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阿桑奇的新聽證會正在位于倫敦老貝利街的英國中央刑事法庭進行。阿桑奇除了是一名黑客外，也是一名澳大利亞籍的記者，他因維基解密公布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美國政府的機密材料而經受的折磨，似乎正殺雞儆猴式的在對全球記者發出一個信號——加強自我審查。我們曾在2019年11月初，刊出英國作家、人權活動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審后，寫在他本人博客上的速寫《法庭上的阿桑奇》。我們在今年3月以《速寫阿桑奇引渡聽證會｜你們的旁聽人（一）、（二）》為題，分別報道了克雷格·莫瑞記錄的兩次聽證會。由于疫情的影響，原定于5月18日舉行聽證會被推遲至9月7日，克雷格·莫瑞出席了最新的聽證會并每日如約在自己的博客上記錄，為讀者帶來當日觸目驚心的庭審現場。克雷格·莫瑞于2002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英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然后發現西方對他國侵犯人權活動的隱秘支持，導致他與外交部上級發生沖突，自此他開始了人權活動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義而感到震驚和悲憤。他在每篇日記的最后都寫道：“非常希望大家積極地參與這篇文章的傳播和發布，包括翻譯。真相將使我們自由。”《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將陸續翻譯并刊發莫瑞的現場記錄，以饗中文讀者。 

聽證會第六天（9月8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6

今天，我去了位于老貝利街的英國中央刑事法庭，以為我會對法律的威嚴感到敬畏，但在我離開時卻對這個不公正的骯臟行政部門感到厭惡。

關于老貝利街有一段傳奇故事。它是戒備森嚴的代名詞，也在倫敦古城墻的邊緣占據了幾千年的歷史。作為中世紀紐蓋特監獄（Newgate Prison）的所在地，在500多年間，這里進行過成千上萬的正式審判。大部分時間里，即使是那些被判犯下輕微盜竊罪的人都會在外面的小巷里遭到處決。人們相信有成百，乃至上千人都被埋在人行道之下。

英國中央刑事法庭

這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筑可以追溯到1905年，其背后和側面被一些20世紀30年代的廉價公用建筑所包裹著。今天早上，我們五個人，朱利安·阿桑奇提名的家人和朋友，緊張地從一個地道進入了這里。我們爬了很多樓梯，進了一個看起來像是特別不受歡迎的員工食堂的后門以進入第10法院。這里瓦片剝落，墻壁骯臟不堪，搖搖欲墜的天花板上掛著一片片油漆。只有監視我們的監控攝像頭是新的——事實上，這些攝像頭新到每個攝像頭下都有一小堆灰泥和磚灰。

第10法院像是一個相當明亮和開放的現代盒子，帶有宜人的淺色木制品，被擠在舊建筑物的大倉庫中。一個巨大的、明顯是潮濕的拱門不協調地“闖入”了空間，一片片剝落的白色油漆，像被遺棄的投降旗幟那樣，從上面垂下來。阿桑奇的被告席和貝爾馬什監獄（Belmarsh）的隔間一樣，前面帶有一塊防彈玻璃，但它沒有被封起來，屏幕沒有封頂，也沒有低矮的天花板，所以聲音可以自由地流動，阿桑奇看起來像是在法庭里。與臭名昭著的貝爾馬什監獄隔間相比，它有更多更寬的縫隙，阿桑奇可以通過這些縫隙輕松自如地與他的律師們交流，這一次他沒有受到阻礙。

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除了我們5個人以外，沒有人被允許進入第10法庭的旁聽席。其他人，比如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和維基解密（Wikileaks）的主編克里斯汀·赫拉芬森（Kristin Hrafnsson），則被轉到了相鄰的第9法庭，那里只有極少數人被允許瞇著眼睛看一個小屏幕。因為那里的聲音聽不清，于是約翰·皮爾格直接離開了。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和無國界記者等許多原本希望參加的人，甚至包括德國聯邦議會議員都被排除在外。（在德國大使館的強烈要求下，德國國會議員和無國界記者組織至少都在晚些時候獲得了不完整的錄像帶。）

我們當中只有5個人被允許進入40個座位的旁聽席，原因是我們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然而我們被允許坐在前排緊挨在一起的座位上）。而我們后面的兩排空無一人。

最后介紹一下這個場景，阿桑奇看起來整潔得體，穿戴整齊，他的體重似乎有所減輕，但他的面部帶著明顯的浮腫，不太健康。整個早上，他都顯得心不在焉、不知所措，就像在貝爾馬什時一樣；但到了下午，他恢復了精神，和他的辯護團隊配合得很好，盡自己所能地在這個場合下表現得正常。

2020年9月7日，英國倫敦，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國的聽證會繼續在倫敦進行。圖為阿桑奇出席聽證會的藝術素描圖。

訴訟程序始于朱利安在舊的引渡令上的獲釋，以及在今天早晨進行的新逮捕令下的重新逮捕的手續。辯方和起訴方都同意，他們已經就禁止政治罪行引渡提出的論點，不會受取代的起訴書的影響。

法官巴雷策隨后發表了一份關于通過遠程聽證進入法庭的聲明（她指的是在線聽證）。她說，法院在沒有征得她同意的情況下錯誤地發送了一些訪問許可。因此，她取消了他們的訪問權限。

在她發言的時候，我們在法庭上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但在外面，因為國際特赦組織、記者無國界組織、約翰·皮爾格和其他40人的在線訪問被關閉。由于這些人既不允許出庭，也不允許在網上旁聽，這引起了一些恐慌。

巴雷策繼續表示，公開聽證是很重要的，但是她只應在“出于正義的考量”的情況下同意遠程訪問。在考慮了這一點后，她決定允許禁止遠程訪問。她解釋說，公眾通常可以在法庭上觀察并控制自己的行為。但是，如果他們可以遠程訪問，她將無法控制他們的行為，這不符合“司法利益”。

巴雷策并沒有詳述她預計那些通過互聯網觀看視頻的人會有哪些不受控制的行為。的確，大赦國際的觀察員可能只穿著內衣坐在家里，可能哼著《媽媽咪呀》的原聲帶，或者大聲放屁。至于究竟為什么這將會損害“正義”，我們還需要對此進行思考，但是法官沒有進一步提供幫助。但在她看來，如果幾乎沒有人能近距離地觀察，那么“正義”顯然最能得到保護。

下一個要處理的“流程問題”是應該如何被聽證。被告傳召了許多證人，每個證人都提出了一份書面陳述。控方和巴雷策都建議，在提供了書面證據之后，辯方證人沒有必要在公開法庭上口頭提供證據。直接接受檢方的交叉盤問會快得多。

辯方的愛德華·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 QC）反駁說，正義應該由公眾來伸張。在進行盤問之前，公眾應該能夠聽到辯護證據。這也將使朱利安·阿桑奇能夠聽到總結的證據，這對他跟進案件很重要，因為他在貝爾馬什監獄期間無法長時間獲取法律文件。

