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國內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極端排外民族主義迅猛抬頭，并發展成為一場政治異動。圖為2020年4月13日，印度孟買，人們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新華社 圖

作為一場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擴張范圍，它帶來的人員傷亡、經濟崩潰、邊界關閉以及其他影響，都在不斷刷新人們對風險社會的想象，新冠病毒的傳播也在實踐另一種“全球化”的統治之路。

面對疫情，各國政府和社會的應對措施已經并將持續深刻地影響世界。我們看到，就在疫情引發的新一輪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邊緣之外，民族主義的政治異動正在挑戰西方世界的秩序。觀察人士指出，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興起可能會成為病毒大流行和各國應對措施的后果。

這場世界范圍內民族主義的政治異動具有哪些典型表現？其產生的時代背景是什么？根源何在？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流行病與對特定種族群體的污名化

過去兩個世紀里，民族主義已經發展為世界各國各地區引人矚目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形式，成為民族國家社會的重要特征。

民族主義是一種可塑性極強的狹隘的意識形態，它更看重一個國家或種群的成員身份。民族主義者認為世界是由國家和民族構成的，國家是社會和政治組織的自然單位。但民族主義的發展往往又是高度兩極化和分裂的，因為它經常與否認其他政治立場合法性的民粹主義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其蒙上了一層威權主義色彩。在這種政治氛圍中，民族主義的極端化傾向很容易被合理化，而新冠疫情期間，這種發展趨勢與流行病聯系在了一起。

在世界民族主義的政治實踐中，始終存在一種極端化意識形態，就是將流行病與對特定種族群體的污名化聯系在一起。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納粹德國的反猶太言論，納粹德國將猶太人比作影響德意志民族身體的疾病。這種污名化行徑在納粹賦予猶太人非人類地位和為猶太人無辜被虐殺的行為辯護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八十多年過去，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使這一幕再次重演。當全世界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更好地遏制病毒的傳播這一緊迫問題上時，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者卻別有用心地制造與病毒相關的政治構陷，制造對特定民族、種族、宗教的污名化和迫害。在這場意外危機中，阻擊病毒成為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者制造事端的絕佳借口。

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

我們看到，印度國內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極端排外民族主義迅猛抬頭，并發展成為一場政治異動，這種狀況非常值得警惕，它是威權主義和極端排外民族主義相結合的結果。

印度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利用這場意想不到的危機制造民族沖突，為其宗教迫害辯護，并伺機加速這種迫害。隨著疫情在印度蔓延，人民黨內部的極端排外民族主義者以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為掩護，大肆宣傳該黨長期堅持的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即反穆斯林的意識形態。印度教民族主義是印度人民黨宣揚的一種基于“印度神圣的祖國只屬于印度教徒”的政治意識形態，它“用印度教價值觀定義了印度文化，排斥印度其他宗教和種族文化”。

隨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印度的顯著增長，總理莫迪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了嚴厲的封鎖，他和幕僚將病毒傳播政治化，制造了穆斯林民族是病毒的攜帶者和傳播者的一系列話語，并通過三個階段把穆斯林塑造成印度的國家敵人。

第一階段是把病毒傳播歸咎于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制造新冠病毒是由伊斯蘭傳教組織塔布里·扎馬特（Tablighi Jamaat）的成員傳播的謠言。

謠言首先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中廣泛傳播，而當印度官方機構縱容這些謠言并以實際行動賦予其合法性后，這些謠言遂成為政治構陷的依據。2020年3月31日，德里警方出具了一份針對塔布里·扎馬特創始人曾孫、該組織總部所在地的現任負責人、印度穆斯林學者莫拉納·薩阿德·康德勞維（Maulana Saad Kandhlawi）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警方根據《流行病法》和《印度刑法》對這位負責人和其他六人提起指控，理由是他們故意違反政府為遏制病毒大流行而發布的封鎖指令。4月2日，印度內政部將塔布里·扎馬特成員中的非印度人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們從事扎馬特的活動。衛生部長哈什·瓦爾丹（Hashish Walden）直接將病毒的擴散歸因于穆斯林人口的攜帶與傳播。

