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olence

9月20日晚10點，翻譯家鄭克魯先生在醫院去世，享年81歲。

在人們的印象中他總是那么溫和寬厚，鮮紅的上衣襯著他的一頭銀發，愈發顯得他英姿勃發。作為一名法國文學研究學者，他似乎太勤奮了。筆耕不輟譯著總數1700萬字。

他說：“翻譯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譯完一本書，感覺了卻了自己的一份心愿，也完成了一項使命。”一盞青燈、一杯淡茶，陪伴鄭老的是法國文學的豐饒世界，他也為此埋首鉆研了近60年。

他的著作和譯著涉及文學、理論及史學經典，更有詩歌翻譯逾萬行。其中專著主要有：《法國文學論文集》《法國文學史》《雨果》等；翻譯小說有《蒂博一家》《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記》等；翻譯詩歌選集有《失戀者之歌——法國愛情詩選》和《法國抒情詩選》等。除此之外，他主編了《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譯叢》等精品書籍。

01

翻譯生涯肇始——中國翻譯的黃金時代

中國翻譯史上，二十世紀初期和二十世紀末的翻譯文學具有特殊意義，在這兩個時期，譯界經歷了兩次意義深遠的翻譯高潮。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外國文學翻譯熱潮席卷了中國廣大地區。各種新聞出版業以及新式教育的發展，使得翻譯文學走進文學舞臺中央，成為閃亮之星。通過西學翻譯引進的紛繁復雜的政治和文化思潮，對中國民族文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也初步奠定了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體系中的地位。

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翻譯文學卻進入低潮期，不再受人關注。鄭克魯先生正是1957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校門，他的曾祖父鄭觀應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著有《盛世危言》等啟迪后人的名作。或許是受了曾祖父的影響，鄭克魯先生選擇了文科，并在法語系開始了與法國文學的“初相遇”。

二十世紀末，中國掀起了第二次文化翻譯高潮。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變革和歷史轉型，長期的文化封閉和文學禁錮解除之后，人們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充滿了渴望，促使翻譯文學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黃金時代。

在學習西方文學寫作的大潮之下，翻譯文學也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翻譯理論研究也不局限于“翻譯文本”和“翻譯活動”本身，而是拓寬視野，豐富翻譯理論研究的內容，同時也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

《法國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大學畢業后的鄭克魯，恰好趕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便師從李健吾先生攻讀法國文學，開始了學術研究之路。20世紀70年代，鄭克魯先生與柳鳴九及張英倫一起撰寫了《法國文學史》。在這七八年間，經過對法國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和19世紀文學的深入了解，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02

邊研究、邊翻譯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百花齊放，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各個國家的各個流派也紛紛陳列在國人眼前。但是對于翻譯家來講，面對外國作品中完全陌生的理論體系、創作背景、國情差異，邊研究、邊翻譯成為常態。鄭克魯先生翻譯波伏娃著作《第二性》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第二性》是波伏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女權思想的理論“圣經”。有統計指出，文章被引用率高得驚人，光是公開發表的論文就有約2.7萬篇。可是，這本蜚聲國外的著作卻遲遲未進入中國。原版發表17年后，中國臺灣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譯本，而大陸的節譯本則出現在31年以后。然而長期以來，這本書猶如一個符號，雖在學術圈和文藝圈頻頻被提及，但很多人卻反映“不好讀”或者“翻譯得很奇怪”。

原來問題所在是譯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幾種譯本，除了少數節譯本是根據法文翻譯之外，其它都根據英譯本轉譯，可是英譯本中就存在巨大的問題。如1953年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的《第二性》的英譯本譯者帕什利，只在高中時學過法語，沒有受過專業的哲學訓練，結果他把原著中的很多內容簡化甚至刪除了。據統計，譯者的刪改達原著的15%之多，而荒唐的是，譯者竟主觀性自由發揮，并嚴重扭曲了波伏娃的原意。

相關專家期待一個新譯本的出現。就在此時，上海譯文出版社從法國伽里瑪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譯中全譯本”的授權，希望鄭克魯先生從法文原著重新翻譯這部書。可是對于如此專業論著的翻譯談何容易。

