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經(jīng)常能發(fā)掘出一些被“隱藏的歷史”，尤其是近代名人不太為人所知的一面。在新書《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中，他寫到嚴復的“好利空談”、胡適曾經(jīng)考過倒數(shù)第二、陳寅恪的成績并非成績單上看起來那樣好等等；此外，他對閻錫山的幕僚南桂馨等不太為人關注的歷史人物著墨頗多。張仲民認為揭示那些被“隱藏的歷史”并非為了反彈琵琶或獵奇，而是在更全面地占有史料基礎上讓我們更深入地認識過去的復雜性和歷史人物的全貌。

張仲民（章靜 繪）

新文化史的影響

您此前的作品中有不少較為典型的新文化史取向（閱讀史、醫(yī)療史、消費文化研究），而這次出版的《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似乎回到了政治史、思想史的主題上，這是您近年來研究興趣的轉變嗎？

張仲民：從個人習史的角度來講，學習中發(fā)生一些轉向應該比較自然，因為自己還算有些自知之明，不愿“負隅頑抗”。我近幾年的一些研究嘗試，多發(fā)源于過去研究閱讀史看資料時的所見所得（之前的醫(yī)療史研究也是如此），當然部分也是對過去研究路徑和外在學術環(huán)境進行反思的結果，內中的邏輯和延續(xù)性仍是一以貫之，比如努力從閱讀史料中發(fā)現(xiàn)值得研究的問題，注意使用多元化的史料，側重從受眾或傳播學（我更喜歡用文化研究中的名詞“接受政治”這個詞）的視角看待思想、言論或有關的知識再生產現(xiàn)象等。

《葉落知秋》這本書雖然較多關注了政治或學者與政治關系的話題，但根本上應仍是一個以精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思想史作品，可惜的是限于本人的“材性”和學養(yǎng)，精細透徹地描述這些精英思想的實況及其變化情況，并非自己所長。為此，我不得不窮則思變，試圖以一種考證的方式來重構思想家的行跡及其言論產生的具體語境，通過一些可能互相關聯(lián)的多元史料排比與展示，藉此重建能呈現(xiàn)歷史當事人的為人處世方式、言論與行動之間的關聯(lián)（或脫離）狀況，以及受眾或讀者的有關反應情形等，盡力避免用一些先入為主或后設的立場、概念、理論來處理材料，也避免為尊者諱、賢者諱的情況出現(xiàn)，更不能趨利跟風把文章寫成別人論述或觀點的注腳。

讀者或許已經(jīng)注意到，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多是由一篇帶出另外一篇，圍繞某個人物差不多都有兩篇或者三篇互相關聯(lián)的文章——這皆因在解決某個具體問題的過程中又派生出新的問題，不得不再繼續(xù)探討，這讓我研究的時間段不斷拉長，空間也不斷擴大——帶來的問題是愈來愈發(fā)現(xiàn)自己知識儲備的貧乏和研究能力的力不從心。好的一點是，這也刺激自己有興趣和動力去發(fā)現(xiàn)新的選題、閱讀新的材料，進而去擴充自己的知識面。如今馬齒漸長，很慶幸自己沒有固守一隅，可以由著性子讀書寫作而不必局限于一些“命題作文”，從而能把研究的時段從晚清延續(xù)到民國乃至延安時期（有關延安時期的研究習作尚未發(fā)表）。

《葉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

新著中似乎仍明顯有新文化史學術理念的痕跡，比如重視對歷史記錄的辨別、對歷史的后設追憶和書寫保持警惕等，能舉例談談新文化史對您研究的影響嗎？

張仲民：新文化史現(xiàn)在似乎是一個被用爛或被濫用的標簽，圍繞它存在頗多的污名化和符號暴力現(xiàn)象，連一些不太了然或根本不了解新文化史的學者都在利用或批評這個標簽。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之正名似仍有必要（這里沒有必要展開，之前曾有另文討論），畢竟十幾年前自己曾熱心引介過新文化史，也努力將此典范吸收進自我的研究中。

