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27日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為爭奪“納卡”地區再燃戰火。所謂“納卡”，是個縮寫詞，它的正式名稱是“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如果從意義上來說，“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是“山地卡拉巴赫”的意思。在南高加索的小高加索山脈有個廣闊的地區叫“卡拉巴赫”，一個是“平原卡拉巴赫”，另一個是“山地卡拉巴赫”。東部為“平原卡拉巴赫”，歸屬阿塞拜疆，而位于西部的“山地卡拉巴赫”卻插在亞美尼亞和和阿塞拜疆的中間，是兩國爭奪的地區。

由于民族的不同、信仰的差異、居民訴求的相向，再加上地理位置的特殊與重要，“山地卡拉巴赫”歷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大國爭奪利益的博弈場所、當地居民受大國控制和制約的禁地。250年來，從一這地區出現“卡拉巴赫汗國”時起，“山地卡拉巴赫”一直被架在他人的車上顛簸前行，道路曲折，命運坎坷。

阿塞拜疆臨近納卡邊境的塔塔爾地區的受損的房屋。

俄羅斯帝國時期

從18世紀開始，“卡拉巴赫”地區就是俄羅斯帝國和波斯、土耳其激烈爭奪的地區。各方爭奪的焦點就在于要把里海邊上的巴庫據為己有，一是因為巴庫地區的極其豐富的油田蘊藏著不可估量的石油，二是巴庫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背靠大高加索山脈的崇山峻嶺，面對廣闊的里海。歷來都是土耳其、波斯登陸高加索的橋頭堡，也是沙皇們擴展南疆勢在必奪的灘頭要地。只要占領了巴庫，從格魯吉亞直至黑海邊的巴統，就有了一條無法攻破的戰略線。而卡拉巴赫就恰恰位于從巴庫直至巴統這條戰略線的中央位置。

葉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了巴庫汗國，開拓了通往卡拉巴赫之路。而到了亞歷山大一世時，卡拉巴赫汗國就“臣服”了俄羅斯帝國。1868年，卡拉巴赫就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個新建制——實行督軍管制的“伊麗莎白省”。從此，卡拉巴赫地區就成為“里海的巴庫—黑海的巴統”戰略線上的不可舍棄的防地、俄羅斯帝國南高加索邊疆的不可逾越的堡壘。盡管如此，波斯、土耳其的經濟、宗教、文化的影響在這一地仍很深厚，尤其是居民的成分和宗教信仰。在“山地卡拉巴赫”，原先居住的是亞美尼亞人，而在“平原卡拉巴赫”則主要居住的是阿塞拜疆人。近百年來，尤其是“不被承認的卡拉巴赫共和國”成立以來，阿塞拜疆在自己實際控制下的“卡拉巴赫共和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減少該地的亞美尼亞居民，逐漸增加阿塞拜疆居民。而亞美尼亞則在自己的境內和在“卡拉巴赫共和國”，大量驅逐阿塞拜疆人。這種居民成分的大幅度變化成了亞阿雙方爭奪“山地卡拉巴赫”的焦點。

至于信仰，那在“山地卡拉巴赫”是個更為嚴重的問題。由于俄國和波斯、土耳其在這里的影響，當地居民信仰有很大差異。亞美尼亞人信奉與東正教相近的基督教，而阿塞拜疆人多數信奉伊斯蘭教，而在上層在俄國俄國化政策的影響下，部分人改信東正教。在蘇聯時期，受“蘇聯化”民族政策的影響，近30年來，新俄羅斯國家的國際地位的降升急劇變化和經濟發展的蹣跚，以及處理南高加索地區民族關系政策的利益變化，都給雙方居民信仰上的差異添上了更多的不和因素。至于文化，亞阿雙方都強調自己有著不同于對方的悠久的、深厚的文化傳統，而這些文化是不可溶于一體的。

也許，可以說，“山地卡拉巴赫”問題是在這一地區各帝國利益爭奪和沖撞的歷史遺產，而這遺產的沉重現在不得不讓接受這種遺產的人付出沉重的代價。

蘇聯時期

及至近代，“山地卡拉巴赫”成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爭奪的地區，進而成為南高加索動蕩不安的根源之地，與兩國的國家建國史以及它們與蘇聯的關系史關聯重大。

