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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真實經濟學的價值、事實與邏輯
現代所流行的教科書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該經濟學的初級版往往用文字和圖表表達,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從經濟人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物品和服務的稀缺性開始講起,然后是消費者消費理論、供給者供給理論,接著是局部均衡和一般競爭均衡理論、壟斷理論、外部性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最終則是宏觀經濟學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高級版的經濟學與初級版的經濟學相比,其邏輯基本一致,數學表達更多一些,邏輯上的表述更精致,但靠文字和圖表更能表達的價值和事實部分,卻被大大簡化了。
但我們看到還有一種經濟學,它是一種真實的經濟學,它基本上都是用淺顯的文字表達的經濟學。它好像是專門為普羅大眾準備的,而不是為熟知數學的高級經濟學學生和經濟學家準備的。雖然這樣的書被認為是經濟學入門級的書,但其實其作者都是公認的經濟學大家,而且其所揭示經濟學的價值、事實與邏輯的豐富性和真實性,是教科書經濟學完全無法比擬的。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五本書,我想就是這樣的一套書。雖然每本書篇幅不大,也沒有深奧的術語和大篇幅的數學推導,但其表述的價值更加豐滿,事實更加完整,邏輯更加豐富。
《蜜蜂的寓言》:作為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自私的德性及其脆弱性
在這里,第一本書《蜜蜂的寓言》,給我們展示了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即自私的德性。同時,我們從這本書以及同類型書的理論的不徹底性和其他書籍中更為徹底的理論的爭議性也可以看到,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實是十分脆弱的。這本書至少讓我們反思,為什么讓我們的經濟持續繁榮、文明持續進步的道德理論,卻不為我們所重視,卻被稱為“惡”,而摧毀經濟繁榮、文明進步的道德理論,卻被稱為“善”?
多年前,我初次閱讀《蜜蜂的寓言》,那時的心情其實是非常復雜的。現在當我再次去閱讀《蜜蜂的寓言》時,我的心情開始平靜,我開始從邏輯上去思考其內含的價值,并思考它與其他著作之間的關系。這一次,我的思考是:人是一種特殊的動物。人的特殊性使人類成就了獨特的文明。那么,這一文明的根源在哪里,它要如何發展?我們又要如何使文明維持穩定和可持續的發展,從而讓人擺脫動物性,成為真正自由而文明的生靈?每一個有智慧的人,都能夠從自己的經驗中利用自己的邏輯和價值給予適當的判斷。

《蜜蜂的寓言》
對此,傳統的學者顯然會認為,是人的美德成就了人類的文明。在此基礎上,人們的政策選擇在邏輯上也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是頌揚美德,譴責惡德。因此而形成的道德秩序,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這一秩序排斥自利,排斥企業家,排斥因交易而得利,其結果就是市場秩序沒有任何道德空間,而歷史上的經濟增長也就無從談起。
但有一些學者卻并不這樣認為。他們發現,公益心和道德感的善之花,都將結出貧困和偽善之果,而私欲的“惡之花”,卻結出了公共利益的善果。這就是“曼德維爾悖論”。曼德維爾悖論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很大的影響。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都試圖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和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他追逐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更大。”這就是亞當·斯密的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的出處,也是繼曼德維爾的“惡之花”之后,再一次有人闡述了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不在于傳統意義上所認為的美德,而是實實在在的個人的自利。自此,市場秩序就有了道德的空間,人類社會也開始逐步步入市場經濟時代,經濟增長也因此在這些地方開始出現,一直到現在,世界各地都享受著現代市場秩序的文明成果。
