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張延昭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版，391頁，148.00元

科舉史上，有一則耳熟能詳的故事：唐太宗微服出訪，走到宮廷南面端門時，恰逢新科進士連綴而行，魚貫而入，熙熙攘攘，熱鬧之極。見此景象，皇帝喜上眉梢，說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的故事很短，但卻由此開啟了此后長達一千多年“英雄”們的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歐陽修時主文省試，出題“豐年有高廩”，謂出自《大雅》，其實為曾鞏詩，結果“舉子大嘩”，歐陽修也是遭到御史彈劾，最終被罰銅五斤。

明代，某科鄉試之前，兩為平日交好的秀才，相約同赴考場。考前一日夜，其中一人將同伴擬用謄真之筆尖嚼去，以致該考生在場中無法應詩，恍惚之中，幸虧得神人相助，以禿筆應完卷，后竟得高中。

清同治年間，翁同龢出任會試考官，鎖闈后發現日常供煤不夠，過了幾日，日常供水也出現問題，一度逼得考官們“伐樹為薪”，自立更生。

直至科舉廢除，“故事”中斷近半個世紀后，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自述中，記憶猶新的，是“炊煮茶飯靠對號墻，至為逼仄；況復蚊蚋嗜膚，薰蒸烈日。巷尾有廁所，近廁號者臭氣尤不可耐”。

以上幾則小故事，匯集成輯，大概可冠以科場典故之類的標題。今日視之，又以其碎片瑣憶，似更難博通人一笑。然而誠如學者所言，非碎無以立通。能夠在雜蕪叢脞之中，拈得一千古通透的命題，不正是歷史工作者的職責所在？張延昭教授新著《人在棘闈：作為“行動”的科舉及其心態揭秘》（以下簡稱《棘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

《棘闈》共分導論、序篇、正篇、末篇（結語）四個部分。序篇“表征與規訓”，旨在介紹全書的理論依據，正篇“人在棘闈”分為四章，分別就考官與考生兩個群體，描述其入闈、在闈的活動與心態。張延昭教授教育學背景出身，在書中，充分借鑒了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理論學說，尤其參考了法國學者福柯《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的相關概念，對科舉史中常用的貢院、科場、棘闈等表述的內涵加以重新審視，其論述，既與筆者熟悉的歷史學路徑不同，也與當下教育史的通行觀念有別。

何為貢院？

在一般人眼里，貢院，就是科舉時代的考試場所。事實上，除中央外，地方貢院的興建，可能要遲至南宋時期，此前士子應試大都借于官舍、寺廟等地。即使朝廷出臺了規定，各地具體實施的情況也很難統一。明清時期，仍可見不少地方借寺廟、官舍考試的事例。清順治初年，山東一地鄉試，仍以蘆葦草棚搭蓋，可見雖有其制，地方限于財力，往往難副其實。因此在一般的科舉史敘述里，不太會將貢院單列，往往一筆帶過。倒是隨著近年來，各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熱潮的興起，貢院遺址遂成為科舉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受到各級政府頗為重視的資源。一些學者就地方貢院的發展、貢院修繕的經費來源做了討論。

《棘闈》的作者則認為，貢院并不單單是一個考試的“場所”，更是一個具有政治意味的“表征”。其建筑空間的布局，時刻傳達著諸如“大一統”“至公”的政治理念。例如，“貢士于天子”這樣的表述，本身代表著地方對中央的服從，“明遠樓”“至公堂”“衡鑒堂”的命名與設計，分別傳達著國家“求賢”“取士”“至公”的理念，而掛在貢院門口那些看似裝飾用的門楹對聯，則時刻起著對士人、考官的訓誡作用（29頁）。作者認同英國學者薩迪奇對于建筑“是統治者用以引誘、感召以及恐嚇的工具”（第3頁）的定義，將貢院不再視為功能性的建筑，而是一個需要被“解構”的空間。

不過，如果只是將貢院的“至公”表征加以剖析，多少有“炒冷飯”之嫌。畢竟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公平公正理念早已為人熟諳。即使在那些激烈批判科舉桎梏人心智力者眼中，科舉對于促進社會流動，實現社會公平的功用，仍持肯定態度。即使如一度被唾棄的八股文，也因有利于考官公正評閱，而獲得了政治正確意義上的“解放”。

顯然，作者的意圖并不僅限于此，在主體沒有更換的前提下，“貢院”的敘事開始轉向“棘闈”。

何為棘闈？

在作者看來，區別于貢院、科場等概念，棘闈不僅能夠體現此空間使用者微妙復雜的心緒，更能夠體現科舉考試的兩大特點，封閉性和防范性。如果說“貢院”體現的是科舉追求“至公”的政治表述，那么“棘闈”更關乎支撐這樣一種理念的技術與行動。作者認為，在“棘闈”中，充滿著“現代性的時空建構”，闈中的時間得以細致劃分和利用，闈中的空間被人為的改造、化解、分割。以“封閉”“隔離”“監督”為特征的“規訓空間”被制造了出來（54頁）。歷史上逐漸形成的“鎖院”“內外簾官”“考生分號”等制度性規定，正是規訓意義不斷強化的體現。隨處可見的高墻，層層圍合與分割出一座嚴密防范意味的封閉式建筑群，空間圍場一旦建立，有待訓練與監視之“個體”將確定分派（37頁）。

