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海皎 印客美學

近期，《我和我的家鄉》領跑國慶檔，以幾個故事串聯形成建設家鄉的主線電影形式，匯聚了中國喜劇電影流派的半壁江山。這個現象不難理解，現代人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進電影院看一場喜劇電影成為了人們最容易選擇的放松方式之一，喜劇電影總是最容易賣出票房的類型電影。中國喜劇的天花板

《我和我的家鄉》是為了展現全面小康成果的電影，將由張藝謀擔任總監制，寧浩擔任總導演，張一白擔任總策劃，寧浩、陳思誠、徐崢、鄧超和俞白眉、閆非和彭大魔五組人員構成導演陣容。

我們可以從中梳理出中國喜劇的流派和風格。

第一part，寧浩+葛優。

《北京好人》的鏡頭對準在北京漂泊的異鄉人。

葛優一直承襲馮小剛、王朔一派京味喜劇的幽默，馮氏喜劇電影塑造了“葛爺”聰明中透著狡黠、幽默中帶著世俗、勢力又不失善良的北京爺形象。寧浩則擅長黑色喜劇，代表作《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心花路放》、《瘋狂的外星人》，我們在談論“寧瘋狂”的時候，可以將它的成功，歸結于它的獨立態度、荒誕風格、反諷精神，以及塑造市井小人物的功力。第二part，陳思誠+王寶強、黃渤。

《天上掉下個UFO》更多的像是唐探3的預熱片，沒頭腦與不高興探索UFO之謎，王寶強外在夸張式的搞怪表演風格，呈現出來一場熱熱鬧鬧的鬧劇。

第三part，徐崢+范偉。

《最后一課》描繪了鄉村教師這個群體。

范偉從趙本山系列東北小品式喜劇中成名，逐步擺脫土味喜劇的痕跡，進入正統的表演體系。

徐崢的《泰囧》、《港囧》、《囧媽》、《我不是藥神》等作品，逐步掙脫喜劇純搞笑、內涵少的禁錮，嘗試著從觀眾、社會角度去發掘新題材，在詼諧幽默、荒誕可笑中蘊含了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第四part，俞白眉+鄧超。

《回鄉之路》講大西北造林的故事。

鄧超的喜劇路子基本是通過面部的夸大，肢體的夸大來配合眼神、語言進行表演，走的是周星馳無厘頭的路數。

但不得不說，星爺當年的高峰難以逾越，是一代人的白月光。

第五part，閆非和彭大魔+沈騰和馬麗。

《神筆馬亮》村官的故事。

開心麻花不出意外地是壓軸。

從《夏洛特煩惱》的黑馬之姿，到《羞羞的鐵拳》的市場肯定，《西虹市首富》的充滿爭議，再到《李茶的姑媽》票房遇冷。

開心麻花的喜劇創作無論從表現還是形式都給中國電影的喜劇創作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式，也是近年最能搔到觀眾癢處的喜劇廠牌。

以上各流派的喜劇，基本已經是中國喜劇市場的天花板，也可以看出中國喜劇的特點和問題。

回顧中國喜劇流派，你方唱罷我登場。

中國早期的喜劇多為怪誕風格，雖然是在講小人物的故事，但大多為城市小人物。其中港風喜劇以周星馳為代表，京味喜劇以馮小剛為代表。

二十世紀開始顯露鄉村土味喜劇的苗頭，以趙本山為代表，從小品到影視作品，《鄉村愛情故事》已經走過了十年，從此流派發展出的小沈陽、二龍湖浩哥等品牌都是東北喜劇的代表作品。

而這一時期塑造的經典角色多為鄉村小人物，和之前的城市小人物形象發生了轉變。

如今，寧浩、徐崢、開心麻花等喜劇風格成型。

即便如此，中國喜劇的主角仍多聚焦小人物，形式上多利用口音、穿著、行為等完成搞怪的功能，雖然某些作品有諷刺之味，但并沒有做出清晰直接的否定和批判，缺少深度的挖掘與刻畫。

總而言之，中國喜劇離真正的高級，還有一定距離。什么是高級的喜劇？

想弄明白什么樣的喜劇是高級的，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喜劇。

喜劇源于古希臘，由在收獲季節祭祀酒神時的狂歡游行演變而來。

游行者化裝為鳥獸，載歌載舞，希臘人把它演變為一種滑稽戲，成為喜劇的前身。

此后，誕生了偉大的喜劇家阿里斯托芬，其劇作取向鮮明，充滿著對時勢辛辣的嘲諷與抨擊，奠定了西方文學中喜劇以滑稽形式表現嚴肅主題的傳統。

而后歐洲喜劇，16、17世紀以莎士比亞、莫里哀為代表；18世紀意大利的哥爾多尼及法國的博馬舍是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喜劇的代表；19世紀以俄國的果戈理為代表，人才輩出。而在中國，直到宋代，才產生出有完整的情節內容、戲劇意義上的喜劇，循規蹈矩的內向型民族性格與外向型的喜劇似乎格格不入。

