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有畫意，畫里蘊文心”——“汪曾祺百年書畫展”讀后

李天揚

2020-10-05 08:25

來源：澎湃新聞

一代文學大家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書畫展“嶺上多白云——汪曾祺百年誕辰書畫展”上月底已在浙江美術館落幕，然而，這一展覽引發的中國文人與書畫的話題卻一直在持續。

汪曾祺的字畫，與他的散文和小說，是息息相通、互為表里的。汪曾祺的文字，純正，干凈。他自小習畫，天份又高。他的畫，從筆墨到線條到構圖，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更難得的是，他的畫作和他的文學作品一樣，天然、通透、溫暖、自在，充滿著對人世間、對一草一木一蔬一花的溫情。這是汪曾祺最動人的地方，也是尋常畫家最缺失的。

浙江美術館“汪曾祺書畫展”現場

雨絲細密，空氣濕重，連日的陰雨，讓庚子年的秋日，直如梅雨季。

陰雨是煩人的，口里，則說著“晴湖不如雨湖”，仿佛喜歡這雨。那天一早，與顧村言、石建邦二兄，由上海虹橋登車，去西湖邊。其實，我們要去看的，不是雨湖，是汪曾祺。

十多年前，顧村言曾寫了兩本汪味十足的書，喚作《人間有味》《人間優游》。有趣的是，這次汪曾祺書畫展，分三個板塊，曰“人間草木”“人間至味”“人間有戲”，可算巧合。十年前，汪曾祺九十誕辰時，顧村言在《東方早報》上撰寫了萬字長文，我讀了，激賞，自說自話發了短信給他說好。這是我們訂交之始。現在，他的文字早就有了自己的風格面貌，但對汪曾祺的喜愛，是不會變的。汪展開幕日，村言兄就在，還與策展人陳緯一起組織了“汪曾祺文與畫”座談會。我和建邦兄本來就要到杭州與出版社談事，便在朋友圈里約著一起看展。村言兄看到，說要陪我們再看一次。這個待遇，不可不記也。

西湖之畔，與柳浪聞鶯，隔著一條南山路，坐著浙江美術館。這是很讓上海人羨慕的。原先的上海美術館，不但退出了核心地段，連“上海美術館”這五個字，也沒了。這樣也好，我們就多了不少奔到周邊看展的理由。

要講汪曾祺的書畫，還是先從他的文字說起。汪曾祺的文字，好在什么地方。我以為，是純正。白話文寫作，始于“五四”。從魯迅到徐志摩等等，無論左右，皆受翻譯腔影響深重，而且有的往往還要政治正確。自覺地游離于這二者之外，做得最出色的，是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1950年代以后，運動頻仍，口號震天，這樣的政治氛圍，對寫作者的影響幾乎深入骨髓。所以，當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冒出文壇，每一個讀者都眼睛一亮：中文原來還可這么寫！雖然汪曾祺總是說自己“非主流”“上不了雜志頭條”，但他的意義，恰恰在此。汪曾祺告訴我們，用沒有政治烙印，甚至沒有時代痕跡的文字來寫作，是可行的。也正因此，汪曾祺的讀者，是穿越時代的，他不僅對六七十年出生的這一代人影響巨大，在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中，也知音不少。

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荷塘月色》

為這樣一位文學大家辦畫展，自然要觀照他的文字。展覽的策劃者之一、汪曾祺的外孫女齊方為每一幅畫配上了一段汪曾祺的文字。于是，看畫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讀畫”。文畫對讀，這是只有汪曾祺才能帶給我們的奇妙體驗——所謂“文中有畫意，畫里蘊文心”，再不只是一個空靈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的享受。這個享受奇妙到什么程度，讓我舉兩個關于花的例子。

例一，《紫藤》。文章摘錄是：“葉三大都能一句話說出好在何處。季匋民畫了一幅紫藤，問葉三。葉三說：‘紫藤里有風。’‘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亂的。’‘對極了！’”于是，愚笨如我，也看到了汪曾祺畫的紫藤里有風。

汪曾祺，《紫薇花對紫薇郎》，紙本設色，1988年

例二，《紫薇花對紫薇郎》。文章摘錄是：“對于年輕的讀者，需要做一點解釋，‘紫薇花對紫薇郎’是什么意思。紫薇花亦作紫薇郎，唐代官名。白居易曾為中書侍郎，故自稱紫薇郎。……‘紫薇花對紫薇郎’使人覺得有一點羅曼蒂克的聯想，也可以。石濤和尚畫過一幅紫薇花，題的就是白居易的這首詩。紫薇顏色很嬌，畫面很美，更易使人產生這是一首情詩的錯覺。”于是，遲鈍如我，也不由得把汪曾祺的這幅畫當作一首情詩來讀呢。

