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1901—1968），安徽歙縣人，1922年畢業于清華學校，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學習，與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布魯默（Herbert G. Blumer）、修斯（Everett Hughes）、瑞斐德（Robert Redfield）等同學。該系以研究都市社區著稱，形成所謂“芝加哥學派”。數年之后，吳氏成為中國“發展都市，實業救國”最有力的鼓吹者。

文 | 呂文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為《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編后記

作者授權發布

在早期中國社會學界，吳景超（1901-1968）是一位著述宏富、學術成就較為突出的學者。1947年10月，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中，社會學學科五位候選人被提名，他與陳達、潘光旦同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但三人同時被提名。清華三人之中，吳景超最年輕。這次競爭最高學術榮譽雖未能折桂而歸，但以資歷、成果和影響力而論，他能入圍已經顯示了他的不俗實力。

在社會學界之外的思想界，吳景超也是很活躍，很有影響的。他是當時在非專業刊物上發表文章較多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參與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系列論爭，如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民主與獨裁的論爭、中國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論爭等。在這一系列論爭中，他的討論文章都是引起或推動討論繼續深入的媒介。他在當時幾個具有全國影響的公共輿論平臺上的發文量也相當可觀，如在《獨立評論》發47篇，在《新經濟》發69篇，在《大公報》發16篇（其中“星期論文”10篇），在獨立時論社發8篇，僅這幾個平臺的發文量就達140篇之多?？梢赃@么說，吳景超的聰明才智一半用在學術探討上，一半用在引導社會輿論上。當然，這兩個方面并非涇渭分明，沒有現實針對性的社會學是沒有生命力的，沒有社會學根基的社會問題討論必將流于淺浮。在吳景超這里，兩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的，時評因學術而厚重，學術因時評而靈動。有時因兩方面的內容比重相當，竟有難分彼此之感?？傊?，要討論吳景超的學術成就和思想主張，不能只有專業學術論著一個尺度，撇開那些發表在非專業刊物上的文章，我們的理解和把握必然是片面的、單薄的。

吳景超先生（二排左六）

在中國社會學界和思想界，吳景超曾是領一時風騷的人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今天大多數中國社會學者對他的了解，僅限于“前輩”二字，對他的學術貢獻和思想見解的認識，基本停留在“中國社會學史”教科書上的簡單論述上。相關的研究成果就數量和分量來說都大有拓寬、深化的余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知識分子史的若干學者，對于吳景超關于中國經濟建設的論述和他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作為，曾做過一些基本的敘述和分析。[1]值得一提的是，有別于學術論著的中立客觀、四平八穩風格，2005年謝泳發表的長文《學者吳景超》[2]站在同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對吳景超的思想主張以及人生旅程有頗為犀利的評析。謝文褒貶分明，絕不含糊，雖然有些論斷略有放大之嫌，但他把吳景超思想言論及其社會活動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是前人沒有做到的，具有相當的思想沖擊力，因而引起了一般知識界的廣泛關注。他所提出的“清華三才子”之說也因此不脛而走。重讀吳景超，還他一個本來的歷史面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的一個課題。

吳景超為文，不喜作先驗的哲理闡述，往往從具體的事實和數據出發，結合學理做出明晰銳利的分析；他觀察問題時不取單一視角以求片面深入，往往采取綜合的立場，權衡各方面的因素再下比較穩妥的結論。有論者認為，相對平穩順利的求學和職業生涯，以及在國民政府供職十年的閱歷，使得吳景超不像那些疏離于具體社會實踐的“獨立知識分子”，更像是“科層組織知識分子”；他對社會問題的觀察更深入、更全面，對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種種困難也有更具體的認識，“且作為政府成員，發現問題的目的不在批評，在于如何用種種切實可行的辦法解決‘行動的困難’，屬于典型的建設型”。[3]革命型知識分子和批判型知識分子都在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他們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在建設性地討論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諸多實際問題方面，吳景超的言論和實踐無疑更為集中、更為突出。當時他做的許多建設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所提出的問題和主張，有些直到今天尚處于未完成狀態，所以重讀他的舊作仍能時時予我們以啟發。過去因種種原因，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和公共輿論中非常醒目的一位學者”[4]吳景超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但歷史是公正的，不該忘記的重要人物終將再現光彩，重新被人們所認識。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書影