長期下來，新文化史對我的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它不但作為一種方法論，也化為一種問題意識、意識形態(tài)（廣義的，非狹義的政治性意識形態(tài)）立場內化到自己的閱讀和寫作中了。具體來講，它給我的啟示和提醒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是關于史料方面的，即重視對史料的辨析和對史料形成過程的考察，不能忽略史料中的表演成分及其傳播效果。第二是對既有研究和一些理論、概念術語的警惕，不要被他們牽著鼻子走，避免誤入以論代史或人云亦云的泥沼中。第三是重視寫作的邏輯性、關聯(lián)性與故事性，但這不應該以誤讀史料和脫離語境的方式來實現(xiàn)，更不應該刻意媚俗，華而不實或嘩眾取寵。第四在于它的自我反思性和開放性，它不但不把歷史發(fā)展視為一個線性的有規(guī)律性的目的論大敘事，還特別提醒史家要時刻意識到自我知識、能力與方法論、立場的局限性，歷史的演進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研究者無法占有或壟斷所有的材料與解釋，歷史學家對之的再現(xiàn)也不存在蓋棺論定的終極答案。第五個方面，在我看來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即其批判性或者說它的“人民性”（這自然也是一種后設立場，不過它是具有高度自我反思和警惕性的），在多數(shù)新文化史研究者這里，歷史研究的目的不僅在于為弱勢者代言，書寫“沒有歷史的人”的歷史，還在于揭示那些被壓制的、被遮蔽的或被有意無意隱藏的歷史。所有這些當均有助于我們提高自我的史學素養(yǎng)能力與史學鑒賞水準，不至于妄自尊大和良莠不分。

嚴復的言行不一

我們回到這本《葉落知秋》一書的具體內容。書中著力探究了近代一些名人較為復雜的一面，比如嚴復的“好利空談”，那么您是如何發(fā)掘出嚴復的這些情況呢？

張仲民：我最早對嚴復的了解也是通常人們持有的認識，嚴復是近代中國的啟蒙思想家或所謂自由主義者，有一個從激進到保守的思想變化過程，他翻譯了很多書，影響很大，并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為后世推崇。不過后來在寫博士論文時，無意中看到一些材料涉及嚴復與復旦的關系，都是復旦校史記載中所缺乏的。作為一個復旦人，也作為一個近代史研究者，我自然有興趣去把有關事情弄清楚，于是博士一畢業(yè)就開始從事嚴復與復旦關系的研究。在閱讀嚴復材料尤其是嚴復書信的過程中，開始對嚴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后來再結合一些周邊材料，逐漸發(fā)現(xiàn)嚴復其實是一個非常現(xiàn)實的人，他缺乏責任心和行動力，言行非常不一致，表面看他能言不能行，是因為他缺乏位置與權力，再加上因為長期吸食鴉片導致健康不佳，實際上很多時候當嚴復有實缺、有能力時，他也根本無意去落實自己的理念，經(jīng)常是出工不出力，更多是在以此作為交接官場和安插親友學生的工具，至于具體做事和落實自己曾公開表達的理念則在其次，有時甚至根本對此不予考慮。

另外，嚴復受到傳統(tǒng)黃老、法家的思想影響非常濃厚，一方面很悲觀，一方面又迷信強權，故此才會倡導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又為之所苦。可以說，嚴復對現(xiàn)實看得太過通透，認為世事不可為，歐美等強國太優(yōu)越于中國，時人如何努力都救不了中國，聰明如他者只能明哲保身、隨波逐流，利用自己的西學知識與翻譯能力獲取最大的利益，具體說就是去當官、去跟達官貴人拉關系才是正道。而為了掙錢和當官，以及攀附權貴與拉關系，嚴復做過很多有損形象的事情，其中一些極其功利、實用主義的做派讓人大跌眼鏡。收在本書里的《言行之間——嚴復與復旦公學》一文對此有一些披露，本人尚未發(fā)表的另外一篇關于嚴復的文章則會對這些被隱藏的歷史有更多的揭示，此處不贅述。

