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講自己對韓國的興趣具體是何時產生，學問方面的關心之外，很可能是因為在日本長期生活受到的刺激與啟發。京都有很多在日朝鮮人，在朝鮮被殖民之前，已陸續有勞工來到日本，在西日本地區聚居尤多。1907年，京都鐵道國有化，園部至綾部路段的鐵路工程啟動；1909年宇治川水利發電工程開工；1912年伏見桃山明治天皇陵動工……伴隨鐵路工業、紡織業等各行業的發展，日本出現大量勞動力的空缺，遂有許多朝鮮人赴日謀生。他們起先只是獨身前來，后來將家人也帶到這里。至1920年，京都的朝鮮人已逾千人，1937 年有五萬人，1941 年增至八萬人。川端康成在《古都》里寫仁和寺的春日，“有六七個朝鮮婦女身穿朝鮮服裝，敲著朝鮮大鼓，跳起了朝鮮舞。這邊的情景遠比那邊的要幽雅得多。透過松林的綠葉縫間，也可以窺見山櫻的花”。殖民視角凝望之下的描述。不少日本的畫家也描繪過這類主題的畫面。1877年釜山開港之后，到朝鮮半島的日本人逐年增多，日韓合并以后更是爆發性增多。也有很多畫家來到朝鮮采風，朝鮮的風光、穿著赤古里的美人、眉間含愁的妓生，都是他們筆下新鮮的素材——譬如藤島武二的油畫《花籠》、土田麥仙的日本畫《平床》，都是為人熟知的名作。正如水野直樹所指出的那般，這些畫作少有描繪朝鮮男性的，大多以女性為題材；而當中又以妓生為多，顯然是殖民地支配之下，由支配民族立場投向被支配民族女性的視線。此外，也有一些以在日朝鮮女性為原型的畫作，譬如梶原緋作子的《機織》、秋野不矩的《歸野》。但在日朝鮮人的生活大多沒有圖畫中表現的這般詩情畫意，單是在日朝鮮人的平等教育問題，至今都未得到解決。

京都本地的美術館經常會展出《機織》《平床》，曾近距離看過幾次。在對日本近代美術史不甚了然的年代，也曾被日本主流畫家技藝圓熟、畫面精致的作品吸引，比如京都人喜愛的竹內棲鳳、上村松園。后來逐漸不滿足于他們身上的“官方”氣息，也認識到不少赤古里美人的畫作是殖民時代的產物，開始有所反思。很喜歡的是《歸野》，田野中白襦黑裙的朝鮮婦人背著紅色襁褓里的幼兒，婦人垂著頭，一手提裙，一手執傘，疲憊又寧靜的模樣。農家出身的秋野不矩對京都郊外農田里勞作的朝鮮婦女的觀察并無刻意的美化或居高臨下的審視，在她晚年訪談中曾提及《歸野》的創作背景。當時她為學畫來到京都，寄居嫁到京都西郊農村壬生的姊姊家，過著貧困的求藝生活。“在帷子之辻那邊，現在有好多人家，但那時候還是麥田。去寫生的話，就看到白色蝴蝶飛舞的田野里，近處住著的在日朝鮮女性，背著穿民族特有的紅色衣裳的嬰兒勞動。我最初畫的就是這樣的畫。”“那里有麥田與蘿卜田，開著菜花，我到底是鄉下人，所以喜歡那樣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了朝鮮人，她的麻布黑裙已經破了，冷天也穿著能從衣裾瞧見皮膚的上衣，背上背著嬰兒。”“我喜歡這樣的人，我總是在畫這樣的人。”（秋野不矩《談日本畫》）可惜這幅畫的原作已毀于多年前的火災，如今只有復制品存世。京都本地美術館里的朝鮮人形象，大抵是溫存的美人，看多了自然有所反思。也喜歡秋野不矩的名字，她原名ふく，過去日本最普通的雙音節女名，后來對應了“不矩”這兩個漢字，與她的畫境、人生都相契。

