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益民 童科

曼德維爾（1670－1733）出生于荷蘭鹿特丹，畢業于萊頓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生平事跡語焉不詳。主要著作《蜜蜂的寓言》(以下簡稱《寓言》)的雛形是1705年出版的《抱怨的蜂巢,或騙子變作老實人》，為諷刺性散文詩體，初衷在于嘲笑同代人對人類的自負。1714年，作者加進“道德的起源”和一些注釋，改名為《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出版，未引起學界重視，但他的思想已經變得清晰起來了。1723年，又加進《論社會本質之研究》等論文再版時，突然引起廣泛關注。為了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思想和為自己的觀點辯護，1728年又增加第二卷，包括六個對話。曼德維爾還著有《關于宗教、教會和國家幸福的自由思考》、《為公共煩惱的中肯辯護》、《關于榮譽起源的研究》等。在世界思想史上，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有序的社會制度結構自發生長的經典模式。

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奧地利維也納，畢業于維也納大學，先后獲法律和政治科學學士學位。在60余年的著述生涯中，哈耶克留給世人20余部著作和大量論文，主要有《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感覺的秩序》、《自由憲章》、《法律、立法與自由》、《致命的自負》等。1974年，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當年的經濟學獎授予繆爾達爾和哈耶克。哈耶克的研究領域橫跨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人類學、歷史學乃至心理學等諸多領域，并且把這諸多領域中的深邃理論和前沿探索融匯到自己思想之中，從而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影響了世界各國思想家對人類社會運行基本法則和原理的認識。自生自發秩序（在其晚年演變成為“人之合作的擴展秩序”）理論，是哈耶克一生經濟社會思想的主軸。

2014年初夏，哈耶克見到了曼德維爾。在溫暖陽光照射下，他們洋溢著久別重逢的笑臉。他們只是淡淡地握了一下手，但是兩人的心卻在緊緊地擁抱。他知道，他定會懂得自己的思考，亦如自己能讀懂他頁頁行行不倦的求索。

曼德維爾：我曾模擬了無數種的對話，只為等待與您見面的那一刻。

哈耶克：您就是曾經打動我心弦、引起共鳴的那個人，我也無數次地想象著會見的場景。

曼德維爾：謝謝您一直惦念著我。1966年，您在英國國家學術院作了題為《曼德維爾大夫》的演講。前不久，我拿來認真看了一遍，掩卷深思，良久感喟。

哈耶克：我在演講中用了10節的篇幅，客觀評價了您這位啟蒙思想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偉大貢獻，抹去了歷史的塵埃，讓您的思想發出一線光芒。我在多部著作中提及過您，引用您的重要思想，并抱怨您在經濟學史中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所忽視。我并不想把您說成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但您是亞當·斯密經濟自由觀點的先驅，這是應該得到的公認地位。

曼德維爾：我在《寓言》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悖論：私人的罪惡產生公共利益。我把人類社會比喻為一只巨大蜂巢，把人比喻成蜂巢中的蜜蜂，“這些昆蟲生活于斯，宛如人類，微縮地表現了人類的一切行為”。人生來就是一種自私、難以駕馭的動物，不論是出自生命自保的沖動，抑或是為個人榮譽感而產生的善舉，人類行為的動機都發端于利己心，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消滅這種自利本性。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但我并不認為一切惡都是公眾利益之源，也要經過正義的“修剪、約束”。我首先確定一條原則，在一切社會中，為善乃是每個成員的責任，美德應該鼓勵，惡行應遭譴責，法律應當遵守，違法當受懲罰。然后我要說，考察古代和現代的歷史，并看一看世上發生的事情，我們便會看到，人的本性自從亞當墮落以來始終如一，其優點和弱點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顯而易見，并不因為年代、氣候和信仰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寓言》一經問世，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被人罵為“邪惡”，出第三版時一家地方法院專門立案，判定此書是在“擾亂社會秩序”，作為一種社會“公害”而予以查禁。那時，我的名字已經成為一個令道德哲學家感到恐慌的名字。

