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終結了那時的全球化進程，引發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圖為1929年10月24日，美國紐約，人們聚集在華爾街聯邦大廳國家紀念館的華盛頓雕像前，對面是紐約證券交易所。 視覺中國 資料

1987年，美國國際關系史學家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在其專著《長和平》中，直指自1945年至彼時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段和平時光。他的主要證據是，在此期間，諸大國之間沒有爆發過直接沖突，這實屬罕見。

其他研究者以更量化的數據對他的這一說法進行了驗證，普遍的結論是，“長和平”的確存在。比如，在1950年代，世界各地平均每年發生六至七次國際沖突，進入二十一世紀，這個數字下降到不到一次。每百萬人中因戰爭而死的人數，從1950年的240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10人。此外，無論是戰爭平均持續時間，還是戰爭危及國家存亡的程度，也都在顯著下降。正是由于這種國際暴力顯著的下降，使得美國認知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樂觀地寫出了《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將之描述成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超長期趨勢中的一部分。

不管這種超長期趨勢是否真的存在，但我們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說，以過去兩個世紀的數據來看，二戰之后的世界確實是一個更和平、更少國家暴力對抗的世界。

當代全球化：并非史無前例

有意思的是，這一趨勢正好發生在前后兩個全球化的轉折之中。

在這里，我們需要先介紹一下兩個全球化的分期。撇開前現代的全球化不論，一般認為，近代以來的全球化過程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一個全球化階段從近代工業革命開始（十九世紀早期）至一戰、二戰（一戰到二戰之間是一個擱淺的世界），后一個全球化則從二戰結束后重啟至今。

后一個全球化的力度當然毋庸置疑，但前一個全球化其實也不遑多讓。“世界是一座城市”，這句話可能會讓你想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論斷，但它是羅斯柴爾德男爵在1875年說出來的。

據測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出口的總價值已經占到世界總收入的16%到17%。其中，英國的出口額幾乎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60%。此外，無論是信息傳播速度（出現了跨國電纜和電話體系），還是人員流動規模（據統計, 跨越大西洋的國際移民在1850到1914 年之間就有5000 萬人；根據1900年的人口普查，14%的美國人出生在國外，相比之下，2000年只有8% ），都在史無前例地增長。

請注意，在1870年至1913年這四十年中，跨國經濟交易是幾乎沒有任何經濟限制的（比如，直到1879年，德國95%的進口貨物仍然是免稅的），一個人從一國到另一國去，也幾乎用不著護照。在有些指標上，十九世紀的全球化過程要比二十世紀來得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7年做的一份報告指出，在當時，資本流動在經濟產出中所占的比例仍遠低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

正因為如此，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當代的全球化并不是史無前例的，而是某種重建甚至追趕。美國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對此總結道：“也許關于全球化最大的迷思就是它是新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的頂峰發生在一個世紀以前。二十世紀在經濟史上令人難忘的主要原因，是它從全球化中的撤退。在某些方面，只是到了現在，世界經濟才大致像一個多世紀前那樣互相關聯起來。”

十九世紀的全球化：低烈度競爭中的改革

在這里，我不是說，“長和平”的出現與新舊全球化的轉折有什么因果關系。但是，它們之間確實存在相關性。對此，我將在下面做出解釋。

前一個全球化發生在更動蕩、沖突更明顯的國際政治秩序之中。在這個時代的很多人眼中，混亂、沖突與進步、繁榮似乎相伴而生，他們對戰爭持有一種非比尋常的正向觀感。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似乎不約而同，不把國際沖突看成是多么嚴重的事情。

比如，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競爭對社會有益的，它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人類的競爭本性是由自然法規所規范的。它既適用于國內社會，也適用于國際社會；那個時代的保守主義者則認為斗爭是個人之間、國家之間關系不可避免的特征與后果，國際間的沖突可以被看成是均勢政治的天然體現，是國際體系中權力平衡自動調節的手段（上一個世紀，今日被奉為保守主義先驅的愛爾蘭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就把歐洲文明歸結于均勢體系存在保證了各國之間的多元競爭狀態）；至于激進主義者，如馬克思、恩格斯，則把斗爭看成是歷史運動的必經階段。