《第二性》上海譯文出版社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豐富翔實，論證相當嚴密。波伏娃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她的生物學知識達到了專業水平，她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著作相當熟悉，她深諳人類學家關于原始社會的著述，而且涉及生物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歷史學、人類學、宗教、心理學、文學、法律、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特別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論詞匯”，專門術語充滿了艱深。

鄭先生翻譯時，“如履薄冰”，以準確理解原文為重要，不能意譯，不時求證，法文原版長達1071頁的專著，譯成漢字約有70萬字。整整用了兩年時間才譯完全書。常言道文以載道，道就反映作者的文學價值觀念。翻譯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原作品的第二生命態”，是在本國語言結構下的二次創作。所以也只有鄭先生這樣的專業學者，才能翻譯出令人信服的《第二性》。也是憑借這本譯著，鄭克魯先生在2012年獲得了傅雷翻譯出版獎。

03

序言與注釋——細節中見真知

鄭克魯先生認為翻譯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要對文本進行細讀、收集資料，形成高質量的序言和注釋。他認為序言應該讓讀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價值是什么、為什么如此受歡迎。所以他每本譯著的序跋都是學術價值極高的研究論文。

但可貴的是他的“論文”并不晦澀難懂。如《基度山恩仇記》的序言，第一句話就抓人眼球、讓人印象深刻——“古往今來，世界上的通俗小說多如恒河沙數，但優秀作品寥寥無幾，其中大仲馬（AlexandreDumas，Père）的《基度山恩仇記》可說是數一數二的佳作”。

鄭克魯先生認為，無論做翻譯還是寫文章，開頭都非常重要。開頭譯得好，校對的人會覺得這個人的翻譯還值得給他花點功夫。讀者看了開頭，覺得吸引人，也會繼續讀下去。所以他絕不會輕易把開頭譯得很隨便。有時候，開頭譯得不滿意，就反復地看，三遍五遍地反復，盡量做得更好。開頭太重要了，如果譯得不好，別人就會對譯文失去信心。

《基督山恩仇記》商務印書館

其次，譯文中的注釋也是鄭克魯先生極為看重的一點。在研究生階段，他從導師李先生那里獲得的最大的財富，就是他要求從扎扎實實的材料中求取真知，并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所以他在學術研究中特別注重搜集材料，從而才有了自己獨特的研究觀。

有人認為注釋會妨礙閱讀，確實會，但一本書里有很多東西，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實。一般讀者可能不在意，但對研究者來說，注釋確實能解決或解釋研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鄭先生在翻譯時喜歡搜集法文資料，法國人如何評價作品，他們研究時發現了哪些我們不知道的東西，雖然不一定完全在文學層面，但也蠻有意思。比如伏爾泰曾談及路易十四贈予拉斐爾很多貴重的禮物，就要在注釋中指出伏爾泰的錯誤：拉斐爾沒去過法國。這么做并非要出伏爾泰的洋相，而是還原真實。讓讀者了解真實情況，也是譯者的職責所在，有必要在文中添加相關注釋。

04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對于出版社重譯文學作品的邀約，鄭先生總是謹慎的。他會對原有譯著的質量、作品的好壞進行考量。他曾拒絕了譯文社翻譯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的邀請，因為他認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說“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詩歌則不然。鄭先生喜歡譯詩，因為他覺得法國的詩歌是最優秀的。自從波德萊爾、蘭波之后，法國詩歌長期執世界詩歌之牛耳。而且，法國詩歌對中國現代詩人的影響最大，比如阿波利奈爾、瓦雷里、魏爾倫的作品，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詩人特別喜歡。

1987年他回到故土上海，進入上海師范大學任教，從此開始了有計劃的法語詩歌翻譯，后來結集為三卷本《法國詩選》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學校里講授并發表了一批詩歌鑒賞文章和詩論，后申請了一個科研基金項目，開始撰寫《法國詩歌史》。這本書出版后不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國詩歌研究者的好評。