巴雷策表示，不需要口頭重復已經提交給她的書面證據。辯方的馬克·薩默斯（Mark Summers）不準備放棄堅持，法庭上的緊張氣氛明顯加劇。薩默斯表示，“對證據進行有序、理性的闡述”是正常的做法。而控方律師，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則否認了這一點，稱這不是正常程序。

巴雷策表示，她不明白為什么要為每個證人安排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時間，這實在太長了。劉易斯表示同意。他還補充說，控方不接受辯方的專家證人是專家證人。比如做新聞報道的新聞學教授不能算作專家證人。專家證人只能在法院沒有資格考慮的技術點上提供證據。劉易斯還反對辯護證人在口頭作證時可能陳述新的事實，因為官方沒有時間對此作出反應。巴雷策指出，書面的辯護聲明是在網上發布的，所以公眾可以看到。

愛德華·菲茨杰拉德又站起來說話，巴雷策用一種非常輕蔑的語氣回應他。她明確地說：“我給了你一切機會。真的，您還想說什么嗎？”“真的”這個詞被狠狠強調了，而且帶著諷刺意味。菲茨杰拉德拒絕坐下來，他說當前案件涉及的是“關于基本人權的根本問題和全新議題。”公開提供證據很重要。這也給了證人一個機會來強調他們的證據的關鍵點以及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地方。

巴雷策要求暫時休庭，考慮對這個問題的判決，然后又回來了。她認為被告證人在公開法庭上作證是不利的，但接受辯護律師陪同每名證人最多半小時，使他們能夠在交叉盤問之前調整自己并重新熟悉自己的證據。

對每位證人來說，這半小時代表了某種妥協，因為至少每位被告證人的基本證據將被法庭和公眾聽到（在公眾被允許聽到任何事情的范圍內）。但是，認為“標準的半小時時間限制對所有證人來說都是明智的”（無論他們是在證明一個事實還是該事件多年來的發展）這種想法顯然是荒謬的。這個問題最強烈的反映是法官和控方都希望通過引渡，并在該過程中盡可能少地將反對引渡的案件公布于眾。

當法官休會休息時，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一天剩下的時間將會平靜一些。但是我們真是大錯特錯了。

法庭繼續審理由馬克·薩默斯牽頭的一份新的辯護申請，涉及美國政府新的替代起訴書提出的新指控。薩默斯讓法院回顧了引渡聽證會的歷史。第一份起訴書已于2018年3月草擬。2019年1月，臨時提出了引渡請求，該請求已于2019年4月在阿桑奇撤離使館后實施。2019年6月，該請求被完整的請求所取代，并發布了第二份新起訴書，這是今天前這些訴訟程序的基礎。在第二份起訴書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聽證會。

新的替代起訴書日期為2020年6月20日。在2020年2月和5月，美國政府允許在第二次起訴的基礎上舉行聽證會，沒有發出任何警告，盡管在那個階段他們必須知道新的替代起訴即將到來。他們對此既沒有解釋也沒有道歉。

辯方沒有得到替代起訴的適當通知。事實上，辯方是通過美國政府6月20日的一份新聞稿才知道這項起訴的存在。直到六個星期前的7月29日，該文件才正式送達這些訴訟程序。一開始，辯方還不清楚替代起訴會對指控產生什么影響，因為美國政府只是簡單介紹了一下，并表示這不會帶來影響，只是提供了額外的細節。但在2020年8月21日，在美國政府的新文件中，指控本身已經改變，這一點終于變得清晰起來。

現在又有獨立的新指控出現，與先前的指控無關。即使與曼寧有關的18項指控被駁回，這些新指控仍可能構成引渡的理由。這些新的指控包括促成竊取一家銀行和冰島政府的數據，傳遞有關追蹤警車的信息以及對個人和安全公司的計算機進行黑客攻擊。

薩默斯說：“沒有人能明確指出新指控的材料中有多少構成了犯罪。”他繼續解釋說，目前還不清楚澳大利亞人從冰島以外的地方（從英國）向冰島某人提供有關如何破解密碼的建議，是否構成刑事犯罪。這甚至沒有考慮美國的雙重犯罪測試，在犯罪者受到引渡之前，其必須通過雙重犯罪測試。

不可想象的是，如果將這些指控作為新案件提交，則會在六周內成為第二部分引渡聽證會的主題。很明顯，被告并沒有足夠的時間對此作準備，也沒有為這些新的指控安排證人。在與這些新指控有關的問題中，辯方希望解決的是，有些指控不構成犯罪，有些指控已經超出了時限，有些已經在其他地方（包括薩瑟克刑事法院和美國法院）受到起訴。

對于其中一些指控的來源和證人的可疑性質，也有一些重要的問題需要質疑。特別是被指認為“青少年”的證人與前一份起訴書中指認為“冰島1號”實際是同一人。前一份起訴書中包含了美國司法部對這位證人做出的“健康警告”。而這份新的起訴書則取消了這一警告。但事實是，這名證人是西格爾杜爾·索爾達森（Sigurdur Thordarson），他因涉嫌欺詐，盜竊，竊取維基解密的金錢和材料以及冒充朱利安·阿桑奇而在冰島被定罪。

薩默斯直言不諱地指出，起訴書中并沒有提到聯邦調查局“因為試圖利用索爾達森陷害阿桑奇而被趕出冰島”。

薩默斯表示，如果要聽取新的指控，所有這些事項都應在聽證會上宣讀，但辯方在收到答復后的短短六周內根本沒有時間準備其答案或證人，甚至不考慮辯方如何與被關在貝爾馬什監獄中阿桑奇接觸這一極端問題。

辯方顯然需要時間來準備這些新指控的答案，但因此將阿桑奇在監獄里關上幾個月顯然是不公平的。因此，辯方建議將這些新的指控從法院考慮審議的行為中刪除，并應繼續將犯罪行為的證據限制在之前所指稱的行為之內。

薩默斯認為，在短時間內，在“完全沒有事先警告，也不給辯護方回應的時間”的情況下，就加上法律上新的、單獨的刑事指控，是“完全不公平的”。這里所發生的一切是不正常、不公平的，如果任其繼續下去，很可能造成真正的不正義。”

現在，檢方提出的論點以這些全新的指控為依據。例如，檢方現在反駁了告密者的權利和揭露戰爭罪行的必要性，聲稱被告根本沒有必要侵入冰島的一家銀行。

薩默斯的結論是，在他們的第二次新起訴之前，“此案應該僅限于美國政府在案件發生的18個月里認為適合指控的行為”。

在回應薩默斯提出的起訴時，QC喬爾·史密斯回答說，根據法律規定，法官有義務考慮新的指控，而不能將這些指控取消。“如果在請求失敗后，實施新的引渡請求沒有任何正當之處，那么在第一次請求失敗之前就取代起訴也沒有任何不當之處。”根據《引渡法》，法院只有在“罪行是可以引渡的犯罪，且所指稱的行為符合雙重犯罪標準”的情況下才能作出決定。法院沒有其他職責，也沒有管轄權來施行請求的一部分。

