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本明拓《天發神讖碑》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由近世鑒藏名家朱翼盦（文鈞）先生家人捐贈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善本碑帖中，有三國吳《天發神讖碑》二種，其一為羅振玉舊藏并題為“海內第一本”的存世最舊拓“載”字未泐本，另一為明拓舊本，都是主人當年以“天璽雙碑館”自署的銘心之品。而朱氏《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月）及其諸子所編《歐齋藏碑帖目錄》（收入朱家溍編《蕭山朱氏舊藏目錄》，故宮出版社2014年9月）等題跋著錄中，皆稱那件明拓為“楊介侯舊藏”，然均未及所據為何，故其中誤差及與之相關的史實原委，一直鮮為人說。今試就所見文獻資料，略作考述。

朱氏所稱“楊介侯舊藏”明拓《天發神讖碑》內，有清代楊振麟題跋，其文曰：      

吳人盧公武跋《國山碑》，考據最詳，唯云此碑字畫絕與《神讖碑》相似。又云皇象在孫權時號八絕之一，未必皓世猶存，定為書《國山碑》之中郎將蘇建無疑。考《國山碑》系篆書，《神讖》在篆隸之間，字畫絕不類，而定以為蘇建書，殆亦臆說。道光己亥仲冬，介侯出所藏《神讖碑》見示，囑與劉燕庭觀察本比較之。劉本字畫較清真，碑末(多)“海夒侯”三字已模糊，存其形似耳；元佑、崇寧、嘉靖三跋俱相合，皆舊拓本也。劉本義門、覃溪兩先生跋極精詳，因錄之，不復贅辭。桂山楊振麟識。

明拓《天發神讖碑》楊振麟題跋

據清代梁章鉅、朱智《樞垣紀略》卷十八“題名四·漢軍機章京”所載，“楊振麟，字桂山，順天宛平人。嘉慶辛酉拔貢，十六年十月由刑部主事入值，官至陜西布政使”。又據今人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7月），楊氏于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五月，由河南按察使遷任陜西布政使，至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五月以病免，因知其題跋中所言己亥仲冬，即道光十九年（1839），“介侯出所藏《神讖碑》見示，囑與劉燕庭觀察本比較之”，正是在陜西布政使任內之事。而劉燕庭即當時的金石學名家劉喜海（1793-1853），據清人蔣光煦《東湖叢記》卷三“《西游記》”條引石匏（張開福）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六月為該書所作“緣起”中語曰：“歲在丁酉之春，予應汀州太守劉燕庭先生之招，將為閩游。道出紫峽，與同人別，蔣君生沐屬于杭郡振綺堂臧書訪《元邱真人西游記》，曾于汪君又邨所詢及，未有應也。匆匆渡江抵汀。一日，偶言于燕翁，知有臧本留京邸，他日許相假也。明年九月，燕翁赴甘肅鞏秦階道觀察任，偕予往，未至，翁奉諱返斾，小住西安，越歲東還。”丁酉為道光十七年（1837），明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該年九月，劉喜海升任甘肅鞏秦階道道臺，赴任途中，因逢母喪而“小住西安”，直至“越歲”之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才有“東還”之行。而楊氏跋中所記劉燕庭（喜海）藏《天發神讖碑》，今仍存世，即馬成名先生《海外所見善本碑帖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6月）中所記1992年由香港著名碑帖收藏家李啟嚴身后散出、轉歸美國安思遠者。

