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世紀至20世紀初，當地土著民族中的專家為保護社會福祉而接觸靈界的方式給來到西伯利亞的歐洲人造成了沖擊（通常也帶來了震驚和恐懼）：戲劇化的公開表演，通常包括音樂、歌唱、贊美詩和舞蹈，或是這些元素的雜糅。這種表演如同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戲劇，吸引著觀眾的注意，刺激了他們的感官，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因此，從本質上說，薩滿教最早被定義為一種特殊的“儀式技巧”（rite technique）。它對歐洲人來說特別陌生，在歐洲歷史和現實中找不到與它相似的東西。這種技巧和修習者的性質可以歸納如下。

西伯利亞的薩滿很少處于社會或宗教生活的中心，他們通常不是團體的政治領袖或舉行例行的敬神儀式的人。薩滿教也不是獨立的社會機構，修習者可能只為他們自己的家庭、鄰居和親戚、部族或部落服務，或是接受一些私人委托。他們最廣為人知也最常見的職能，是驅逐和安撫那些引起疾病的靈體以使人們恢復健康，而全世界服務型魔法都具有這種療愈疾病的主要職能。西伯利亞薩滿次重要的工作是占卜，這也是全世界魔法都具備的另一項主要功能。在西伯利亞，薩滿使用“神視”（clarvoyance）追蹤丟失或被盜的財物，或向人們提供如何更好地準備狩獵、捕魚和遷徙方面的預言。除了履行以上兩項職能外，某些地區的薩滿還要扮演其他重要角色，比如引導剛剛去世的人的靈魂進入亡者之地；修復社區的精神防御系統，向敵人發動魔 法反擊；與控制當地獵物多少的靈體或神祇談判；舉行特殊的祭祀儀式等。

為了完成這些任務，薩滿通常與靈體一起工作。他們的世界觀把神秘的宇宙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對人類懷有天然敵意的實體，另一種是善良的、能被驅使而服務于人的實體。當地的宇宙論包含以下三種共同的信念：萬物有靈，沒有生命的物體亦然；宇宙被劃分為不同層次或不同世界，（以精神而不是物質的形式）在其間穿行是可能的；生物不止擁有一種靈魂或生命力量。薩滿的工作就是在這些背景下進行的。整個西伯利亞的薩滿都被認為依靠靈仆的超人類力量來工作，這些靈仆通常以動物的形式出現。這可能出于一個實際的原因：靈體一旦具有了變化的外形，就可以通過切換形態，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不同的環境，應對不同的挑戰。相關動物的屬性選擇是非常個性化和私人化的，每個薩滿可能都不相同，而且大多數薩滿會從非常廣的范圍中挑選，進行不同物種的組合。一些民族認為，每個薩滿都受到一個或兩個特定靈體的協助，這相當于他們的精神分身（spiritual doubles）。

西伯利亞薩滿擁有隨意調用這些靈體的能力，因此無須親自化身動物，或把自己的靈魂變成動物；然而這可能會讓人將它與上面提到過的那種西伯利亞中部對動物精神分身的信仰相混淆，這種信仰認為薩滿自己的精神可能會融合進動物精神分身之中。但整個西伯利亞似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薩滿會像羅馬巫師被想象的那樣把自己的身體變成物質世界中的動物，所以似乎不應該將“人類能把自己變成動物”當作薩滿教的標志。西伯利亞薩滿和靈體助手之間的關系很多樣，從恐懼到親近，從自愿到強迫的情況都存在。一些薩滿絕對控制著他們看不見的助手，有些則通過滿足它們愿望來讓其為自己效勞。

西伯利亞薩滿的學徒制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薩滿教圣召（vocation）的發現階段。薩滿通常是在家族中傳遞的，但這種傳承原則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個事實所限制：理論上，將靈體轉讓給新主人必須獲得靈體本身的同意，而且它們通常選擇那些沒有出過薩滿的那一支的后人，特別是當出過薩滿的家族的后繼者看起來不夠有稟賦時。在一些地區，靈體們在老薩滿死后自行選擇了新薩滿，被選擇的人會罹患身體或精神上的疾病。與靈體接觸之后，薩滿學徒就要開始接受老薩滿和靈體的訓練，而這一訓練是在一系列可怕的幻想和夢境中進行的。最后一個階段是新薩滿作為合格的修習者被薩滿和委托人接受。以上這三個階段在西伯利亞不同區域有很大的差異，沒有統一的規范模式。薩滿與他服務的人類社區之間的關系，以及與不同薩滿之間的關系，也都無法歸納出一個普遍化的結論。