如果說曼德維爾悖論是曼德維爾的書和其他學者的書之間的悖論,那么亞當·斯密的悖論則是他自己的書之間的悖論,因為他還有一本書,即《道德情操論》,這本書闡述了道德情操對于人類社會的重要性。
曼德維爾和亞當·斯密都肯定了自利,但他們肯定的角度其實還是以悖論的形式出現的,即用好結果來證明自利是美德,而不是惡德。所以,他們對于自利的認可,其實在邏輯上并不徹底。實際上,他們的表述表明,他們還是認為,自私自利本身顯然是“不道德”的,或者說是“惡德”,他們只是從經驗觀察上發現,自私自利的后果是好的,因為它導致了經濟的繁榮。
這一不徹底的傳統,也為現代教科書經濟學家所認可。后來的教科書經濟學家,從技術上做了處理,把自利變成了一個經濟學邏輯的假設出發點,也就是經濟人的理性自利假設。在現代教科書經濟學中,經濟人的自利不僅會帶來好的結果,而且還被認為是理性的。這顯然是一個更有力的肯定。但從根本上說,無論是理性的經濟人,還是個人主義的假設,其實還是回避了自利是否道德的問題,因為這些經濟學家的主張依然只是把個人主義理性經濟人作為一個經濟學邏輯的假設前提,或者說只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回避了市場經濟核心的道德價值問題,現代教科書經濟學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數學上的邏輯推導體系。在這里,合理自利不再是一個價值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學邏輯的起點問題。而且,這些經濟學家的進一步推導認為,個人是競爭市場的接受者,而不是市場過程的參與者和決定者,是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而不是一個個個人的智慧和行為在配置資源。
在這個意義上,重讀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一書,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價值的,因為它就如它同時代的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它的確擾亂甚至摧毀了古老的社會道德價值秩序,但它卻在擾亂傳統道德價值秩序的同時,也為現代市場秩序的道德提供了一個起點,雖然這一起點并不牢靠。為了回避這一問題,現代經濟學也只是在方法論和邏輯上給自己設立了一個起點。
后來則有更多的學者,如哈耶克(他認為個人主義是現代市場秩序的基礎)、安·蘭德(她認為自私本身就是美德)和羅斯巴德(他認為私人財產是個人道德的基礎)對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做出了更加肯定的論述。但這些學者的論述,都被認為是有爭議的。因而,在現代社會里,自始至終存在著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脆弱性,人們一方面享受著市場經濟的道德成果,另一方面則譴責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無時無刻不在摧毀著市場經濟,也因此引起了市場經濟的不正常的波動,并導致了一起又一起的經濟危機。
《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杰出經濟學家的智慧
巴斯夏是19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他認為,經濟學家有兩種,即杰出經濟學家和糟糕經濟學家:“糟糕經濟學家只能看到那些看得見的影響,而杰出經濟學家能同時考慮到那些看得見的和必須預見的影響。”
在他看來,破窗理論是一個糟糕經濟學家的理論。破窗理論認為,如果一個頑童打碎了某店主的玻璃,那么店主就必須去購買新的玻璃,這樣玻璃店、玻璃生產廠家以及安裝工人等許多人都會從中獲利,經濟就能得到發展。
巴斯夏認為,這個理論之所以是糟糕經濟學家的理論,是因為它只看到了看得見的部分。實際上,看不見的部分是,如果店主沒有支付維修玻璃的費用,那么他本來可能把這些錢用于購買別的商品或服務,這樣也能促進經濟增長。前者其實是在進行破壞,破壞并不有利于經濟增長;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經濟增長,因為沒有破壞,只有發展。
