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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虧是福，經過換房時代的上海人才知道
原創 李斤欠斤欠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收錄于話題#市民歷史2#住在上海15
以房換房，“通關”難度絲毫不亞于今天的二手房交易。
但有需求就有市場，上海人“騰挪搬移”的智慧，早在調房時代就體現出來了。
一
房子是可以拿到市場上買賣的——這件現在看來司空見慣的事，其實是1980年代以后才出現的。
在1991年5月1日《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正式實施前，絕大多數上海人住的房子都是“公有住房”。
住戶沒有產證，持有一張租用公房的憑證，也就是俗稱的“藍卡”，每個月需要支付房租。
在那個年代，房屋買賣相當于天方夜譚。但是，早年上海的居住條件實在太困難。
兩家人家住一臂之隔
放塊擱板就能一起吃飯
/吳文驥 攝
難到什么程度？資料顯示，1978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積4.5平方米。
如果是一家三口，就住個13.5平方米的房子，相當于現在公寓樓里一間次臥那么點大。
活躍的民間換房市場，是被狹小的居住空間逼出來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戴曉波說，在那個年代，上海的民間換房市場可能是全國最活躍的。
除了居住空間緊張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上海88%的住房是“直管房”，是由房管局直接來管理的，“單位自管房”只占12%（注：來自1990年的統計數據）。
北京則正好相反，八成以上的房子是“單位自管房”。
“一塊地方用于辦公，旁邊一塊地方是家屬院，你有工作，才給你住。人對單位的依附性強于對社會。”
“但上海不是。政府大量建新村，單位出資將房子買下分給職工后，就劃撥給房管局管理；單位自己出資建設住房，分給職工后也劃撥給房管局管理?！?/p>
上海某換房市場
人頭攢動的景象
/陸杰 攝
戴曉波說：“因為房子的產權都是房管局的，為方便群眾，政策允許居民互換住房，所以上海才會出現調房市場?！?/p>
當然，還有更具體的換房原因：鄰里矛盾、兒子結婚了想分開住、改善煤衛條件……
總之條件再艱難，只要有一點空間，就阻擋不了上海人在換房這件事上動腦筋。
二
靜安區一家頗有名氣的小飯店老板周建國（化名），通過三次換房改變了人生軌跡。
周建國是1958年出生的，小時候一家人擠在順昌路上7平方米的亭子間里。
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床和桌子之間那條窄窄的過道里，地板被磨得光亮。
那時他暗下決心，長大后，要讓家人住到好地段、住進體面的房子。
到70年代，父親的單位分了一套20多平米的房子，就在原來7平方米房子附近。
作為家中長子，周建國剛20歲出頭，就開始在換房上動腦筋了。
當時市中心名氣最響的民間調房市場在淡水路，還有復興中路的上海跳水池（舊址）對面、長樂中學操場、云南路等，都是自發形成的。
復興中路黑石公寓門前
交流換房信息的人群
/陸杰 攝
在調房市場里，大家打招呼的問候語是：“儂啥房子（你是什么房子）？”
先看對方是石庫門房子、新式里弄還是老洋房，接下來再聊房子面積、地段、樓層、朝向、煤位狀況等。
不但如此，大家的“接頭”方式也是相當單一。
沒手機沒微信，換房的兩家人想約下一次碰頭，只能提前講好時間地點，或者通過弄堂口的公用電話聯絡。
周建國晚上沒事情做，就去淡水路兜圈子。
夜晚換房市場人氣十足，電線桿上貼滿了像“老軍醫廣告”般的房屋信息，上街沿站滿了人，交頭接耳、熱熱鬧鬧。
到了周六晚上、周日下午，場面像在趕集。
他人生的第一次調房是在80年代初。
在周建國心目中，自己住的房子地段不靈。
“人都有虛榮心嘛，我覺得住‘上只角’、住好房子，更加有面子，跟人家講起來，感覺兩樣的?！?/p>
無數次泡在淡水路，不斷打聽信息，周建國終于換走了順昌路的房子，換來了茂名南路底樓一間，23平米。
“壞處是三樓換一樓，犧牲了采光和幾平方面積，好處是舊里換新里，關鍵地段好了呀！”
電線桿上貼滿了房屋信息
/陸杰 攝
第一次換房后，周建國明顯感受到好地段帶來的“光環”。跟他換房的是一名畫家，隔壁鄰居呢，住的是《請到天涯海角來》的原唱沈小岑。
不過，周建國沒有止步于此，他還想要更“扎臺型”的房子。
他依然是淡水路的“?？汀?。很快他又打聽到了一間帶壁爐的老公寓，位于陜西北路。
上門一看，周建國立馬心動了——房間帶雙陽臺、落地窗，站在馬路上一眼望過去，相當漂亮。
“要是跟朋友走在馬路上，我手一指，那間落地窗雙陽臺的房子就是我家，多少有面子！”
周建國果斷把茂名路的房子和老公寓住戶對調，又犧牲了2平方米面積，讓家人住進了這間21平方米的老公寓。
至此，他小時候的“上只角洋房夢”算是實現了。
“對方這么漂亮的洋房式公寓，為什么愿意跟你一樓的那間換？”我們有點好奇。
“聽說這家人是跟鄰居鬧意見了，待不下去，想快點搬走?！彼卮鹫f。
三
房子的檔次上去了，但一家人的生計問題依然擺在周建國面前。