汪曾祺，《水仙》，紙本設色

如果說，為畫配文，再精再妙，總也是出自齊方的主觀感受。那么，不妨讓我們再收攏眼光，來看一看汪曾祺自己題在畫上的字句。身為一個作家，汪曾祺在寫作時，自然會字斟句酌，而他在“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的畫作上寫字，要隨性、自在得多。題得最多的，是寫記憶中的花花草草，且容我多抄幾則：“后園有紫藤一架，無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盤，而極旺茂。花盛時，仰臥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昔在伊犁見伊犁河邊長蓼花，甚喜。喜伊犁亦有蓼花，喜伊犁有水也。我到伊犁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年矣。”“盈江縣委招待所有香樟樹，熱帶蘭多寄生于枝杈之間，虎頭蘭乃最常見者。一年之后，汪曾祺憶寫于北京。”“故園有金銀花一株，自我記事從不開花，小時不知此為何種植物。一年夏，忽開繁花無數，令人驚駭，亦不見其主何災祥。此后每年開花，但花稍稀少耳。一九八四年六月偶憶往事，提筆寫此。”“昆明楊梅色如熾炭，名火炭梅，味極甜濃，雨季常有。苗族女孩叫賣聲音嬌柔。”除了汪曾祺，還有誰會這樣題畫？最著名的，是那幅只有聊聊幾筆的《晴蜓荷花》，題“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條，等水開，作此。”連署名也沒有。最好玩的，是《種菊不安籬，任它姿意長》，題完詩后，署日期，竟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不是七日就是八日”，簽罷“汪曾祺”后，意猶未盡，還加了一句“時女兒汪明在旁瞎出主意。”汪明在座談會上回憶說：“其實在家里，他沒有地位，他的畫在家里也從來沒有地位。”也是因為“從來沒有地位”，才會有這份隨意到極點的自在。當然，一派安祥、溫和的汪曾祺，內心里也是有著狂狷意氣的。兩幅不多見的人物畫題字令我們看得一凜。一幅質問：“甚么？”一幅則干脆痛罵：“狗矢！”請注意，前面引的那些花鳥畫上的句子的標點，是策展人加的。而這兩幅上的問號和驚嘆號，則是汪曾祺親自按在畫上的。對此，汪曾祺的女兒汪朝回憶道，這些畫在什么情形之下畫的，不太清楚。他肯定有憤憤不平的時候。他不高興喝了酒，拿起電話就跟好朋友林斤瀾又說又罵。

汪曾祺，《蜻蜓荷花》，1984年

汪曾祺畫作

摘了這么多題畫字句，想表明，汪曾祺的字畫，與他的散文和小說，是息息相通、互為表里的。汪曾祺自小習畫，天分又高。他的畫，從筆墨到線條到構圖，都達到很高的水平。更難得的是，他的畫作和他的文學作品一樣，天然、通透、溫暖、自在，充滿著對人世間、對一草一木一蔬一花的溫情。這是汪曾祺最動人的地方，也是尋常畫家最缺失的。

浙江美術館三樓，“秋蕊香——齊白石黃賓虹花鳥畫展”現場

在汪曾祺展的樓下，同時辦著《秋蕊香——齊白石黃賓虹花鳥畫展》，看了汪畫看齊黃，這種觀展體驗，真是百年一遇。我在朋友圈的這樣一句感慨，被村言兄拿去作了文章題目。與汪曾祺相比，齊黃的畫，是尋常可見的。但這個展中白石老人的課徒稿和賓翁不落款的花鳥畫，都極難得一見。齊黃對展，更是天才的想法。美術館應該怎樣辦展？我想，道理與藝術創作是一樣的：自己要有想象力，還要給觀者留足思考和想象的空間。如果只是把畫掛在墻上，那與拍賣會有什么兩樣？浙江美術館的“樓上讀汪，樓下齊黃”，堪稱范本。

齊白石《草蟲秋海棠》,68×33.5cm,北京畫院藏.

黃賓虹，《芙蓉》，68.5×33.2cm，1953年，浙江省博物館藏

走出美術館，建邦兄帶我走過南山路，來到錢王祠，這里有蘇東坡的《表忠觀碑》石刻。此為明嘉靖年刻，四石八面，現存其三。我來西湖幾十次，竟不知有此碑，自然佩服建邦兄見識多廣。現場有幾塊殘石，這是今年錢王祠整修時發現的，經考證這正是來自此碑佚失的那一塊，建邦兄也未曾見過。對他而言，也是意外收獲。看著蘇字，我們自然聊到正在北京故宮舉辦的蘇東坡大展。一南一北，從蘇到汪，同時展陳，意味深長。古代文人中，若是拿文章、詩詞、書法、繪畫分別打分，總分最高的，是東坡無疑了；當代文人中，若是拿散文、小說、書法、繪畫分別打分，總分最高的，大抵是汪曾祺罷？從蘇東坡到汪曾祺，文人畫的千年歷程，這個話題太值得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