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嚴復的這些作為以及有類似情況的一些名人呢？

張仲民：在當時中國屢戰(zhàn)屢敗、崇洋崇新的語境中，嚴復被輿論視為西學第一人，甚或是西學的化身，很受時人崇拜，在官場和知識界都有許多擁躉。清末官場比較捧嚴復、幫嚴復的主要是時任兩江總督（后轉任直隸總督）端方、學部侍郎嚴修，以及其他如直隸總督楊士驤、郵傳部侍郎（后為尚書）盛宣懷等人，入民國以后則是袁世凱。在知識界，對嚴復非常關照而又為嚴復所信任的主要是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還有桐城派的吳汝綸、姚永概，以及嚴復的福建同鄉(xiāng)鄭孝胥等一幫人。他們之所以如此高看嚴復，自然是同他們有嚴復是當時最懂西學的中國人認知有關。對此，嚴復曾有一句非常自負的“夫子自道”：“我現(xiàn)在真如小叫天，隨便亂嚷數(shù)聲，人都喝采，真好笑也。”

嚴復塑像

如何看待類似嚴復這樣的作為？我覺得歷史研究的目的或意義盡管并非為了評價而存在，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做出一些定位或評判仍不可避免，只是這個標準要盡可能是歷史的、人道的，而非基于某些宰制敘述或者給定的立場、特殊的利益訴求。就嚴復研究而言，我認為首先應該擺脫標簽化的影響，不能因嚴復是所謂啟蒙思想家，就以其是非為是非，將其言論作為評價其本人的標準，或以諸如啟蒙、進步、保守、自由主義等大而化之的概念來標示或化約嚴復一生的言行。

嚴復的很多具體政治主張和政治態(tài)度其實都是順勢而為，在隨時改變。如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他由支持盛宣懷迅速轉向支持袁世凱，主動獻計獻策，頗得袁世凱信用，被袁指派為北方議和代表之一赴南方與革命黨會談，民國成立后袁世凱又以老師視之，派分其諸多職務與頭銜。袁世凱復辟帝制，嚴復也積極配合支持，加入籌安會暗中介入一些復辟勸進活動。洪憲帝制失敗后，嚴復卻不斷借機發(fā)聲，宣稱自己是被脅迫加入籌安會，內心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舉動并不支持，早在清末時即表達過對袁世凱的不滿（嚴復在致熊季廉的信中曾直斥袁世凱、奕劻“皆滿清送葬人才”）。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同時，嚴復又介入張勛的復辟活動，對張勛復辟成功抱有很高期望，還建議亦屬閩籍好友的溥儀師傅陳寶琛提醒張勛注意疏通輿論、消弭反對派，而當復辟失敗，嚴復再充先知，將之歸罪于張勛莽撞自負、為人所誤，失敗不可避免。

其次，因為嚴復的著述包括翻譯作品都比較容易得到，甚至還有“《全集》”可供我們參考，這給我們較為全面地認識與把握嚴復當年的作為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證據(jù)，但僅依賴嚴復的《全集》與自我陳述是遠遠不夠的（何況尚有很多嚴復的著述仍待發(fā)掘利用），與嚴復有過交往的人的材料，特別是與之交往密切的如鄭孝胥、張元濟、姚永概、盛宣懷、端方、袁世凱、梁啟超、陳三立、侯毅等人的資料，包括與之相關的一些檔案資料、近代報刊資料，均應該被我們列入?yún)⒖荚姆秶畠龋@樣我們才能對嚴復言行及其語境乃至其所產生的反響有更為全面深刻的認識，這樣才有可能揭示那些嚴復不欲為人所知的，或者被過去人們與研究者所遺忘或忽略的那些隱藏的歷史。綜合這些內外資料，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譯書、辦學、辦報等活動對嚴復來說只是他為了謀生掙錢的無奈之舉，“不能與人競進熱場，乃為冷淡生活”，內心他真正渴望的是做“帝師”、做大官，如嚴復自謂他幾天不做官即感到寂寞無聊。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可以理解嚴復為何那么喜歡到北京任職，那么喜歡同達官貴人進行交往，即便他也不時感嘆官場中的應酬太多，花錢傷神。

