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發的同時，美國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復了運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8月，這所在歷史上劣跡斑斑的實驗室突然被要求關閉。

作為美軍曾經的生物戰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在1943年到1969年間一直是美國政府的生物戰研究“前線”，儲存了五花八門的致命生物武器。美軍聘請的科學家們在這里秘密從事各種實驗，研發的生物武器假使在戰場上使用，其威力不可小覷，而如果不慎泄漏，危害也相當驚人。

正如俗話所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由于操作失誤、管理不善等種種原因，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室在其近70年的歷史中曾發生過不少意外事件，不僅有實驗室內違規操作等低級安全漏洞，更有如多種致命病菌泄漏致人死亡等嚴重事件，甚至還有德堡雇員故意使用實驗室內的高危病原體發動襲擊。

納粹科學家效勞德堡

二戰結束后，為了在日后的對抗中占得先機，美國展開了對戰敗的軸心國，尤其是德國的軍工人才的爭奪。美國政府在1945年至1959年開展的“回形針計劃”及后續計劃的運作下，前后共招募了1600多名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赴美從事各領域的科研工作。

作為服務美國的“回報”，這些科學家與工程師被賦予了美國公民身份，其中大部分人不光彩的為納粹德國效力的經歷被美國政府隱瞞，有些人涉嫌犯下戰爭罪行的記錄甚至直接被美國政府篡改。

在這些投靠美國的德國科研人員中，就有從事生物武器研發的沃爾特·施賴伯(Walter Schreiber)、埃里希·特勞布(Erich Traub)和庫爾特·布洛姆(Kurt Blome)等人，據稱這些人中有人曾在二戰期間對納粹德國集中營內的囚犯進行人體試驗。

資料顯示，三人中的埃里希·特勞布曾是德國權威的獸醫、科學家和病毒學家，專門研究口蹄疫、牛瘟和新城疫。二戰時，特勞布直接聽命于黨衛隊全國領袖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擔任納粹德國里姆斯島（Insel Riems）秘密生物武器實驗室的主任。

德國戰敗后，1948年，特勞布先是被英軍當作“高度優先情報目標”從蘇聯占領區撤離，當時他已在蘇聯的安排下繼續從事生物戰研究。隨后在1949年，特勞布在“回形針計劃”的支持下遠渡重洋，前往美國。抵達美國后，美國政府很快安排特勞布與來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科研人員以及中情局特務進行接觸，讓他從生物戰的角度詳細講解自己曾經從事的有關動物疾病的研究。特勞布提供的資料為德堡在普拉姆島（Plum Island）設立細菌戰動物疾病實驗室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一個個像特勞布這樣的納粹德國科學家的協助下，美國德堡的生物戰實驗室才得以在短短十幾年迅速發展起來。對于美國開展進攻性生物武器研發工作的秘密年代，《第十一種瘟疫》一書（The Eleventh Plague，該書主要內容有關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作者倫納德·科爾(Leonard Cole)直言：“那是當時被稱為‘黑色生物學’的時代”，雖然微生物學取得的重大進展幫助人類克服了大部分瘟疫，但也在無意中打開了又一個“潘多拉魔盒”。

“魔盒”開啟

而就在生物武器研究如火如荼之際，德堡內接連出現了怪事——有工作人員蹊蹺病倒，甚至一命嗚呼。

20世紀50年代，德特里克堡有兩名工作人員死于炭疽病，還有一名工作人員于1964年死于玻利維亞出血熱。由于德堡的進攻性生物研究計劃是國家最高機密，當時這三位受害者的真正死因均被軍方隱瞞，家屬拿到的死亡證明上一個字都沒有提到生物武器，直到《紐約時報》1975年刊文爆料此事，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

既然有人遭泄漏的生物武器感染，那么德堡內必定發生過生物武器泄漏事件。《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德堡內有一座建于1953年的“470號樓”（Building 470），這座幾乎沒有窗戶的七層黑磚建筑俯瞰著整個陸軍基地。冷戰時期，科學家們在這里研發生物制劑，當地人因此稱之為“炭疽塔”或“末日之塔”。

1958年，“470號樓”內就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泄漏事故。一名技術人員在試圖撬開生物發酵罐底部卡住的閥門時，無意中致使大約2000加侖（約7571升）的液態炭疽桿菌培養物泄漏。所幸的是，由于建筑的設計和安全措施到位，有害物質并沒有溢出大樓，也沒有任何人因此染病。

隨著有關生物武器泄漏事件與德堡實驗內幕的報道不斷涌現，全美輿論炸開了鍋，重壓之下，據《紐約時報》報道，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發工作，銷毀現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國開展“進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堡的研究重點轉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側重于生物攻擊的診斷、預防和治療工作，上述研究工作由德堡內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USAMRIID）承擔。

周邊居民遭“投毒”

盡管德特里克堡被重新賦予了“防御性生物研究”的新使命，但曾經進行過的高風險實驗仍是德堡揮之不去的陰影，以往殘留的有害物質就像是一顆“定時炸彈”，給當地的居民帶來隱憂。