《蜜蜂的寓言》

哈耶克：實際上，在這些批判者中，沒有哪一個說出的道理比您更多更深刻。盡管引來一致批判，但當時《寓言》幾乎無人不讀，且鮮有人能免受感染，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影響經久不衰。您的努力使經濟的觀點擺脫了傳統的道德評判，這是向科學的解釋邁出的巨大進步，也是留給后世學者的寶貴遺產的一部分。馬克思曾經寫道：“只有曼德維爾才比充滿庸人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辯論者勇敢得多，誠實得多。”

在您的這種觀點的影響下，休謨認識到，市場使人們有可能“為他人服務卻并不表示真正的善意”，甚至根本不認識服務對象；市場還使人有可能“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盡管其他人并不抱有這種目的”。既然哈奇森博士不攻擊《寓言》連課都講不下去，那么我們當可相信，他的學生斯密很快也會展卷捧讀。斯密吸收了您關于私人之惡帶來公眾之善的觀點，認為“訴諸于每人的利己之心，正是我們說服他人做我們所期望于他們的事的最好途徑”，“看不見的手”引導著自私的個體促進社會公益。200多年后，凱恩斯也從中得到啟示。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根據《寓言》提出“節儉悖論”，認為縮減消費的心理與行為會導致收入繼續下降，社會的不景氣與經濟危機就會進一步加劇。當然，“節儉悖論”是依據國民收入理論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只是在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存在，而且是一種短期現象（編注：有誤，哈耶克對“節儉悖論”完全持否定態度，可參見《老虎的尾巴》）。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認為，“利己的潤滑油將使經濟齒輪幾乎以奇跡般方式來運轉”。

在《法律、立法與自由》中，我傾向于使用“每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識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不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

曼德維爾：史稱的“曼德維爾”悖論與斯密“看不見的手”在含義上一致，但我在表述上則不無欠缺，導致了美德與商業社會的動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緊張。剛才，您的解釋就很柔潤。您還曾經寫道，“自愛或自利這些詞并不是指狹義的自我中心，而是指某個具體人的比較直接的需求”，“‘自我’實際上是指一個人要關心照顧的對象”。同時，您從知識分工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在某種更廣泛意義上也可以認為人是利己的，相當深刻。由于人只能了解整個社會的極小一部分，能促使他行動的，就是他的行動對他所熟悉的領域產生直接的影響。“他熟悉的領域”這句話可以被理解為包括家庭、朋友之類的東西，而絕不僅僅是指狹隘的“自己”。

哈耶克：我非常樂意把您作為一名真正偉大的心理學家加以稱贊，盡管這個名稱可能不足以用來稱呼一位偉大的人性研究者。您大學畢業后即行醫，專治“歇斯底里”病，而立之年時開始在倫敦作為一名神經和腸胃病專家及精神病學家開展工作，持續了37年之久，并寫了一本論述精神病學的著作《論憂郁情緒和歇斯底里情緒》。我注意到了您出色的心理學見解，尤其是對受情緒引導的行為事后加以合理化的現代觀念，有關大腦結構和功能的令人感興趣的認識，以及對出生時失明后來又獲得視力的人學會判斷距離的方式所作的觀察。您對貪婪、驕傲、羞怯、恐懼、虛偽、憤怒、嫉妒、自愛等心理現象在意識層面作了交代，帶給人們無窮回味的心理學解釋。我發現，斯密在論述人類天性的和諧時對仁慈、驕傲、自愛、野心等心理現象的分析，明顯帶有曼德維爾式風格。

我同您一樣，對生物學、心理學很喜歡。上學后除了生物學之外，我對別的課程一概提不起興趣。14歲那年，由于拉丁語、希臘文和數學不及格，不得不留級一年。上大學頭一年，我最熱衷的是心理學，曾經探究過大腦神經纖維束，后來寫過《感覺秩序》這部心理學著作。我一直認定心理學研究是自己學術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研究，是許多學術研究的靈感來源。

回來說一說您的勞動分工理論。我那次在學術院的演講中公開聲明，“我們應把‘勞動分工’一詞，以及對這種現象更清晰的認識，歸功于他。”在書中，您生動描述了制造一塊紅布的遍布全球的所有行為，它對斯密顯然起了啟發作用，并成為第二卷中準確介紹勞動分工的基礎。窺視討論的背后，您明顯已經有了一種對市場產生自發秩序的意識。請把這一段再念一念。