這本《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主要選錄吳景超的短篇論著，選文數量雖屬有限，但我們希望達到碎金文叢“輯零碎而顯真知”的宗旨。吳景超觀察問題的國際視野，始終從事實和數據出發的求實精神，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往來穿梭的視界交融，深入淺出、簡潔明快的文風，都在這些選文里有比較充分的體現。這種又踏實又活潑的學風，既有助于糾時下浮躁學風之弊，又可成為我們取法的榜樣。

吳景超出身于安徽省徽州府歙縣岔口村的商人家庭，其家庭“世業茶商，運滬銷售外洋，每年達數十萬之巨”。[5]長子吳景超得到了父親的精心栽培。據他回憶，小時候父親曾耐心地花一個多小時來給他講述故事，然后讓他再復述一遍。[6]這種深合教育原理的做法雖未必能為年幼的孩子所理解，但確有其思維訓練和表達訓練之效果。吳家的雄厚經濟能力使吳景超有機會走出交通不便的徽州山區，接受更好的教育，見識更大的世面。1914年，吳景超離開徽州老家到南京的名校金陵中學求學，1915年更是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中等科，取得將來留學美國的資格。進入清華第二年的12月，15歲的吳景超初試啼聲，在《清華周刊》發表小說《鄭老五》。此后一發不可收拾，小說、散文、詩歌、時評等形式的作品頻頻見之于校園刊物乃至校外刊物，以至于今天研究清華校園文學的學者稱其為“清華校園的文藝領袖”[7]。在清華，吳景超與梁實秋、梁思成、吳文藻、顧毓琇等少年俊杰談文論道，共同成長與進步。清華八年，吳景超打下了扎實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本功，獲得了豐富的寫作發表和編輯處理經驗，英文也達到運用自如的地步。這些功底和經驗，奠定了吳景超一生言論與事功的基礎。

1923至1928年，吳景超留學美國，先后在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學習社會學。在明大，他受到經濟史教授格來斯（N.S.B.Gras）的深刻影響，格氏《經濟史入門》（1922）一書注重都市與其腹地之間的關系，對他日后思考中國城鄉關系頗有啟發。當時的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社會學的兩大重鎮之一。芝大社會學系的派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等力倡都市社會學研究，他們指導學生圍繞芝加哥城進行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批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研究著作。享有盛譽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即形成于斯時，而吳景超正是芝加哥學派輝煌年代的見證人。

吳景超在國內多見學者埋頭書齋研讀古代文獻，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此為學者生涯的正途。1925年底，忽然在美國的社會學年會上看到另一種類型的學者不在圣賢古書中求學問，而是努力到試驗室、到社會上去尋找新材料，探求新知識，不能不感到新鮮和刺激。他不由得驚呼：“那真是貢獻，那真是創作?！盵8]25歲時，吳景超把自己感受的心靈震動和學習都市社會學的初步心得寫進了《都市之研究》一文。這是他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習作。從中，我們看到他不滿足于做西方新知的消費者，而是努力探索中國都市研究的新天地。美國當時已在享受都市經濟之益，而落后的中國只有農業經濟體系下微弱的“市鎮經濟”，當時最發達的中國都市上海、漢口，在他眼里亦不過略具都市雛形而已。所以在中國提倡發展都市、研究都市乃是一件大大領先于時代發展的創舉。

吳景超致胡適（耿云志：《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黃山書社，1994年版）

1928年吳景超回國之后，不斷呼吁通過發展都市、發展現代工業將鄉村剩余農業人口轉移到都市工商業中?？上У氖牵敃r的中國還是一片農業經濟的汪洋大海，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都在農業中謀生。狹小的農場面積、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大量人口、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狀況都牽動著無數志士的心弦，各種各樣的重農論以及鄉村建設舉措似乎在國內更受青睞。吳景超的都市、工業化研究計劃盡管一再提出，亦有少數西化派知識分子支持者響應，但始終沒有獲得大規模實施的條件。有人肯定吳景超的這種設計“在百年大計之立場上，理由殊為充分”，但考慮到中國缺乏資本、技術、人才，難以應對外貨傾銷，對中國工業化的創議感到“有遠水難救近火之勢”。[9]這種擔心不是個別人的私見，是一種具有相當普遍性的認識。有鑒于此，20世紀30年代吳景超用了很多精力闡述發展工業與發展都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和各種重農論展開了多年的思想論辯。在他看來，中國是農業國家本屬客觀事實，但把農業作為立國之基并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何況農業本身的進步亦須借助工業化和都市化提供的動力和條件?？箲鹑姹l以后，發展工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愈益為人們所認識。此時，吳景超恰新自歐洲考察歸來，他提出國防工業重于民生工業的基本看法，希望中國能夠效法德國和蘇聯工業化的成功榜樣，以國防工業、重工業樹立整個工業的基礎，增強國民經濟的整體實力，保護民生工業的成果不被侵略者的炮火毀于一旦。