史密斯說，所有的權威（先例）都是將指控從案件中刪去，以便在其余合理指控的基礎上繼續引渡，而那些被刪去的指控只是基于雙重審判，并沒有為了防止引渡而取消指控的例子。而且，只有在被指控的行為經過法庭審查后，才作出執行指控的決定。不存在任何法院不去審議受指控的行為的例子。如果需要，被告可以尋求延長時間，但必須對新的指控進行審查。

薩默斯回答說，史密斯“錯了，錯了，錯了，錯了”。“我們并不是說您永遠都不能提交新的起訴書，但您不能在實質性聽證會前六周提交起訴書。”史密斯所說的話的影響和“哈哈，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你不能阻止我們。”基本上意思一樣。在最后一刻做出了實質性的改變，沒有任何解釋，也沒有道歉。情況并非如此如史密斯所聲稱的那樣：權力是起訴時保證檢察官的公正，而不是為了維護辯護者的公正而存在的。

等薩默斯一坐下，巴雷策就這一點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正如聽證會上經常發生的那樣，這是一份事先寫好的判決書。她從帶進法庭的筆記本電腦上讀了那份文件，而且在薩默斯和史密斯在她面前辯論時，她沒有對那份文件進行任何修改。

巴雷策說，她被初步要求從本案中刪除所指稱的某些行為。薩默斯曾表示：“收到新的指控是非常不尋常的”。不過，“我向辯方提供了休庭的機會”，讓他們有時間準備應對新的指控。“我當然考慮過阿桑奇被拘留了。我聽說薩默斯認為這是根本上的不公平”。但是，“關于我們沒有時間（跟進）的論點，應該通過要求（更多的準備）時間來彌補。”

薩默斯先生提出了雙重犯罪和濫用程序的問題；考慮到這些要求現在已經被提出的情況下，沒有什么能阻止他提出這些論點的理由。

巴雷策完全忽視了這樣一種論點，即雖然確實“沒有什么可以阻止”辯方在考慮每項新指控時作出回答，但他們沒有得到充分的時間來準備。在宣讀了她根據新的替代起訴書進行的，事先準備好的判決后，巴雷策宣布休庭去吃午飯。

在當天結束時，我有機會與一位非常杰出和著名的律師，就巴雷策將事先準備好的判決書帶到法庭的問題進行了交談，這些判決書是在她聽取律師們在她面前辯論之前就準備好的。我了解她已經看過大綱中的書面論點，但我敢肯定這是錯誤的。如果判決書是預先寫好的，律師們爭論幾個小時有什么意義呢？我真正想知道的是，這是不是正常的做法？

律師回答說，這絕對不是正常的行為，這樣做完全是無恥的。在這名律師漫長而杰出的職業生涯中，即使是在高等法院，偶爾也會看到有人這樣做，但人們總是設法掩蓋這一事實（比如通過往裁決書里加上一些在法庭上口頭提出的要點），巴雷策只是公開這么做了。當然，問題是，她朗讀的究竟是她自己事先寫好的判決書，還是上層交給她的東西？

這是一個相當令人震驚的早晨。那些為了使案件順利進行而對辯方證人進行的絞刑，實際上是為了確保他們不在法庭上公開證據（除了那些控方認為在盤問中適合進行攻擊的部分），這令人震驚。辯方試圖在最后一分鐘為取消替代起訴所做的努力，已被草率地處理了。然而，巴雷策幾乎沒有想要去掩飾自己言行舉止中透露出的對辯方的敵意。

我們在休息時第二次以為事態一定會平靜下來，不那么戲劇化。我們又錯了。

由于各種程序上的糾紛都需要進行閉門討論，法庭在午飯后又推遲了40分鐘才繼續開庭。繼續開庭后，辯護律師馬克·薩默斯突然站了起來。

薩默斯說，辯方“承認”了巴雷策剛剛做出的判決——一個非常謹慎的措辭，而不是“尊重”，后者可能看起來更自然。由于她已裁定，對缺乏時間的補救辦法是延長時間，辯方正在申請休庭，以便他們能夠準備對新指控的答復。他們這樣做并非輕率之舉，因為在休庭期間，阿桑奇將繼續在條件非常艱難的監獄中服刑。

薩默斯說，辯方根本無法在短短幾周內收集證據，對新的指控做出回應，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情況變得更糟。的確，巴雷策于8月14提出休會，他們在8月21日拒絕了這一建議。但在那段時間里，阿桑奇沒有收到新的指控，他們也沒有完全意識到這是一個獨立的新案件。到目前為止，阿桑奇在監獄里還沒有收到新的起訴書，這是一份闡明新指控重要性的關鍵文件。

巴雷策尖銳地問到，辯方是否可以通過電話與在獄中的阿桑奇交談。薩默斯回答可以，但這些對話極其簡短。他們無法給阿桑奇打電話，他只能用監獄的公用電話，向某人的手機簡短地呼叫，而團隊的其他成員則必須設法聚集起來聽著。在這些非常簡短的討論中，辯方不可能充分地闡述復雜的材料。8月14日至21日期間，他們只打了兩次如此短的電話。辯方只能通過郵局將文件發送給阿桑奇，但是他并不總是能收到它們，或者被允許保留它們。

巴雷策問他們要求休庭多久。薩默斯的答復一直持續到一月份。

至于美國政府的態度，詹姆斯·劉易斯回答說，需要對此要求進行更多的審查。起訴書中的新事項純粹屬于犯罪。它們不會影響有關案件的政治性質的論點，也不會影響大多數證人。如果給予更多的時間，“根據此案的歷史，我們將看到和第二次法庭沒有任何關系的材料”。

巴雷策在出庭考慮判決時休庭了“十分鐘”。實際上她花了更長的時間，當她回來時，她看上去異常緊張。

巴雷策裁定說她曾于8月14日給予了辯方審請休庭的機會，并給了他們7天的時間作出決定。8月21日，辯方回復說他們不休庭，他們所沒有回復的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考慮。即使在今天，辯方也沒有申請休會，而是致力于減輕指控。辯方“不可能對于我（反對申請）的決定感到驚訝”。因此，辯方一定準備好了繼續聽證會。他們的反對并不是基于新情況，阿桑奇在貝爾馬什的處境自從8月21日起并沒有改變過。因此，他們錯過了機會，他們的休庭請求也被拒絕。

