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場鳥瞰圖 圖源 視覺中國

你有運動習慣嗎？在你生活的城市，家門口和公司附近能找到游泳館、健身房、籃球架或足球場嗎？這些體育設施的可達性和便利度會影響你的運動意愿嗎？

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WHO）對于“體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y）有更寬泛的定義——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由骨骼肌所產生的身體運動，既包括日常行走、鍛煉，也包括工作中可能涉及的運動及家務。WHO推薦成年人每周應進行至少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氧運動或75分鐘的高等強度有氧運動。但據國家體育總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調查公報》，僅有33.9%的中國居民定期進行體力活動，其中20至69歲居民的比例更低，僅為14.7%。

體育設施的可達性如何影響人們的運動意愿？許多研究關注居住社區周邊的體育設施可達性，試圖從心理學、社會學和行為科學等角度進行解讀。比如，從時間成本角度，家門口的設施到達更便利，一些團體性運動場地（如足球場、籃球場）還有社交功能，為融入他人圈子，居民往往更有意愿加入運動。

但現有研究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住區之外，公司附近的體育設施是否會影響上班族的運動意愿？此外，不同人群的可支配時間存在差異，例如，一個頻繁加班的上班族很難抽空健身，即便他/她所居住的社區有多樣化的體育設施。這是體育設施配置與居民體力活動關聯在地理背景上的雙重不確定性，既包括空間不確定——運動地點可能在居住區附近，也可能在工作地附近，也包括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受人們可自由支配時間的制約。

2017年，我們在廣州市6個內城區（越秀區、天河區、白云區、荔灣區、海珠區、番禺區）中的12個典型街區進行了居民活動日志與社區融合問卷調查。在每個街區使用系統抽樣方法隨機選取參與家庭，并在每個家庭中隨機選擇一名18至60歲之間的家庭成員填寫問卷。樣本不包括在校學生及沒有工作或工作地點不定的人員。最終獲得有效問卷1002份，有效率為95.43%。

本調研主要選取廣州市6個內城區（無特殊標明，本文圖片均由作者自繪）

基礎地理信息數據：本研究所使用的廣州市2016年體育設施POI數據、土地利用數據和路網數據均來自“道道通”導航電子城市地圖，該地圖由廣州瑞圖萬方公司基于百度地圖開發。廣州市2016年人口數據來自WorldPop數據庫。WorldPop數據庫基于公開可用的數據集（如人口普查數據、夜間燈光數據等），結合機器學習技術，估算100m空間分辨率下的人口密度。

體力活動時長指標：采用國際體力活動問卷（短版）（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 Short Form (IPAQ-SF)）測度受訪者的體力活動水平。包括受訪者在過去一周內進行散步、中等強度及高等強度體力活動的頻率及每次活動的時長。

體育設施可達性指標：以受訪者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坐標為中心創建500m和1000m圓形緩沖區，并根據“15分鐘社區生活圈”理念及成年人的步行速度（約72m/min），構建1080m路網緩沖區。

三類緩沖區示意圖

怎么測度體育設施的可達性？我們采用了兩種方式：各緩沖區內每萬人所擁有的體育設施數量，以及受訪者從家庭/單位到達最近一處體育設施的路網距離。

本研究涉及的體育設施既包括有明確分類的單一性運動場地（如籃球場、網球場、足球場、游泳館和羽毛球場等），也包括綜合性運動場地（如綜合性體育館、群眾體育活動場館和健身房等）。

廣州市體育設施POI的空間分布情況

居民可自由支配時間指標：問卷調查中，我們通過活動日志記錄受訪者在工作日和周末進行工作、個人事務、家庭事務、購物、娛樂休閑及社交等各類活動的時長，以及各項活動的靈活度（時間能否自由調整）。將一周內所有可調整活動的時間累加，得到一周可自由支配時間。

受訪者活動日志示意

協變量：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戶口狀況、汽車擁有量、鄰里人均月收入水平、社區滿意度、緩沖區綠色空間占比以及緩沖區道路交叉口密度。

研究方法：構建線性回歸模型對居民體力活動時長及體育設施可達性進行分析。將萬人擁有體育設施數和體育設施最短距離兩個指標由小到大排列，并在25%，50%和75%三個數值位置將數據均分為四等分，轉換為四分位數變量加入模型，并基于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四個變量進行分層分析。