2018 年歲末，與從周同往韓國旅行，選擇了慶州、大邱與釜山。借由史書，對古都慶州有許多向往，又通過張律的同名電影構建了十分特別的慶州印象。電影里有一幕表現日本游客對韓國的態度，她們富有教養，舉止溫和，天真又無知。她們在茶店飲茶，輕聲贊美慶州像奈良，這是殖民時代就定型的宣傳：去尋覓故鄉的原風景吧，在那半島的古都慶州。她們輕言細語評論一番，出于對自己民族過去沾血的歷史所懷的愧疚，臨別時與電影里的主人公道歉，而樸海日扮演的崔教授卻裝作聽不懂日文，故意答非所問說，我喜歡納豆。道歉當然可貴，卻并未建立在對等基礎之上，僅是某種自我安慰。明日隔山岳，不妨在今日留下一句淡薄溫柔的抱歉。這一幕盡管是很小的插曲，但非常精準地把握了日本普通國民對待歷史的態度。

我們預訂了距離慶州鄉校不遠的民宿，從釜山碰頭后搭乘KTX（韓國高鐵），抵達慶州站已是午后。打車去民宿，是一座漂亮的韓屋院落，開門便有兩只穿著羽絨背心的珍島犬高叫示警。主人是一位英語說得不錯的夫人，含笑上前，大狗們頓時安靜下來。交代完瑣事，我們稍事休息，便出門看風景。

地圖顯示鄉校就在不遠處，但找來找去也未見到入口，茫然中闖入一片荒野，突然竄出一條狼狗。“禮儀之邦的狗，一定拴著繩子。”從周以其一貫的樂觀篤定地安慰我，仍繼續朝前。那狗叫得越來越兇，突然朝我們快速奔來。并沒有繩子！“Peace，peace（平靜下來），對不起。”我們做投降狀，躡手躡腳小心撤離，試圖向狗證明我們冒失的舉動并非有意侵擾。后來我們多次與時敏復述這個故事，“怎么會不系繩子呢？那么大的狼狗！”

時敏無奈：“慶州是鄉下。”這是首爾人時敏解釋許多韓國問題的萬能答案。

鄉校里空無一人，據說是朝鮮時代的建筑，正門的彩繪已有些斑駁，被冬天很早降臨的落日染成絢麗冷清的金色。樹上的柿子凍成灰色，山茱萸有寶石一樣鮮艷的果子，引誘得許多斑鳩歡喜啁啾。也許是旅游淡季的緣故，四周幾乎沒有人。偶爾路過一對青年情侶，都穿一樣的長黑羽絨服，后來在電視節目里也看到，購物頻道一直在介紹這種超保暖的羽絨服。時敏也跟我們推薦過，那年韓國奇冷，漢江據說是七十余年來第一次那么快結冰。京都沒有這樣的羽絨服，街上看到這么穿的都是韓國游客。很想買，但又發愁沒有地方貯存。家里每一寸空間都寶貴。“過一陣天就暖和了。”聽我這么說，時敏簡直不可思議，他有強烈的同理心，見我穿得少自己也不舒服，覺得縮手縮腳地冷。

明倫堂敞開著，可以上去看里面懸掛的匾額。“三綱五倫”的堂皇大字很醒目，才知道慶州仍是保守主義者的根據地。但我那時還是游客心態，沒有憤怒或諷刺，只是覺得有趣。時敏對韓國傳統文化十分揶揄，盡管那是他父親的研究對象，是他們至為熟悉的東西。當我興奮地說對某某古跡或學者感興趣時，他總是不置可否，難掩復雜的神色，并原諒我只將那些當作鑒賞對象的無知。

在暮色中散步至雞林，小石碑記載金氏始祖金閼智誕生之事。天太冷，我們的訪古游興只剩狼狽，已不想去看雁鴨池。攔住一輛出租車，往國立慶州博物館而去。離閉館只剩半小時，直奔歷史館，潦草看過新羅時代西域風情的琉璃杯與耀眼的黃金器。有很漂亮的鳥形土器，是為“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始魂氣飛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國立慶州博物館的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慶州古跡保存會。1915年，景福宮召開朝鮮物產共進會之際，成立了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后來，慶州、扶余、公州三地的博物館改編為總督府博物館的地方分館。光復之后，這些博物館轉變為國立博物館，直至今日。慶州的古跡挖掘與都市建設都與殖民政策密切相關，早在1920年代，這里已是“內地人”（殖民時期日本對本土國民的稱呼）鐘愛的旅行地。