現在法庭的氣氛極其緊張。上午，巴雷策澤以“時間不足的補救辦法應該是延長時間”為由，拒絕撤下新的控告，現在她又拒絕給予更多的時間。辯方揭穿了她的謊言；政府顯然確信，在貝爾馬什的單獨監禁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阿桑奇不會要求更多的時間。我相當懷疑阿桑奇本人也在虛張聲勢，他在午餐時間打電話要求延長時間，滿懷期待要求被拒絕，讓訴訟程序的惡臭虛偽暴露出來。

我之前曾在博客中寫道，新的控告被用于替代失敗的第二次控告這一程序詭計（正如史密斯為檢方所說“在舊的控告失敗前”）有多么惡心。今天，在法庭上，你能聞到硫磺味。

然而，我們又一次感到，事情現在一定不那么令人激動了。這一次我們是對的，但它們卻變得極其陳腐老套。我們終于見到了第一個證人，馬克·費爾德斯坦（Mark Feldstein）教授，他通過視頻連線為美國在法庭上作證。這一天在混亂的虎頭蛇尾中結束，這并不是費爾德斯坦教授的錯，是法庭沒能讓視頻技術正常運行。在40分鐘的時間里，費爾德斯坦拿出證據的時間只有斷斷續續10分鐘。但即使這樣，這也完全不能令人滿意，因為他和馬克·薩默斯（Mark Summers）在線上不停地交談，試圖蓋過對方的聲音。

費爾德斯坦教授的證明將在明天（也就是今天）將繼續，我不會將其拆分開來，而是將完整記述它們。與此同時，你可以在凱文·戈斯托拉（Kevin Gosztola）或詹姆斯·多爾曼（James Doleman）上午和下午報告中看到這些精彩的摘要。

實際上，我會非常感激你這樣做。因為這樣你就會明白，我并沒有捏造或夸大這些驚人事件的事實。

如果你要我用一個詞來概括今天，這個詞無疑是“捏造不實之罪使人入獄（railroaded）”。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快推進聽證會，盡可能少地讓公眾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不準探視，不準休庭，不準解釋辯護證據，不準撤銷替代起訴的指控。二月在伍爾維奇的那個星期，檢方顯然失敗了，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這一切又有了新的推力。

關于辯方將如何處理這些新指控，我們將拭目以待。如果沒有新的證人來陳述新的事實，他們似乎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證人名單早已經在原有指控的基礎上敲定了。辯方被迫與錯誤的證人來繼續訴訟程序似乎有些瘋狂，但坦率地說，我對這個虛假過程中的任何事情都早已不再驚訝。

斯諾登推特：讀一讀這個，再和我說阿桑奇的審判秀不像卡夫卡的作品。法官允許指控不斷變更，讓辯方甚至不知道它們是什么，最基礎的需求被否決，沒有人可以聽到被告說了什么——一個鬧劇。

2020年9月7日，英國倫敦，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國的聽證會繼續在倫敦進行。

聽證會第七天（9月9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7

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

今天早上，我們直接開始聽取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Clive Stafford Smith）的證詞，他是一名擁有英國和美國雙重國籍的律師，有英國的律師就業執照。他于1999年創立了“緩刑”（Reprieve）組織，該組織最初的設立是為了反對死刑；但2001年之后，該組織的業務擴展到了與“反恐戰爭”有關的酷刑、非法拘留和非常規引渡等（侵犯人權）案件。

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證實，維基解密發布的電報在巴基斯坦針對非法無人機襲擊的訴訟中起了極大作用。正如克萊夫的證人證詞在第86/7段所述的：

86. 我處理這些案件的動機之一是美國無人機行動顯示出管理不善，并使得有償線人提供與無辜民眾有關的虛假信息，導致這些民眾在隨后的襲擊中喪生。例如，當我與伊姆蘭·汗（Imran Khan）在“支爾格大會”（jirga）上向無人機襲擊的受害者做演講時，我在公開講話中說到，這個房間里可能有一兩個人受雇于中情局（CIA）。我沒曾想到的是，這不僅是真的，而且線人后來還對參加支爾格大會的一名少年做出了虛假的聲明，以至于他和他的堂兄在三天后的一次無人機襲擊中喪生。我們從后來的官方新聞聲明中得知，提供給美國的“情報”指出有4名“激進分子”乘坐在一輛汽車內；我們從他的家人那里得知，實際情況是他和他的表弟要去接一個阿姨。在這件事上，線人遵循了一條某種程度上的準則：對任何線人來說，對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發表聲明，當然要比對一個真正危險的人發表聲明安全得多。

87. 這種可怕的行為激起了巨大的憤怒，導致美國在巴基斯坦的地位直線下降，并使美國人生活的危險性有增無減。

基于維基解密披露的有關美國無人機襲擊政策的證據所采取的法律行動，進一步導致巴基斯坦首席大法官對暗殺事件做出了判決，也使公眾對瓦濟里斯坦（Waziristan）無人機襲擊事件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個結果是在瓦濟里斯坦的無人機襲擊被勒令停止。

維基解密公布的電報還披露了美國為了試圖阻止國際社會調查酷刑和非常規引渡案件所做出的外交努力。這違背了美國的法律義務：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9條的規定，美國應配合對酷刑指控的調查。

斯塔福德·史密斯繼續表示，維基解密發布的一份未被重視的文件是JPEL，（美國聯合軍方對阿富汗的優先影響清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暗殺目標的名單。這顯示了對行動合法性的無情漠視和對殺戮的幼稚態度，他們給暗殺目標取了幼稚的綽號，其中一些綽號表明一些目標是由英國或澳大利亞特工所命名并加入名單中的。

斯塔福德·史密斯舉了比拉爾·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例子，他是一名美國公民，也是一名記者，曾遭遇過來自美國的五次暗殺，有關方面嘗試使用無人機發射的地獄火導彈使其遇害。斯塔福德·史密斯正在華盛頓就“美國政府是否有權將身為記者的本國公民作為暗殺目標”進行訴訟。

斯塔福德·史密斯接著談到了關塔納摩監獄，并且有證據表明，那里的許多被拘留者并不是恐怖分子，他們是由于懸賞制度在阿富汗境內被捕。維基解密發布的囚犯評估簡報并不是獨立的信息，而是美國政府的內部文件，其中包含了非常嚴重的指控：包括美國能夠“制服”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辯護對象在內的囚犯，并經常讓他們接受酷刑來承認自己的罪行。

這些文件是來自美國政府的指控，當維基解密公布這些文件時，他首先想到的是美國政府曾放出這些文件來敗壞被告的名聲。這些文件不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在關塔那摩監獄，一個由6名囚犯組成的核心小組成為了告密者，并被用來對其他囚犯做出虛假指控。斯塔福德·史密斯說，很難責怪他們，考慮到他們和其他人一樣，都想逃離那個地獄般的地方。美國政府已經公布了這六名泄密者的身份，這充分表明了他們對保護與維基解密有關的信息提供者的重視。