從抗戰時期至國共內戰時期，吳景超集中研究中國工業化的資源基礎、資本基礎、人才基礎以及區域布局等具體問題。每一項研究皆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為基礎，同時參照歐美先進國家發展中的經驗。經過大量數據計算之后，他認為中國通過國內生產剩余積累資金來進行工業化建設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力主大量引進外國投資來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從抗戰后期起，他就不斷呼吁積極爭取將美國戰時剩余的資本和機器設備轉移到中國來促進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在為何要利用外資上，他細致分析中國利用外資之益，駁斥了盲目排斥外資的民族主義論調。他認為，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之前，外人在華設廠是一件利弊互見的事情；而在不平等條約取消之后，則是利多害少；我們決不可把外人在華設廠和其他外人在中國享受的不平等特權等量齊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經驗充分證明這種清醒的認識具有超前的預見性。

1935年底，吳景超隨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等學人到政府任職，先后擔任行政院秘書、參事，經濟部秘書和戰時生產局主任秘書、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顧問等職。十年宦海生涯，他沒有在仕途青云直上，而是一直與身處其中的官僚體系若即若離，保持著自己的學人本色。這幾乎是蔣廷黻、何廉、吳景超、陳之邁等當時一眾從政學者共同的特點，即便翁文灝等極少數人身居高位，但也往往是有職無權，對政府決策與執行均影響甚微。在政府部門，吳景超有機會接觸政府部門的檔案材料，也利用工作之便在國內外各地實地考察，獲得了寶貴的原始材料和感性認識。這一時期，他依然筆耕不輟，所寫學術論著及時評更加切合實際。如1937年發表的《同業工會與統制經濟》一文利用行政院和實業部的檔案資料寫成，1947年出版的《劫后災黎》一書是他歷時三個月實地考察黔、桂、湘、粵、贛五省災民生活和救災事務寫成的日記?？箲饡r期吳景超主編了頗有影響的《新經濟》半月刊，不僅實際主持編務，而且發文量居該刊作者第一位。在官署辦公時期，吳景超對當時政府高級官員的以公謀私現象有近距離的觀察，尤其對植根于中國歷史而活躍在當下的所謂“官僚資本”的危害性感受頗深。

吳景超結合實地考察材料寫成的論文或時評都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絕非在書齋皓首窮經、尋章摘句者可比。如1946年寫作的《利用財富之道》就是這樣的短文。他告訴我們，中國的富戶通常是怎樣把財富化為個人的享受，而現代意識下的富戶又能利用自己的財富為國家、為人民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他期待著中國的富人能夠實現從置田宅到辦實業的轉變，為更多的民眾創造就業的機會，他也希望中國的富人能夠在政府力量一時不能到達的地方，舉辦社會福利事業以造福桑梓。

