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上半年，工信部組織開展了產業鏈固鏈行動，聚焦重點產業鏈，以龍頭企業帶動上下游配套中小企業，特別是“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固鏈”系列，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關注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

在新的國際背景下，中國達成基本實現工業化的目標，處在依托全球價值鏈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研究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趨勢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下一階段的產業發展和升級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 全球價值鏈現狀和重塑趨勢

發達國家占據價值鏈“雙高端”，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主導地位。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發達國家依托其技術、資本、人才等優勢，占據研發、設計、關鍵部件制造、增值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只能利用資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優勢承擔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環節。

發達國家由于受自身產業升級和競爭優勢調整影響，退出部分行業的生產制造，但仍然通過技術專利授權、品牌和標準輸出、核心零部件供應、關鍵裝備供應、銷售網絡控制等方式對絕大多數行業的全球價值鏈保持較高的掌控能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起步較晚、工業基礎薄弱，在已經形成的全球專利體系、技術標準架構中影響力弱，即使通過基礎設施建設、自主創新改善產業發展條件，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分工地位仍然非常困難。

從外部環境看，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傳統優勢國家會極力阻擾趕超國家分工地位的提升，從近半個多世紀全球貿易發展歷史看，后發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等）一旦在某一領域出現趕超先發國家的跡象，就會面臨先發國家的傾銷、壟斷和非關稅壁壘、貿易審查等不公正對待。

從內部環境看，趕超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制度不健全、經濟發展代價高、產業發展模式粗放等問題，對產業升級和參與全球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造成了消極影響。全球價值鏈在總體格局穩定的同時重塑趨勢增強。受兩個方面的影響，全球價值鏈在不斷調整：一方面，技術總是在不斷進步，新的生產工具、生產方式和組織不斷涌現，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換代的同時出現新興產業，使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發生更替，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最重要的產業也會發生變化。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要素基礎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在新工業革命中，新的生產要素出現，也會改變世界各國在新興領域參與國際分工的基礎地位，例如在數據要素方面，中國具有超越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規模優勢和應用優勢，可引起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調整。近年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使全球價值鏈出現加速重塑的趨勢。 

二、日本、韓國依托全球價值鏈轉型成功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實施“重點生產方式”的產業政策，優先發展煤炭、鋼鐵等工業部門，在戰后首先修復和鞏固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奠定了產業體系的基礎。1960年代，日本先后頒布了一系列針對特定工業的政策和制度，并配套建立了各類公庫等政策性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在政府政策設定的領域進行活動，在商業性金融機構難以進入或不愿進入的領域中起到替代作用，解決重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問題。

1971年的《7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標志著日本開始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日本從1980年代開始實施“技術立國”戰略，以科技為中心實施一系列產業政策，促進了日本企業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和成本削減，日本企業申請專利數逐年增加。受國內環境惡化和日美貿易摩擦等因素的影響，日本逐漸調整國內產業結構，在本土發展資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產業，同時積極進行海外投資，以“雁形”模式理論為指導，向東南亞、中國等地轉移本國附加值低的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在全球價值鏈中逐漸占據了有利位置。1950~1970年代，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快速發展使跨國公司和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生產、價值鏈條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世界范圍內出現了產業大轉移。韓國在1950年代首先發展了勞動密集型輕工業，承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

韓國在1960年代末開始實施出口導向、保護國內市場為主的產業政策，這為韓國融入世界市場和發展本土企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韓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政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韓國重視人力資源開發，以高層次國民教育為導向，并引入一系列與人力資源配套的認證和評估制度，這為承接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提供了良好基礎。1990年代以后，韓國注重培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并把產業升級變成“價值鏈升級”，將非核心業務外包，依靠自主創新能力，在關鍵領域趕超發達國家，逐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

雖然日本和韓國在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時間、具體步驟以及最終結果方面存在差異，但在這一過程中都充分利用全球價值鏈促進了本國產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在經濟發展早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依靠低要素成本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自身發展條件改善后逐步通過產業升級改變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利用全球價值鏈向外轉出產業，從而突破由于國內市場有限造成的產業發展局限。

 三、亞洲“四小虎”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未能實現產業升級

1950~1970年代全球政治、戰爭、貿易變革的影響，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四個國家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與歐美日的特殊關系，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實現了經濟起飛，被稱作亞洲“四小虎”，例如印度尼西亞在1970年代達到了年均7.85%的經濟增長率。與日本、韓國相同的是，“四小虎”在經濟起步階段同樣充分依托融入全球價值鏈獲得了增長動力，但是，1980~1990年代后，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四國經濟發展逐漸停滯，沒有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四小虎”中發展水平較高的馬來西亞在1980年代中期繼續承接了低資本密集型產業，在1990年代獲得一定發展，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與韓國等“四小龍”比較，“四小虎”具有類似的起始條件，甚至在人口規模、資源等方面更具優勢，同樣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但最終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持續增長。可見，融入全球價值鏈只是構成產業升級的必要條件，實現產業升級還需要在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國內發展環境。