克里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表示，他對美國政府對其客戶所犯下的罪行“深感震驚”。這些行為包括酷刑、綁架、非法拘留和謀殺。在阿富汗的巴格蘭機場，一名被拘留者被謀殺，這被看作是一種可以讓其他被拘留者感到恐懼的審訊手段。換做是在2001年，他絕不會相信美國政府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斯塔福德·史密斯談到了西班牙宗教法庭使用的審訊手段，比如吊刑（strapado），或者掛住犯人的手腕直到其肩膀慢慢脫臼。他講述了對Binyam Mohamed的酷刑，Binyam Mohamed是一名英國公民，他的生殖器每天都被刀片割開。英國政府逃避了對Binyam Mohamed的法律義務，并向BBC泄露了他被迫在酷刑下承認罪行的聲明，使他變得名聲狼藉。

此時，巴雷策進行了干預，提醒斯塔福德·史密斯30分鐘的口頭證詞還有5分鐘就要結束。當辯方的馬克·薩默斯問到維基解密如何提供了幫助時，斯塔福德·史密斯說，許多被泄露的文件揭露了非法綁架、引渡和酷刑，這些手段被用于審判。國際刑事法庭現在開始對阿富汗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其中維基解密公布的材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馬克·薩默斯問美國政府對國際刑事法庭展開調查有什么回應。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表示，美國已經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對任何與國際刑事法庭合作或推動調查戰爭罪行的非美國公民實施制裁。他暗示，薩默斯現在將因提出這類問題而受到美國的制裁。

斯塔福德·史密斯的30分鐘陳述時間到了。你可以在這里閱讀他的聲明全文。從第一位證人的陳述來看（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例子了），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昨天法庭花了那么多時間試圖阻止被告方證人的證據被公開聽到。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證據是驚人的，清楚地說明了當時對辯護證據進行時間限制的目的。這不是政府希望被廣泛傳播的內容。

詹姆斯·劉易斯（James Lewis QC）隨后對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進行了盤問。他指出，斯塔福德·史密斯在書面證據中對維基解密的提及甚少，而且相差很遠。他認為斯塔福德·史密斯的證據傾向于辯稱維基解密的披露符合公共利益。 但英國《官方機密法》明確禁止基于公共利益辯護。

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說可能是這樣，但他知道在美國情況不盡相同。

劉易斯接著說，在斯塔福德·史密斯的書面證據第92-6段中，他列出了維基解密中與披露無人機政策有關的具體電報。但是，公開這些特定的電報并不構成起訴的一部分。劉易斯宣讀了美國助理律師克羅姆貝格的部分證詞，證詞中稱阿桑奇只是因為公開告密者姓名的電報而被起訴。

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說，克羅姆貝格可能這樣說過，但實際上在美國情況并非如此。這是一項陰謀指控，而美國體系中，對此類指控的定義將允許包含最廣泛意義上的“證據”。審判中的第一個證人將是一位“恐怖主義專家”，他將描繪出一幅廣泛而深遠的“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歷史圖景。

劉易斯問斯塔福德·史密斯是否讀過起訴書。他回答說，他讀了先前的起訴書，但沒有讀新的替代起訴書。

劉易斯說，斯塔福德·史密斯引用的電報在被維基解密公布之前，已經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上發表。斯塔福德·史密斯回應說情況屬實，但是他知道那些報紙是從維基解密那里得到的信息。劉易斯隨后表示，《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并未因發布相同信息而被起訴；那么，這些材料的出版與本案有什么關系呢？

劉易斯再次引用了克羅姆貝格：

“取代起訴書中唯一涉及公布文件的情況是，這些文件中公開了人名，并使他們遭受危險。”。

斯塔福德·史密斯再次回應說，在實際情況下，這一案件在美國不會被起訴。劉易斯問斯塔福德·史密斯是否在指認克羅姆貝格撒謊。

就在這時，朱利安·阿桑奇在被告席上喊道：“這簡直是胡說八道。一號罪項中明確將‘密謀出版’定罪了。”在短暫的休庭之后，巴雷策警告阿桑奇，如果他再打斷訴訟程序，就將被趕出法庭。

斯塔福德·史密斯說，他沒有說克羅姆貝格是一個騙子，也沒有看到劉易斯選擇性引用的克羅姆貝格的全部文件。起訴書的第一項罪名是密謀獲取國家安全信息，在子段中提到向公眾傳播該信息。這并不局限于克羅姆貝格提出的方法，他的主張也不符合斯塔福德·史密斯關于國家安全審判如何在美國被起訴的經驗。

劉易斯重申，除了阿桑奇之外，沒有人因發表文章而被起訴，而阿桑奇的被捕只與的公開材料內的姓名有關。然后他問斯塔福德·史密斯，他是否曾擔任過將信息分類的職務，然后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劉易斯接著問他是否曾以官方身份解密過文件。斯塔福德·史密斯回答說沒有，但他持有美國安全許可，使他能夠看到與他的案件有關的機密材料，并且他經常申請解密材料。

斯塔福德·史密斯說克羅姆貝格斷言國際刑事法庭的調查是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是無稽之談。（我承認我不確定這個斷言從何而來，以及為什么斯塔福德·史密斯突然提起它）。劉易斯表示，阿桑奇的活動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損害的問題，最好由美國的陪審團來決定。控方必須證明這些活動損害了美國的利益，或者幫助了美國的敵人。

斯塔福德·史密斯說，除了酷刑、綁架和暗殺外，他認為2001年后，對政府信息過度保密的狂熱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構成了更大的威脅。他回憶起他的當事人莫扎姆·貝格（Moazzam Begg）遭受拷打的證據曾被列為“機密”，因為知道美國使用酷刑會損害美國的利益。

隨后，劉易斯從《維基解密》一書中引用了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一段話。在這篇文章中，盧克·哈丁表示，他和戴維·利最關心的是保護線人的姓名，但朱利安·阿桑奇卻表示，阿富汗線人是應受到懲罰的叛徒。“他們是線人，所以如果他們被殺了，那是他們自找的。”劉易斯幾次試圖把斯塔福德·史密斯牽扯進來，但斯塔福德·史密斯一再表示，他明白這些所謂的事實存在爭議，而他本人對此并不知情。

劉易斯最后再次重申，起訴書只涉及公布人名。斯塔福德·史密斯說，如果審判僅僅是基于這一點之上，他就把自己的帽子給吃了。

在復審中，馬克·薩默斯說，劉易斯將披露酷刑、殺害和綁架的行為定性為“出于公眾利益”。這樣的描述夠充分嗎？斯塔福德·史密斯說，不，它還提供了犯罪的證據：戰爭犯罪和非法活動。

薩默斯請斯塔福德·史密斯以美國律師的身份（斯塔福德·史密斯是一名律師）查看起訴書，看看他是否同意劉易斯的描述，即起訴書只涵蓋了披露姓名的出版物。薩默斯宣讀了替代起訴書的這部分內容：

