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郎德上寨的一個早晨，我在借住的主人家的“美人靠”上記完前一天的田野筆記，就跑去銅鼓場旁熟識的一個大嫂家里耍。她家就在用作表演場的銅鼓場的旁邊，所以一樓被改建成做游客生意的門面，用來出租苗服并售賣手工藝品和小吃飲料。

十點左右，寨子里的喇叭響了，通知大家準備到寨門口迎接游客。大嫂急忙妝扮起來。她先把刺繡外衣和長裙套在身上的連帽衫外面，再把銀飾帽戴到本就梳好傳統高髻的頭上，然后一邊把銀角插到銀飾帽上，一邊急急忙忙朝寨門口走去。

寨門口外的蘆笙隊已在田埂上站好隊，沿著蜿蜒臺階排好的十二個小方木桌也擺放齊整，上面放著米酒壺和敞口瓷碗，盛裝的大嫂和姑娘們陸續趕到小木桌旁準備給游客斟酒敬酒。就在一切準備就緒的同時， 一輛載滿游客的旅游中巴駛入視線。

村民自治：郎德上寨旅游的“工分制”

郎德上寨位于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依山傍水，以俗稱“美人靠”為特征的傳統干欄式民居依山而建。據村主任介紹，2019年全寨共有213戶871人。除了個別從外省嫁入的媳婦外，都是苗族。郎德上寨先后被文化部授予“中國民間藝術之鄉”的稱號，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全國百座特色博物館”，其古建筑群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郎德上寨。文中圖片均由作者于2018年拍攝

郎德上寨旅游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遵循“每個寨民都為村寨的建設出力，現在開辦旅游大家都應受益”的原則，郎德上寨沿用了以“工分制”為核心的社區旅游發展模式。盡管靈感來自于人民公社時期的工分制，郎德上寨的“工分制”采用合作社的方式發展旅游，更注重旅游利益的公平分配，包括資源共享、機會平等、多勞多得和照顧弱勢村民（比如年邁的村民無需表演只要陪場就能獲得相應工分）。

郎德上寨從旅游伊始就成立了郎德上寨旅游接待小組來管理旅游的具體事務。接待小組在2011年更名郎德上寨大陸生態旅游有限公司，由14名成員組成，包括由村民選舉出來的總經理、副總經理、會計和出納，以及村里四個生產隊和一個蘆笙隊的組長和副組長。他們負責組織村民表演和接待游客，并確保把旅游相關收入公平地分配到參與的村民手里。

郎德上寨的旅游收入主要來自旅游團的表演費。旅游團到達時，寨子先是安排著苗裝的村民在寨門口用“十二道攔門酒”合著蘆笙奏樂來迎接游客，然后在寨子里的銅鼓場為游客表演包括“錦雞舞”“苗族古歌”和“高桿蘆笙”等的傳統苗族歌舞。根據旅游團的大小，寨子收取旅游團八百到幾千元的表演費。 如果碰巧有散客在寨子里，那些選擇觀看表演的散客需要交納每人30元的費用。 百分之三十（后改為百分之二十五）的表演收入留作寨子的公用發展基金。剩下的每月根據參與村民各自所得工分公平分配。 

郎德上寨用“十二道攔門酒”迎接游客。

郎德上寨在銅鼓場為游客表演。

為了方便發放工分，郎德上寨在雷山縣城訂制了工分牌。每個工分牌上注有各種名目（比如表演種類、服裝種類、發式種類）和相應工分（1-12分）。比如，寨子里的一位姑娘穿了當地長裙苗特有的盛裝，戴了一整套苗族銀飾，梳了傳統的高發髻，她會掙得8個工分；如果她的鞋子不是布鞋，那就少掙1分，只有7個工分； 如果沒梳高發髻，那就少掙3分，只有5個工分；如果她在游客到達時站在寨子門口迎接，她會額外掙得2分；如果她再給游客敬酒，她會再掙得3分。

相應工分牌在攔門酒的不同階段和每個表演結束后分段發放。遲到早退的村民掙不到對應的工分。發放工分牌和登記工分的村民也獲得相應工分。自從郎德上寨采用工分制以來，工分制不時被修訂，對如何掙工分以及掙多少工分制定了具體的條款，杜絕了村民吃大鍋飯“搭便車”的現象。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婦在攔門酒儀式結束后領到的工分牌。

政府主導：郎德上寨旅游的“二次開發”

村民團結既是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的基礎，也是其目標。因為對可能產生糾紛和破壞團結的顧慮，郎德上寨村民對政府介入旅游開發有自己的想法。2008年，郎德上寨成為北京奧運火炬接力傳遞的一站，這也成為游客最多的一年。