80年代初期，周建國在柳林路做服裝生意，后來又輾轉到上海木偶劇場，做了一段時間柜臺生意。
他是家中老大，自己也成了家，肩負著大家庭、小家庭雙重的生計擔子。
除了做生意貼補家里，周建國又在調房市場里發現了一些“商機”。
當時個體戶還很“邊緣化”?！案癯焦馊思铱床黄鸬摹！敝芙▏f。
但第一代個體戶已經成長起來，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
周建國算了一筆賬，假如把家里的房子換成沿街門面，租給別人開店，拿到手的租金不會低。
一部分用來給家人租間房子，另一部分就能補貼家用。
于是，周建國又“殺回”淡水路，開始以門面為目標尋尋覓覓。
上海某民間換房市場
/陸杰 攝
當靜安區中心地段這間現在被他用來開小飯店的沿街房子出現時，周建國果斷把握住了機會。
“對方屋里向4個女兒，其中兩個已經談男朋友了。一家人帶著兩個男朋友，到阿拉落地窗雙陽臺的房子里向一看，也蠻看得中?！?/p>
“也是一種虛榮心嘛！儂想想看，等伊拉女兒結婚了，對方親家上門一看，肯定心里想，這家人老早屋里向條件肯定好噢！”
盡管對方看得中，但畢竟面積上要“吃虧”——陜西北路的房子是21平米，門面房子是23個平方。
為了拿下這間門面房子，周建國又另外貼了600塊錢。
“后頭我把門面出租，每月租金1000塊，幫家人外頭借房子400塊，多出來每個月600塊錢，一家老小日常開銷夠了?！?/p>
沒想到幾年后，個體戶越來越多，門面房子的價值飆升，周建國的門面房更金貴了。
有人提出，想用兩套公房換他的這間門面房，但周建國都拒絕了。
“當時要是用門面房一調二，就沒有今天小飯店的故事了?！?/p>
四
“一調二”、“二調一”也是調房時代常見的一種方式。
劉曉英住在徐家匯“九棟樓”一套小三房里，這間房就是“二調一”換來的。但不是通過民間市場，而是房管所的住房交換會場。
幾個街道房管所聯合組織的
住房交換會場
/陸杰 攝
當時各個區的房管所有專門的住房交換部門，還會開設住房交換交流會，有專門的職工幫大家出謀劃策。
1988年，劉曉英還在外地工作，妹妹住在天山五村的兩室戶，父母住在建國西路新式里弄里，20多個平方米。
當時妹妹一家要移居到法國。按照政策，妹妹要是一走，天山五村的房子就要“歸公”了。
家人決定，趕在她妹妹出國前，將這兩間房“二調一”，換一間更好一點的住房。
最后，通過房管所提供的住房交換信息，原來兩間換成了“九棟樓”里一套71平方米小三房。
這樣一來，劉曉英回滬后既能照顧父母，也有了自己單獨的房間。
“九棟樓這家人剛好是三代人住在一間房子里，好幾口人，急于一換二，大家一拍即合。”
上海市房地局在某小禮堂
組織換房活動
/陸杰 攝
換房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無論怎樣調換，總有人面積變多了點，也總有人面積犧牲掉一點。
住房依然緊張，換房也只是暫緩了上下班交通和住房條件的矛盾。
出生于1957年的戴曉波，兒時家里也調換過房子。
從楊浦區控江二村的一間居住面積為14.5平米的住房，換到了延吉中路101弄1號的一間15.7平米的住房。
地段上損失了一站公交路程，面積上大了1.2平米。對一大家子來說，多出1.2平米何其珍貴。
1988年，戴曉波被任命為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方案組組長，致力于推動解決上海人住房問題。
“1991年之前，交換市場是大量存在的，等到住房制度改革實行后，又持續了一段時間?！?/p>
“1994年起，大家自住的房子可以花一筆錢買下來，公積金制度也不斷普及，可以為居民提供買房的按揭貸款，交換市場漸漸冷清了?！?/p>
楊浦區居民排隊購買
居住公房產權
/王照暉 攝
“到1997年國家住房改革全面推行后，調房市場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淡出了歷史舞臺。”
從90年代至今，經過30年時間，上海住房建筑面積總量從1億平方米，增加到了7億平方米，整整增加了6倍。
“是改革讓上海市居民在住房上真正擁有了獲得感。”戴曉波說。
安得廣廈千萬間，從調房市場到二手房交易市場，不同的時代，相似的故事。
圖片版權歸陸杰先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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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李欣欣/ 編稿子：韓小妮/
畫圖畫：二 黑/ 寫毛筆：陳冬妮/
做圖片：二黑/
拿摩溫：陳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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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吃虧是福，經過換房時代的上海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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