通過研讀時任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的格來斯的《商業與資本主義》一書，吳景超認為中國還停留在商業資本的階段，與歐美發達國家由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而金融資本以至于國家資本抬頭的演變過程迥然不同。中國的商業資本為何歷時久而進展少，土地資本和官僚資本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扮演了何等的角色？這些都是格來斯力有未逮而他欲一探究竟的問題。[10]他發現在商業資本之外，“還有一種資本，其勢力正不下于商業資本，那就是官僚資本。中國的老百姓，對于這一點的認識，是清楚的，所以民間一向有‘升官發財’的傳說，表示過去一般人的觀感，都以為做官是致富的一種途徑。做官可以變成資本家，正如經商可以變成資本家一樣”。當時，吳景超掌握了某些權貴借助公權謀利的具體證據，但礙于自己的政府官員身份無法直接指陳其流弊，便以兩漢文獻為素材分析中國官僚資本形成的途徑；并且重提董仲舒的理想，主張做官的只可以拿薪水，除了薪水之外，不應當有別的收入。雖然這種理想在中國歷史上未曾實現，但還值得再提出，再宣傳，因為這種理想在當前政府舉辦很多經濟事業的情形之下特別具有針砭的意義。他說：“現在的政府，職務比以前的政府加增了許多，特別是許多經濟事業，以前都由私人辦理，而現在則交給政府去辦，所以現在假如還有官僚資本家，他謀利的機會，便比以前方便了許多。我們并不是根本反對謀利，不過謀利有其適當的場所，就是古人所謂‘求利者于市’。如一個人想要發財，他根本不應當去做公務員，而應當改行做商人。我們因此愿意重新提倡董仲舒的哲學，主張從事政府職務的人，都以‘大夫’自期，潔己奉公，不許張湯、杜周之徒再出現于今日。只有這種哲學成為公務員的普通信仰之后，民生主義才算是奠定了人事上的基礎。”這就是1942年4月20日發表在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的《官僚資本與中國政治》一文所要表達的主要見解。

據說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紀念吳景超學術思想研討會時，原資源委員會副主任錢昌照發言說，吳景超是在中國最早提出“官僚資本”概念的一人。是否“最早”，當然還可以由專門的學者去做考證工作，但說吳景超是最早一批提出“官僚資本”概念并產生較大影響的人，應該是不錯的。通常人們認為，知識分子脫離實際，多書生之見，這話放在吳景超身上并不合適。他的實地調查工作和官場歷練，他對歷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書齋型學者之處。他冷眼旁觀官場習氣，心底并不認同，更不隨波逐流。他重提董仲舒的理想，明知這一理想在歷史上未曾發生實效，仍然不憚再次提出，其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情懷，昭昭可鑒。

在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吳景超比較研究蘇聯和英美的經濟制度，試圖取長補短，為中國經濟建設找到一條允厥執中、適合國情的道路。早在30年代的文化問題論戰中，他就明確地表明，資本主義這個西洋文化的產物對于中國人來說是“瑕瑜互見”，“我們不能把精華與糟粕，一齊吸收過來”?！八麄兊拇罅可a方法，是可取的；但其圖利高于一切的動機，因提高價格，不惜焚燒存貨的舉動，卻要排棄”。[11]吳景超之提倡工業化和都市化，即是取其大量生產方法之益；不過，他同時對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周期性經濟危機措施頗為留意。凱恩斯主義影響下的羅斯福新政，英國工黨上臺前后的勞工政策，貝弗里奇報告及英國政府白皮書中對福利國家的描繪，1946年美國的就業法案，諸如此類的舉措，都是吳景超寄予熱切期望并及時追蹤的新生事物。他從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動態中看到，貧富之間的距離正在縮短，階級矛盾已經趨于緩和。從富者一面著手的措施是實施累進所得稅及遺產稅，通過稅收杠桿將一部分富人的財富轉移到社會手中；從貧者一方面著手，政府舉辦社會福利事業，社會保障愈益完善，并實行最低工資律及家庭津貼等。蘇聯取消私有財產制度后激動人心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英美實行市場經濟制度帶來的整個社會的自由氣氛，都在吳景超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從學理上試圖將這兩種經濟制度的優長結合起來，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可能。不過，在當時更多的知識分子眼里，這種在當時被概括為“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僅僅是吳景超、蔣碩杰、劉大中等少數西化派知識分子的一種不合時宜的舊調重彈。[12]

歙縣岔口的吳景超故居

吳景超也很關注歐美發達國家不斷變動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舉措。當時在美國流行的改良婚姻制度的新建議（以伴婚制補救一夫一妻制的若干流弊，設立婚姻顧問院或家庭醫院以預防或解決婚姻生活中的具體困難），工業化社會中家務勞動社會化給予婦女地位提高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在美華僑與美國人通婚中遭遇到種種法律、習俗問題，等等，都曾進入過他的視野。吳景超對歐美發達國家婚姻家庭制度中有關問題的關注是和這些國家的學者完全同步的。如1948年5月他發表的文章里已經引用了當年美國出版的金賽《男性性行為》作為他思考問題的資源之一，在中國恐怕這是最早的。雖然他注意到的問題具有一定前瞻性，他轉述或原創的意見在當時中國社會只有少數人理解和欣賞，但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其價值將愈發顯露出來。