上述對嚴復為人的評價，或許有些苛刻，因為類似他這樣火中取栗、個人私利優(yōu)先的做法，在近代知識分子之中其實頗為流行，夏曾佑、鄭孝胥、楊度、柳亞子、惲毓鼎等人，包括本書中重點討論的劉師培皆是如此。不過，自己公開宣傳主張的理念，但在實踐中自己并不愿遵照實行，受到時人與輿論厚責自然在所難免。正像清末時人所批評嚴復在同時擔任安慶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和吳淞復旦公學監(jiān)督時所言：“安徽高等學堂之風潮，追源立論，大抵咎于該學堂監(jiān)督。該監(jiān)督素負學界重名，其著書有曰：民智愈淺，則希望愈奢。此語甚為確切，請下一轉語曰，理想愈高，則措施愈謬，我于高等學堂見之，于復旦學堂又見之。”

劉師培的書生論政

提及劉師培，您文章中曾詳細描繪了洪憲帝制期間劉師培的所作所為，寫他為袁世凱復辟帝制站臺，工于獻媚，可惜了一身好學問。那么您是怎樣理解近代知識分子書生論政、從政的熱情？劉師培除了個人性格中“勢利善變”“功名心切”的面向，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情況？

張仲民：我關注劉師培也有很多年了，最先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看到一些他關于世界語的論述。前些年在閱讀材料時又看到不少世界語的資料，而檢索有關的世界語史研究，發(fā)現(xiàn)值得繼續(xù)討論之處頗多，于是就繼續(xù)以劉師培為突破點開始關注近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

最初研究劉師培之時，發(fā)現(xiàn)大家比較關注劉師培的學術思想、無政府主義主張、背叛革命的情況等，而對于他的世界語主張以及投靠端方以后的情況，特別是他在民初的活動，研究的不多。于是在這方面開始下手讀材料，通過看與劉師培有比較密切關系的錢玄同、蘇曼殊、章太炎等人的材料，以及清末民初報刊上的一些報道，發(fā)現(xiàn)了劉師培與章太炎、錢玄同、端方、南桂馨、閻錫山、袁世凱、陳獨秀、蔡元培、吳稚琿、林萬里等人的關系都值得鉤沉，于是先后寫出四篇相關的文章討論劉師培與世界語、章太炎、南桂馨、袁世凱等人的關系（其中兩篇已經(jīng)收進本書），進而考察了《劉申叔先生遺書》的編纂過程。

在研究劉師培的過程中，自己的感情也很復雜。劉師培的一些變化與做法的確很讓人痛心，但他的才華和學養(yǎng)又讓人高山仰止，而其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遭遇也讓人唏噓不已。劉師培為什么從一個激烈的無政府主義者突然投靠端方，到了民國初年又依附更強大的袁世凱呢？過去有一些學者做過分析，認為劉師培之所以勢利善變，同其家庭情況（如何震的影響、家境窘迫）等因素密切相關，這也是劉師培自己1912年初寫信向章太炎搭救他的義舉致謝和道歉時公開承認的，但追溯劉師培之前的心路歷程與處世方式，結合當年蔡元培曾評價劉師培為“書呆子”，性格上“好勝”“多疑”“好用權術”的情況，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點新的解釋。

學術上少年老成的劉師培后來與章太炎結交后，兩人雖互為莫逆，但學術觀點的差異也比較大，所以兩人這一時期發(fā)表的文章中有過不少暗中較量，互相不點名地與對方商榷。再加上同居東京時章太炎發(fā)現(xiàn)何震一些私生活上的問題，遂直言相告劉師培，不料卻引發(fā)了好勝而又多疑的劉師培嫉恨，而其妻何震與第三者汪公權又加以挑撥，劉章關系遂決裂。與此同時，本來同兩江總督端方聯(lián)系幫助章太炎獲得赴印度學佛資助不成的劉師培自己卻轉而變?yōu)槎朔劫Y助的獲利者，這樣原本缺乏金錢的他才得以留在東京續(xù)辦《衡報》，繼續(xù)倡導無政府主義與世界語。饒是如此，劉師培的激烈言行仍面臨日本政府與警察的監(jiān)視和逼迫，1908年11月初，他不得不怏怏回上海，此后劉師培大概才開始為端方控制。1909年初，劉師培變節(jié)一事公開化，他就公開投奔端方，成為其幕府中的一員，之后絕口不再提及無政府主義和世界語等激進主張。