通過國內外喜劇的發展路徑，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喜劇底子終究是太薄了。

外國的喜劇已經衍生出獨特的風格，如美式喜劇、英式喜劇；這些喜劇大多有一種幽默的高級感，而不是一味的扮丑出丑來賣弄笑點。

國內的喜劇更多地停留在通過逗樂的舉動和蠢笨的戲謔引人發笑而缺少深刻的旨趣意蘊，這類鬧劇一般屬于粗俗喜劇之列，自然談不上高級。

那什么是高級的喜劇呢？

首先，內容上帶有諷刺及政治機智或才智的社會批判，而不是純粹的鬧劇或滑稽戲。

影史上，時至今日仍讓人津津樂道的《美麗人生》，在納粹集中營中，猶太人父親為了讓兒子健康快樂地成長，撒下了彌天大謊。

其中不乏夸張的形體表演，孩子的天真與蒼涼的現實形成巨大的戲劇張力，這才是真正的笑中帶淚，一個時代的縮影，永遠不會過時。

從喜劇的體現形式來看，主要是諷刺和幽默。

諷刺大多用于否定性的內容，常以尖銳潑辣的諷刺和嘲笑揭露和抨擊現實生活中的反面事物。

這種喜劇的主人公大都是反面角色，往往品質惡劣，行為乖謬，當他們的面目隨著戲劇從圖的展開而徹底暴露時，就會引起人們的含有諷刺意味的笑。

好萊塢熱衷并擅長將貴族、政客和大人物等拍進電影里，對他們進行調侃。

早在二戰階段前夕，查理卓別林自導自演的首部有聲電影《大獨裁者》，就在影片中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予以嚴重譴責。

默片時代，卓別林表演的經典工人形象，更辛辣地諷刺了資本家，令人念念不忘。

幽默則是喜劇的另一獨特的表現形式。

它不像諷刺那樣辛辣，而是把內容和形式中美與丑的復雜因素交合為一種直率而風趣的形式外化出來。

列寧認為：“幽默是一種優美的、健康的品質。”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幽默感是自尊、自嘲與自鄙之間的混合。”

阿里斯托芬流傳下來的喜劇，多數屬于這類表現形式。

著名的喜劇性人物堂吉訶德以自己一軀羸弱之體，要替天下鏟除不平之事，堂吉訶德留給世人的印象是可笑而又可敬的。

英式幽默也獨得其中三味，大致表現為尖酸刻薄語氣的吐槽、熱愛雙關的語句和自黑精神，福爾摩斯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福爾摩斯迷妹們告訴我，聽大福那叭叭叭地小話兒，是不是讓人欲罷不能？

可見，若只將目光集中于中低層人物生活的心酸，從而滑稽搞笑，而不是高級的幽默感。在中國高級喜劇為什么這么難？

我國向來擅長師夷長技以制夷。

科技軟件我們耍的溜溜的，從BAT、抖音、手機技術等學習創新超越的路線，是否可以復刻到影視上呢？

正如我們可以復制開發軟件、照搬商業模式，但需要從頭開始投入開發芯片一樣。

有些東西，只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近年來，IP改編一度成為潮流，海外作品的復制黏貼抄作業肯定是很多片方想走的捷徑，制作方也會有意選擇收視和口碑俱佳的原作品進行翻拍，來降低風險和成本。

不過，從翻拍的效果來看，這些高分高口碑海外劇中國版的翻拍，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事實證明，哪怕照抄，也考不出高分。

本土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制作的缺失、還是文化的隔閡，文化這東西，不是拿來主義，沒有正確答案，落下的作業只能靠自己慢慢補。

不得不說，喜劇是少數天才的藝術。

中國喜劇仍停留在天才的靈光乍現，周星馳的無厘頭，就是沒人演的出他的精髓。

開心麻花的喜劇套路，離開了沈騰和馬麗挑大梁，其他幾部新人做主演就是扛不起大旗。

無論是創作者還是演員，喜劇人才或許真的需要天賦。

但實際上，百因必有果，電影終究是觀眾買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

電影是普羅大眾的藝術形式，必須迎合普適性的審美需求。

網絡大電影的出現，則證明了小鎮青年的口味就是喜歡西游、怪獸、妖魔和二龍湖浩哥，少數服從多數，決定了中國的喜劇不可能曲高和寡。

我們至少慶幸，中國電影人的底線還沒有將這些網絡大電影搬上大熒幕。

供需雙方向來是平衡的，當文化素養和國民品味逐漸提高，對高級的喜劇需求將日益增長，到底是由市場來提出需求，還是由創作者培育市場，且看誰先行一步。

否則，無根之水、無本之木，全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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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和我的家鄉》：中國喜劇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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