曼德維爾：尊重您的提議。那段描寫是這樣的，“在世界的一些地方，需要多少忙碌、多少行業的能工巧匠才能做出一塊上好的大紅或深紅的布料！這需要羊毛梳理工、紡紗工、織布工、織機工、洗布工、染布工、安裝工、制圖工和包裝工的大量勞動。不僅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勞動，而且還有另外一些與此距離更遠、可能被看做毫不相干的勞動……”我得出一個重要結論，人的種種需要刺激一切藝術、科學、貿易、手工業和各行各業發展；每個人在其中勞作皆是為了自己，無論他看上去是如何在為他人勞作；貿易和制造業的種類愈多，從業者愈是勤勉，各個行業的分支愈多，社會中包含的人口愈多，人們的謀生之道愈是千差萬別，該社會就愈容易成為一個富裕、強盛和繁榮的國家。

哈耶克：科學的經濟學始于1681年，此年配弟對倫敦城迅速發展的原因著了迷。在一篇題為《人類的成長、增加和成倍增長》的論文里，他解釋了為何更大的人口密度會引起更廣泛的勞動分工。這個影響深遠的觀點，顯然經由您傳給了斯密。

某些專業分工和交換行為，在完全被成員的一致意見所支配的早期小社會里可能就已出現。原始人追蹤動物的遷徙路線，當他們遇到另一些人或群體，有可能出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貿易，但這十分罕見。無論交換的是什么東西，貿易肯定出現得極早。遠距離的貿易，以及交易商不知其來源的那些物品的貿易，肯定比相距遙遠的群體之間現在能夠發現的任何其他交往更古老。現代考古學證實，貿易要早于農業或其他正常的生產活動。在歐洲，甚至存在著至少3萬年以前舊石器時代遠距離貿易的證據。

由于只有個人而不是他的群體，能夠獲準和平地進入外邦人的領地，因此他獲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備的知識。貿易不能建立在集體知識上，只能建立在獨特的個人知識上。同時，要想使這種個人的創造力得到利用，只有越來越多地承認分立的財產。米塞斯和我反對計劃經濟的觀點，也可以看成是您、斯密等關于勞動分工之洞見的深化與拓展。

曼德維爾：我讀過您的《致命的自負》，其中第三章第二節對貿易啟動的演化過程的分析很出彩，部分細節非常有趣又比較可靠。知識問題與財產問題，在《寓言》中多有涉及。我將無知稱做社會結構的必要部分。人天生就是無知的，但又渴求知識。我們迄今所探知的事物，無論是偶然探知的還是通過勤奮鉆研探知的，與我們不知道的、更重大的事物的廣闊疆域相比，其數量與價值都很微不足道。“知道”這個詞有兩層含義，您見到一把小提琴時知道它是小提琴，這與您知道如何演奏它可大不相同。作為大腦獲得的豐富意象的知識，與作為需要時找出那些意象、使之隨時為我們的目的服務的知識或技能，兩者是不同的。

《致命的自負》

哈耶克：看來當時您就已經對知識特性做了令人矚目的論證，并與200年以后賴爾“知道如何”與“知道那個”的知識二分法一致，同時是博蘭尼在《個人知識》這一名著中所提出的關于“默會知識”理論的思想來源。我在國家學術院的演講沒有涉及您在知識理論上的貢獻，實為憾事，今天擬作為一個重點討論。

您在書中援引了一個實例，就是兒童即使根本不懂幾何學或數學，也能完成一些堪稱高難技巧的動作。我也采用過相似例子，講的是小孩以符合語法規則和習慣語的方式運用語言的能力，然而這些語法規則和習慣語則是他們所完全不意識的。科學家傾向于強調我們確知的東西，這可能是極為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社會領域中，卻往往是那些并不為我們所知的東西更具有重要意義。知識的分立特性當會擴大個人的必然無知的范圍，亦即使個人對這種知識中的大部分知識必然處于無知的狀態。知識在傳統上一直是以標示人之理性的力量的方式而加以討論的，而這一點在17世紀以笛卡爾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唯理主義哲學中獲得了最為充分的表達。正是這樣一個以科學主義為標榜的“理性時代”，通過掩蓋無知的重要作用而誤導了此后數代的社會科學思想家，并且導致了政治上和知識上的兩重不幸。