然而從2009年后，郎德上寨的游客開始急劇減少。除了受雷山縣城到凱里市（州府）的二級路修建的影響，郎德上寨游客減少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該縣西江千戶苗寨景區的快速興起。“ 隨著游客的突然減少，郎德上寨村民對新時期的旅游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州旅游發展委員會的一位官員如是說，“人的思想會變的。他們自己意識到了科學管理景區的重要性?！?/p>

2015年前后，郎德上寨和代表雷山縣政府的西江千戶苗寨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達成協議，西江公司獲得郎德上寨旅游發展的主導權并發起郎德旅游的“二次開發”，把郎德上寨和郎德下寨作為郎德苗寨景區來統一開發。西江公司是雷山縣政府下屬的國有企業，主管西江的旅游發展。 為推進郎德的“二次開發”，西江公司設立了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為其子公司，辦公樓位于郎德下寨。 郎德文化旅游公司從2017年5月1日開始對游客收取60元的門票， 并從2016年10月開始給郎德上寨每月10萬元的表演費，每天固定表演兩場。

那日我拜訪寨子里一位曾頗有威望的原村支書，當時他剛和別的寨佬一起表演完“高桿蘆笙”。八十多歲的他曾擔任了四十年郎德上寨的村支書，是他帶領寨子開始發展旅游。我問他：“村民自治發展旅游好，還是交與郎德文化旅游公司好？”他說，“各有各的好處。以前累，什么時候來客人，就什么時候表演，耽誤農活?！?/p>

和很多別的村民看法一樣，他不很贊同公司的門票制。不少村民抱怨門票制是寨子里散客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旅游團行程緊，一般看完表演就走，很少有時間在寨子里吃飯購物。然而村民們的餐飲住宿賣紀念品的小生意主要依賴散客。

有一次，我辦完事回郎德上寨，在寨門口的臺階前被一個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的正在執勤的年輕門衛攔住查看我的門票。他這天才開始上班，所以把我當成了游客。得知我在駐寨做研究后，他和我抱怨說，“今天上午游客太少了，不知道下午會不會多一點。要是游客多一點還好一點，有事做，不然太無聊了。”他說剛才太無聊了，就去捉蜜蜂玩。他手里拿個用膠帶固定在一起的兩個一次性塑料杯子做的密封容器，里面有三只蜜蜂。

為了盡快實現郎德上寨旅游的快速增長和增加游客量，郎德文化旅游公司敦促郎德向西江的旅游發展學習，并組織了郎德上寨和郎德下寨的村干部以及旅游骨干人員到西江參觀。公司用一輛大巴清早接他們到西江參觀一天，在傍晚時安排了西江的村干部和他們在西江村委辦公室會談。會談由公司的副總主持，共進行了約兩個小時，然后在附近一家游客餐廳一起晚餐。在公司的副總的邀請下，我旁聽了會談。

會談中，西江村支書介紹了西江的十年（2008-2018）旅游發展經驗。公司副總誠懇地要求郎德村干部多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來支持公司“二次開發”的舉措（比如征地）。 當談到他對于“二次開發”的希冀，他說道，“當郎德發展到家家都不想掙工分，我們就成功了。在西江，你如果要他（村民）去掙工分，他要罵你娘。他賣個粑粑一天都能賺一千塊，他還來掙你的一百塊的工分表演錢？在郎德，現在是你不叫他拿工分，他不高興。等游客多了，郎德的（村民）也不會想要工分了。”

“旅游扶貧”不等同“旅游開發”：郎德上寨村民的“懶”

根據貴州省旅游發展委員會編纂的“貴州省旅游發展白皮書及研究報告（2017）”，至2014年，貴州共有517個村寨被國家旅游局和國務院扶貧辦列入全國鄉村旅游扶貧重點村。鄉村旅游扶貧正成為貴州省大力支持的精準扶貧模式之一。 然而，將旅游扶貧開發等同與旅游開發，沒有真正聚焦到扶貧上，導致旅游發展的成果不能更多更好地惠及貧困人口。因而報告把提升公眾參與程度列為提升“效益+公益”水平的四項舉措之一。

貴州省旅游發展委員會的一位官員在我對他的訪談中談到，“郎德上寨的旅游發展模式是細水長流，比西江模式要更好一些。”我追問道，“從減貧的角度看，是不是西江模式更好，因為西江有更多的游客和游客收入？”他回答說，“減貧主要是減少貧困人口，脫貧的門檻設得并不高。郎德上寨的模式足夠讓村民脫貧了?！?/p>