《巴爾的摩太陽報》刊文稱，德特里克堡內有個占地399英畝的試驗場“B區”，在1970年之前，此處是化學、生物和放射性實驗廢料的處置區。1992年，B區附近的地下水檢測出污染物含量超標。美國陸軍環境衛生局（U.S. Army Environmental Hygiene Agency）采集的新一輪水樣顯示，幾十年前填埋在基地試驗廢料填埋區“B區”的有害化學物質正在污染地下水，污染物質甚至滲透到附近居民的水井中，使得居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遭“投毒”數十載。

馬里蘭州環境部門于1993年公布的報告也顯示，美國軍方在德堡鉆了17口監測井，其中6口井的水樣中三氯乙烯超標（TCE，是一種可能致癌的常見工業溶劑），還有幾口井的水樣中含有超標的鉛和四氯乙烯（另一種可能致癌的清潔溶劑）。盡管軍方采樣的水井并非當地社區飲用水的來源，但是位于B區東南部的4口居民井和一眼泉水中同樣被檢測出TCE超標。

對于此事，雖然馬里蘭州政府發言人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承認TCE的問題“比較嚴重”，但他仍然強調在水樣中檢測到的其他大多數污染物都在飲用水的安全數值范圍內。針對這一言論，住在德堡附近的私人環境顧問伯恩斯（Michael E. Burns）駁斥稱，軍方一直試圖淡化德堡有害廢料的危險程度以及泄漏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州政府作為民眾選舉產生的執政代表，對軍方的態度不夠嚴厲。

“顯然，（報告）表明德堡是周邊水井中污染物的來源。”伯恩斯說道。他認為，檢測到周邊水體遭污染說明德堡存在的泄漏問題比官方承認的要更為嚴重。

隨著時間進入21世紀，人們發現德堡生物戰實驗室在冷戰期間遺留的污染物比想象中的更多。

《華盛頓郵報》2003年刊文稱，美國軍方在2001年4月開始清理B區的一個填埋場時，彼時挖掘機只挖了不到一英尺深的土壤（約合0.3米），就發現地下有大量被腐蝕的除草劑桶、不明化學品、注射器、實驗室儀器和混在泥土中的奇怪物質。在清理過程中，施工隊淘出了50個裝有不明氣體和液體的高壓鋼瓶，這些容器隨后被送去鑒定內部成分。

與此同時，比較驚悚的是，施工隊發現了4只被解剖的小白鼠，它們還漂浮在福爾馬林（甲醛水溶液）罐頭里，而這些罐頭是在至少30年前被埋入土中的。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分析研究人員還找到了小瓶的活病原體，如梅里特布魯氏菌、可引發肺炎的克雷伯菌和炭疽芽孢桿菌(炭疽桿菌的一種無毒形態)等。

此外，垃圾填滿場中還有熟悉的“橙劑”，美國曾在越南戰爭中使用過這種可致癌的除草劑。

有關填埋場內的大部分文件已在上世紀被銷毀，幸存下來的幾份文件則表明，德堡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在使用這個垃圾填埋場。曾負責監督德堡的垃圾運輸工作的肯普夫（Hubert Kaempf）坦言，當時看來符合安全標準和衛生法的措施在21世紀必定會被嚴厲禁止，“諸如實驗室材料、動物尸體這些廢物，本來應該先被消毒或焚燒，然后再將其灰燼掩埋起來。然而，彼時德堡的很多化學廢棄物都被直接傾倒在坑里，而其他政府機構也不時來‘火上澆油’，將他處的實驗廢料送到德堡的垃圾填埋場。”

肯普夫透露稱，這些機構中就包括中情局。一份解密的聯邦政府報告也為此提供了證據，該報告指明中情局曾在德堡秘密進行生物制劑測試。

研究人員發動襲擊

德堡內的有毒物質不僅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那般懸在周邊居民的頭上，而且還在別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全美民眾的噩夢。

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后一周，美國本土又發生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炭疽信件襲擊事件。有人把含有炭疽桿菌的信件寄給全美數個新聞媒體辦公室以及兩名民主黨參議員，導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炭疽襲擊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10億美元。而這一系列生物恐怖襲擊事件恰恰與從事炭疽研究的德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有關，德堡因此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其實驗室內的種種弊病也在審查之下暴露。

《哈特福德新聞報》（The Hartford Courant）報道稱，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室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過炭疽桿菌和其他致命病原體實驗樣本丟失的事故。《哈特福德新聞報》取得的一份1992年美軍內部調查文件表明，有人在深夜秘密潛入實驗室，進行未經授權的研究工作，其中就涉及炭疽。為了掩蓋其所做的工作，身份不明的研究人員還刻意將實驗室設備上的數字計數器回滾，然而百密一疏，此人還是在機器的電子內存中留下了拼寫錯誤的“Antrax”標識（“炭疽”的正確拼寫為“Anthrax”）。