一般說來，在舉行儀式的時候，西伯利亞薩滿都會穿戴特殊的服飾和配備特殊的道具，這使他們看起來與社區里的其他人大有區別。大部分地區的服裝形制特別，中部地區的尤其絢麗，由裝飾華麗的長袍和精心制作的頭飾組成。然而，在大多數邊緣地區，盡管薩滿教也非常受重視，服飾卻沒有那么講究，甚至根本沒有特殊服飾。在薩滿教的儀式中，更普遍的是表演道具，其中最普遍的是鼓。在表演中，鼓點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過在一些地方，弦樂取代了鼓的地位，而南部地區的薩滿們主要使用手杖，偶爾輔以響鼓（rattle）。對于歐洲的觀察家來說，作為薩滿主要特征的儀式技巧是多種多樣的，雖然它們通常都極具戲劇性，并且都需要很多的表演技巧。這些表演的目的是將靈體召喚出來，命令或勸說它們執行某項具體的任務。在此過程中，薩滿可能要唱歌、跳舞、吟誦、演奏音樂（通常是擊鼓），以及誦讀經文。薩滿們服務的對象可能是整個社群，可能是某個特定的委托人。儀式通常需要助手的幫助，同時希望觀眾能以吟誦或跟唱副歌的方式加入進來。因此，薩滿的儀式技巧往往是由薩滿領導的群體共同完成的。

西伯利亞薩滿教巫師的服飾

西伯利亞的薩滿多為男性，但女性薩滿在大部分地區也都存在，甚至在阿穆爾河谷（Amur Valley）下游地區占據著主導地位。作為薩滿的女性遍布整個西伯利亞——這個角色的確使得她們獲得了獨特的機會，在當地社會中執掌公共權力和發揮影響力。但即便在同一個社群或家族中，每個薩滿進行表演的方式都大不相同。有的薩滿讓人感到親切、悲傷，發人深省；有的則看起來兇惡、癲狂，讓旁觀者感到恐懼。有的薩滿指派自己的靈體出竅，完成所需要的任務；有的則讓靈體進入身體，用傳統靈媒的方式被附身，變成靈體的傳聲筒；還有的則與他們所求助的對象進行對話，從中獲得信息。在表演中，一些薩滿全程保持清醒和活躍；而另一些則倒下繼而在大部分時間內躺著一動不動，似乎陷入昏迷。

由此看來，米爾恰·伊利亞德錯在將個人的精神之旅當成了薩滿的標志性技藝（definitive feat），他將薩滿教與被動的靈媒區分開的做法也毫無必要。充當被動靈媒的薩滿教在整個西伯利亞廣大地區以及與之相鄰的中亞地區和南亞部分地區都有發現。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北極、亞北極地區，格陵蘭島周圍，亞洲與北美洲之間的白令海峽也都有這種情況存在，兩邊的民族不存在這方面的交流障礙。專家們長期以來一直爭論：薩滿教這個詞的適用范圍到底有多大？是否包括東亞、中東、美洲的其他地區、非洲和澳大利亞？這些爭論總是因為缺乏對薩滿教的公認定義而告終。幸好我們的重點在歐洲，所以這并不是我們關注的問題。應該強調的是，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著對巫師形象的信仰，但在大多數地區，極度害怕巫師的民族往往與并不在意，甚至根本不相信巫師存在的民族混雜在一起。薩滿教則不同，北亞和南美的薩滿區域很緊湊，覆蓋了西伯利亞、加拿大的北極和亞寒帶地區。無論其核心區域以南的邊界有多模糊，由于定義上的困難，這個區域內的幾乎所有土著民族都有上述的傳統薩滿教存在。

白令海峽兩岸的民族，對薩滿和巫師兩種信仰體系之間關系的處理，有著明顯不同的形式。正如前面所說，西伯利亞大部分地區不存在巫師的形象，因為那里的人們將離奇的不幸遭遇歸咎于自然界中的敵對靈體，被人類冒犯了的仁慈的或無害的靈體，或是敵對氏族的薩滿搞破壞，發動看不見的戰爭而派出的靈體。不過，這片區域東北部的一些民族對這條定律進行了些微的限定。科里亞克人（Koryak）相信某些人能從他們的鄰居那兒吸收生命力和好運，但這種能力被認為是天生的和非自愿的，而不是被邪靈附體。因此，人們往往會避開他們，而不是去施加迫害。從西南方遷徙到西伯利亞的突厥民族薩哈人（Sakha）則認為某些薩滿會變壞，秘密地對鄰居的人身和財產進行攻擊。這種情況下，罪犯可能會受到懲罰，但他們似乎被當作行為不端的人，而不是惡魔的化身，懲罰的措施往往只是處以罰金。相比之下，許多生活在亞北極和北美北極圈的部落，他們信仰薩滿，但依然恐懼巫師，并進行獵巫行動。那里的薩滿用他們的力量來發現和揭露所謂的巫術修習者，所采用的方式與世界各地（包括歐洲）的服務型魔法師相同。從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人到格陵蘭島的愛斯基摩人， 整個新大陸的北部都是如此。