曼德維爾：我思考問題有一個堅實的出發點，在《關于榮譽起源的研究》中寫道，“我們堅信人之理解力是有限的。我們稍加思考即可斷定，它疆域狹窄，受著很大的限制”，因此，“人的智慧乃時間之子”。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缺乏進化觀念，認為人類事務的秩序是某個高明的頭腦設計的產物。我秉承了蘇格蘭傳統，堅持認定人之理性的局限性，最具有“理性”的，并非是個人，而毋寧是每個人都參與其中的過程。人類是一種后驗的動物，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來自對經驗事實的歸納，根據事實之外的東西推理乃是輕率之舉。我們錯誤地把一切結果良好的運作都歸功于我們自己，頭腦中對人類、對人類卓越之處的思想實在是太多了，沒有閑暇去嚴肅思考地球上萬物的安排。按照現在流行的術語來講，這種觀念屬建構論的唯理主義。

哈耶克：我反對的正是這種“致命的自負”，堅持的是進化論的唯理主義。我不認為理性毫無作用，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的人濫用。個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會生活進程，歷經數代人的實驗和嘗試而達致的傳統或成就，包含著超過了任何個人所能擁有的豐富經驗。如果存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范式的話，那就是關于時間和無知的經濟學（編注：存疑）。

由個人擁有的默會知識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知識，配置資源的權力以可以變化的方式分散在許多能夠實際決定這些資源用途的個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識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不僅僅在于利用現有的知識，還在于現有條件下盡可能多地發現有價值的信息。而分散權力，是通過個人自由和分立的財產做到的。請注意，我一般情況下喜歡用更精確的“分立的財產”來指稱私有財產。

在從事狩獵和采集的流動群體中，財產觀念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發現某個食物來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義務把自己的發現告訴他的伙伴。就某些物品而言，個人財產的觀念肯定很早就出現了，第一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個恰當的例子。一件獨特而十分有用的工具或武器，對于它的制造者來說，無論如何都會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因此把它轉移給別人從心理上說是很困難的，這件工具必定會一直伴隨他走進墳墓，此時就出現了發明者和“正當的所有者”的結合，以及相伴而生的許多基本觀念的形成。貴重物品所有權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體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個人開始為譬如家庭等更有限的群體承擔起責任的時候才開始出現的。我據此猜想，很可能是讓一份有效益的財產保持原狀的必要性，逐漸導致了土地集體所有向個人所有的轉變。正如這些事例所示，財產觀念的擴展和完善，肯定是個漸進的過程，甚至迄今仍未完成。總之，分立的財產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為了把財主的意志強加給其他人而“發明”出來的。相反，它的好處是普遍的。因為它把生產的支配權，從少數不管如何自負、知識畢竟有限的個人那兒，轉移給了一個過程即擴展秩序，使所有人的知識得到了最大限度利用。我一直在試圖解釋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是如何演進的，《寓言》中“人的所有欲望愈是擴大，人們就愈可能不得不組成數量繁多的大型社會”這句話帶來了重要啟示。

曼德維爾：亞里士多德相信人類之間的秩序只能擴展到傳令官聲音所及的范圍之內。對了，您的著作中頻繁使用“小型社會”、“大型社會”這些我很熟悉的詞匯。

您剛才講的貿易問題固然重要，但并非增加國家財富的唯一必需。我在《寓言》中連續用“5個必須”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事項，即必須保證meum et tvvm，這個詞在拉丁語中是“你的和我的”的意思，意為尊重各自的財產，還有必須懲治犯罪，必須明智地制定保證合法管理的其他有關法律并嚴格施行，必須明智地處理外交事務，必須懂得敬畏大眾，不允許任何人的良心遭到強制。這幾個“必須”，就是使國家在世間稱雄的藝術。凡遭毀滅者，其主要禍根無一不是統治者的劣政、疏忽或治理不善。

哈耶克：在《寓言》里，我已經發現了使各個國家偉大富強所需的一切基礎工作。在您看來，政府的適當職能“就是通過創設聰明的法律架構，建立游戲規則”，您要尋求一種“使政府權力的任意行使最小化”的制度。