“故意傳達與國防有關的文件，即與被拘留者有關的被拘留者評估簡報；美國國務院電報；伊拉克交戰規則檔案；和包含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人員（他們冒著安全和自由受損的風險來向美國和我們的盟友提供信息）姓名的文件， 這是機密的秘密級別——個人沒有合法擁有或訪問這些文件的權利，個人也無權接受這些文件，這些行為違反了美國法典第18條第793（d）節；和……”

并指出，“和”的意義在于，文件提到的名稱是指揭露姓名的文件屬于另一個類別，而不是對前面列出的類別所做的限制。你可以在這里閱讀替代起訴書的全文。瀏覽時要小心，因為要意識到有較早的起訴書的存在：美國政府就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更換手袋一樣頻繁地修改其指控。

薩默斯還列出了罪項4、7、10、13和17，這些罪項也不局限于公開線人的姓名。

斯塔福德·史密斯再次重申了他截然不同的觀點：即實際上，克羅姆貝格的主張與美國起訴此類案件的方式并不相符。在回答更進一步的問題時，他重申美國政府已經公布了關塔那摩灣告密者的名單。

關于引用大衛·利的話，薩默斯問斯塔福德·史密斯：“你知道哈丁先生在媒體上發表了不實言論嗎？”劉易斯反對，薩默斯撤回了提問（盡管這是肯定的）。

這就是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證據的結論。在詢問下一位證人前，劉易斯向法官提出了一個論點，他說，毫無疑問，就公開犯罪而言，新的起訴書只涉及被告公開姓名的行為。巴雷策回答說，這顯然是有爭議的，法庭到時候會對此問題展開討論。

馬克·費爾德斯坦教授

下午恢復了對馬克·費爾德斯坦（Mark Feldstein）教授的聽證，周一出現過的技術故障再次出現。因此，我直到現在才開始報告這份“起跑失敗”的證詞（false start）。我在這里做一個簡單描述。這里可以看到費爾德斯坦教授的完整證詞。

費爾德斯坦教授是馬里蘭大學廣播新聞系的系主任，他有20年的調查記者經驗。

2020年9月7日，英國倫敦，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國的聽證會繼續在倫敦進行，媒體拍攝阿桑奇。

費爾德斯坦指出，在美國，機密信息的泄露經常發生。政府官員經常這樣做。一項學術研究估計這樣的泄密事件已經達到了“成千上萬”件。有專門報道國家安全的記者，他們因泄露軍事和國防機密而獲得普利策獎，泄露的材料每天都被公布。

費爾德斯坦指出，“第一修正案保護新聞媒體，至關重要的是，第一修正案這樣做，不是因為記者享有特權，而是因為公眾有權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從歷史上看，政府從未起訴過泄露機密的出版商。他們轉而起訴舉報人。

歷史上曾有過起訴個別記者的嘗試，但都無果而終，而且都被認為是針對總統敵人的特定攻擊。費爾德斯坦列舉了三起這樣的起訴，但沒有一起達到了大陪審團起訴的要求。

（這是周一技術出現故障的地方。我們將從周二下午開始繼續。）

馬克·薩默斯（Mark Summers）向費爾德斯坦教授詢問了杰克·安德森一案的情況。費爾德斯坦回答說，他為了寫《毒害媒體》（poison the Press）而研究過這個問題。尼克松曾計劃根據《反間諜法》起訴安德森，但他的司法部長告訴他，根據第一修正案，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尼克松發動了一場反安德森運動，其中包括誹謗他發表反同性戀言論、在他的辦公室安插了一名間諜，并向他提供偽造的文件，甚至還討論過用毒藥暗殺安德森的陰謀。

薩默斯引導費爾德斯坦提出他基于維基解密發布的“轟動”的新聞報道內含有的證據：

一段令人不安的錄像，顯示美國士兵從巴格達上空的一架直升機上向人群開槍，導致至少18人死亡；士兵們笑著把包括兩名路透社記者在內的手無寸鐵的平民作為攻擊目標。

美國官員收集了詳細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證據，表明入侵伊拉克后約有10萬平民被殺，這與喬治·W·布什政府的公開說法相反。布什政府淡化了死亡人數，并堅稱沒有隱瞞這類統計數字。其中有大約15000名平民被殺，這在此前從未公布過。

當美國支持的伊拉克政府殘忍對待被拘留者：對他們進行毆打、鞭打、焚燒、電擊和雞奸時，駐伊美軍經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在維基解密（WikiLeaks）公布了美國外交官編纂的有關突尼斯總統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及其家人腐敗猖獗的生動故事后，隨后爆發的街頭抗議迫使這位獨裁者逃往沙特阿拉伯。當突尼斯的動亂蔓延到其他中東國家時，維基解密被廣泛譽為這場“阿拉伯之春”的關鍵催化劑。

在阿富汗，美國部署了一支秘密的“黑色”特種部隊，以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擊斃或抓獲”塔利班“高價值”領導人。

美國政府擴大了其駐聯合國和海外外交官的秘密情報收集行為，命令使節收集外國政要的信用卡號碼、工作日程和飛行常客號碼——淡化了外交官員和間諜之間的區別。

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Abdullah）秘密懇請美國“砍掉蛇頭”，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盡管沙特私人捐助者是全球遜尼派恐怖組織的頭號資金來源。

海關官員抓獲了阿富汗副總統在國外旅行時攜帶來路不明的5200萬美元現金，這只是美國幫助支持的，阿富汗政府高層中存在的普遍腐敗中的一個例子。

美國從古巴關塔那摩灣的軍事監獄釋放了“高風險敵方戰斗人員”，這些人后來又出現在中東戰場上。與此同時，一些關塔那摩監獄內的囚犯被證明是無害的——比如一名患有老年癡呆癥的89歲阿富汗村民——被囚禁多年。

美國官員將巴基斯坦情報機構列為恐怖組織，并發現該機構與塔利班密謀襲擊在阿富汗的美國士兵——盡管巴基斯坦每年從美國獲得超過10億美元的援助。巴基斯坦的文職總統阿西夫·阿里·扎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透露，他能控制的有限，無法阻止此事的發生，并表示擔心自己的軍隊可能會“把我除掉”。

費爾德斯坦同意，其中許多報道揭露了犯罪行為和戰爭罪行，它們是美國媒體的重要報道。薩默斯詢問費爾德斯坦關于阿桑奇被指控索取機密信息一事，費爾德斯坦回答說，收集機密信息是記者的“標準操作程序”，“我的整個職業生涯實際上就是在征集秘密文件或記錄。”

薩默斯指出，針對阿桑奇的一項指控是，阿桑奇通過破解密碼幫助曼寧掩蓋自己的行蹤。費爾德斯坦回答說：“試圖幫助并保護你的消息來源是記者的義務。”記者將向消息來源提供安全的投幣電話、虛假的電子郵件賬戶，并幫助他們去除真實和數字化的指紋。這些都是會在新聞學院和研討會上教授的標準新聞技巧。