巴斯夏還分析了很多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現象。比如,他認為,看似政府官員花錢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政府官員的錢其實是征稅得來的。政府官員征稅花錢,實際上是納稅人減少了因為納稅而產生的支出。在這里,政府花錢是看得見的,而納稅人因此減少了支出則是看不見的。因此,財政政策其實并不能促進經濟增長。
政府管制貿易也是一樣的。外國的鐵比本國的便宜,這樣本國廠商的鐵就必須以較低的價格來出售,這樣本國廠商就會受到損失,國家財富就會減少。如果國家用暴力禁止外國便宜的鐵進口,那么本國廠商便可以以較高的價格出售鐵,國家財富就會增加。巴斯夏認為,這顯然是不對的,因為這一推理沒有看到本國鐵的消費者增加了很多消費成本。如果我們看不到后者,那么似乎暴力管制國際貿易便能夠增加本國的財富。但我們如果看到了后者,就會發現暴力管制國際貿易并不能增加本國的財富。巴斯夏寫道:“暴力并不促進生產,而會破壞生產。天啊!如果暴力可以促進生產,那么我們法國現在該有多么富裕啊。”
政府管制市場,從看得見的部分來看,似乎有很多好處,但如果經濟學家看到了看不見的部分,他們就會發現,管制和干預市場其實都是無效率的,對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加都是破壞性的。主張政府管制的經濟學家,顯然是糟糕經濟學家;而主張政府不干預市場經濟的企業家,顯然是杰出經濟學家。
《消失的屋頂》:政府干預讓人們住不上房子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喬治·施蒂格勒,是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并讓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經濟學家。在《消失的屋頂》一書里,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認為,如果讓市場經濟充分發揮作用,我們就會發現,即使一個剛剛遭受地震災害的城市,也不會發生住房短缺問題,而且經過一段時間的建設,住房不僅不會短缺,而且人人都會有房子住,人均住房面積也會大大增加。人們要買房就會買到房,雖然價格可能會比較貴。人們要租房也會租到房,雖然租金也可能會比較高。
在這個時候,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發現,住房的稀缺性以及高昂的房價和租金,都會促進政府出臺一系列的住房管制政策。政府會管制最高租金,以讓租房的人能夠以比較便宜的價格租到房子。政府會建造房屋,給人分配住房。當然,政府可能還會給沒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房貸支持,讓他們有能力買得起房子。
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發現,政府的這些愿望可能是好的,但結果總是與美好的愿望相反。政府管制租金,看起來租金有了天花板,價格比較便宜,其實這不僅沒有讓人能夠以較便宜的價格租到房子,而且使得高價租房的機會都消失了。因為租房市場消失了,租金太低,沒人愿意把房子出租,也沒人愿意進一步投資蓋房或者買房用于出租。
政府建造房屋,然后給人分配住房,從表面上看,當然也是好辦法。但實際情況是,任何政府的建房能力和分配住房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大家的需求。對于這一點,其結果不僅在美國如此,而且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最明顯。在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之前,中國公民要在城市里分到一套房子,幾乎是奇跡——在城市,一家人擠在狹小房子里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的書沒有寫政府給買不起房的人以貸款政策支持。對于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來說,這在后來是一個比較方便又實用的政策。當經濟迅速發展,大家的收入都紛紛提高,而且房產的價格迅速上揚的時候,大家的確會皆大歡喜。但出來混都是要還的,一旦經濟發展下行,失業率提高,工資水平開始下降,房地產泡沫也開始縮水,住房就會變成壞資產,房貸也會變成有毒的金融資產,最壞的情況還會連帶導致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開始的次貸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
