那么，我就選擇了用這種方法——用兩張照片來比較父親與我自己的身體。

攝影師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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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葉：在“empathize”這個作品中，拍攝對象除了你和弟弟之外，還有其他的孿生子，能說說你為什么會去關注其他的雙胞胎呢？

藤安：在制作“DZ dizygotic twins”這個作品的時候，我對自己是孿生子這個事實重新獲得了實際的感受，并擁有了深入考察這一事實的機會。因此，我再次認識到，作為孿生子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必須在這樣的生活中直面一些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一個是，是否有必要意識到自己是孿生子這一事實？另外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和自己長相相似的之人被當成是自己，那么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所帶來的恐懼感呢？而且，不管怎么樣總會被第三者以一種比較的目光加以審視，那么又會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自己作為“個體”的身份認同該如何確立？這樣，我就很想了解，其他的孿生子是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于是我就踏上了尋找孿生子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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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葉：這個作品中，你并沒有將孿生子放在同一個畫面中而是分別進行拍攝，這又是出于什么樣的考量呢？

藤安：從小我和弟弟就總是被放在一起對待，不斷地被進行比較，讓我非常討厭。因此，我對被別人當成活寶一樣看待這種情況心懷厭惡，我就是我，弟弟就是弟弟，我非常希望別人能夠把我們當做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樣，在我給其他孿生子拍照的時候也絕不將他們放在同一個畫面里拍合影，就希望在不同的畫面里分別給他們拍照，讓他們的個性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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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葉：你平時經常給家人拍照嗎？你是如何看待家庭成員之間的攝影行為？你覺得家庭照片的意義僅限于家庭內部還是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藤安：平時我會給我的妻子拍一些照片的，也因為沒有和其他家人住在一起，所以除了作品外，我基本上沒有給我的父母或兄弟拍照。此外，在我看來，家人就是“親密的他者”，家庭關系就是“這個世界的縮略圖”。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要更好地了解這個世界，就必須通過相機這種客觀的機器拍攝的家庭照片。

林葉：從某種意義上講，你的作品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家庭照片”。因為你拍攝的是自己的家人。你的弟弟和父親是如何看待你的這些作品的？你是如何與他們交流的？他們是否能夠充分理解你的創作意圖？

藤安：家人對我來說，就是從我誕生那一刻開始就一直在我身邊的人，是非常偉大而溫暖且包圍著我，不過，由于他們的存在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所以一般情況下我也沒有特別注意他們，簡直就像空氣一樣。通過照相機這種客觀的機器，非常自然地讓他們暴露在眼前，而家庭存在感的輪廓也因此比以前更加鮮明，更加濃重了。此外，當我將弟弟或者父親作為我的創作對象進行拍攝的時候，是在他們完全理解我的創作意圖的前提下進行的，所以通過攝影這個行為，我們互相之間的距離感變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密之物。

林葉：你是如何理解身份認同的？而這樣的攝影創作對你個人身份認同的建構有什么樣的影響和幫助？

藤安：我認為身份認同就像是一種類似“具有那個人特有的本質”的東西。也就是說，不論是雙胞胎，還是男人或女人，當這種框架被拆除的時候，“那個人的人性”就會不容分辯地顯現出來，而這樣的“人性”才是我想要探究到底的身份認同。正因為如此，用照相機平淡自然地、客觀地將對象捕捉下來，通過照片這種用化學手段顯現出來，細致地“觀看”其中的影像，這一系列行為對我而言就成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大概就是為了探索自己的身份認同才進行作品創作的吧。而在通過作品探索“與他人的關系”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的身份在自己心中也變得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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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葉系自由撰稿人、譯者、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