到了十九世紀中后期，隨著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興起，人們對戰爭與國際沖突更持有玫瑰色的想象。他們認為戰爭猶如森林中的野火，燒去枝蔓，而讓樹木（民族）更健康。比如，英國作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就在其作品中借福爾摩斯之嘴感嘆道：“這會是冰冷和苦澀的，華生，……但是，說到底這是上帝的狂風，風暴過去后，陽光下會有一片更干凈、更美好、更堅實的大地。”（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人們崇強的色彩很重，認為強者是文明的先鋒，這是帝國主義的思想基石之一。）

如果我們撇去這些觀點中所蘊含的一些想當然的推斷，把它們放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中去考察，就會發現，當時的人們之所以信奉它們，是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歷史真實的。

十九世紀的世界，相對于二十世紀早期的暴烈，以及二十世紀中期以后的和緩年歲來說，處于一種低烈度競爭狀態中。正是這種狀態，讓歐洲列國都紛紛進行自由改革（在更嚴酷的時代，國家來不及進行這樣的改革，而在更和緩的年代里，政府沒有生存壓力也就沒有動力來進行改革）。

我們能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史上看到這么一個模式一再出現：在一場戰敗之后，封建特權被廢除，個人權利被授予。普魯士的農奴制是在1806年法國與包括普魯士在內的反法同盟之間的耶拿會戰慘敗后被廢除的（順便說一句，黑格爾專門為這次戰役寫了一本書，稱它為“歷史的終結”），奧地利的自由主義改革是從1859年意大利戰爭的失敗后開始的，而俄羅斯專制統治的大松動也起源于俄羅斯軍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悲慘遭遇。

實際上，不獨歐洲國家如此，當時凡有志于自強的國家莫不以自由改革為任務。要與列國爭競，就不能不稍假民力。明治維新時日本元老院就在《推進國憲復命書》（1878年）中寫道：“（當今世界）以開明興盛著稱的國家均采用立憲之政……不伸張民權，國家則分崩離析，所以君主不能獨享其權。因此，欲分享君民之權，使君民之權各得其所，非制定國憲不可。”一群舊武士能有這樣的眼光和念頭，不能不要歸因于當時的那種“世界大勢”的強烈影響。

所以說，當時主流的國際秩序構想是這樣的：在國家內部，實行經濟自由和憲政體制；在國際關系上，進行自由貿易和均勢/權力政治。這兩者相互促進，以沖突促改革，又以改革反哺各國的競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終結了那時的全球化進程，引發了一次走向地方化的大退潮，從此打破了人們對這種國際秩序構想的信心。人們意識到，自由貿易、憲政體制和大國均勢政治這三者加在一起，還不足以為國際秩序提供一個穩定的支架。列強國家間的競爭如果沒有限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因此，必須有所變化。

二十世紀的全球化：“法理管制”及其缺陷

從這個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出現的威爾遜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出現的霸權多邊主義體制，都是對原有秩序構想所打的補丁。如果說之前的國際秩序是所謂“自由放任”型的，那么之后的國際秩序則有了幾分“法理管制”的意思。

比如，一戰期間擔任過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認為，帝國主義是引起大戰的原因，那么世界范圍內的去殖民化、新建民族國家就是當然之事；又比如，諸多國際制度，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開始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主角之一。關于這些，國家關系學家已經有很多的描述了，此處就不贅述了。