彼時對于丟失的樣本是否會構成危險，德堡的專家們持有不同意見。一位不具名的陸軍發言人認為，泄漏不會帶來風險，因為德堡實驗室對這類病菌進行研究前均會對其進行滅活處理。然而，一位不具名的權威分子生物學家警告稱，從處理過的樣本中找回有活性的炭疽孢子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另有一位曾在德堡實驗室內工作的科學家強調，由于實驗室庫存管理不周，部分丟失的樣本恐怕沒有經過化學處理。

《哈特福德新聞報》分析稱，上述事件清楚地表明德特里克堡內部一些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存在的組織運作和安保方面的種種問題。

正因如此，外界懷疑該事件中使用的炭疽菌株有可能來源于德堡在1992年報告丟失的27個樣本中的艾姆斯炭疽菌株（Ames strain）。對此，德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發言人范德林登（Vander-Linden）宣稱，軍方可以確定丟失的炭疽菌株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艾姆斯菌株。然而，一位曾在上世紀90年代供職于德堡生物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反駁稱，他當時處理過的炭疽菌株都屬于艾姆斯菌株。

美國政府在對炭疽襲擊事件展開調查的同時，也加強了對各個涉及炭疽病研究機構的監督管理工作。然而，據《紐約時報》2002年報道，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室在當年又發生炭疽泄漏事故。工作人員在進行炭疽病測試實驗室的走廊和附近的一間行政室中均檢測到炭疽孢子，有一位密切接觸的工作人員隨后還被檢測出感染了炭疽桿菌。

隨著關于炭疽襲擊事件的調查愈發深入，美國警方發現，雖然此次襲擊事件中使用的炭疽制劑等級不同，但是分析證明所有制劑確實都來自同一菌株：艾姆斯菌株，而最早對艾姆斯菌株進行研究的正是德堡內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這種炭疽菌株曾被分發到至少15個美國國內的生物實驗室以及6個海外實驗室以供研究。正是炭疽制劑來源的確定，使得美國警方鎖定了一位嫌疑人——德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資深炭疽病研究人員埃文斯（Bruce Ivins）。

2008年7月，正當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準備對埃文斯提出與炭疽襲擊事件有關的指控時，埃文斯突然自殺身亡。由于埃文斯被FBI認定為炭疽襲擊事件的唯一嫌犯，因而，“他究竟是不是炭疽襲擊事件的幕后主使”這一疑問，隨著他命喪黃泉恐怕已無法定論。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德堡生物實驗室存在的漏洞無疑給潛在的泄漏事故（無論是人為還是意外）創造了條件。

紕漏百出，整改緩慢

就算捅了如此大的一個簍子，德堡生物實驗室的安全漏洞與管理問題在此后的十多年內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且仍然不斷發生事故。

2009年2月，美國軍方發現德堡生物實驗室內儲存的一些病原體沒有錄入數據庫，實驗室大部分涉及危險病原體的研究工作因而隨之被叫停，研究人員被警告需按規定清查庫存，并完善數據庫。《紐約時報》報道稱，一名要求匿名的科研人員坦言，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庫存管理和安保工作并不完善，已完成的實驗項目的樣本有時并沒有被及時銷毀，結項后退出實驗的科研人員有時會留下裝有樣本的小瓶，而后來的同事并不知道里面留有何種物質。

德堡的管理混亂問題在兩份早期內部調查報告中亦被證實。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網站刊文稱，這兩份報告分別由新墨西哥州的桑迪亞國家實驗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和陸軍監察長辦公室于2002年撰寫完成，但由于保密原因，兩份報告的內容直至2011年才被公開。

兩份報告均指出，德堡的安保程序十分松懈，甚至到了“任何研究人員、助手或臨時工都能夠把幾滴炭疽菌帶出實驗室”此般地步。這兩份報告還描述了德堡雜亂無章的行政管理體系概況，譬如員工名單沒有及時更新——部分離職的雇員名字赫然在列、新雇員的名字仍未錄入；又比如新雇員在沒有完成背景調查之前就被允許從事高度危險的研究工作；另外，炭疽和其他高危病原體的庫存也沒有完善的備案和管理。

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的報告強調，盡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宗旨無比明確，但這個實驗室已經形成了一種糟糕的工作氛圍——即員工未能像對待研究工作那樣，對“安全問題做出同樣清晰的承諾”，“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目前的生物安全系統已經無法充分保障高致病性病原體的安全及相關信息”。

退役陸軍上校、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前副所長弗蘭茨博士（Dr David Franz）以及著有《細菌：生物武器和美國的秘密戰爭》一書的作者米勒（Judith Miller）在一篇題為《生物安全的失敗》的文章中也披露德堡除了安全漏洞百出，多年來還一直存在財務管理不善、未能適應冷戰后的新任務、領導力不足等多方面的問題。而就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德堡內部還普遍存在著“恐懼和不信任”的氣氛——項目資金因為實驗室關停而遭到削減，高級研究人員也紛紛因此“跳槽”，可謂是“士氣低迷”。

然而，就是德堡這樣問題連連卻整改遲滯的實驗室，卻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搖身一變，擔起了研發新冠疫苗的重任。當下，這座歷史上劣跡斑斑，泄漏事故多如家常便飯，管理問題層出不窮的實驗室已成為美國對抗新冠病毒的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