薩默斯詢問了泄露姓名和可能對人們造成的傷害。費爾德斯坦說，這“說起來容易，但很難確定”。政府聲稱國家安全受到損害的說法經常被夸大，應該持懷疑態度來對待。在有關五角大樓文件的案例中，政府聲稱公開這些文件將曝光中情局特工的身份、披露軍事計劃、并延長越南戰爭。這些說法之后都被證明是不真實的。

在白宮的錄音中，尼克松曾告訴他的助手去“搞定”《紐約時報》。他說，他們的出版物應該“向敵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cast in terms of aid and comfort to the enemy”）。

薩默斯詢問了奧巴馬政府對維基解密的態度。費爾德斯坦說，在2010-11年維基解密的主要出版物發布之后，沒有人起訴維基解密。但奧巴馬政府的司法部已經發起了一項“積極的調查”。然而，他們在2013年得出結論，第一修正案使得任何起訴都不可能成立。司法部發言人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表示，他們認為這將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可能會被用于針對其他記者和出版物。

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一切都變了。特朗普曾表示，他希望“把記者關進監獄”。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稱維基解密為“敵對情報機構”。 司法部長塞申斯曾宣布起訴阿桑奇是“優先事項”。

詹姆斯·劉易斯隨后起身開始交叉盤問費爾德斯坦。他采取了一種激動和有侵略性的方式，首先要求費爾德斯坦對他那些精確的問題作出非常簡短的回答。他說，費爾德斯坦“聲稱自己是”一名專家證人，并簽字確認自己讀過刑事訴訟規則。他能告訴法庭這些規則是說了什么嗎？

這顯然是設計來給費爾德斯坦下套犯錯的。我確信我必須同意WordPress的條款和條件才能發表這個博客，但如果你直接問我這些內容是什么，我會很掙扎。然而，費爾德斯坦沒有猶豫，而是直截了當地回答說，他已經讀過了，它們與美國規定的公正和客觀的規則有很大的不同。

劉易斯詢問費爾德斯坦的專業方向。費爾德斯坦回答說是美國新聞的實踐、行為和歷史。劉易斯問費爾德斯坦是否具有法律資格，費爾德斯坦回答說沒有，但他并沒有給出法律意見。劉易斯問他是否讀過起訴書，費爾德斯坦回答說，他沒有讀過最近的起訴書。

劉易斯說，費爾德斯坦曾表示，奧巴馬決定不起訴阿桑奇，而特朗普決定發起起訴。但很明顯，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調查一直在繼續。費爾德斯坦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從實際證據來看，奧巴馬政府沒有提出起訴。

劉易斯提到了《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費爾德斯坦在他的證據中引用了這篇文章，并將其附在腳注中，但沒有附上副本——“是因為里面有一段您不希望我們讀的內容嗎？”劉易斯說，費爾德斯坦沒有提到奧巴馬政府“還沒有做出正式決定”，也沒有提到對出版以外的活動提起公訴的可能性。

顯然，劉易斯對費爾德斯坦扭曲事實的指控讓費爾德斯坦有點惱火。他回答說，他的報告說，奧巴馬政府沒有起訴，這是真的。他給那篇文章加了腳注，但他沒想到還需要提供一份復印件。他在編輯篩選后引用了那篇文章。

劉易斯說，從其他消息來源來看，一名法官在地區法院表示，針對阿桑奇的調查正在進行中。地區法官梅赫塔說，對曼寧以外的其他人的起訴正處于考慮中。為什么費爾德斯坦沒有在他的報告中包括這些信息？阿桑奇的律師巴里·波洛克表示：“他們沒有通知我們他們是否將結束調查或決定不起訴。”劉易斯表示，公平的做法難道不是把這句話加到他的報告里去嗎？

費爾德斯坦教授回答說，阿桑奇和他的律師很難說服檢方放棄起訴，但我們知道，在2015-16年內沒有新的信息被提交給大陪審團。

劉易斯表示，阿桑奇曾在2016年提出，如果曼寧得到赦免，他將前往美國接受指控。這難道不表明奧巴馬政府打算進行指控嗎？這難道不應該寫在他的報告里？費爾德斯坦回答說沒有，因為這無關緊要。阿桑奇不知道奧巴馬的司法部在做什么。奧巴馬的司法部內部人士隨后的證詞更有價值。

劉易斯問，如果奧巴馬政府決定不起訴，他們為什么要開放大陪審團？費爾德斯坦回答說，這種事經常發生。這可能是出于多種原因，包括收集有關涉嫌同謀的信息，或者僅僅是希望獲得更多的新證據。

劉易斯表示，費爾德斯坦可能已經誠實地表示，奧巴馬政府暗示，阿桑奇等人不會因為被動獲取信息而遭到起訴，但這并沒有涉及到以“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的黑客行為”為由作出起訴的決定。“如果奧巴馬沒有決定不起訴，特朗普政府仍在繼續調查，那么你對特朗普的謾罵就成了徒勞。”

劉易斯繼續說，“紐約時報問題”并不存在，因為紐約時報只是公布了它被動收到的信息。與阿桑奇案件不同的是，《紐約時報》并沒有與曼寧合謀非法獲取這些文件。費爾德斯坦教授是否會同意，第一修正案沒有為記者辯護，使其免受入室盜竊或盜竊的指控？費爾德斯坦回答說，記者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劉易斯接著問費爾德斯坦記者是否有權“竊取或非法獲取信息”或“侵入電腦獲取信息”。而費爾德斯坦都回答了“沒有”。

劉易斯接著問費爾德斯坦是否承認布拉德利·曼寧犯了罪。費爾德斯坦回答“是的”。劉易斯接著問道：“如果阿桑奇協助、教唆、咨詢、促成或與布拉德利·曼寧合謀，他難道沒有犯罪嗎？”費爾德斯坦說，這將取決于“棘手的細節”。

劉易斯隨后重申，沒有指控稱《紐約時報》與布拉德利·曼寧有共謀，只有朱利安·阿桑奇被指控與曼寧共謀。在起訴書中，只有15、16和17項罪狀與出版有關，而這些罪名僅與出版未經編輯的文件有關。《紐約時報》、《衛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譴責維基解密公布具有姓名的未經編輯電報。然后，劉易斯又念了一遍大衛·利與盧克·哈丁所寫的書（指2011年出版的WikiLeaks： Inside Julian Assange's War on Secrecy）里的話——他在盤問斯塔福德·史密斯時也用了這句話——說朱利安·阿桑奇曾說過，那些阿富汗線人活該遭報應。

劉易斯問道：“一個負責任的記者會在明知線人處于危險的情況下，依舊公布線人未經編輯的姓名嗎？為了報道這樣做也沒必要。”費爾德斯坦教授回答說“不”。劉易斯接著列舉了一些政府應該保密的信息，比如“戰爭中的軍隊調動、核程式、會傷害某個人的資料”，并詢問費爾德斯坦是否同意這些是合法機密。費爾德斯坦回答“是的”。