國立慶州博物館藏鳥形土器

國立慶州博物館藏琉璃杯

閉館音樂響起，出門天已全黑，夜色里浮出高仙寺遺址遷來的三層石塔的剪影，遠方是穹隆清亮的邊界。我們在狂風中鉆進一輛出租車，“我們想吃飯”，我想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句子。萬幸司機聽懂了，連連點頭，不久將我們帶到離住處不遠的街道，那里似乎是景區附近唯一的街市。

“你們剛剛都聊了什么？”從周問。

其實我對司機的話也一知半解，不過略微捕捉了幾個單詞而已。但我故作平靜地敷衍了一通從周，不使他對我的韓文能力過度懷疑。接下來的一日，已事先請時敏包了一位樸師傅的車。他一早來民宿接我們，看樣子與民宿主人也很熟悉，二人熱烈聊了一陣，大白狗溫順地伏在一邊。

“他們在說什么？”從周問。

“就聊些家常，說天很冷。”我平靜地答。

首先去郊外的玉山書院。最早對朝鮮的書院有所關心，是因為留心到書院的藏書。1926年8月，時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兼任京城帝大教授的今西龍到慶州旅行，曾去過玉山書院：

書院附近有巨木，沿著清溪，頗為優雅。書院在前有溪水、后臨所謂華蓋山的地方。書院再往前，有一村落。李晦齋后人居住于此。其深處有凈慧寺遺址。此地今稱慶州郡江西面玉山里， 從大邱浦項鐵道安康站下車步行一里半即抵達。書院數十年前雖曾遇火災，重建后不失舊規。書庫幸免于難，因此如今尚藏有大量書籍。檢其目錄，有不出門外之嚴規，但可以稍稍借得零本。（今西龍《慶州聞見雜記》）

后來在玉山書院求仁堂內見到懸掛的院規，最后一條果然寫著：“院書冊及器用切勿出院門。”今西龍抄得玉山書院書目，收入論文集。書院內空寂無人，后山遍植松柏，蒼郁如翠屏。朝鮮時代末期，書院藏書已有散佚，如今據說尚有八百六十六種藏在李氏后人所建的語犀閣與慶閣。當中最有名的玉山書院李氏后人藏本《三國史記》，這年年初剛被韓國文化財廳指定升格為國寶。《三國史記》是朝鮮現存最古老的歷史書，是研究朝鮮古代史的基 本史料，通行的影印本與整理本都以玉山李氏藏本為底本，日本學者田中俊明曾對《三國史記》的版本源流及成立過程有詳細考證。書院后有洗心臺，溪流結冰，小瀑布也定格作冰花。約七百米處另有玉山精舍，是晦齋李彥迪辭官歸里后的別墅，匾額為李退溪所書，內有書齋獨樂堂。玉山精舍至今仍為晦齋子孫的居所，入內參觀需事先預約，我們語言不通，此行之初就放棄了這個選項，也未及去凈惠寺遺跡的十三層石塔。

玉山書院內景

玉山書院經閣

回到車里，樸師傅說附近有良洞民俗村，前些年剛申請上世遺，一定要帶我們去看看，他很不能理解我們為何去玉山書院這樣冷清的地方。良洞村是月城孫氏和麗河李氏世代居住之地，若不是狂風太可怕，我們或許能以更從容的心態游賞。在村內匆匆轉了一個小時，頂著刺骨的烈風，遙想春夏秋之際此地風光。