而為了挽回與劉師培的友誼，章太炎曾屢次嘗試，即便在劉師培公開投靠端方后，章太炎仍致信劉師培，希望其能迷途知返，離開端方，專心學術。但章太炎越拉劉師培，越起反作用。劉師培大概有點“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結，章太炎寫信給他希望能一起致力學術、研究國粹，為中國文化爭光，但好用權術的劉師培以己度人，覺得章太炎是在利用他、市恩于他，實有連累他阻其大好前程的嫌疑——因為這時劉師培的幕主端方剛好由江督轉任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身為滿人中比較開明的督撫，輿論對之評價頗高，對其宦途也非常看好，深得端方喜愛的劉師培不需要背棄端方，再度去體驗流亡困乏之苦。而且單純就從事國粹研究的工作條件來說，身在端方幕府的條件自然更讓劉師培安心。從常理來看，劉師培這樣的選擇對自己頗為有利，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無法預料到端方才任直隸總督六個月即被清廷解職，直到近兩年后端方被起用為粵漢鐵路督辦，劉師培又沾光成為粵漢鐵路顧問官，追隨端方入川，資州兵變時他正好在成都從事游說活動，才僥幸得以生還。

《吳虞日記》里曾記載了民初（1912年初到1913年夏）劉師培避難在成都的一些情況。透過吳虞的記載，我們可以對劉師培的為人處事情況有更多了解。劉師培自然是那種智商很高、學問很好的人，但他并不以書生自居，而是自認為很有謀略的人。所以他給吳虞講“知雄守雌主義”，勸吳虞不要輕易放棄報紙主筆的陣地。同時他又不甘寂寞，就西藏問題主動向四川都督尹昌衡獻策。當時吳虞、謝無量、廖平等諸多四川學者都沒有覺得劉師培有什么問題，均很佩服劉師培的學問，與其往來、聯(lián)絡很多，關系也比較融洽。事后回溯，劉師培在成都國學院教書的這一年半，大概是他一生做學問的最安定時刻，其工作待遇頗好，不需要顛沛流離，還有一幫學術同道不斷唱和往還。劉師培自己也沒有辜負這段時光，著述不斷，還積攢了一千多塊大洋，其妻何震也從太原尋夫到此，兩人得以團聚。1913年夏秋之交，劉師培回揚州省親后，大約是聽信了何震的建議，沒有返回成都任職，反而北上太原，接受昔日好友時為閻錫山親信的南桂馨之約，赴山西督軍閻錫山幕府任職。此后又被南桂馨、閻錫山當作工具推薦給正在力行復古運動于全國范圍內征召所謂博學鴻儒的袁世凱。

此時的袁世凱已經(jīng)成為終身大總統(tǒng)，大權獨攬、人莫予毒，眾多文人紛紛歸附，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劉師培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的賣力程度遠超其他文人。功名心切的劉師培自以為找到了真正的靠山與“明主”，可以得君行道、大展宏圖，之后極力為袁世凱肉麻鼓吹、粉飾太平，即便顛倒黑白、為清議所不容也不在乎。結果洪憲帝制失敗后，劉師培又異常狼狽，被人視為“一文不值”、身敗名裂。

劉師培兩次投靠有權勢者，但每次依附的都是“冰山”，均以失敗告終，這自然跟他看不清時代大勢、饑不擇食有關，然而又何嘗不是他自以為是、自作聰明所致？他很清楚知道端方、袁世凱是在利用他，但他亦在試圖利用端方、袁世凱，希望除了可以拿到經(jīng)濟上的實惠之外，還能達到自己好名與借政治權力達成自己某些學術理想的目的。