第二個階段是通過煽動性的政治言論妖魔化穆斯林。

人民黨領導人在社交媒體和其他公開場合展開有針對性的攻擊。例如，德里人民黨領導人卡米爾·米什拉（Kamil Mishra）在推特上制造煽動性輿論:“塔布里·扎馬特人開始向醫生和其他醫護人員吐痰！很明顯，他們的目標是用新冠病毒感染盡可能多的人并殺死他們！”

政府機構的構陷加上政治領導人的煽動性言辭，制造出一種恐懼和偏執的環境，這種環境極易激發對被構建的敵人實施象征性和身體上的暴力，為第三階段鋪平了道路。此時，暴力的幽靈已經擴大到整個國家，暴力實施的對象涵蓋了所有穆斯林。

疫情期間，無辜穆斯林遭遇暴力的事件在印度比比皆是。4月5日，印度一名22歲的穆斯林男子遭到村里其他人的毒打，并被錄下來發布在社交媒體上。同一天，來自另一個村莊的37歲穆斯林男子因不堪忍受村民指控他攜帶并傳播新冠病毒而上吊自殺，盡管就在幾小時前，這名男子的病毒檢測結果被證實為陰性。同樣悲慘的還有一位來自旁遮普邦的穆斯林婦女，4月10日，她在當地一家醫院輪班后開車回家，途中她的車被一群男人包圍，她被強行拉出來，遭到咒罵、毆打和性侵犯。

這三起案件讓人們看到，在新冠病毒的掩護下，印度教民族主義不再是一套停留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想象中的儀式化內容，而是很快發展成為一種暴力思想，進而轉變為暴力行為。尤為令人不安的是，這種暴力行為不是由印度人民黨官方力量，而是由普通公民實施。

歐美國家的排外民族主義

疫情期間除了印度人民黨挑起的反穆斯林浪潮之外，歐美國家的極右翼黨派也不約而同推出了針對有色人種和移民的排外的民族主義政策。極右翼政客們為了轉嫁國內壓力和矛盾，為有色人種和移民貼上“病毒攜帶者”的標簽，在本已嚴峻的環境中制造出一種深深的不信任和仇恨的氣氛。

在美國，抗擊疫情的緊急條例授權國土安全部可以在不經過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將非法和無證移民送回原籍國。與極右翼政客的言語誹謗遙相呼應的是，美國國內針對華裔的種族主義歧視事件也大大增加，僅僅2020年3 月19 日至4月1日短短兩周內，美國的一個在線報告就記錄了1135例。

在歐洲，德國的德國新選擇黨（AfD）和奧地利的自由黨（FPO）等極右翼政黨把新冠病毒傳播與所謂的移民威脅聯系在一起，并要求采取專門針對移民的鎮壓措施。在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也聲稱新冠病毒的傳播與移民有關。雖然他的政府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兩者之間存在聯系，但他依然下令出臺了非常嚴格的移民隔離制度。

民族主義政治異動還表現在陰謀論的空前活躍。通常在政治動員中，恐懼是一種強大而危險的動力。我們看到，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利用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傳播恐懼和陰謀論，從5G技術傳播病毒，到認為這種病毒只是政府陰謀的煙幕彈等，各種匪夷所思的謠言一直在流傳，這些謠言是通過與極右激進組織活動人士有聯系的4chan 和8chan 這樣的社交媒體展開傳播的，目的是制造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盡管這些社交媒體主要被較小的、相對邊緣的激進團體所使用，但謠言已廣泛傳播，并受到極右翼和民粹主義政客和政黨的重視。

我們有理由懷疑，全球將在短期內看到一個與疫情息息相關的“新冠民族主義”（coronationalism）在一些國家出現，它由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極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混雜而成。

疫情期間民族主義異動的逆全球化背景

如果說新冠疫情是民族主義政治異動的導火索，那么波及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則是民族主義涌動的深刻背景。