午后去佛國寺與石窟庵。在佛國寺，樸師傅好心為我們找了一位會日語的導游李先生。那位李先生戴墨鏡，騎一輛小摩托過來，飛速領我們在寺內走馬觀花一圈。每到一處他以為是經典的地方，便停下來用流利的日語講解，似乎是標準導游詞，全然不理會我的額外發問。又指示我們在某處合影。我想仔細游覽，但李先生態度很堅決，介紹完一處景點便果斷大步前行。我們只好不斷叫著等一等，一邊拼命趕路，竟這樣稀里糊涂逛完了寺院。佛國寺香火極盛，但除了金銅佛、寺院石礎及石塔等石造物之外，全為1969年之后復原重建。1966年，大雄殿前的三層釋迦塔內曾發現《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原物現藏首爾的國立中央博物館，在國立慶州博物館所見是復制品。有關此件成立時期及刊行地，素有諸多爭議。韓國普遍定論是751年左右刊行于新羅，但這一論說并不可靠——也是受到“將國寶年代盡可能斷定得古老這一愛國心的驅使”（宮崎市定對學界圍繞法隆寺是否經過重建展開的爭議的評價），但愛國心并不能左右歷史的真相。辛德勇先生從此卷佛經的性質及其存放時間的角度切入，指出此卷《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不可能刊行于新羅，而應從中國請回。韓國學者柳富鉉先生則通過比勘文本推斷此卷系據宋代《資福藏》刊印， 應為南宋以后版本。總之，單憑這卷《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絕不可能得出印刷術起源于韓國、最早木刻本現存韓國的結論。不過復制本經卷小巧可愛，詢問博物館書店工作人員有無售賣，答曰沒有，這很遺憾。

李先生與樸師傅不知達成了什么協議，看完佛國寺之后，又將我們帶到附近一處賣紀念品的旅游中心。許多店鋪都關著門，一家賣水晶和陶瓷器的阿姨接待了我們，似乎是李先生的熟人。她日語和中文都說得不錯，為我們泡了茶，執意向我們推銷紫水晶與高麗青瓷仿品。也許是我和氣的神色使她認為這單生意頗有希望，遂加倍殷勤地游說，稱那紫水晶手串如何有益身心，許多日本和中國客人都會購買。我未嘗不想挑出一件可買的紀念品以便脫身，但物品大多俗不可耐，定價奇高，典型的誆住一個是一個的“一期一會”。便狠心換了冷峻的表情，淡淡說看了一圈，實在沒什么要買的。阿姨的熱情又勉強維持了一陣，見生意無望， 對李先生低聲抱怨了幾句，臉也冷下來，在我們跟前收走了方才泡好的茶。

我們彼此都松了一口氣，李先生已騎著小摩托飄然而去。樸師傅亦未對此段插曲多作解釋，帶我們去石窟庵，好在這次并沒有安排導游，將我們放在山門外，約好一小時后來接。剛好有位客人要下山回城，他即載客離去。進山道路曲折漫長，松林錯落，望見山川遍染金光，與日本風景大不相同。有許多舉家來此的信徒，在逼仄殿內虔誠叩拜，這里宗教空間的意味更濃于文化遺產的含義。從石窟庵出來，樸師傅問我們還想去什么地方。我們決定再去國立慶州博物館，終于看完前一天沒有來得及細看的歷史館與美術館。

一夜之后，我們將離開慶州去往陜川郡的海印寺，需先到大邱。慶州往東大邱有 KTX，只需十八分鐘。但樸師傅主動建議我們繼續包他的車，他可以送我們去大邱。我們的行李因為買了博物館的圖錄而增重許多，于是欣然同意。后來時敏說，旅游淡季出租車生意很不好做，如果我們愿意的話，樸師傅會把我們直接送到海印寺。

曙色未明之際，我們告別慶州，一路西行。太陽在身后升起，緩緩點亮眼前江山萬里圖卷一般的風景。大約一個小時后，樸師傅將我們送到東大邱的酒店。我們輾轉至西大邱公交站，買得直往海印寺的車票。候車室風景與國內小城無異，不少回鄉省親模樣的人拎著明黃或橙紅包袱皮裹著的禮物。大巴行駛約一小時，開進了崎嶇的深山。耳邊方言似乎越來越重。我們被放在一個無人的路口，司機指指上山的寂靜道路，示意我們步行前去。