簡言之，劉師培因為走投無路投奔端方尚可以理解，況且他投靠后也未公開發(fā)表一些出格的政見或做出一些丑陋的事情，他平常主要在努力從事國學研究，并幫助端方做一些考古鑒別事務。但投靠袁世凱后，劉師培開始利欲熏心，徹底淪落為御用文人。身為“被服經(jīng)術，泛濫百家”的飽學之士，劉師培攀附權勢，高調出場，以學術作政論，大作違心之言，“徒令怙權藉勢之雄，羞賤儒冠，輕蔑當世之士”。相比之下，同為袁世凱規(guī)復帝制大業(yè)效力的嚴復就比較高明，世事洞明的嚴復這時悶聲發(fā)大財，不撰寫和發(fā)表公開支持帝制的文章，從而能在帝制失敗后比較容易為自己洗涮、辯白。其實文人論政從來都不是問題，問題是為何而議？為誰而議？最重要的是，依托什么而議？

劉師培

劉師培昔日曾有《書楊雄傳后》一詩（1905年初發(fā)表于《國粹學報》），詩中劉師培稱贊楊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為多才“通儒”，可惜遭到朱熹在《通鑒綱目》中的惡評，“紫陽作綱目，筆削更口誅。惟據(jù)美新文，遂加莽大夫”。劉師培認為這樣的評價對楊雄不公平，他依據(jù)東晉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認為“淡泊”名利的楊雄在王莽稱帝之初——“居攝初”（公元6年）即已去世，并未來得及為王莽效力，“身未事王莽”，“何至工獻諛”，楊雄充其量是“大純而小疵”，可惜由于朱熹等宋儒講究綱常名教，“宋儒作苛論”，楊雄才落下惡名。可以看出，劉師培這里不顧歷史事實極力為昔日楊雄替王莽背書一事辯誣，除了有故意立標新立異的文人意氣驅動之外，其心中難免沒有感情投射，將楊雄作為自己有意無意的追摹榜樣，以致日后自己也主動落水，甘為袁世凱的“莽大夫”。

關注幕后人物

“知人論世”是這本書的核心，您選取的這十余位清末民初的人物，多數(shù)介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間，比如南桂馨，雖是閻錫山的重要幕僚，卻少人去研究他。鉤沉他們這樣人物的歷史，對于我們辨別歷史真相有哪些助益？這些人物的歷史又該如何書寫？

張仲民：過去我們都關注臺面上的政治人物，而對他們身邊的幕后人物不太關注。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茨威格寫過一本傳記小說，叫做《幕后政治家》，寫的是一個政客約瑟夫·富歇，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政局中，看起來他是一個幕后角色，但是包括拿破侖倒臺、之后法國乃至歐洲的政治、外交體系構建等都跟他有密切關系，他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茨威格是非常善于勾畫人物心理的優(yōu)秀文學家，他對約瑟夫·富歇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有些虛構和夸大之處，但卻很好提醒我們注意幕后人物的作用。

我們的研究還是喜歡聚光燈下的政治人物或明星人物，像閻錫山、蔣介石、袁世凱等人，但是對于在他們背后為其出謀劃策的人則容易遺漏。像袁世凱背后的阮忠樞、楊士琦、張一麐等，黎元洪背后的饒漢祥，讓段祺瑞言聽計從的“小諸葛”徐樹錚，以及本書中所研究的閻錫山幕僚南桂馨等。同樣，學界大明星胡適之所以能成大器，跟他少年時受到好友許怡蓀不斷的幫助也有密切關系，現(xiàn)在隨著兩人通信集的出版，我們對胡適的成長過程以及許怡蓀其中發(fā)揮的作用可以有更深刻的認識了。

不過要研究這些人物，有時需要一些機緣巧合與運氣成分，很多學者在這方面都有成功經(jīng)驗，我也有幸有點收獲。拿本書中寫到的南桂馨來說，閻錫山之所以成為“山西王”，南桂馨幫了他很多忙，兩人是長期的政治朋友與合作者。我是在關注劉師培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南桂馨這個線索。事實上，南桂馨個人留下的比較直接的資料比較少，主要是他的回憶錄，及若干他署名的回憶文章或序言之類的文字，而且這些文字也不甚可靠。但南桂馨在民初政壇是個很重要的角色，先后在幫助閻錫山統(tǒng)治山西方面、幫助閻錫山獲得袁世凱信任方面、幫助閻錫山推行模范省建設方面，以及后來幫助閻錫山處理與蔣介石、張作霖、馮玉祥等人的關系方面，都發(fā)揮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閻錫山的材料中不少關涉到南桂馨，當時報紙關于南桂馨言行的報道記載也頗多。再結合劉師培的材料、錢玄同和章太炎等人的材料，還有本書里沒有引用到的郭象升等人的材料（蒙萬仕國先生提示），以及一些回憶錄、時人記錄等。綜合這些資料，我們通過旁敲側擊、按圖索驥的方式大概還是能夠重建南桂馨的大概樣貌，包括他與劉師培、閻錫山等人的關系情況。