這樣的分析表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到福柯的影響。福柯認為規訓的達成，需要四種個體的形成，即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福柯《規訓與懲罰》，三聯書店2003年，188頁）。在“棘闈”之中，號舍無疑是最能體現“規訓”的制度化設計。號舍為士子應試作文的“空間”，屋頂蓋瓦，每間隔以磚墻，無門，高六尺，舉手可及檐，舍內砌成上下磚縫兩層承板，板可抽動，日間寫字，夜間抽上層入下層，伸足而臥，飲食皆在于此（69頁）。眾多應朝廷“求賢”而來的士子，在完成點名、搜檢等程序后，入場方能知曉自己的號舍，一條號巷被分割成幾十、上百間，每間號舍就是一個格子，每個考生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相應的試題。無門的敞開式建筑，使得考生一切行動均暴露在他人監視之下。一排排低矮的號舍，與高聳的明遠樓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示著“規訓”與“被規訓”的權力結構（49、52頁）。

讀者可能會有疑惑，福柯借助規訓，意圖在于來揭示現代文明對個體的剝奪和壓迫，科場之中，“規訓”的依據又何在呢？對此，作者的答復有二：其一，“棘闈”其實是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中“幽暗意識”的集中體現。貢院本身就是各種不信任，是通過制度化的空間建構來進行防弊而建構起來的空間（66頁）。在其背后，充斥的是以富貴誘人、消弭社會不服從因素的統治者的考量。正因為如此，求賢反而無禮，求公反而無信。其二，作者似乎對時下科舉研究中的主流話語并不“感冒”，對那些“平民開放”“抑制權豪勢要”的論斷頗有些隔膜，而更愿意從“微觀行為主體”的角度，來評價科舉（67頁）。

人在棘闈

至此，作者的寫作意圖已經很明顯。其要關注的，不是大寫的“公”字，也不是科場中那些“規訓”的表征，而是那些在“規訓”的空間中，實實在在的個體。這些個體，可以分為考官與士子兩大類，他們的感受，他們的“逸事”，便不再只是筆記小說中的斷篇殘簡，而成具有“目的、手段、條件和規范”構成的規訓實踐。所以在全書主要內容正篇“人在棘闈”中，作者分列四個章節來處理那些看似相當瑣碎的科場細節。

先來看考官。考官是“棘闈”之中握有話語權力的群體，國家為體現掄才大典的莊嚴，于考官入闈也是極為重視。根據《大清會典》的記載，各省鄉試官，可以根據道里遠近，出發前由戶部支給相應的路費盤纏，入闈有明確的儀仗規定。每逢鄉試之期，考官所過之處，往往也會引發“人山人海”，“立觀者欣羨不已”的盛況。作者則注意到，在極盡顯赫的排場背后，考官更是一個功能齊備、分工嚴格、等級分明的群體，往往呈現出榮耀、激動、恐懼多種復雜的心態（133頁）。擬題有風險，考官會因出題不當而遭到皇帝奚落、士子嘲諷，乃至丟官革職。清代皇帝往往以帝師自居，《棘闈》援引雍正皇帝將考官行徑與考題內容結合審查之例，揭示考官亦是待考之人的窘境。衡文有壓力，書中所引周敘于正統九年主持順天鄉闈的事例，頗可見閱卷工作的繁重：一千二百余名士子，六名考官，三場下來，一人在十五天內，大概要審閱六百余份試卷，一天計之，也要在四十至五十份之間（明制，科舉考試，頭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等一道，三場時務策五道），以致最后“生殺機關都不管，手如雨點白珠跳”。至于考官在闈所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隨時而來的病痛等，書中都有詳細的描述，在此不贅。作者通過考官們入闈前后的反差，意在說明其衡文過程，也是在棘闈這個狹窄的空間里，在嚴格制度規訓下的行動，甚至還要面對社會輿論的壓力，面對罰俸、丟官甚至喪命的結局，故其所受規訓與蜷縮在號舍中的士子并無二致。