研究結果

①根據測度方式的不同（體育設施的數量，或人們到達的最短距離），體育設施可達性對居民體力活動時長的影響有所不同。居住社區周邊的體育設施數量和工作地點周邊體育設施的最短距離與居民的體力活動時長有正向關聯。

②居民可自由支配時間與其體力活動時長顯著正相關。

③居民體力活動時長與體育設施可達性之間的關系會因受訪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狀況差異而有所不同。

④居民家與最近體育設施的距離與體力活動時長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用受訪者室內體力活動的時長替換所有體力活動的時長，依然得到同樣的結論。我們嘗試基于不同的緩沖區（1000米圓形緩沖區和1080米路網緩沖區）計算體育設施的可達性水平，也得到同樣結論。

本研究中，沒有證據表明住家距離最近體育設施越短，受訪者開展體力活動的時間越長。一種可能的原因在于運動類型，一些受訪者表示，相較于家門口的體育設施，他們傾向于和朋友相約去一些團體運動場所，如足球場、羽毛球場等，哪怕距離較遠。

不同類型體育設施的空間距離與居民體力活動行為之間的關系有所不同，曾有一項研究關注巴黎大都市區內不同類型的體育設施，發現只有游泳館的遠近會影響居民進行游泳及相關活動的意愿和時長，而團體運動設施、小球運動設施、健身房的空間距離與居民的體力活動行為沒有相關關系。

廣州市體育設施主要集中分布在荔灣、越秀、天河、海珠、黃埔等中心城區，番禺、白云及其他區域的體育設施分布較為分散。在本研究的抽樣社區中，近郊大型房地產樓盤的住戶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具有較強的健康意識，然而這些樓盤往往離公共體育設施較遠。相對而言，抽樣社區中的老舊小區和城中村位于內城區，附近有較多的公共體育設施，但其居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定期開展體力活動的意愿較弱。

沒有證據表明工作地點周邊的體育設施數量越多，居民體力活動時間就越長。原因可能有二，一來，工作地點周邊的體育設施僅在工作日對居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周末居民很少選擇前往工作地點周邊的體育設施進行鍛煉；其次，不同類型的運動用時有差異，比如如居民在游泳館的運動時間大多會控制在45分鐘左右，而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則為90分鐘。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們將考慮細化體育設施類別，并區分工作日和周末進行分析。

本研究存在以下幾點不足：基于橫截面數據開展，無法識別體育設施可達性與居民體力活動時長的因果聯系；研究采用的體力活動行為數據均來自受訪者自評，可能存在偏差；并未考慮不同類型的體育設施分布與居民不同類型體力活動時長在不同時間（如工作日和休息日）關系的差異，在今后研究中應進一步細化；由于數據不可獲得，本研究未考慮受訪者自身對體力活動的偏好和態度以及居住自選擇偏差。

討論

體育設施空間布局規劃是保障公眾健康和社會公平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就未來城市公共體育設施的合理布局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目前與公共體育設施相關的規劃僅僅依據規劃居住人口進行千人指標的底線配置，沒有考慮就業人口的未來布局以及公共交通站點（如居民上下班必經的地鐵站）的布局。未來的規劃可結合手機信令、百度慧眼和公交刷卡等大數據，以及人口普查等傳統數據，揭示就業人口和通勤人口的空間分布格局，并對未來的就業人口、居住人口和通勤人口空間分布格局進行預判，從而明確城市居民尤其是上班族和通勤族在體育設施方面的實際需求，以人的需求為中心對公共體育設施進行配置。

第二，在未來規劃設計中，建議在社區生活圈范圍內集中配置居民日常活動所需的常用設施，以減少居民的出行和辦事時間，從而增加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時間，提高居民開展體育鍛煉的意愿。例如香港新界的大埔綜合大樓，它是一座多用途的市政大樓，既設有滿足大浦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菜市場、公共圖書館和體育館等設施，也有為居民日常辦事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辦事處，實現了公共服務設施的立體化布局。

第三，城市更新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容積率獎勵等方式，鼓勵開發商提供公共空間和休閑體育活動設施。還可以積極引導民營資本在辦公樓和公共交通站點周邊開設健身俱樂部，為中高收入群體提供健身休閑的場所。

（本文作者劉曄系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王曉歌系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博士，周素紅系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武文杰系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研究英文版原載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Geographics 2020年第19期，經刪減編輯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