閻錫山

材料與真相

您在論文寫作中經(jīng)常會引用一些不太為學者注意或使用的材料。您是如何發(fā)現(xiàn)這些材料的？在運用這些材料時，要注意哪些問題？

張仲民：其實學者在研究中都會不斷發(fā)現(xiàn)一些比較新鮮的材料，只是大家可能沒有特別加以關注或綜合利用罷了。我自己找到一些所謂新材料的線索多源于閱讀報刊、書信和日記材料，尤其是報刊資料。比如我之前讀清末報刊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一些胡適撰寫的但沒有被收入其《全集》中的文章，于是就去讀胡適日記和來往書信，發(fā)現(xiàn)他日記里說過他在某某報刊上發(fā)表過文章，或記載了他做事情的線索，或講述了他與某某的關系和互動情況，而他日記中的大量剪報，也告訴我們胡適的一些閱讀情況、關注點，以及可能的他與剪報中所言事情的關聯(lián)，至于其來往書信則部分顯示了他的交游情況，乃至他對外部的回應情況。順藤摸瓜，就會容易有一些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收在本書中的這篇關于胡適早年著述的考證只是一個很小的意外收獲，我今年上半年還嘗試著撰寫了一篇近四萬字的長文，講述閱讀胡適資料的一些發(fā)現(xiàn)。

不過，對我來說，最容易發(fā)現(xiàn)和使用一些比較新的材料的來源是近代報刊。雖然很多近代報刊沒有保存下來，但殘存下來的量仍然巨大，涉及的內容自然也是異常豐富。關于近代報刊的作用及其之于當時知識分子和中國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已經(jīng)有過很好的研究。可以說，作為體量最大的一種近代史資料，其學術價值已為大家共認，目前可以全文檢索的報刊數(shù)據(jù)庫不斷出現(xiàn)，也表明人們已經(jīng)越來越意識到其重要性。我自己一直都比較喜歡讀近代的報刊，喜歡逐日逐月地讀，每個版塊都讀，而且會讀同一時期的多種報刊，這樣長期堅持下來，的確從中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可以繼續(xù)研究的話題或起點。

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報刊是即時性的，很多報刊的作者和編輯也是很隨性地在寫，有時甚至一個人包攬一期報刊的全部內容，這樣不可避免會存在有很多不可靠的、膚淺的內容，會有許多故意造假的記載或報道。更不要說報刊文章的寫作者或編者有時為了吸引讀者或嘩眾取寵，往往借題發(fā)揮甚或不惜無中生有、造假騙人。即便是那些比較紀實性的內容或議論，也存有諸多夸大的內容，但這些問題都不妨礙它的價值。因為每一種史料或者更準確說是每一種文本都有其局限，都存有“表演”成分和欺騙性，都需要其他材料作為旁證與補充，多元使用材料已經(jīng)成為愈來愈多學者的共識，尤其是當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只要愿意找愿意看，到處都是可用的材料，都可以從中得到很多的收獲。