劉喜海舊藏《天發神讖碑》

劉喜海舊藏《天發神讖碑》 楊振麟觀款等

據馬先生著錄，該本先后有何義門、翁方綱、郭尚先、張開福、呂世宜諸家題跋及陸紹曾、楊振麟、趙烈文、翁同龢等觀款，其中張開福跋內，有“道光十七年丁酉秋七月來汀州，下榻郡署九龍山館，燕庭先生出示《天璽紀功碑》舊本”之語；呂世宜跋作于同年稍后幾個月的“道光十七年嘉平月”，略謂：“此昔所平為沈著痛快者，曾見于蘭石先生家。燕庭觀察復出相示，正如武陵漁人再入桃源也（昔字下脫人字）。”張開福字質民，號石匏，金石學家海鹽張燕昌之子，因承家學，亦嗜金石，精鑒賞；呂世宜字合可，號西邨，祖籍福建同安縣，隨祖、父遷居廈門。道光二年（1822）舉人，精于金石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曾執教于廈門玉屏書院。兩人均與劉喜海交好，多有切磋，此二跋即為時在汀州任上的劉氏所題。至楊氏所署“道光己亥二月上浣宛平楊振麟敬觀”，則已是劉氏將其所藏該本隨身攜往西安之事，與楊氏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二月初九日為劉氏所藏《西岳華山廟碑》長垣本題跋，當在同時，即劉氏“小住西安”期間。由此可知，楊氏在校“介侯”所藏《天發神讖碑》之前的己亥（1839）二月初，就已先獲觀劉氏藏本；至同年仲冬以兩本互校之后，又為“介侯”藏本題跋，并過錄劉氏藏本中何義門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秋為曹仲經所作題跋及翁方綱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戊午（嘉慶三年，1798）七月二跋。而劉喜海該年離開西安“東還”，也應在仲冬之后的年底歲末。

楊振麟題跋中所記囑其校碑之“介侯”，應該與楊氏有交往。經過查考，楊氏友人中確有一位號“介侯”者，且在楊氏題跋時的道光己亥（1839）也住西安，但非楊姓，而是姓張名澍。張澍（1776-1847），字伯瀹，號介侯、介白，甘肅武威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舉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充實錄館修纂。散館后，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屏山及江西永新、瀘溪等縣知縣，署臨江府通判，后罷歸。通經史，長于考訂、輯佚，尤精姓氏之學，有《說文引經考證》《詩小序翼》《姓氏尋源》《姓氏辯誤》《西夏姓氏錄》《續黔書》《蜀典》及《養素堂詩集》《養素堂文集》等，并輯“二酉堂叢書”。此外，張氏于金石碑版，亦有興趣及研究，其《養素堂詩集》中，即有《遙同岳一山（震川）舍人游褒中石門觀漢碑詩》《書敦煌太守裴岑碑后》《碑林》《宿長武訪昭仁寺碑》等訪碑紀詠，而《養素堂文集》卷十八、十九所收碑版題跋，亦多可讀，故近世于金石碑版收藏及研究頗用心力的秦更年，在其《嬰闇題跋》卷三“《養素堂文集》金石跋尾”一則中，有這樣的評價：“考證詳明，文字簡潔，略無穿鑿附會之習，竹汀、授堂而后，此其嗣響。”

《養素堂詩集》卷二十四“卜居集”，編年從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至壬寅（二十二年，1842），所收皆張氏去官后定居西安時詩作。其中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所作《和楊桂山（振麟）方伯雪詩即次原韻》（四首）、《乞蟹于楊桂山方伯》（六首），以及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所作《楊桂山（振麟）方伯引疾還里，作此送之》（六首），均可見其當時與楊氏酬答往還之點滴，如《楊桂山（振麟）引疾還里，作此送之》第一首：“四十年來共系懷，宦蹤離合孰安排。青門咸被召棠蔭，白社屢尋陶菊佳。尊酒論文風雨夜，爐香看帖墨林齋。翻然忽作歸山計，正是新蟬噪綠槐。”述兩人論交始末及詩酒雅聚、論文賞帖等，知其交往甚早，趣味亦多相得。第三首：“平生最愛左丘明，姓氏常從世本評。編得五書元亞怒，刊成百卷仲瑗驚（余著姓氏五書，君為刊《尋源》《辯誤》二種）。他年白璧張超集，此日黃花楊寶情。莫謂炎天多酷暑，冰心一片玉壺清。”則記及楊氏為其刊《姓氏尋源》《姓氏辯誤》二書之情。此事在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楊氏有《姓氏尋源序》，敘述稍詳：