途中有些冷清的攤鋪，賣藥材、紅薯干、煮玉米等物。不知走了多久的山路，眼前忽而出現《山中傳奇》中曾經出現過的“伽倻山海印寺”正門。推開正殿大寂光院側門，看到許多虔誠頂禮的信徒，不免放輕動作，唯恐打擾。正殿后是八萬大藏經藏經版殿，石階陡峻，望之儼然。登階而上，繞至側面入口，正中設法寶殿，信徒可除履入內誦經禮佛。殿閣四周設有圍欄，有人看守，對過度靠近殿閣、試圖一窺究竟的游客往往投去警示的目光。海印寺大藏經版木是用樺木做成，在海水里浸泡數年后上漆，之后才雕板，故而能保存極久。出于文物保存的目的，從2013年起， 已不再開放普通游客進殿內自由參觀，但若事先申請，則可開放。我們事先沒有注意到這點，只好隔著窗扉張望。

下山后路過圣寶博物館，有專門介紹大藏經的一室，做了可愛的模型解說。入口處有演示用的版木，可惜印經師傅不在，工作人員說我們不能擅自動手。見我一臉遺憾，那位中年人送了我們一張印好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旅行如馬拉松，如沒有足夠的體力，到后半程則步履維艱，還需面對假期即將流逝的巨大失落。我不堪山中寒潮的襲擊，從海印寺回到大邱的一晚終于病倒，次日在昏沉與惆悵中去了釜山。不同于慶州與海印寺山中的嚴寒，釜山氣溫高出不少。不少博物館都關門，我們搭公交車去了從前為通信使送行、祭祀海神的永嘉臺。建筑全是新修，亭子里還立著內容可疑的石碑，不免惘然。離天黑還有一陣，我們只坐在公交車內瀏覽。路過寶水洞舊書街——這留到后文再說，聽說南浦洞一帶有韓服店，朝鮮戰爭后的艱難歲月，不少從北方逃到南方的主婦在釜山以縫制韓服補貼家用，遂形成韓服一條街。出于對傳統服飾一貫的興趣，我很想購買一套。寒風蕭瑟的街頭，避開許多配色、裁剪不合我意的“改良韓服”，終于找到一家看起來十分傳統的店鋪，店內婆媳二人席地對坐，正做針黹。見有游客突然闖入，也吃了一驚。聽說我要買韓服，店主模樣的阿姨很訝異，問是不是朝鮮族，我答曰不是。問是不是嫁給了韓國人或韓裔，仍答不是。她這才問我想要什么配色，腦海中浮現出紅藍、綠藍等端莊雅靜的好顏色。阿姨自有立場，認為我宜穿鵝黃赤古里與翠綠裙，店里有一套現成的，穿上后確如少女般，新鮮得令我不好意思，都不敢多看鏡子。

“好可愛，母親，您看，她穿上真像我們未出嫁的小姐，太可愛了。”店主與婆婆笑說，婆婆也點頭稱是。

一旁從周幽幽道：“可是有什么場合能穿呢？”

的確，作為嫁給漢族人的漢族女性，無論在哪里都沒有必要和理由穿韓服，這實在是太令人費解的行為（若是歐美人，或許還可作為某種東方趣味）。盡管很覺抱歉，我還是及時停止了自己的探索，只當是無知外國游客的冒失舉動，小心告退。我行為當中微妙的尷尬、沖撞、失禮及越界，恰也說明傳統服飾所包蘊的民族特征及性別意涵。我素來喜愛東方傳統服飾的典雅寬大，不喜歡職場正裝的束縛與貼身的線條。但在我尋覓乃至嘗試傳統服飾的過程里，又屢屢認識到我與傳統服飾明確的民族性之間存在的距離。我可以欣賞、研究它，但很難將其作為日常穿著。我的女子之心也有好多回被改良韓服撩動，但連時敏都說：“你怎么想穿那個？”