至于士子，入闈之前，必須經歷的“點名識認”與“搜檢懷挾”便是難以言語的苦況。作者的有心之處，不僅在于羅列具體的描寫，更注意到古代士人對“名”與“身”的自我標識與遭受吏卒“點名”與“搜身”規訓間的緊張。例如直呼其名氏，在士子看來往往視為對本人縱慢侮辱的之舉。唐進士李飛，就禮部試賦，因吏大呼其名，熟視符驗，感覺受辱而徑返江東。至于搜檢，作者認為宋明理學在傳統禮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身體的人倫觀，自蒙學起，便有對身體行動的嚴格要求，“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們之間，比如同窗、朋友，也只是拱手、鞠躬表示一種誠意而已，盡可能避免身體之間發生接觸，從而保持身體上的獨立”（117頁），在這樣一種教育觀念下成長的士子，面對“摘帽去履，解衣露體，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內進行細致拿捏，甚至搜及褻衣”的規訓，或俯首帖耳，或憤然離場，乃至反抗。

進入號舍的士子，似乎只需面對智力上的考較，但在作者看來，這恰是科舉士子群體性“失語”的開始。“失語”表現為大多數記載往往只呈現士子服從考場紀律的狀況，而非其具體的行動，即使考生事后回憶，內容也大多簡略。為此作者翻閱大量清人日記，盡可能地拼湊出士子所在的規訓空間。首先，號舍是一個被給予的“位置”。這樣一個隨機的安排，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考生十幾日的命運。寬敞嚴實的老號猶如“肥缺”，有助于文興，若碰上臨近廁所、廚房，或是漏屋篷號，則如畏途險境，甚至棄考。其次是號舍中的標配，號板。號板是考生坐臥寫作乃至飲食的主要工具，在棘闈中，號板數量不夠，質量低劣的事件時有發生，為士子所苦。然后就是天氣。鄉試雖稱“秋闈”，但在南方地區，低矮且不通風的號舍中，士子往往要與潮悶酷熱斗爭，若遇陰晴不定的時節，更是要經歷暴熱至暴涼的煎熬，同治六年順天鄉試，病暑者十之五，死號中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如飲水、污卷等對于號舍士子應試的影響，作者也多有描述，在此不一而足。總之，作者希冀通過對士子號舍中身體與心理的探究，來揭示縝密制度運作下舉子的真實感受。在作者看來，棘闈本為朝廷表征求賢取士的禮樂空間，但在現實中，士子在不斷地規訓中，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與失敗感，進而對科舉本身產生了懷疑，“若不是廣寒梯跌了腳，蓬瀛路迷了道，郁輪袍走了調，因甚價年年矮屋中，喚不醒才子英雄覺”。這樣一種揭示，正是作者試圖為科場中的“失語者”發聲。

誰的科舉史？

如果要指出該書存在的一些缺憾，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把握上稍顯不夠。例如考試群體方面，考官的評卷、閱卷過程，如張連銀《明代鄉試、會試評卷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中便曾有過很好的分析，考官入闈前后的情境，陳時龍《崇禎元年會試考釋——讀明人蔣德璟〈禮闈小記〉》（《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4期）有相當細致的分析。另外從作者熟悉的時段來看，主要集中于唐宋和晚清，以致遺漏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元代的情況，申萬里《秋闈校藝——元代鄉試的過程》（《元后期政治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文均未曾寓目。而宮崎市定先生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為日本民眾所寫的《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盡管為通俗讀物，但該書的寫作思路，實與《棘闈》有相合之處，作者似也未有參考。不然，自可使全書增色不少。當然，由于作者并非史學專業出身，這樣的要求或許有點吹毛求疵。

也正因為如此，筆者讀后觸動較深的，倒不是作者能夠在各類專業語境與科舉場景之間嫻熟的切換，而是在書中拋出了一個關乎史學的命題。作者在書中對于福柯的參考，并非是要建立起一套有關科舉的規訓理論，而是要借此來關照那些在棘闈之中的“微觀權力個體”，將科場“求賢”“至公”背后的“幽暗意識”還原成一個個被規訓的個體行動，以此來關注那些“失語者”在棘闈中的真實境況。故從此意義上論，《棘闈》一書，更多的是為科舉史上的“失敗者”立畫像。在科舉史中，成功者畢竟只是少數，僅以明代為例，據學者統計，大概產生了十余萬的舉人，但成為進士者只有兩萬多人，終身不獲一第者在八萬人之多，遑論數量更為龐大的生員群體了。而也正是這些科場上的失敗者們，構成了“棘闈”運作的主體。“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如果借用馬克思的這句話來提醒我們注意科舉史的主體問題，《棘闈》一書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此外，如果結合近年來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一個趨勢，是“從‘事件’到‘事件路徑’，從‘人物’到‘群體傳記’，從‘典章’到‘制度運行’，使研究者的關注對象從事件原委、個人行為、制度規定本身延伸開來，進而關注其背后的社會關系和制度互動，關注其文化意義”（鄧小南：《文書·政令·信息溝通：以唐宋時期為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從制度到人事，《棘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舉制度研究深化的一個方向。如果暫時拋卻制度背后的那些“幽暗意識”，《棘闈》可以視為一幅生動有趣的考試繪畫長卷，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