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類西伯利亞“經典”薩滿教的描述，是學者選取了通常來說相當復雜的當地魔法-宗教（magico-religious）專家群體成員的某些特征，再組合而成的。舉個例子，一項關于薩哈人的研究將這些專家分為傲云（oyun）和雅達干（udaghan），傲云是在恍惚狀態下與靈體一起舉行公開儀式的男性，而雅達干則是女性；又分成“k?rbü?chhü”（占卜者）、“otohut”（療愈師）、“iicheen”（智者）、“tüülleekh kihi”（釋夢者）。他們的職能是重疊的，不可能完全區分開。對于那些對薩滿教感興趣的學者來說，傲云和雅達干能被納入“薩滿教”這一分類，但對薩哈人精神世界感興趣的人類學家而言，所有類型都是重要的。而且，在西伯利亞，那些被認作薩滿的人也經常從事其他的魔法活動，比如使用有象征意義的自然物質，還有誦念禱詞。對比歐洲和西伯利亞可以發現，這種錯綜復雜的狀態也是歐洲社會本身的重要特點。歐洲早期匈牙利巫師審判中的服務型魔法師里，不僅有之前提過的精神武士塔爾托斯，還包括“女療愈師”、“女醫生”、“女草藥師”、“博學女子”、“接生婆”、“預言家”、“理床仆役”、“抹藥膏者”和“女智者”。里面的許多詞似乎不能相互替代：“博學女子”和“女醫生”的地位高于大多數其他人，大部分的類型可以根據其使用的方法進行區分。17至19世紀芬蘭的記載中也有相似的情況：其中，“蒂耶塔亞”（tiet?j?）是最高級別的領導者，通常是男性，而“諾伊塔”（noita）則不那么受尊重，也不可靠，通常是女性，此外還有五種地位較低的魔法師，各有名稱。

我們很容易發現，那些關心魔法和巫術的概念如何在特定的人類群體中運作的學者，可能會對跨文化比較感到無所適從。他們把重點放在特定的形象和特征上，很少考慮它們置身的當地環境。不過，如果不這么做，這些比較將很難進行，而且，前者的做法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本章開篇提及的歷史辯論中，某些學者為何本應當注意到在近代早期和現代東南歐地區一些特定的民間魔法師和西伯利亞薩滿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不過，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為何古斯塔夫·亨寧森更強調他們之間的差異，他的觀點可以通過一些正向比較所使用的方法得到進一步證實。

舉一個例子，通常認為，匈牙利的塔爾托斯具有與西伯利亞薩滿相同的特征：天生具有獨特的體征（如牙齒和額外的骨頭）；童年時期有過啟蒙體驗（抽搐、神秘的失蹤經歷，或夢里出現幻覺）；獲得了非凡的能力（如隱身、化身為動物、與敵人進行靈體戰斗）；使用特殊的道具（頭飾、鼓或篩子）。然而，第一個特征在西伯利亞薩滿中很少見，第三個特征中的隱身和化身為動物的能力，也不常見于西伯利亞。而薩滿教那種獨特的表演，以及薩滿本人經常與靈體一起工作的特征都是匈牙利的塔爾托斯所沒有的。此外，這些特征并不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塔爾托斯身上。塔爾托斯其實是用不同的民間傳說（通常是現代的）構造出來的某種“理想型”（ideal type）。西伯利亞薩滿的特征， 比如使用特殊的道具，似乎在早期的塔爾托斯記載中比較少見或缺失了。因此，來自東南歐的塔爾托斯、本南丹蒂和類似的角色在這里不能被納入歷史上亞歐薩滿的范圍，對關于他們是不是古代薩滿教的遺存的問題也沒有準確的答案。我們更容易解決的問題是：有史以來歐洲能否找到任何確定的、與西伯利亞薩滿相似的形象？要搜尋這些，最合理的區域就是俄羅斯、北極及亞北極北部——也就是歐洲最接近西伯利亞的區域。

（本文摘自羅納德·赫頓著《巫師：一部恐懼史》，趙凱、汪純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