予與介侯交三十余年矣，憶在京師時，年俱弱冠，而介侯已通籍，溺苦于學。予嘗就正所疑，必援經據史，辯論精嚴，每至夜分不倦。后介侯改官為黔中宰，而蜀而江右，余亦出守潮陽，不相見者二十余年。道光辛卯春，余赴都北上，遇于張芥航河帥署，傾談竟日，知其著作等身而多未刊行。嗣陳臬中州，介侯遠寄所纂《忠武侯集》《續黔書》《蜀典》并《養素堂文集》，皆宦游時所撰，而博雅宏深，運以精思，不意其政事之余，文章精賅如是。又致書曰，曩撰姓氏五書三百余卷，今欲擇《尋源》《辯誤》二種付梓，其助之貲，余不可辭。會余承乏秦藩，與介侯時相過從，亟索其稿本閱之，誠非林寶、韋述、鄧名世、鄭漁仲諸人所能窺見……戊戌夏日書將刊成，介侯謂余不可無言以弁其首，因不揣固陋而為之序。道光戊戌夏五月下浣，北平楊振麟拜首。

又知兩人交情非淺，故同在西安期間，“時相過從”。再據前引道光庚子（1840）張氏送楊氏引疾歸里之詩第一首中“四十年來共系懷”，第五首中“少小京華斗酒軍”諸句，結合楊氏為張氏作《姓氏尋源》序文中所言，則兩人初交，當在嘉慶六年辛酉（1801）前后的京城，時張氏已經得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楊氏亦以拔貢入學國子監，而他們對金石碑版的興趣愛好，又很可能緣于兩人共同的師尊阮蕓臺（元）。阮元（1764-1849）是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元老高官，也是當年名重學界藝壇的風雅盟主。其于金石碑版，搜羅宏富，考訂詳明，并主持修纂《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當時名家學人，多與其事。張氏亦頗得阮元賞識，《養素堂詩集》卷二“春夢集（辛酉）”中，有《李廣銅印歌少司農阮蕓臺（元）夫子屬作》長篇，據其后所附章甫《讀張介侯庶常李廣銅印歌題贈》詩題及詩中“吉士張作銅印歌”云云，知為張氏在翰林時所作；卷七“南征前集上（乙丑、丙寅）”中的《至揚州謁阮蕓臺（元）撫軍師（時先生丁艱在家）》二首，則是張氏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過揚州時的謁師之作，其第二首“南方學者未能先”句下，有注曰：“師寄那繹堂制軍信，曰張子介侯，經學文詞，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雖有“愧負師言亦赧然”這樣的謙詞緊接其后，但對恩師獎掖之語的念念不忘和引以為豪，還是躍然紙上。《養素堂文集》卷十四《上阮云臺制府師書》中，又提及“頒賜《揅經室全集》暨《宋建寧爨太守碑》拓，再拜秖受”，并于同書卷十八《書宋建寧太守爨君碑后》中，略述緣由：“此碑阮云臺師節制云貴，蒐得于陸涼州。澍時令江西瀘谿縣，師并《揅經堂集》寄賜，為友人借去。分宜楊立之大令赴滇買銅返豫章，以此碑裝潢成帙見贈。”據此及張氏題跋中具體內容，知其所述即額題為“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的《爨龍顏碑》，張氏稱“宋建寧太守爨君碑”，或其當時未見碑額？而《養素堂文集》卷十五《與楊立之明府書》中，則又謂“蒙貽爨使君碑”，不知究竟何故。至于楊氏，前述其為劉喜海題跋《西岳華山廟碑》長垣本時，也有這樣的回憶：“丁丑夏入都，將之秦，謁蕓臺師于京邸。師謂之曰屬摹華山碑于岳廟，汝往護持之，勿令久臥草莽。余至華陰，囑姜大令移置廟之西偏，并搆亭覆之，隨拓寄數十紙，兼述移碑事。師報曰可。”類此種種，似皆透出其中消息。