南高加索是個少數民族眾多、信仰各異、部族風習左右社會生活的地區，蘇維埃政府本以為將南高加索的三個主要民族——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組建成一個大的共和國，就可以改變這里紛繁復雜的部族血親復仇、民族世代紛爭的局面。但是，中央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卻先后搖擺于“民族自決”的聯邦制和“民族自治”的一統天下的決策之中，致使南高加索民主聯邦共和國的建立反而促進了南高加索地區民族主義思潮的急劇發展。而這一征兆就最先暴現于“山地卡拉巴赫”。

1918年5月，阿塞拜疆民族主義者宣告“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國”成立，宣稱將自里海邊的巴庫直至“山地卡拉巴赫”的大片土地歸屬自己。亞美尼亞對此反應強烈，“山地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于同年6月召開了第一次卡拉巴赫亞美尼亞人代表大會，不承認其歸屬阿塞拜疆，宣告獨立并組建了自己的“獨立的山地卡拉巴赫人民政府”。隨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沖突事件。這次，雙方為爭奪“山地卡拉巴赫”歸屬問題的斗爭以中央府支持“山地卡拉巴赫”歸屬阿塞拜疆而告一段落。

從此時開始到1921年上半年，盡管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為成為蘇俄共和國的一部分，加速“蘇俄化”，但他們之間對“山地卡拉巴赫”的主權覬覦不僅互不相讓，而且斗爭日趨激烈。“卡拉巴赫問題”成為布爾什維克面臨的重大民族和外交政策問題。1921年7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高加索局開會討論這一問題，參加會議的委員們對這個決定有著嚴重的分歧：對于卡拉巴赫是否留在阿塞拜疆的問題一半委員贊成，一半委員反對；對于是否就此進行公決的問題，一半委員提出要在整個卡拉巴赫進行，而另一半則主張只在“山地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中間進行。當時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參加了此次會議，但他在會上沒有發言，卻在會后表了態，同意“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境內”。所以，直到次日，高加索局才作出“將卡拉巴赫留在阿塞拜疆境內，在其一小部分地區享有廣泛的自治權”的決定。

1923年，中央政府在“山地卡拉巴赫”建立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歸屬阿塞拜疆”。隨之，高加索的少數民族地區先后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區”，而這些“民族自治區”都是將兩個民族合并建成一個“民族自治區”，決策者的意圖是，通過這樣的“民族自治區”可以使兩個民族相互制約，在制約中保持該地區的穩定和對中央政府的忠誠。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是一個亞美尼亞單一的民族自治區，因此這個自治區的建立實質上不是為了那里的亞美尼亞人，而是為了制衡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成了中央政府解決兩國矛盾甚至沖突的緩沖器，穩定南高加索地區局勢和預防地區動亂的工具。中央政府尤其希望，通過這個自治區強化阿塞拜疆在南高加索的威望與力量，以便由阿塞拜疆，經伊朗，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道路。

1921年高加索局的這一決定事實上將卡拉巴赫分成了兩部分：阿塞拜疆“留住了”平原卡拉巴赫和納希切萬地區，而亞美尼亞則保留了“山地卡拉巴赫”西部的一條狹長的“走廊地帶”。這就為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以后的歲月中繼續覬覦和爭奪“山地卡拉巴赫”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決定了“山地卡拉巴赫”當時的處境，而且深刻影響了這一地區未來漫長時間里的歷史進程。高加索局的決定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在“民族自決”還是“民族自治”問題上嚴重分歧的結果，是他們在處理少數民族問題決策上的嚴重失誤。

這種失誤的后果使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爭奪“山地卡拉巴赫”的斗爭時起時伏。在幾十年的歷史進程中，這種斗爭逐漸轉化為兩個問題：一是，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力量不斷增長，要求修改1921年“卡拉巴赫決定”成為一種強勁的思潮，甚至要求將“山地卡拉巴赫”的建制提升為“共和國”級的；二是，蘇聯政府對阿塞拜疆在這一問題上的支持也日益強化。當時，蘇維埃領導人的主要思維是：南高加索以及整個高加索地區的“民族自治區”都是按照中央的行政命令劃分的，遵循的是國家利益的需求，并不完全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當地民族的歷史傳統。若是滿足了“山地卡拉巴赫”的需求，其他“民族自治區”也會風起云涌的跟上，那高加索的天下就會大亂了。中央政府站在了阿塞拜疆一方，還因為當時土耳其凱末爾當政，蘇土關系有了有利于蘇維埃共和國的變化。蘇維埃希望通過阿塞拜疆，打通土耳其之路，突破當時國家處于“資本包圍”中的險境。這一進程在1960年代發展到了激烈的程度。1965年，在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集會，要求是“給卡拉巴赫問題一個公正的決定”。1967年，在“山地卡拉巴赫”的首府斯捷潘納克特爆發了流血沖突。