但材料的繁多也帶來我們選擇上的困難，更有認識論上的成見，其中之一是對某類材料的情有獨鐘。簡單說，我們之所以偏愛或崇拜某一文類（特別是檔案），只因為我們認為它更能給予自己需要的或想要的真相，而輕視或無視其他文類，則由于我們認為它所指涉的內容并不重要或可靠。作為一種樸素的經(jīng)驗主義認知（或真實判斷），這樣的見解并沒有大的問題，只是它忽視了一個很基本的常識（這里甚至不必援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激烈批評）：幾乎我們所有使用的文獻材料，基本上都是人為制造的，都存在“表演”或“虛構”的成分，報刊文類如此，諸多文集（多數(shù)是報刊文章的結集）、書信、日記何嘗不是如此，即便是所謂的一些珍稀檔案，尤其是涉及近代中國高層內幕、外交紛爭、軍國大事的記載，大部分是沒有多少即時記錄的，或即便有記載也未能留下來，而能被保存下來的材料或事后追憶，往往又是經(jīng)過精心選擇、去語境化后的結果，且通常是比較強勢或有深謀遠慮的一方資料有所保留，而與之對抗的一方或有關的一方卻經(jīng)常沒有材料留存。如果不參考其他文類的材料、不詳細重建語境，只采用獨家的表達，就很容易被它牽著鼻子走，視文如其實、言為心聲，以這些材料中透露的局部或片面信息當作是歷史真相的全部。

其實，歷史的真相如果這么容易就能被還原和重構，那我們就太小瞧過去的歷史人物了，進而也太小瞧我們自己了——設身處地，我們自己現(xiàn)實生活中的真相有多少能被公開和記錄下來呢？即便有記錄，又有多少能被自己周邊的人視為“真實”呢？又能有多少能被保存到后世呢？即使能保存下來，又能有多少被后人讀到呢？吊詭的是，我們經(jīng)常不相信現(xiàn)實世界中的“真實”，但卻經(jīng)常愿意采信過去的“真實”或“真實效果”（reality effect），后之視今，大概亦如今之視昔吧！

在當前“舊材料”尚來不及讀、“新材料”已層出不窮的情況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和寫作似乎變得越來越容易，但實際情況卻很難讓人樂觀，很多人已經(jīng)患上數(shù)據(jù)庫依賴癥。錢鍾書先生曾經(jīng)說過，歷史是最肯與人方便的，只要愿意找，總能找到適合（自己立場或觀點的）證據(jù)。在當前可資利用的史料很容易到手情況下，研究者不讀書而依賴檢索做研究的情況開始普遍化，這樣一種“知識生產方式”頗值得警惕。因為如此做法太容易讓研究者不顧語境與史料形成的脈絡，選擇性或片面性地使用與解讀材料，尤其是當眼下的我們帶著某些自以為是的判斷或自以為高明的思想（或均屬“致命的自負”）等后設判斷進行研究、寫作時，不可避免就會導致對過去歷史真相的掩蓋或歪曲。十年前我曾專門撰文批評過金觀濤、劉青峰兩位教授的所謂觀念史研究，但看起來并沒有起多少作用，他們當年的取徑眼下可能已經(jīng)“由附庸而蔚為大國”了。當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數(shù)據(jù)庫不重要或反對大家用數(shù)據(jù)庫，只是反對不讀書以數(shù)據(jù)庫檢索作為做學問的方式，或只引用數(shù)據(jù)庫中的材料而已，檢索工具再發(fā)達也不能代替研究者自己看資料，認為研究者只需要有思想、有理論，再輔之以檢索大量數(shù)據(jù)庫材料就可以做研究、寫文章了，這是很不可思議的觀點。故此，《葉落知秋》這本小書是自己一些粗淺反思的產物，還可能是本人太過固執(zhí)的體現(xiàn)，顯示了很多自己的局限與笨拙。畢竟這樣一種研究或寫作的方式不但不容易讀，還難免會被認為“沒思想”、“堆材料”。但作為一種學術表達方式與研究立場，我仍覺得這樣考證式的寫作方式仍舊有其一定的意義在。

最后需要自我解剖的是，作為當年寫博士論文讀史料時的副產品，這些文章在收入本書中時，盡可能都做了增改修正。饒是如此，隨著此書出版后一些師友的反饋，以及最近看資料的收獲，書中存在的讓人慚愧的一些低端錯誤仍復不少，其中多數(shù)是我打字或看材料時的不細心、事后又未能一一復核所致。由此不由想起導師多年前的提醒：擔心我研究太過粗心毛糙。魔鬼藏在細節(jié)中，對于此警告，這些年其實一直牢記心中，也一直努力去改變，但現(xiàn)在看來，成效依舊不佳。面對這樣的瓶頸和致命的缺陷，這才是我最應該深自檢討和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