《法國詩歌史》上海外國語教育出版社

譯詩不容易，所以從事詩歌翻譯的人本就不多，談如何譯詩的人自然就更少，談英詩翻譯技巧的可能還比較多，但是談法詩的非常少。說起韻該怎么押，大家普遍認可錢春綺等人的觀點，即按照原詩的韻來押。并不是說原詩以[.]為韻，譯文也用ang，而是采取相同的押韻方式。比如一首十四行詩，若前兩節采用環抱韻（abba），就代表著詩人用了2個韻，因中文同音字非常多，若不按2個韻來譯則很容易。

一旦按原有的用韻方式來譯就費力得多，找韻會耗費很多時間，因此一天只譯兩三首很正常。按原詩用韻的形式來處理，需要譯者自發的敏感，對譯者來說不僅是種考驗，還能有效提升翻譯水平。思考詩句押不押韻及押什么韻，同樣是種樂趣。

“詩王”魏爾倫（Paul Verlaine）在《淚灑落在我心上》（Il pleure dans mon coeur）中，為加強詩作的音樂性，采用了大量的諧韻和迭韻，詩歌如一首絕妙的奏鳴曲。為力求傳達這種音樂性，在譯詩中鄭先生也采取了同樣的押韻方式。

詩歌翻譯應該還原作品形式，但一般人不大注意韻亦是詩歌形式的一部分。某些譯者仿照中文詩用韻，一韻到底，這樣處理說明譯者對法詩理解還不夠透徹。還原形式不僅可以使讀者更貼近詩歌豐富的內涵，還能帶動讀者發揮想象進入詩歌意境。

05

翻譯的要義

然而，對于一代翻譯大師，鄭先生心中翻譯的要義是什么呢？

首先，他認為“信達雅”還是最基本的。第一要忠實流暢，即“信”；第二要有文采，就是所謂的“達”；第三要精彩，要讓人覺得“譯得真好”，即“雅”。“信”是基礎，很“達”但不忠實，談不上好的翻譯。文本是研究的基礎，不忠實的翻譯即便文字優美也必須重新來過，翻譯不同于文學創作，脫離原文絕對不行。

翻譯要重視實踐，要通過翻譯的具體操作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現在的翻譯理論不一定能指導翻譯實踐。有的人談翻譯策略，利用各種理論來論證說明，講得頭頭是道，然而翻譯策略不就是“把它譯出來，把它譯好”么？看似質樸，卻契合翻譯實際。

錢鍾書倡導“化境”，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他所遵循的依然是“忠實”的基本原則。錢鍾書的中文非常棒，但其譯文不都十分流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翻譯的關鍵不是行文漂亮，而是忠實。有時為了忠實，可以舍去優美，不能說這樣的譯文是不好的。可能有的譯文并不是太漂亮，但很忠實，也可能是好的翻譯。

其次，要做好翻譯，當然是先把外文和中文功底搞得更好。先把基本功練好，再來做翻譯，那么不管翻譯哪本書都會翻譯得更好。不要以為我們說中文，中文就一定好，每個人的語言表達是不一樣的，語言基礎的好壞從日常表達就能感覺到。

作為翻譯家，鄭老為我們留下了超過一千萬字的譯作，然而他卻只給自己打了一個“良”級。他說，按照翻譯作品的“信達雅”標準，其中“信”與“達”，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這得交由讀者來評價。

文章整理自：

[1]鄭克魯,張馭茜.優秀的翻譯來自豐富的實踐——訪中國資深翻譯家鄭克魯教授[J].東方翻譯,2018(01):40-44+62.

[2]馬信芳.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N]. 深圳特區報,2013-11-06(B05).

[3]謝天振.鄭克魯教授印象記[J].東方翻譯,2018(02):4-7.

[4]李曉琴.翻譯文學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以莫言小說創作為例[J].漢字文化,2020(11):131-132.

[5]周建軍,張順生.當代法國文學翻譯家鄭克魯學術思想研究[J].英語廣場,2019(10):39-40.

整理 | 培迪

主編 | 魏冰心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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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翻譯家鄭克魯：鉆研一生，他只給自己評“良”｜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