我在著述中也很喜歡用拉丁語“您的和我的”來指稱財產權。財產權是人類面對如何在實現個人自由的同時又不致互相沖突這個問題上，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種解決方法。只有通過對每個人確受保障的領域加以界定的方式，法律才能夠確定它所需調整的那些“涉他人的行動”，而且法律對“損害他人”的行動所設定的一般性禁令也才能夠獲得一種確切的含義。

曼德維爾：您剛才講的有關政府的兩句話就是本人思想的現代表述。在《寓言》第一卷里，我就主張，“每個行業的成員都會發現這種和諧，在沒有任何人對它插手干預時，它才會得到最好的維護”。第二卷最后一個對話中，我談到，使好人握有全部權利盡管是可取的，然而“最佳狀態若是做不到，我們也可退而求其次，這時我們就會發現，在可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所有方法中，無論它們看重什么，最好的辦法就是用聰明的法律保護和鞏固政體，并建立起這樣的行政機構，當大臣們的能力和誠實與我們的希望相比有所欠缺時，國民的利益也不至于因為他們缺少正直或求知欲而受到重大傷害”。在第二卷的結尾處，我又指出，“那些剝奪了我們幸福的人，可能有著良好的愿望，但他們又是多么眼光短淺。這樣的幸福，如果沒有人改變或中止其活動，是會從每一個大社會的本性中自動產生的”。

哈耶克：沿著這一思路，您的興趣日益轉向了使人們的不同利益相互協調的制度如何生成這個問題。有關法律不是由某個聰明的立法者設計，而是在漫長的試錯過程中成長的理論，大概是您對制度進化的描述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它們包含在《寓言》第二卷之中，使這本書堪稱一部杰作。

曼德維爾：支持該中心論點的理據，在我們前面討論理性問題時已有涉及。第二卷里面我以法律為例作了發揮：“某個人或某代人的成果非常之少，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內容，都是若干代人共同勞作的產物……我這里所說的思考，并非來自精妙的理解力或緊張的思考，而是出自從長期的實踐經驗和豐富的觀察中獲得的可靠而周密的判斷力。從這種智慧和漫長的歲月中產生的法律，使得治理大國易如織襪。”在這個過程中，法律“以技藝和人類智慧所能做到的近乎完美的程度產生出來，整個這架機器可以做到運轉自如，所需技巧不比給鐘表上弦更多”。一言以蔽之，一個國家借以形成最好的法律制度的方法，要靠實踐經驗，采取漸漸改進的方式，讓普通民眾都對這種制度的確立作出貢獻。

實事求是地說，自己當時仍然在得勢的專斷的理性主義觀點和自己新的進化論觀點之間徘徊不定，但與黑爾爵士相比，我把進化論觀點應用于整個社會，使它進入了一些新的主題，盡力擺脫建構主義的先入之見。我的論證的要點始終是，社會的大多數制度既然都不是設計的結果，那么“一個最精巧的上層結構，又是如何在脆弱而腐敗的基礎——即人們各自追求私利——上形成的”，“秩序、經濟以及市民社會的存在，如何能夠完全建立在我們的各種欲望之上……使人們之間的相互服務形成了這個上層結構。”

哈耶克：在回答社會經濟理論的具體政策方面，您沒有過多的深入，但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問題，揭示出了在這個領域存在的一個理論目標。雖然還談不上準確告訴世人一種秩序如何無需設計而自發地形成，但是您已清楚地說明它確實形成了，這是一個首先由社會科學、后來由生物學的理論分析加以說明的問題。您的思考，標志著秩序的進化及自發形成這兩個孿生觀念在近代的一次明確突破。對此，您本人大概就是很好的注腳，因為您很可能從未充分意識到自己的主要發現所在。

曼德維爾：關于追逐私利促進公益、勞動分工的理念，當時已比較流行，我只不過是利用它們說明了一些影響更為廣泛的想法而已。《寓言》的主要主張十分簡單，就是在復雜社會秩序中，人們的行為結果同他們所設想的非常不同，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無論是出于自私還是利他，都會產生一些他們并未預料甚至一無所知的對他人有用的結果。我的觀點是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會使壞人也可為大眾的福祉服務；制約自私行為肆意妄為的大多數制度是在人類實踐中自然生成的；它們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并非人類有意識設計的產物。制度不僅僅推動更廣泛的社會秩序的生成，它們本身就是某種自發的秩序。正是在構思這個更具普遍性的論點時，我完整地提出了包括法律、宗教、道德、市場、貨幣、語言以及技術知識等有序社會制度結構自發生長的經典模式。盡管自發秩序傳統的思想源流在16世紀經院派學者中就可見端倪，但卻被隨后的理性主義潮流淹沒了。可以說，第一個系統地明確說明自發秩序的經濟學家是我。