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確實起到了綏靖化（Great Pacification）的作用(當然，核恐怖平衡也有它的作用，但這只能解釋大國之間沒有爆發戰爭，大國與小國之間、小國與小國之間的和平是沒法用它來說明的）。加拿大國際關系學者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在研究當代戰爭起因的時候指出，在1945年到1989年間，因為領土問題而爆發的戰爭數量相較于1815至1941年下降了將近五成以上，由商業或資源糾紛引發的沖突下降的更多（抽象的問題，如民族自決、意識形態紛爭以及支援同族，則成為國際沖突越來越重要的根源）。

換句話說，傳統上引發國際沖突的大頭因素處于消弭中。到了冷戰后，這一形勢進一步明顯起來，以至于英國軍事史學家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其名著《戰爭史》中說道：“在我以畢生精力閱讀戰爭史料，與老兵廝混，探訪昔日的戰場，觀察戰爭的影響之后，我似乎感到，戰爭即將偃旗息鼓了，且不論戰爭是否理性，至少它很可能不再是人類處理分歧所需要的和有效的手段了。”

這一趨勢如以下兩圖所示：

各國的國家安全得到了保障，使得國際關系中無政府狀態造成的威脅下降，這就是當前全球化所賴以存在的秩序基礎：化劍為犁，各種國際制度向各國國內滲透，形成較同質化的接口，各種交易安全也得到保證，全球金融、資本、技術與商品市場得以繁榮。

但是，這種國際秩序下的全球化不是沒有弱點和缺陷的。美國政治學者布魯諾·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在他的著作《獨裁者手冊》中提到這么一種現象，即國際社會對某些國家的社會救援與資助項目實際上延遲了該國進行必要的政治、經濟改革，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可以從援助中汲取資源以維系統治。梅斯奎塔舉了一個例子：聯合國安理會有十個非常任理事國，人們發現，在兩年任期內，非常任理事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沒有能當選的其他國家要低1.2個百分點。這是因為，非常任理事國更有可能獲得國際援助，于是就對有效率的社會和經濟治理更不敏感。

如果我們把這個邏輯延伸一下，還可能會發現另外一個相似現象：跨國資本、商品和技術市場的存在允許也會減少一些國家進行內部改革的動力。具體來講，如果一個國家是出口導向型國家，其主要經濟資源都可以從外部獲得，其貿易產權保護主要依賴國際司法，那么該國就類似于獲得了某種國際援助，這也許會導致該國政府漠視國內的制度建設。這點在石油輸出國上顯現得最為明顯。換句話說，這種全球化會產生一些寄生蟲式的政權，它們的存在有賴于向國際社會轉嫁其制度成本。

也許最糟糕的缺陷是在社會心理上的。由于基本上每個國家的領土與主權完整現在都能得到較有效保證，這使得許多國家從根本上缺少生存壓力，那種變革的緊迫感就不復存在。自新世紀以來，民主化在世界范圍內的退潮，也許就可以看成是這種缺陷的一個腳注。而沒有各個國家的真實改革，全球化就有自我顛覆的風險。這是因為在這樣的國家內，全球化所帶來的成本/收益很可能是分配不均的，從而刺激產生反全球化的運動。

當下的全球化需要補丁

簡而言之，自十九世紀以來世界上存在兩種全球化，它們奠基在兩種不同的國際秩序構想之上，一種更激烈，一種更和平；劇烈者隱藏著毀滅的種子，和平者減緩了變革的可能。

我們可以看到，到當下為止，全球化似乎又在進入一個退潮階段。這里的跡象有，近十年來，全球貿易額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個區域合作機制安排出現裂痕（比如英國脫歐，又比如美國在多個地區合作協定上的反復），更不用提新冠疫情對全球市場的巨大打擊了（以至于BBC在節目中問出了“新冠是否會終結全球化”這樣的問題）。

很多人對此退潮持相當惋惜態度，但是我想說，如果這個退潮能在國際層面上帶來更多的國家或地區層面的競爭，那么也許也有它的好處。回到十九世紀式的列強自由競爭狀態自然是危險的，但是現在的全球化很顯然也應該再打上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