在討論了政府干預住房市場的后果之后,弗里德曼還討論了毒品的問題。一般認為,毒品問題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因而需要禁毒。但弗里德曼認為,無論是毒品還是其他產品,只要政治機制替代了市場機制,同樣的問題都會產生。用政治機制來替代市場機制,會使住房變得稀缺,會沒有投資,會導致與房產相關的金融危機。當然,毒品等所謂的特殊物品也是如此,其帶來的結果是,政府需要打一場永遠也打不勝的毒品戰爭,而與毒品相關的社會問題和犯罪問題,卻越來越嚴重。
《鉛筆的故事》:從產品來看真實市場經濟的經驗與邏輯
在一般人的眼里,市場經濟的運作,是一次又一次的買賣行為。所以,需求理論是從消費者的自利行為出發推導其消費行為的,供給理論是從供應廠商的自利行為出發推導其供給行為的。消費行為的效用最大化考慮會使其達到消費者均衡,供給行為的利潤最大化考慮會使其實現生產者均衡。消費者、供給者之間的討價還價行為導致了局部供求均衡,消費者、供給者相互之間無數次的討價還價和競爭行為導致了一般供求均衡。

《鉛筆的故事》
這是一個形式化的邏輯推導。現代教科書經濟學家從中發現了一般競爭均衡原理,同時也發現:如果消費者過于節約,存在儲蓄偏好,這就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如果生產者過于貪婪,存在過度生產偏好,這就會導致國內供給過剩。這個時候,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會失效,就會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失衡。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就可以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控制這種失衡,讓經濟在平穩的軌道上運行。
這一套邏輯看起來是那么嚴密,但也有經濟學家從各個角度找到了其邏輯上的問題。有經濟學家發現,這一邏輯沒有時間維度,完全是一個靜態的邏輯分析,而市場實際上是一個過程。也有經濟學家發現,這一套邏輯完全忽視了行動者,也就是企業家。還有經濟學家發現,這套邏輯中,只有消費者和供給者,沒有真正的產品;而一個像鉛筆這樣的產品,卻不適用于這樣一個嚴密卻簡單的邏輯。
經濟學家倫納德·里德《鉛筆的故事》一書,從一個非常普通的市場中的產品,也就是鉛筆,述說了市場的復雜性:
我,鉛筆,是樹、鋅、銅、石墨等復雜組合下的一個奇跡。但是,除了這些在自然界中表現出來的奇跡之外,還有一個更加不同尋常的奇跡,這個奇跡就是體現了人類創造性力量的組合形態——數以百萬計的微不足道的知識與技能,在沒有任何人做主腦的情況下,根據人類的需要和欲望,自然而然且自發地組合在了一起!我堅信:樹,只有上帝才能創造;我,也只有上帝才能造就。人類無法通過指導這數以百萬計的知識與技能創造出我,就像他們也無法把分子組合成樹一樣。
從鉛筆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產品層面的市場。在這里,鉛筆也許是最終產品,前面都是生產鉛筆的原料。鉛筆市場好像存在鉛筆的消費者和鉛筆的供應者之間的均衡關系,但鉛筆的故事告訴我們,實際運作的市場,是一個業態,也是一個消費的形態,是一個很難區分消費和生產的過程,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產品生產過程。而這一過程,其實就是實際上的市場。從鉛筆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鉛筆生產過程的復雜性,看到了生產鉛筆的物料生產、流動和組合的過程,這里還沒有講到鉛筆的物流過程故事,以及鉛筆復雜的消費過程故事。
從現實中,我們其實還可以觀察到鉛筆的物流過程。我們會發現,鉛筆到處都存在,而在一個市場里,鉛筆的價格基本上都是類似的,雖然物流(從生產點到消費點)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把這一物流過程中的任意一段拿出來,都需要耗費很高的成本,但是市場卻能夠使鉛筆的價格在一個大城市的各個角落都一致,甚至在一個全國性的市場里,它的價格也基本是一致的。現實中的物流,顯然價格差異非常大,但市場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呢?