與韓國進行比較，總結“四小虎”發展歷程，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和問題。

第一，人才儲備和培養不足。雖然四國人口規模較大，政府教育支出也占到一定比例，但教育不能自動轉化為本國的人力資源。一方面，存在“產學脫鉤”的問題，即受教育的人群與產業發展的人才缺口不能很好地匹配。“四小虎”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選擇基礎學科和工科的比重偏低，職業教育發展不平衡，限制了對引進技術的吸收、轉化和創新。另一方面，由于工資水平、就業前景等問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外流嚴重，進一步導致四國的技術人員和研發人員的嚴重匱乏。例如，2009年，印度尼西亞每百萬人中的研發人員不足韓國的1/20。人才嚴重短缺難以支撐國內產業升級的要求，也不利于新興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第二，研發投入不足。在發展初期，“四小虎”也采用吸引產業轉移的基本策略，伴隨產業的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使國內生產率快速提升。但是，“四小虎”對教育和自主創新的投入嚴重不足，既沒有采取如同日本、韓國的“反求工程”措施，也沒有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例如，2010年，泰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到0.3%，而韓國超過3%。極低的研發投入難以形成自主的技術創新體系，國內企業技術研發能力薄弱，關鍵生產設備和核心生產技術長期受制于人，難以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

第三，收入分配和貧困問題突出，國內需求未得到開發。1970~198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四小虎”國內收入差距拉大，基尼系數長期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在很多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都有發生，有觀點認為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發展初期可以使資本投資率增加。但“四小虎”國家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導致貧困問題加重，進而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此外，由于本國經濟增速減緩，沒有出現新的高增長點，社會閑置資本沒有投入到擴大再生產中，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

第四，經濟社會環境不穩定，經濟體制落后。缺乏穩定的、健康的經濟環境，產業升級的規劃和政策難以落實等原因，導致“四小虎”在經濟起飛后，產業政策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果明顯不理想。 

四、國外發展經驗和教訓對中國的啟示

總結這些國家發展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形成和保持產業發展內生動力，實施符合實際的產業政策，助力產業升級。后發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雖然發展勢頭迅猛，但存在諸如技術、人力資源、制度等方面的短板。在當今全球價值鏈的既定格局中，后發國家面對來自先發國家的競爭和打壓，發展空間受限。尤其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和需要大量初期投入的工業產業，如果沒有一定政策支持，很難實現對先發國家的趕超。在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的情況下，國內產業發展受國際環境影響大，更需要保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向和持續的內生動力。因此，對于后發國家而言，產業政策是必要的，且產業政策的合理性、科學性和長期一致性決定了能否利用全球價值鏈實現本國產業轉型升級。

第二，堅持對外開放，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優勢。當前，中國正面臨內部產業轉型和外部國際經濟形勢的雙重壓力。積極對外開放，一方面有利于承接國外知識密集型產業，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另一方面，分享全球化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國際市場的利潤，利用全世界的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并在與國際的碰撞中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從而向價值鏈的高附加值環節攀爬。

第三，注重人才培養，鼓勵人才回流和吸引國際人才。中國勞動力價格逐年上升，僅靠大量增加勞動力投入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必須通過加強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實現從勞動力規模優勢向勞動力質量優勢轉變。借鑒日本、韓國等國經驗，出臺相應的多元化人力資源評估制度，建設配套的產業園區，保障產學結合，將人才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同時，在已有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出臺、落實吸引高層次海外留學人才回國，以及高端外籍人才來華定居工作的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

第四，優化市場環境，完善相關制度，建設與產業政策相符合的支持系統。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助力技術創新與科研成果轉化；完善產業發展的配套金融政策，防范金融風險；注意收入差距問題，注重城鄉協調發展，保障社會公平，確保國內市場的有效需求；注重環境保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在促進中國產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同時，既要注重國內產業發展環境與國際環境相匹配，又要防范由于參與國際分工可能對國內經濟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

第五，大力推進“走出去”，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新規則。與20世紀后半葉的日本、韓國相比，中國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大不相同。兩極格局已結束，經濟全球化觀念深入人心；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投資大國，是“一帶一路”倡議發起者，與世界眾多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往來。中國可以也應該充分利用自身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實力，積極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構建“雙贏”的經濟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多贏”的全球價值鏈新格局。

（作者鄧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李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本文首發于《海外投資與出口信貸》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