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話語，它將全球范圍內不受約束的市場作為實現資本主義繁榮承諾的關鍵要素。全球化涉及人員、信息、貨幣和產品的流動，這些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增加，使國際商業得以繁榮。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第三世界的結構調整和1991年蘇聯模式崩潰的刺激下，全球化以驚人的速度擴散，它的意義不僅僅是重塑市場，還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夠利用其國內力量，對外輸出新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文化等內容。

然而全球化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其成為潛在破壞資本主義自身的結構性因素。這些后果包含了全球變暖、第六次物種滅絕和海洋污染等與環境正義對立的風險，以及經濟發展不平等加深等體現強國霸權的內容，導致抗議之聲不絕于耳。

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帶之內，各種政治動員頻繁涌現，全球范圍內的，有反WTO 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運動、“歐盟反緊縮運動”等。在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中，各種青年抗議活動也經常占據全球新聞的頭條。

全球化核心國家美國和歷史更悠久的歐盟成員國，也在經歷傳統的權力中心——社會民主黨和主流保守派——日益失去影響力的過程。2016年的美國大選和2019年的英國大選結果就是對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打擊，也是逆全球化的顯著政治事件。

特朗普和約翰遜的伙伴關系不是由親市場的智庫和傳統媒體催生的，而是出于他們對各自國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減弱的本能反應。他們將全球化認定為根本性矛盾，并將民族主義描述為解決方案，將經濟、政治和軍事監控跨境流動相結合，以促進白人國家的經濟利益。美國當前日益嚴厲的移民控制和驅逐，反對環境倡議和對全球變暖的質疑，昭示出逆全球化和極端排外民族主義的抬頭。約翰遜的英國退歐計劃有著類似的共鳴，它由重新建立國家壁壘，回到英帝國統治時期，以及“讓英國再次強大”的渴望所支撐。

與此同時，大數據算法的興起使個人隱私、共識、真相遭受瓦解，西方黨派和利益集團為政治和經濟利益而操縱信息、事實和個人觀點，也在加劇意識形態分裂，破壞共同政治立場。這些都導致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分歧越來越大，種族優越感、仇外心理日益合法化，對任何“異族”的日常化排斥以及有組織的暴力行為都在增加。

可以看到，全球民粹主義領導人都采用了非常相似的策略。除英美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印度總理莫迪、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這些領導人都反對全球主義，支持有利于其選民的民族主義政策。越來越多的政治競選結果表明，世界各地的極右翼政黨在主流選民中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極右翼勢力的崛起及其政治主流化意味著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許多國家變得更加廣泛和被社會接受。

新冠疫情在西方世界暴發后，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者認為，資本和勞動力的全球化造成了消費品和人員的全球流動，是導致新冠病毒在北大西洋兩岸蔓延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這導致支持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力量和聲音顯著上升，民粹主義反彈，全球化力量和聲音被顯著壓制。民粹主義政客紛紛呼吁關閉邊境，并聲稱他們長期強調的關閉邊境是正確的。民族主義政策的支持者們更是強硬表態：“當全球化本身使我們面臨如此嚴重的風險時，追求全球主義（即便是一種理想）還有什么意義?”

雖然關閉邊境可能是暫時的，但出于各種動機，一些措施的截止期限遙遙無期，重新開放邊境和恢復全球交通可能還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不難推測出，除疫情控制之外的其他考慮往往都與排外的民族主義政策緊密相連。這一切都會導致逆全球化的趨勢加深，國家至上主義也將大大削弱全球治理和合作的實效。

疫情期間民族主義異動的根源

由此我們得到一個比較清晰的判斷，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的不平等和極端排外民族主義相互構建，從根本上形成了新冠病毒疫情中政治異動的根源。

資本主義全球化導致的結構性不平等是造成新冠疫情期間政治異動的根源之一。由于新自由主義倡導全球化，對利潤的追求使發達國家不太可能為大流行病制定計劃，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在美國，食品服務行業的供應鏈斷裂導致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浪費，新鮮牛奶被倒進排水溝沖走，蔬菜被埋進了地里。疫情同時暴露了奉行新自由主義政府的不負責任，例如放任整個工業部門特別是機械工程行業的衰落，直接導致疫情期間，甚至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包括呼吸機和個人防護裝備在內的關鍵醫療設備出現嚴重短缺。