在郎德上寨住的頭幾天，我奇怪于為什么這里的村民都不會起得早。這與我長期在鄉村村寨里做田野的經歷相悖。我借住的主人家最近剛把房屋加建游客客房，女主人對我說，“現在村里人變懶了，就算在村里賺不到很多錢，也不想出去打工了。有的男人寧愿到表演場領工分，賺個七八塊錢、十幾塊錢一天，也不愿到我家來做工修房。就是150元每天，村里的男勞力也不愿來干。”“別的沒有旅游的寨子出去打工的人多些，為了給孩子念書攢錢，”她笑著說道，“郎德上寨現在出去打工的人少，但并不一定說我們旅游收入高，只是我們有些變懶了?！?/p>

郎德上寨的一位媳婦在沒有表演的閑暇時間坐在家里前院做手工刺繡。

當談到郎德上寨的“懶”，上文提到的那位黔東南州旅游發展委員會的官員對我說，“這里就郎德上寨這一個寨子是這樣。別的寨子也是早早起來干農活。所以苗家妹子都愿意嫁到這里來，就是跳跳舞，唱唱歌。 西江也是一樣，有點‘懶’?！崩傻律险晃辉甯刹空f，“自從搞旅游，郎德上寨是全鎮出去打工人數最少的寨子。郎德上寨收入說高不高，說低不低，吃飯和子女生活都能解決。在家可以照顧農活，自足就可以?！痹谠L談郎德文化旅游公司的副總時，我問他如何看待郎德上寨村民的‘懶’。他回答道，“這個要看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村民對生活的舒適度很滿意、滿足。”

雷山縣政府和在縣政府領導下的郎德文化旅游公司正積極地遵循西江模式，期望以之實現郎德上寨快速的旅游經濟增長。然而，旅游發展的商業性成功并不等同于當地貧困居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首爾大學學者Jean Junying Lor及其合作者在一篇討論民族旅游如何減貧的論文中比較了郎德上寨和西江兩個案例，并認為：西江的“先發展，后包括”的模式限制了貧困人口從中獲益；而郎德上寨的“先包括，后發展”的模式確保了貧困人口的參與，盡管這是以減少總額利潤為代價。黔東南州旅游發展委員會的這位官員說，“郎德上寨不能走西江的路。郎德上寨的發展不能急，要慢慢來?！闭{任州旅游發展委員會前，他曾先后在西江鎮政府和郎德鎮政府任職。

郎德上寨的啟示： “小”和“慢”

美國人類學家博德利(John Bodley) 博士指出：未經約束的經濟增長，特別當它是被精英主導(elite-directed)時，易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和發展的不可持續。中山大學的王寧教授在其發表在《旅游學刊》的“中國旅游發展筆談”中曾談到，“權力與市場的聯盟更為緊密，社會就愈發苦逼。權力與市場分頭追求各自的GDP 和利潤，剩下的社會——如果還有社會的話——就成了挨宰的對象了。”結合我長期(2002-2016)在湖南鳳凰縣對當地旅游發展調研的經歷，我認同這種觀點。

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往往把利潤凌駕于民生之上，旅游業也無例外。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規?！?(scaling-up)是決策者們普遍采用的針對減輕貧困的一個發展范式。 然而，根據博德利博士的“規模的權效”理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小”（而不是“大”）規模。“規模的權效”指的是規模給了社會精英階層強大有效的誘因來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因為在現實中，隨著規模的擴大，社會權力會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那些少數已經處于社會上層的精英，同時讓大眾來承擔（經濟）增長的代價。簡而言之，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郎德上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搞旅游，走的就是以工分制為核心的小規模、慢增長的模式。盡管從2017年開始，郎德上寨旅游的“二次開發”使其旅游發展從村民自治轉變為政府主導，工分制的實施仍然被保留下來。正如黔東南州旅游發展委員會的那位官員所說，“因為沒有找到比它更公平的制度?！?/p>

郎德上寨的案例有廣泛的借鑒意義。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觀念具有誤導性，然而卻被廣泛接受。減貧并不依賴于快速的經濟增長。與西江的以經濟增長和利潤為首的旅游發展模式相反，郎德上寨的旅游以犧牲快速增長為代價來確保公平與平等。作為一個全社區參與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郎德上寨的工分制給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對原住民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增權帶來啟示，也對可持續發展和減貧的問題提供了借鑒。“規模”是關鍵。郎德上寨的案例展示了“小”（規模）和“慢”（增長）可能是增強社區參與和實現公平分配從而實現減貧的必經之路。

[作者豐向紅系美國東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副教授。本文根據作者和其合作者李喬楊的學術論文“Poverty Allevi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Issue of Scale in Ethnic Tourism in China”(中國民族旅游中的減貧、社區參與、和規模的問題) 改寫。該學術論文于2020年6月在期刊Asian Anthropology（《亞洲人類學》）上刊發。作者感謝受訪者們對其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對本文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