吳景超特別善于從具體的事實中分析出其中蘊含的理論方法問題。他或結合前沿學術思想問題舉例來加以闡述，或多舉其欽仰的大家碩學的治學過程及代表著作仔細剖析。本書所收的《社會學觀點下的社會問題》、《社會學觀點的應用》、《民族學材料的利用與誤用》等為前者的代表，《孫末楠的治學方法》、《幾個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則為后者的代表?！渡鐣W的園地》既有對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方法探索，又介紹了國外社會學界最新的研究典范，堪稱兩方面結合的代表。他這種從具體研究實踐中總結理論方法問題的做法，可以稱為一種文獻研究方法的“從實求知”。1955年發表的《關于搜集資料問題的幾點經驗與教訓》，將個人幾十年搜集資料的心得體會和盤托出，金針授人。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說，籠而統之地講治學要求和原則的人并不鮮見，如此細致地把自己幕后的具體工作過程拿出來給人看的學者依然是鳳毛麟角。學術工作是細致的腦力勞動，不具體地展現幕后的工作過程，對于新手基本上是無用的。雖然我們今天已經不用紙質的卡片來搜集、整理資料了，辦法可以變化，原則還是一樣的，吳景超的經驗在現在的數字化時代還是可以變通形式予以師法的。最近若干年來，國內高校非常重視給研究生以規范的學術訓練，安排了不少相關的課程或講座，但在這些訓練之前，如果能先講講搜集、整理資料的方法，那么后面的訓練會更容易取得成效。希望這篇早期的治學經驗文獻能給今天的青年人一些啟示。

吳景超的全部著述是一宗很有價值的學術遺產，我們這里所取的僅僅是鼎中之一臠。然而品一臠可以知肉味，從這些片段中的論述中，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吳景超留學時期即已種下的都市意識和追求工業化的強烈愿望，亦能學習到他觀察社會問題的開闊視野和綜合立場。他畢生念念不忘的是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改變中國眾多人口擁擠在有限的耕地之上的“第四種國家”的地位。都市意識和國家前途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兩方面不可分開單獨看待。而他分析中國問題的方法，則是始終在著力吸收歐美發達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探索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當今之世，國際經濟文化交流較吳景超生活的時代更為頻密，全球化勢不可擋，任何自外于世界先進經驗的夜郎之見都將貽笑大方。吳景超作為一位勇于吸收世界先進經驗、為我所用的思想先驅，理應得到我們更多的關注。他的這些言必有據，簡潔明快而又通俗易懂的短文，也會給身處改革開放時代的我們諸多新的啟迪。

注釋：

[1]如閻書欽：《國家與經濟：抗戰時期知識界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論爭——以〈新經濟〉半月刊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許紀霖等：《近代中國知識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2]謝泳：《清華三才子》，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東方出版社再版。

[3]參見劉集林：《批判與建設：陳序經與吳景超文化社會思想之比較》，《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4]衛春回：《試論吳景超“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近代中國》第23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

[5]《統計專家吳景超》，上?！稏|方日報》1941年10月18日，第一版。

[6]吳景超：《一個周刊編輯的回憶》，《清華周刊》第41卷第6期，1934年4月28日。

[7]張玲霞：《清華校園文學論稿（1911-1949）》，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41頁。

[8]吳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學生季報》第11卷第3號，1927年1月。

[9]柯象峰：《中國經濟建設之先決問題》，原載《政治評論》第156、157期合刊，1935年6月6日，收入《柯象峰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14頁。社會學家陳達三年前也發表過類似的意見，參見陳達：《生育節制與我國人口問題》，中國社會學社編《中國人口問題》，世界書局1932年版，第44-45頁。

[10]參見吳景超：《資本主義的發展》（書評），《新經濟》第6卷第12期，1942年3月16日。

[11]吳景超：《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獨立評論》第147號，1935年4月21日。

[12]參見汪馥蓀：《論自由競爭的社會主義》，上?！洞蠊珗蟆?949年1月16日、17日。

（本文為《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編后記，原題：不該被遺忘的一位前瞻性的社會學家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編后）

原標題：《一位不該被遺忘的前瞻性社會學家——吳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