最嚴重的一次“山地卡拉巴赫”沖突發生在1988年，那是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時期。這一年的2月20日，“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召開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向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國的最高蘇維埃提交請愿書，請他們將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從阿塞拜疆劃入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作出了激烈的反應：在其首都巴庫和一系列城市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反對將該地區劃給亞美尼亞。第二天，蘇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這一局勢并作出了這樣的決定：“蘇共中央一貫遵循列寧的民族政策的原則，考慮到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居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情感，為此呼吁不要受民族主義分子的蠱惑，應全力鞏固社會主義的偉大遺產——蘇維埃各族人民的友誼。”

但是，蘇共中央的這番好話并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亞阿雙方的指責飛速升級，有關雙方血親復仇的傳聞也層層加碼，終于在9月23日，在巴庫的衛星城市蘇姆蓋特爆發了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大規模血斗，阿塞拜疆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對此，在斯捷潘納克特和埃里溫，反阿塞拜疆的行動也急劇升級。而此時莫斯科的反映卻是極端的無力和遲鈍，除了贊同對流血事件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外，只是派兩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到巴庫和埃里溫，對兩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作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訓話，草草了事。于是，“卡拉巴赫問題”由亞阿雙方的“山地卡拉巴赫”的土地覬覦之爭，發展成了雙方民族的血斗復仇，直至地區性的戰爭。而“蘇姆蓋特事件”也將蘇聯的蘇聯民族政策的嚴重失誤推化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還預示了南高加索地區民族動亂的更可怕的前景和蘇聯大廈將傾的危機前景。

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爆發新一輪沖突，一名村民從布滿彈孔的墻壁旁經過。

蘇聯解體至今

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在“山地卡拉巴赫”地區就頻繁的兵戎相見了。在葉利欽于1991年6月12日宣布俄羅斯獨立之后，退蘇獨立之風席卷蘇聯的所有加盟共和國。阿塞拜疆于8月30日，亞美尼亞于9月23日發布獨立宣言，宣布退出蘇聯獨立。而從9月起，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山地卡拉巴赫”之爭演變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戰爭，被人們稱之為“卡拉巴赫戰爭”。到了年底，莫斯科派來的維持治安和穩定的內務部的軍隊從“山地卡拉巴赫”撤回，該地區的流血沖突隨即走上了不可抑制的歷史進程。

“山地卡拉巴赫”也不甘落后，在1991年9月2日宣布“獨立”，與相鄰的紹米揚諾夫區聯合，成立了“卡拉巴赫共和國”。該會議宣告的《獨立宣言》中有一個論據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既然“阿塞拜疆宣布恢復1918—1920年的國家獨立”，卡拉巴赫也可以。這一宣言指責了阿塞拜疆，稱“阿塞拜疆所執行的‘種族隔離’和‘民族歧視’政策在共和國內形成了一種對亞美尼亞人民仇恨和偏見的氣氛，導致了武裝沖突、人員的傷亡、大規模驅逐愛好和平的亞美尼亞村落的居民”。這樣一種把“山地卡拉巴赫”問題完全歸罪于阿塞拜疆的宣言，不僅阿塞拜疆不可接受，就連莫斯科也不能首肯。西方各國也不敢輕易趟這趟混水。于是，“卡拉巴赫共和國”就成了一個“不被承認的共和國”（這種狀態延續至今）。

相反，“卡拉巴赫共和國”成了亞阿兩國流血沖突，甚至戰爭的新的出發點、新的高峰。自1991年至1994年，亞阿雙方在“山地卡拉巴赫”地區的沖突、流血事件不斷。蘇聯解體后，位于高加索地區的多處武器庫分別被高加索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和“民族自治區”瓜分，大量武器也流落到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不被承認的卡拉巴赫共和國”。“山地卡拉巴赫”沖突迅速演變成為一場真正的大規模戰爭，戰爭的雙方不僅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家，整個高加索地區的加盟共和國都被卷進了這場流血的沖突、戰爭。與亞美尼亞一起作戰的有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的部分士兵，為阿塞拜疆助威的是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車臣人。由此，“獨聯體”國家實際上在“山地卡拉巴赫”問題上分成了兩派。