從現實生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鉛筆的種種消費。恰恰是這種看似簡單其實非常復雜的消費,使得鉛筆有無數種功能,并且創造了無數的價值。有人用鉛筆來寫字,有人用鉛筆來繪畫,有人用鉛筆來畫圖紙,甚至有人用削尖了的鉛筆插氣管,然后讓呼吸困難的病人一下子舒了一口氣而得救。在這些價值中,有些的確根本算不上價值,但這里至少讓我們看到,一支鉛筆在某一個時刻可以救一個人的生命。在鉛筆的設計者那里,這根本是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鉛筆也絕對不會因為救了一條鮮活的生命而價值連城,并且索取一筆不菲的售價。在市場里,它還是這個價格。
這樣顯而易見的經驗,當然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能夠觀察到的,而在理論分析的時候卻不愿意詳細考慮的事情。這些經驗讓一些智慧的經濟學家體會到,市場并不如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邏輯那么簡單,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包含著種種復雜的材料及其生產過程,更包含著發生在復雜人類的種種智慧間那無意合作的機會。
一支簡單的鉛筆是如此,一臺復雜的電腦和一部復雜的手機也是如此,而現在新經濟下的各種產品則更是如此。有政客簡單地以為,在美國生產的產品才是美國制造,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就是中國制造,這顯然是把復雜的世界市場過程簡單化了。這種簡單化如果純粹只是為了易于認知或者使人覺得淺顯易懂,那么還好;但如果我們真的以為這個世界確實如此,并以此來分清什么是中國的,什么是美國的,那么這不僅會使我們的認知水平下降,還會損害市場所實現的繁榮。
《老虎的尾巴》:貨幣政策的陷阱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投資、消費和出口都是一個經濟體發展經濟的重要政策。緊跟著這些政策的,便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包括減稅,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因為現代國家的稅負,一般來說都是過重的。財政政策還包括赤字財政。赤字財政是在債券市場發行國債,實際上則是用民間儲蓄來支撐財政,擠用的是民間投資的資金。這并不是一個好政策。減稅減少財政收入,赤字財政并不好用,所以政府其實更偏好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原理是,每當一個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國家如果增加貨幣發行量,降低利率,就可以增加投資,從而維持經濟增長。在哈耶克看來,這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其結果只有兩種可能性:跟著老虎跑,被拖死了;還有就是,把老虎放開,老虎把你吃掉了。因為一旦發行貨幣政策上癮,政府就會越來越依賴貨幣政策,一旦貨幣政策停止,經濟發展就會停止。而一旦貨幣政策不能停止,貨幣增發到一定的量就會爆發通貨膨脹,把整個經濟發展的成果毀于一旦。
貨幣政策過度的結果,不僅僅是通貨膨脹,而且會使得企業家的行為傾向于依賴更便宜的信貸資金。信貸擴張過度給了企業家錯誤的資源配置信號,不遵從錯誤信號的企業家首先會被懲罰,而遵從錯誤信號的企業家會得到鼓勵。企業家因為錯誤的信號而做出錯誤的資源配置行為,其結果就是市場配置信貸資源的機制失靈,資源發生嚴重的錯配。長期累積的結果是,市場機制會啟動糾正錯誤的波動,結構性的危機就爆發了。
所以,政府的財政政策需要審慎,政府的貨幣政策也需要審慎,政府絕不能依賴增發貨幣、過度擴張信用來刺激經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依賴于市場秩序的完善,更依賴于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因為只有把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權力關進籠子里,保護產權,給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創造更好的條件,才能讓經濟增長有一個很好的市場秩序,并能獲得企業家精神的支撐。
總之,這五本書的作者,都是公認的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些書,自然也是杰出的經濟學著作。雖然這些小書由不同的經濟學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用不同的語言寫成,但中信出版社把它們放在一起出版,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連貫的知識體:《蜜蜂的寓言》在排斥市場的傳統道德秩序里為市場經濟撕開了一個口子,讓市場經濟得以形成自己的道德基礎;《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讓我們在糟糕經濟學家之外看到杰出經濟學家看到的一些經驗現實,讓我們真正了解什么是杰出的經濟學,它是能夠了解看不到的事實、價值和邏輯的經濟學;《消失的屋頂》讓我們知道雖然市場機制神奇,可一旦政治機制替代市場機制,住房的投資就會減少,住房就會短缺,人們不僅租不到房子,而且即使用高價也買不到房子,更不用說指望政府給你造房并分配給你了;《鉛筆的故事》借著鉛筆的自述講述了一個鉛筆如何誕生的故事,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市場秩序的復雜性及其神奇之處,從而理解真實的經濟學;《老虎的尾巴》則讓我們知道,在金融市場發達的現代社會里,印錢不是一個刺激經濟的好辦法,它只會制造通貨膨脹,即使它在一段時間內會刺激經濟增長,但其長期的結果只能是破壞經濟增長。

“迷人的經濟學”,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
(本文為毛壽龍教授為“迷人的經濟學”叢書所作導言,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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