哈耶克：對我們所關注的上述問題的討論，長期以來一直因人們普遍接受古希臘所提出的一種極具誤導性的二分觀而受到了阻礙。這就是對“自然的”與“人為的”現象所作的界分。最早用以描述這些現象的希臘術語分別是physei，意指“依本性”或“發乎自然”，以及nomo或thesei，意指“據約定”和“據審慎刻意的決定”。用兩個含義不盡相同的術語來表示二分觀中的“人為的”部分，實際上埋下了自那時以來就一直困擾這一討論的混亂之根。希臘智者所指的這種界分，既可以指獨立存在之物與人之行動之結果的東西之間的界分，亦可以指獨立于人之設計的東西與人之設計之結果的東西之間的界分。不能對這兩種含義做出明確的界分，導致了這樣一種狀況，即論者可以因某一種特定現象是人之行動的結果而把它視作是人為的現象，而另一論者則也可以因這個同樣的現象而把它描述成是自然的現象。直到18世紀，經過您的努力，終于展示了一條解脫之路。您明確指出，這里還存在著另一個范疇的現象，即一種獨特的第三類現象，即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結果，是那種需要提出一種獨特的理論體系加以解釋的現象。然而這種現象，在前述的二分觀中不是被劃入“自然的”范疇就是被歸為“人為的”范疇，取決于論者在上述兩種定義中所遵循的是哪一個定義。

曼德維爾：宗教的產生就是一個重要案例，它是逐漸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可怖而未知的事物，都能使古人心中產生恐懼。酷熱嚴寒、暴雨洪水、雷霆閃電、黑暗中的聲音，以及子女生病且沒有傷口等，這些事故最初并未引起本人的注意，或者僅僅使能力很差的頭腦受到了驚嚇，而在一定時期內并沒有引起他的思考。然而由于這些事故屢屢發生，他必定開始懷疑到某種無形的起因。隨著經驗的增長，他的懷疑便逐漸得到了證實，悟出一些起因，并加劇輕信傾向。若這個人的推理能力尚可，并且有閑暇進行思考，那種恐懼便會造就許多奇形怪狀的妖魔和臆想。在任何一定數量的人群里，若沒有人故意說些關于無形力量的謊言，若沒有人自稱曾耳聞目睹過它，我們就幾乎無法想象這些人能夠長期交往。

我對禮貌起源的敘述，也比較真切確鑿。一切動物，至少是那些最完善的動物，都被賦予了用于自我保護的自愛。但是任何動物都不會去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因此，每個動物的自賞都必然勝過對其他一切的喜愛。在同一類動物當中，愈有活力、愈在自己那個物種中出類拔萃的，就愈熱衷表現自賞。在大多數鳥類中，尤其是在那些能展示格外華麗羽毛的鳥類中，這一點表現得非常明顯。貓洗洗臉，狗把自己舔得干干凈凈，這都是在其所能范圍內的自我打扮。野蠻人表現自賞的誘因和機會比文明人少不知多少，但倘若上百個男性野蠻人都無拘無束地聚在一起，那么，為使自己超群出眾，用不了半個鐘點，不少人還是便會表現出我們這里所說的自賞。這些人若沒有受過教化，那些自賞表現便會釀成競爭，彼此憎恨。他們若把自己的感覺宣之于口，那就會使他們彼此無法忍受。自賞必然激起的煩惱與不安，無論以何種艱辛而無效的努力來補救，最終都勢必造就出我們所說的良好風度和文雅禮貌，以約束自己的行為。

哈耶克：我認為您的解釋再合理不過了。您最出色的應用實例是語言的進化，真正是前無古人，分析得非常精彩。在您稍早之前，洛克還以為詞語是被隨意“發明”出來的。自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對語言發展的豐富思考，您的思想顯然是一個極其重要來源。