在逆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國家政府不同程度實施了緊縮政策，使原本嚴峻的疫情形勢雪上加霜。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削減公共醫療保健、公共衛生和社會資金的支出等措施在許多歐洲國家十分普遍，這使歐洲從新冠疫情中迅速復蘇的可能性因素變得更加復雜。

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遭受了多年的緊縮，在經歷了包括削減成本、縮小規模、重組、準私有化、外包和勞動力臨時工化的過程后，公共衛生系統非常薄弱；意大利是歐洲受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國家，衛生保健的區域化和國民保健服務的私有化大大推遲了該國政府采用強有力措施遏制疫情的時間；西班牙公共服務基金的大幅削減是歐盟15國中最嚴重的，該國醫療服務狀況分化嚴重，破壞了抗疫所需的全社會團結。

美國私人付費服務體系的致命弱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沖擊下更是顯露無遺。在美國，幾乎有3000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另有2700萬人的醫療保險覆蓋面極其不足。缺乏社會保障的一個指標是絕大多數的工人沒有病假，這意味著如果他們由于生病不能工作，就獲得不了任何收入或財政援助（不管是雇主提供還是公共保障支出）。因此，很多人抗議停工，拒絕停止工作，這也是為什么許多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繼續工作從而感染他人的原因。

種族資本主義將傳染病流行與特定民族掛鉤，成為疫情期間極端排外民族主義躁動并導致政治異動的根源之二。

將流行病歸罪于移民或少數民族的做法早已屢見不鮮。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發，在兩年內導致全球1700萬到1億人死亡，當普通民眾遭受這種致命疾病的折磨時，歐洲和美洲的政客們卻試圖把責任歸咎于德國人，說是德國人在他們的實驗室里“制造”了這種病毒。

美國歷史上的流行病暴發也都會貫穿著對特定民族的污名化。1892年爆發的斑疹傷寒和霍亂被歸咎于到來自東歐的俄羅斯猶太移民；1900年唐人街社區發現的淋巴腺鼠疫被認為是從一艘香港游船運輸過來的，結果檀香山唐人街被夷為平地，排華歧視一度登峰造極；1918 年芝加哥流感流行期間，種族主義者指責疾病的傳播是黑人居民造成的。

結語:危機后的政治修復與社會重建

西方研究者深刻認識到：“如果要解決資本主義結構性問題，就必須解決其結構性要素中所包含的資源不平等問題，首先要客觀評價所有人口（族群、宗教團體），其次是承認和糾正歷史上的不公正現象，最后是放棄短視的企業行為，根據需要提供資源配置。”

這啟示我們，為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拯救生命，至關重要的是以強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會公平為支撐點推動政治經濟的重建。病毒沒有國界，那種“讓你的鄰居生病”的方法只會弄巧成拙，使情況更為惡化，而以仇外、排外為特征的民族主義極端化政治操作作為風險轉嫁的策略同樣也是不可持續的。

新冠病毒的“全球化”之路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危機狀況，就連兩次世界大戰也無法與之匹敵。疫情幾乎同時封鎖了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人口，眾多國家邊境被迫關閉，這是一種獨特的全球共同經歷。但“敵人”絕不是某一個國家或民族，也絕無可能在單一民族國家范圍內對付這一世紀性病毒。

從目前來看，世界將導向“新冠民族主義”還是全球團結尚不清楚，也無法明確預測后疫情時代的世界政治格局，然而已有的全球抗疫經驗告訴我們，充滿偏見的政黨政策和單邊外交只會惡化抗疫形勢，重建疫情中的世界仍然需要不斷呼吁在決策中加強對政治多邊主義的承諾，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并指向更富有成效的跨國團結與合作。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民粹主義思潮最新發展動態及其社會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6AZD034）的階段性成果。原題“新冠疫情期間世界民族主義的政治異動”，原載《國際論壇》2020年第5期。由作者進行了大量刪節，具體技術細節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