與從周選擇乘船穿越朝鮮海峽返回日本，在新年首日凌晨抵達釜山港，沿途海岸全是等待看日出的人們，人聲鼎沸。我們對韓國人跨年的熱情感到震撼，徹夜不停的煙火在天亮后依然陸續綻開。搭乘的船只是九州JR旗下的高速船BEETLE，候船廳的電視里正直播海邊的人群潮涌一般迎接日出的場面，還有人對著朝陽虔誠跪拜。自古以來，渡來人穿過這片海峽，由朝鮮半島去往日本。由于風向和洋流的緣故，距離雖近，卻是波濤難測的高風險航道，有過許多犧牲者。此日波浪高零點五米至一米，已算十分平靜。高速船劈波斬浪，一個多小時后即遠遠望見對馬島，不久駛入玄界灘，北九州已在眼前。現代船運的便捷安全固然已令人很難體會昔人渡海而來的艱險，但穿過渺茫煙波，逐漸與大陸接近時的欣喜，大約與昔人相通。古代大陸與日本之間由兩條海上之路聯結，其一是自長江入海口一帶乘風橫斷東海的海路；其二是自渤海灣至遼東半島、朝鮮海岸，再經對馬、壹岐的海路，此二者的終點都在北九州的海岸。宮崎市定先生在討論日本史與世界史的關聯之際，曾指明古代日本與大陸的關聯，以及古代日本中心政權成立的過程：

北九州的海岸很快與瀨戶內海相連。抵達北九州的大陸金屬文化的浪潮直接影響瀨戶內海海岸一帶，并波及河內、大和的平原，瀨戶內海沿岸全部統一后，日本的政權首度得以統一。在這日本統一時期的國民文學《古事記》的傳說中，屢屢出現“根之國”之事。這大概可以解釋為朝鮮海岸地區的國家與日本存在著密切關聯。

瀨戶內海的統一由大和朝廷實現，這當中包含了很多問題。從北九州到瀨戶內海的海岸，最初的確產生過無數獨立政權，但那些政權的腹地地域都很狹窄。大和朝廷從近畿綿延至中部地區，得以開發內地。與海上交通隔絕的內地文化發展遲緩，因此被接受了大陸直接輸入的優秀文化的大和朝廷整體征服，大和朝廷也由此獲得了絕大的威力。

但最接近大陸、直接接受其文化的門戶北九州，因其地理優勢，屢屢對大和朝廷構成威脅……最后，擁有廣大腹地的大和朝廷在武力方面有壓倒性優勢，北九州無奈敗退，大和朝廷乘勝進出朝鮮南岸，在大陸隋朝興盛之前不久，取得了任那之地。

當時日本國都所在地的近畿地區在交通方面也是日本的中心。由瀨戶內海可向西延伸，東方有東海道、東山道，北方有北陸道、山陰道。道亦是地方區域之名，但同時也是交通要道。由此交通要道，集中了內地的物資，培養了唐代大陸傳來的文化， 因此國都平城京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宮崎市定《日本史與世界史的關聯》，收入《宮崎市定全集》卷二十一）

