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10月7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拍攝的照片顯示，美國共和黨籍現任副總統彭斯（右）與美國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猶他州鹽湖城參加2020年美國副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新華社 圖

10月7日，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一周之后，副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仍舊如期舉行。為了盡可能確保候選人特別是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的健康安全，兩位副手人選以及主持人不再分享同一個圓桌，而且確保兩位候選人之間保持大概3.7米的距離，取消了握手等任何通過肢體接觸的致意環節，甚至在兩位候選人之間安排了一人多高的有機玻璃作為防護措施。

必須承認，雖然目前的測試結果仍為陰性，但副總統彭斯毫無疑問處于高風險狀態：一是彭斯夫婦在不佩戴口罩的情況下出席了9月26日白宮玫瑰園舉行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儀式，在這場被認為具有“超級傳播者”效果的活動上多位政界人士確診，其中也包括坐在彭斯正后方的猶他州國會參議員邁克·李（Mike Lee）；二是白宮總統高級顧問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確診，而其夫人凱特正是為彭斯服務的副總統新聞秘書。雖然凱特5月就曾確診，但今天其是否具有所謂“免疫力”也決定著彭斯的風險等級；三是最為復雜的情況，即特朗普5日晚間返回白宮之后到底會對彭斯等其他官員帶來多大感染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彭斯保持距離，應該是包括哈里斯在內的所有人的最好選擇。

白宮病人

無論彭斯、國務卿蓬佩奧或者司法部長巴爾每周做多少次檢測、檢測結果有多少次陰性，只要他們還不得不在白宮里與特朗普共事，都無法確保安全。10月1日——至少是目前已知的時間——特朗普宣布確診之后，美國乃至世界輿論嘩然，評論者基本上拿出底線思維對總統確診可能帶來的影響做最壞估計。確診第二天，特朗普被安排轉入沃爾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接受治療，其病情被認為正在加重。這所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醫院曾經見證過麥克阿瑟、杜勒斯、艾森豪威爾、曼斯菲爾德甚至是那位麥卡錫的最后時刻，包括特朗普在內的多位歷任總統都定期到該醫院進行全面體檢，甚至也將手術安排在該醫院。對特朗普而言，其病情如果已無法在具有較為完備醫療設施的白宮接受治療，而是要入院治療，只能說明其嚴重性。

隨后三天從里德中心里傳出的消息令外界越來越迷惑。一方面，特朗普團隊不斷安排對外發布視頻與特朗普帶病工作擺拍照，而且特朗普還特別乘車短暫出巡與支持者互動，甚至密集發送社交媒體推文，試圖動員選民。入院第四天即10月5日晚間，特朗普又特意選擇在各大電視媒體黃金時段高調出院，在醫院門前和白宮門前直播，塑造自己所謂的“王者歸來”。

另一方面，白宮醫療團隊卻不斷釋放出非常含混的信息：特朗普到底何時確診，血氧含量降低和使用類固醇藥物意味著什么，他到底是否曾出現危急癥狀，是否已具備出院條件……太多疑問都沒有得到任何專業答復。雖然白宮醫生肖恩·康利（Sean Conley）不得不承認特朗普仍有風險，甚至至少要到下周一（12日）才有可能進一步判斷總統的病情走向，但他甚至無法向外界提供總統“轉陰”的測試結果。換言之，特朗普雖然返回了白宮，但基本上可以肯定仍舊處于“陽性”的未痊愈狀態，必須進一步在白宮接受治療。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特朗普可以在白宮接受治療，為什么之前還要去里德中心住院？而如果做出住院決定是由于當時判斷特朗普是重癥的話，為什么在三天之內還可以多次拍照、錄制視頻以及乘車出巡，甚至在三天之后竟然可以改變最初判斷、返回白宮？如此令人深感矛盾的安排，可能存在一個競選政治的解釋：雖然毫無證據否定特朗普患病的真實性，但至少其競選團隊希望將確診的敘事效果最大化，將特朗普塑造為一個“戰疫”勝利者的矛盾角色——一方面要暗示（而非明示）特朗普病得很重，另一方面還要突出他在“重病”中堅持履職并戰勝病魔、快速恢復，從而打造出“強人”形象。

但這種因勢利導的“選舉秀”真的會有效果嗎？目前看恐怕效果有限，甚至正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從10月2日特朗普確診第二天進行的民調看，其確診最大的積極意義就是在客觀上提醒所有人疫情的嚴重性：所有受訪民眾中各有53%的人表示將更可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即便是在共和黨人中也有50%和49%的受訪者表達了將更有可能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意愿。這大概是疫情暴發以來特朗普做出的唯一正面“貢獻”了。

至于他們對于特朗普患病的感覺，民主黨人中分別有40%和31%表示獲悉后感到了開心甚至興奮；而51%和55%共和黨人的反應分別是擔憂和悲傷。這就意味著，特朗普患病的所謂“同情票”或“悲情牌”顯然只能限于基本盤（也許還涉及到對其抱有支持傾向的某些中間選民），只有可能固盤，但絕非是所謂“同情心泛濫”的跨黨效果，不會有任何加分。甚至，特朗普在返回白宮之后通過視頻表達出的對疫情的輕慢，加劇了“何不食肉糜”的失責與無情：在自己高高在上、享有頂級醫療條件的情況下徹底拋開了美國普通民眾的切實生命安危，這顯然無法得到更多選民的支持與原諒，而且正在引發逆向動員。