《養素堂詩集》中，尚有《錢梅谿（泳）以澹園二十四詠與醉后歌及鐵券金涂塔二圖見示，賦四截句答之》《錢梅谿（泳）貽日本國所刻孝經暨臨摹漢碑蘭亭帖并近作十章，作此酬之》《蔣伯生（因培）明府以岱頂重獲秦石刻字題詠見示，即題四截句于后》諸詩，皆能見其當年與金石同好的往還贈答之事。尤其值得一說的是，該《詩集》卷七“南征前集上（乙丑、丙寅）”中的《題邢佺山（澍）明府桓上草堂圖》一首，以及《留長興縣官署三日，將返吳門，錄別邢佺山（澍）明府》二首，都是張氏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往浙江長興訪晤金石學名家邢澍的詩作，也是兩人學問知交、人生情誼的難得實錄。邢澍（1759—1823），字雨民，號佺山，階州（今甘肅武都）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舉人，五十五年（1790）進士，先后出為浙江永康、長興二縣知縣，遷署江西饒州知府，再任南安知府。邢氏學問精深，尤以金石文字之學名世，曾與孫星衍共撰《寰宇訪碑錄》，為金石學史上一代名作；又有《金石文字辨異》《關右經籍志》等，無不可觀。而《兩漢希姓錄》之類，更是與張澍治學同趣者，故前述張氏于長興會晤邢氏時所作諸詩中，多見欽羨之情：

邢侯吏越紐，治行今第一。家山縈清夢，畫倩營丘筆……象緯窮甘公，岳瀆核童律。研經宗服虔，染翰邁趙壹。俛卬此人間，樂也實無匹。繄予耽靖冥，誤為塵纓飾。歸來常饑苦，不如鄉有秩。東郊靈淵上，一椽尚未必。倘能卜德鄰，昕夕讀著述。

并有這樣的評贊：“緜羽叫芳春，鴉岡偶踏塵。逢君天下士，數我眼中人。觀象追甘德（佺山著有《十三經釋天》），尋源說庫鈞（又著有《兩漢希姓錄》）。詞流今代盛，意折是經神。”因此，昔日曾有以“隴上二澍”稱其兩人者，允為美譽；而近世著名學者鄧之誠先生，在其《骨董續記》（《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出版社1996年6月）卷三“北方金石之學”條中，更直接把邢、張二氏與當時的金石學大家翁方綱、武億相提并論：“北人為金石之學者，大興之翁，偃師之武，階州之邢雨民，武威之張介白，皆為世推重。”

最后要附說的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的《明清未刊稿匯編》內，有“張介侯所著書”，其中《養素堂文續集》所收《送楊桂山布政引疾北歸序》，未見于刻本《養素堂文集》，文中記楊氏履歷稍詳，曰：“桂山少年時負才名，由拔貢生考小京官，預軍機，值禁省。旋掇乙科，升主事，典刑曹，歷郎中。出守潮陽，分巡惠潮嘉道。以軍功蒙賞花翎，授兩淮鹽運使。旋以鹽政外補，仍返粵東，補肇羅道，遷河南按察使，擢陜西布政使，可謂顯達矣。”知楊氏一生宦跡，曾兩度至粵。而日人太田孝太郎編撰的《古銅印譜舉隅》（日本昭和九年八月印本）卷四所錄《聽颿樓古銅印彙》鈐印本前，有楊振麟道光十二年（1832）臘月中澣所撰序文，該譜系當時富甲一方的廣東著名收藏家、聽颿樓主人潘正煒據其所藏古銅印章匯輯而成者。又安思遠舊藏《十七帖》文征明硃釋本后，也有楊氏道光癸巳（十三年，1833）五月于“粵東臬署之吾未信齋”為該本收藏者伯臨所作題跋，并憶及“嘉慶甲子，余在都下與伯臨定交，每借橅之”，伯臨名正亨，為潘正煒長兄。此外，近年拍賣市場所見廣東潘氏家族舊藏書畫碑帖中，亦時有楊氏題識者，凡此，皆可窺其當年與當地鑒藏名家的金石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