清晨的釜山港

我們自九州登岸，搭乘新干線返回“古代日本中心”的近畿之地。江戶時代朝鮮通信使去江戶，也是自釜山出發，經對馬抵壹岐，再經瀨戶內海，過赤間關、上關、明石、兵庫等地，自大阪登岸，之后由淀川行至京都，此后通過陸路抵達江戶。這條經瀨戶內海抵達京都的路線為人熟知，而在北部日本海沿岸還存在一條素來較少被關注的路線，即日本海航路。《日本書紀》卷十九欽明天皇三十一年（570）條載：“越人江渟臣裾代詣京奏曰：‘高麗使人，辛苦風浪，迷失浦津，任水漂流，忽到著岸。郡司隱匿，故臣顯奏。’詔曰：‘朕承帝業若干年。高麗迷路，始到越岸。雖苦漂溺，尚全性命。豈非徽猷廣被，至德魏魏，仁化傍通，洪恩蕩蕩者哉。有司宜于山城國相樂郡起館凈治，厚相資養。’”高句麗使者自日本海迷失風浪，漂至越國（ 北陸地區），當地道君試圖藏匿，而越國人江渟臣裾代向朝廷奏明此事，欽明天皇甚喜高句麗使者的到來，認為應該在山城國相樂郡起館接待。之后的五月，遣豪族膳傾子往越國招待高句麗使者。使節方知膳傾子是朝廷派來的“皇華使”，謂道君你不是天皇，果然和我懷疑的一樣，之前不過是欺騙我們，想要貢物而已，并要求迅速歸還。膳傾子尋得貢物，回到京中復命。同年七月壬子朔，高句麗使節來到近江。隨后，天皇遣臣子從難波津出發，去近江北山迎接高句麗使，并引入“山背高楲館”，遣東漢坂上直子麻呂與錦部首大石為守護，再度接待高句麗使者于相樂館。也就是說，高句麗使者從北陸地區經琵琶湖水路來到今日京都以南、奈良以北的相樂郡。相樂館在山城國相樂郡，大約在今日京都府木津川市山城町上狛一帶，在當時朝廷所在的磯城島金刺宮（今奈良櫻井市）的正北方向，距離不到三十公里。接下來的571年，欽明天皇病重崩逝，未及高句麗使者入宮。其子敏達天皇即位，同年5月，詢問大臣“高麗使人今何在”，大臣答說在相樂館。之后高句麗使者才得入宮。可以推測，直到668年高句麗滅亡為止，相樂館一直作為高句麗使節的驛館存在。而這一帶已有不少高句麗的渡來人定居，今日山城町上狛之地有高麗寺遺址，據考古挖掘結果推測，這座寺廟很可能是天智天皇時代的敕愿寺。由地圖可知，北陸、琵琶 湖、相樂郡、奈良，幾乎在一條南北線上，這揭示了不同于瀨戶內海東西向線路的南北向通道。

2019年5月2日，與省吾同去高麗寺遺址。自白川通東行，過蹴上，朗潤晴天下，道旁四照花開滿，山坡綿延整片耀眼的杜 鵑。道路極堵，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勉強行至木津川市，終于在遍 開紫云英等雜花的荒郊野嶺中找到“史跡高麗寺阯”的石碑。這一帶地名尚有“上狛”“下狛”留存，金堂、佛塔等處僅余土壇、礎石，平安時代已成廢寺。考古挖掘自1938年起，為第一期；第二期是1984年至1988年；2005年至今是第三期。漫步遺址所在的高岡，清晰可見南面正對的木津川，又見毗鄰處連接奈良盆地與京都的南北通道。省吾感嘆此處所據水陸交通要沖的地利，贊賞渡來人選址的用心。

京都南郊山城叮上拍之地的高麗寺遺址

高麗寺遺址背后（北面）的山與竹林

高麗寺遺址的石礎

事實上，在高麗寺遺跡以東三十多公里處的京都府南山城村童仙房地區，還有一座1975年新建的高麗寺。那是韓國曹溪宗運營的寺廟，地處深山密林，人煙罕至，創始人是從韓國請來的僧人釋泰然。高麗寺墓園埋葬的大多是在日朝鮮人，也收容了許多殖民時代留下的無主朝鮮人遺骨。而今釋泰然年事已高，新任住持是臨濟宗出身的日本僧人法岳光德。寺院每年都會與日韓友好和平協議會共同舉行祭祀，追悼亡者、祈禱和平。不論是高麗寺遺跡還是新高麗寺，均不為人所熟知，在寺院工作的省吾此前亦未曾留意過。前者是過于久遠的歷史，不如朝鮮通信使那樣有大量文獻、實物傳世，可以描繪出更詳細豐富的歷史圖景；后者則因未曾得到妥善解決、被“主流社會”所刻意淡忘的歷史問題而起。無論何者，都足可說明日本歷史、文化形成之復雜，不宜過于簡單化地思考。在尋訪歷史痕跡、探索被遺忘的現實的過程中，自己內心對于他者與自我歷史文化的認知也更為清晰。

（本文選自《春山好》，蘇枕書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