然后，劉易斯反問道，讓美國陪審團來判斷損害不是更公平嗎。然后他問費爾德斯坦：“你在報告中說這是一場政治起訴。但一個大陪審團支持控方。你是否承認起訴有證據依據？”費爾德斯坦回答說：“大陪審團已經做出了那個決定。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劉易斯隨后宣讀了美國助理檢察官克羅姆伯格的聲明，聲明稱起訴決定是由獨立檢察官做出，他們遵循準則，排除了政治因素。他問費爾德斯坦，他是否同意獨立檢察官是反對政治起訴的有力保障。費爾德斯坦回答：“這是一個天真的觀點。”

隨后，劉易斯詢問費爾德斯坦是否聲稱，特朗普總統或他的司法部長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下令起訴。教授回答說他非常清楚這是一個政治起訴，這是基于；（1）其未有先例的性質；（2）奧巴馬曾拒絕起訴，而現在則在沒有新證據的前提下決定起訴；（3）指控的范圍非常廣泛；（4）總統特朗普對媒體的敵意的敘述。“這就是政治起訴。”

然后，馬克·薩默斯又再次盤問了費爾德斯坦教授。他說，劉易斯曾暗示阿桑奇在曼寧獲取機密信息的過程中與她串通，但《紐約時報》并沒未在此過程中參與。你認為故意幫助官方泄密者是犯罪嗎？費爾德斯坦教授回答說：“不，絕對不是。”

“記者說要機密信息嗎？”

“是的。”

“記者請求要這些信息嗎？”

“是的。”

“你知道以前有過針對這類活動的起訴嗎？

“不，完全不知道。”

“你能預料到這類行為會被定罪嗎？”

“不，但這很危險。”

薩默斯問費爾德斯坦，《紐約時報》為了從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那里得到五角大樓的文件做了什么。費爾德斯坦回答說，他們非常積極地要文件。他們有存放文件的房間的鑰匙，并幫忙復印了文件。他們扮演了一個主動的角色，而不是被動的。“記者不是被動的速記員。”

薩默斯提醒費爾德斯坦，他曾被問及黑客行為。如果黑客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取信息，而是為了掩蓋信息來源呢？這是克羅姆伯格第四備忘錄第11至14段所述的具體指控。費爾德斯坦教授回答說，保護線人是一種義務。記者合作、串謀、哄騙、鼓勵、指揮和保護他們的線人。這就是新聞業。

薩默斯問費爾德斯坦教授，在同意政府所稱造成的損害時，他是否會保持謹慎。費爾德斯坦回答說當然。政府過去的行事記錄讓人們需要謹慎對待。薩默斯指出，有一項法案明確將情報內線的命名非法化，即《情報人員身份保護法》（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以下簡稱IIPA）。費爾德斯坦教授說這是真的，但指控并不屬于IIPA范圍內的事實證明，起訴的目的并不是限于揭露身份，事實上，起訴的范圍會更廣泛。

薩默斯最后說，劉易斯曾說維基解密在一份大規模出版物中公布了未編輯的電報。如果這些材料已經被其他人公布了，教授的判斷會不會改變？費爾德斯坦教授表示，他的回答無意表明他接受政府的敘事。

愛德華·菲茨杰拉德隨后接手進行辯護。他向費爾德斯坦教授表示，在曼寧被起訴時，阿桑奇并沒有受到起訴，奧巴馬赦免了曼寧。這些都是重要的事實。費爾德斯坦表示同意。

菲茨杰拉德說，劉易斯抱怨費爾德斯坦選擇性地引用的《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大量費爾德斯坦未引用的材料，但這些材料同樣有力支持了他的案件。例如“司法部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上周并沒有什么密封起訴書，司法部除了決定他們不發起指控外（沒有其他動作）。”“它還說，當斯諾登被指控時，格林沃爾德（Greenwald）沒有受到指控，而曼寧和阿桑奇也將遭到同樣的處理。因此，總體而言這篇文章證實了費爾德斯坦在報告中提出的論點。費爾德斯坦表示同意。然后是關于其他可以用來支持他報告的材料的討論。

菲茨杰拉德最后問費爾德斯坦是否熟悉“大陪審團會起訴一個火腿三明治”這句話。費爾德斯坦回答說，這是一種常見的說法，表明了一種普遍觀點，即大陪審團是可塑的，他們幾乎總是按照檢察官的要求行事。關于這一點有很多學術資料。

反思

就這樣，又一個不尋常的日子結束了。又一次，旁聽席的四十二個座位上只有我們五個人，而第九法庭的錄像旁聽席上“擁擠”的六人席被減少到三個人，因為法院為 “貴賓”預留了三個座位，而他們根本沒有到場。

盤問顯示了巴雷策采用的30分鐘策略的弱點，十分有趣的是，她把辯護證詞縮短了，然后給了路易斯無限的時間進行盤問。這在對馬克·費爾德斯坦的證據盤問中顯得尤為惡劣。在詹姆斯·劉易斯對費爾德斯坦的“超凡”盤問中，劉易斯說了比真正的證人多5到10倍的話。劉易斯的一些“問題”持續了很長時間，包含了大量的引用段落，而且常常用復雜的雙重否定措辭。費爾德斯坦三次拒絕回答，理由是他不知道問題是什么。在辯方對證據的初步陳述被限制在半小時內的情況下，劉易斯的盤問接近兩個小時，其中80%是劉易斯的發言。

費爾德斯坦被劉易斯恫嚇，他堅信當劉易斯讓他簡短回答時，劉易斯有權這樣做。事實上，劉易斯不是法官，這應該是費爾德斯坦，而非劉易斯的證詞。巴雷策未能保護費爾德斯坦，也沒有向他解釋他有組織自己答案的權利，而這顯然是她必須要做的事情。

今天我們有兩名專家證人，他們都就一項起訴書提交了冗長的書面證詞，證詞現在正被審查，而該審查是基于最后一分鐘被替換的、他們二人都從未見過的替代起訴書的來進行的。兩人都明確表示，他們沒有看到新的起訴書。此外，這份新的替代起訴書是由控方特別準備的，是在他們聽了辯方的論點，并看到了辯方的大部分證據的有利的情況下所編寫的，這是為了回避這樣一個事實——發起聽證會的那份起訴書顯然是失敗的。

最重要的是，被告要求休庭準備他們對新起訴書的辯護的申請遭到了拒絕，這本能使這些證人和其他證人能夠看到新的起訴書，據此調整他們的證據，并準備就起訴書的盤問。

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今天作證說，換做在2001年，他本不會相信美國政府會犯下如此殘酷的罪行。我不得不說，我簡直不能相信在這個法庭上我親眼所見的對程序的公然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