曼德維爾：語言的產生也要經歷緩慢的發展，經過漫長的時間。我相信，大自然造化動物的時候，已經使同類動物互相溝通時能夠彼此理解了，溝通的范圍限于維持動物本身及其物種生存繁衍必須涉及的內容。在一切動物中，人的這種能力最強。未開化的人用手勢表達自己，同時依靠眼睛語言的幫助。野蠻人沒有其他任何用來溝通的工具，目光和眼睛動作的含義想來必定非常清晰，這可從語言能力發展遲緩的兒童身上觀察到。等到野蠻人一起生活了許多年之后，在交流最頻繁的事情上，他們完全可能發現一些聲音，可以使對方想到此類不在眼前的事情。于是，他們會把這些聲音教給自己的孩子們。他們共同生活得愈久，此類聲音便愈多樣，那些聲音所代表的動作和事物也愈多樣。這必定就是語言的來源。不僅如此，我還相信，語言發展到相當完善的程度時，甚至即使到了人們能用確切的單詞表示生活中的每一種動作和接觸到的每一種事物時，表情和姿勢仍然會和語言長期并存，因為它們和語言都服務于同一個目的：說服別人。語言和動作相輔相成，比單用其一留給我們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如演說家一般會給其精心的雄辯輔以恰當的手勢。

哈耶克：動作不但比語言更自然，而且更古老。這段描述，對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來說至關重要。斯密在認同您的觀點的基礎上，對語言問題作了進一步思考。在《道德情操論》的最后部分，用單獨一段論述了語言“希望被人相信，希望說服、指導與指揮別人”這一工具性。《國富論》在講述語言重要性后，緊接著明確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語言的。各種社會規范、商業慣例、法律和制度約束，說到底只不過是個語言現象。

《國富論》

曼德維爾：人們通常認為，擅長沉思冥想者最善于做出各種發明創造，但這是個誤解。制造肥皂、織物染色以及其他行業和奇妙工藝，全都經歷過從粗糙低劣的開端到無比完善的發展過程。但是，在對它們的許多改進中，至今仍能被記住的，一般地說都要歸功于一些人，他們或自幼研習一行，或長期從事并精通一行，而并不精通化學或其他學問。

哈耶克：您指出了經由學習的文化遺傳在適應性進化中的重要性，這是人類的一種獨特的第二稟性。我們擁有一種其他動物沒有的特權，即支配時間，使人有更多的機會去發展智慧。智力不是文化進化的向導，而是它的產物。洛克的那句話是對的，“頭腦亦如身體一樣，是實踐才使它成了現在的樣子”。人腦是一個能夠使我們吸收文化而不是設計文化的器官，當存在著一個文化傳統可供人們吸收的時候，人腦或心智的繁復精細結構便會發揮極大作用。人類必須放下架子來，承認人類交往的傳統規則就像語言、法律、市場和貨幣一樣，起源于進化。

曼德維爾：您更充分地解釋了我的觀點。

哈耶克：我不想對您作其他評價，只想說，您使休謨成為可能！我對休謨的評價是，在近代所有研究精神與社會的人中間，他大概是最偉大的一位。休謨是您的直接繼承者，休謨的發展起點就是您的作品。正是通過休謨，您才產生了持久的影響。您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觀念傳給休謨，已無愧于思想大師的稱號。

大衛·休謨

您想知道自己做出了多大貢獻，只須看看那些觀念的進一步發展即可。休謨是接過它們并認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人，也是最偉大的一人。期間，當然包括18世紀下半葉蘇格蘭那些偉大的道德哲學家，尤其是斯密和弗格森，后者以“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設計的結果”這句話，不但對您的中心論題作了最出色的概括，而且為所有社會理論的任務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定義。同時，盡管您對達爾文沒有直接的影響，不過在我看來，達爾文完成了由您開始的事業。

曼德維爾：自己的思考能給后來的人們提供一些有益啟示，這使我非常高興。

哈耶克：您已經十分耐心地與我做了上面這番討論，也該歇息一下了，今天就到此為止吧。

曼德維爾：我欣然從命。沒有您，我會很寂寞。

原標題：《曼德維爾與哈耶克穿越時空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