1992年，歐安組織成立了由俄、美、法三國擔任共同主席的“明斯克小組”，主持雙方進行談判，試圖解決“山地卡拉巴赫”爭斗。但是，在談判中，阿塞拜疆堅持要將該地區繼續留在自己境內，而亞美尼亞則堅決支持“卡拉巴赫共和國”的利益，要將該地區歸屬亞美尼亞。雙方爭執不下，因此明斯克談判沒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進展，而這場“卡拉巴赫戰爭”也就時斷時續。而在其他一些“不被承認的共和國”、高加索地區的一些極端恐怖主義者積極參與這場戰爭的背景下，“山地卡拉巴赫”戰爭變得更為險象環生、變幻莫測。1994年，俄羅斯、吉爾吉斯和“獨聯體”國家跨議會大會在比什凱克開會，對亞阿雙方進行斡旋，5月5日，簽署了《比什凱克協議書》，“呼吁沖突雙方聽取理智的聲音，在5月8至9日的午夜停火”，“在最近幾天里，簽署可靠的、有法律保障的協議來保證這一停火，要考慮一種能不再發生軍事和敵對行動的機制，從占領的土地上撤軍，恢復交通運輸，讓逃亡者返回家園，并繼續談判進程”。

《比什凱克協議書》給了“山地卡拉巴赫”一個表面上的和平，而事實上，會議的參加者也都不相信這一停火能持久，因為各方在“山地卡拉巴赫”問題上都有自的利益和需求。“山地卡拉巴赫”的停火，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軍事沖突的消弭似乎并不是各方都需要的。“山地卡拉巴赫”成了高懸在南高加索上空的一把利劍，它可能隨時會掉落下來傷及所有的人；也有可能，利劍的高懸會使南高加索的局勢變得分外的微妙、詭異，而在這種微妙、詭異中，利益的潛規則會對“山地卡拉巴赫”的歷史進程起到更為決定性的作用。

在《比什凱克協議書》之后的一段停而不和的狀態下，雙方繼續了一場相互遷移對方居民的“驅逐”行動。在進入新的世紀后，“山地卡拉巴赫”問題聚焦于“不被承認的卡拉巴赫共和國”，因為這個“共和國”自宣布成立以來，實際上仍處于阿塞拜疆的控制之下，只有起西部有一條狹長的“走廊”與亞美尼亞接壤，受亞美尼亞的控制。因此，在這一“走廊”地區沖突再現，并逐步升級就成為周期性的現象。2014年8月，一架亞美尼亞的直升飛機在該地區被擊落，于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發生了軍事沖突。2016年4月初，該地區再次發生更為嚴重的軍事沖突：阿塞拜疆宣稱，亞美尼亞軍隊炮轟阿塞拜疆，而亞美尼亞也宣稱，阿塞拜疆利用坦克大炮飛機進攻自己的領土。2020年7月12日，在“卡拉巴赫共和國”的“走廊”地區再次發生流血事件……

在新舊世紀交替的30年中，狹小的“不被承認的卡拉巴赫共和國”所引起的卻是熊熊大火，這火所殃及的不僅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而且演變成了一場地區性戰爭。

“山地卡拉巴赫”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意義，在歷史進程中表現為“里海巴庫—黑海巴統”的戰略線的爭奪，各帝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的摩擦和較量，而在當下，這條戰略線有了更重要的時代意義。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對峙曾一度集中在“北約”東擴的那條線上，而現在這條對峙線正在逐漸南移，由歐洲中部地區逐漸向南偏移，各大國對黑海戰略圈的爭奪，對前景誘人的里海石油的縱橫捭闔，對伊朗、土耳其這一地區復雜多變形勢的關注與決策，讓里海—黑海之線除了原有的戰略意義外，更加重了其在國際經濟發展和國際問題爭端中舉足輕重的意義。

“山地卡拉巴赫”表面上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領土上的斗爭和較量，實際上它不僅牽涉到了該地區的相關國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而且決定著更為廣泛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甚至與國際舞臺上諸多重大問題的爭斗與謀略密切相連。100多年來，各方都試圖以武力解決“山地卡拉巴赫”問題，但越是訴諸于戰爭，問題就愈益積重難返。民族的，軍事的，經濟的，信仰的，文化的，所有的問題都在利益爭奪的范圍圈中交織成了一個“高爾丟斯之結”，難以解開。

“山地卡拉巴赫”問題現在成了南高加索的一個隨時都可爆發的“火藥桶”。從歷史進程來看，它隨時都處于爆發狀態，一時的停火不足以抑制住這個“火藥桶”。“山地卡拉巴赫”問題需要一種全新的解決辦法，最近，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杰夫就呼吁不能用戰爭的辦法來解決，要從理智中尋找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