總統確診無論如何都是大事兒，而且也一定是影響選情的不小因素。從發展態勢看，特朗普病情的未來走向將是關鍵：如果其病情快速好轉，所謂“戰疫”的設定最多也是固盤；如果其病情快速惡化，其后續影響也不排除引出一些制度框架性的問題。但無論如何，特朗普突發的確診應該不會產生提振甚至逆轉其選情的加分效果，只是在加劇對其不利的逆向動員和維持固化基本盤之間出現搖擺。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特朗普一方可以違背科學返回白宮、甚至堅持繼續參加10月15日的第二次電視辯論，但拜登陣營大概率還是會以堅持科學的態度加以應對：即如果特朗普無法拿出公認的“轉陰”并全部治愈的證據的話，難以想象第二場電視辯論還能如期在線下舉行（編注：8日，總統辯論委員會稱第二場辯論可以線上舉行，但特朗普卻表示拒絕參加）。

所以，特朗普確診以及其后利用確診制造的所謂“王者歸來”的戲劇性發展正在作繭自縛。一方面，特朗普要盡快恢復包括辯論在內的競選活動，就必須在實際上實現可以被證明的“痊愈”。要實現這一點，要么承認自己是輕癥，即承認去里德中心住院是故弄玄虛；要么奇跡般地快速治愈（不知道是否可能），從而進一步凸顯美國精英與普通民眾在醫療條件上的極大不平等。另一方面，特朗普如果無法達到可信的“痊愈”的話，他大概就只能自己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來演出一場“一個人的競選”了，或者接受在線上進行毫無懸念的辯論。

當然，如果出現那么一幕——一位仍然帶有病毒甚至某些癥狀的總統候選人，依然可以召集線下選民集會，選民可以瘋狂到以被傳染為代價表達對候選人的支持，這大概會成為美國悲劇的序章。

無關勝負的副手辯論

所謂“無關勝負”，是因為總統電視辯論都被認為對結果影響有限，更何況副手人選的電視辯論呢？特別是時至今日，對于很多人而言，彭斯與哈里斯的對決應該已無關2020。

但無論如何，這是第一次出現少數族裔女性人選的總統選舉電視辯論，而且是第一次在副手辯論的舞臺上女性與男性“平起平坐”。1976年福特為了證明自己恢復了上一次還是1960年舉行過的大選電視辯論，還特別為臨陣換上的副手人選鮑勃·多爾（Bob Dole）制造了發揮空間。雖然1980年大選電視辯論再次出現了短暫中斷，但基本上還是開啟了副手人選也專場辯論的歷史。2000年，利伯曼和切尼之間的副手辯論告別了立式的演講臺，兩人坐在桌前與主持人進行了訪談討論式的辯論，其后此形式漸成慣例。唯一一次的不同發生在2008年，當時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的拜登與佩林選擇了站回傳統的演講臺。

從辯論效果看，按照統計，彭斯與哈里斯分別打斷對方16次和9次，甚至分別攻擊對手93次和84次，但至少沒有重演9月29日首場總統辯論中的失序。這場基本中規中矩的辯論中，雙方都沒有犯錯，也都保持了基本克制。對彭斯而言，繼續保持了持重與忠誠的形象，至少算是完成了對9月29日災難性辯論的止損；而對哈里斯而言，雖然在外交事務上略顯不熟悉，但保持反復攻擊特朗普的納稅問題，也可以說很好地完成了副手人選往往更具攻擊性的角色定位。更為重要的是，雙方很好地構筑了總統人選與自身人設之間的平衡。兩人都在維護各自的總統候選人，都沒有多談自己，比如彭斯沒有再津津樂道“天主教徒、保守派、共和黨人”的政治人格，而哈里斯罕見地在夸贊拜登時沒有提到自己跟拜登長子的私人交情。

原本由于拜登的高齡，哈里斯就被認為需要具有隨時接班的資質，而在特朗普確診的情況下，彭斯也驟然間具有了同樣但卻更為現實的壓力。于是，這場副手辯論更像是這個國家兩個“B計劃”的對決，而在2024年時這個“B計劃”也很有希望轉換為“A計劃”。所以，彭斯與哈里斯的辯論即便無關未來四年，也是對四年之后具有某種預演意義。

在辯論進行到第73分鐘即接近尾聲之時，一只突然落在彭斯銀發上的蒼蠅為這場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辯論創造了意外的看點。輿論馬上想到了在2016年特朗普對決希拉里的第二場電視辯論中突然落在希拉里眉間的另一只蒼蠅，進而開始討論蒼蠅的所謂“選擇”是否預示著失敗一方早已注定。從上一次辯論喋喋不休的特朗普到這次辯論意外亂入的蒼蠅，輿論的聚焦點似乎有意繞開任何真正的政見與政策爭論。或者說，如今其實早已沒有通過辯論可以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在這位1983年之前還是民主黨人的共和黨籍副總統的最后發言中似乎能聽出某些對往昔共識政治的莫名懷念——“在美國這里，我們可以互不同意，我們可以像今晚我與哈里斯參議員這樣激烈辯論。但當辯論結束，同為美國人的我們應該團結……”但面對如今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現實，彭斯這番難得的表述聽起來卻太過夢幻。拜登、彭斯這樣的傳統政治人物或許還會如此“畫餅”，“特朗普們”卻會直接嗤之以鼻。

“聯邦明察局”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秘書長刁大明的專欄，對“聯邦”（United States，即美國）之事洞明察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