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后發創新應成為深圳新企業精神

2020-09-22 17:0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在中國逐步崛起、中國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加劇之時，中國改革的先行示范者——深圳迎來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深圳，用加速度騰飛和高質量發展向世界證明了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9月21日，由正和島、中信出版集團、中國平安集團聯合舉辦“進無止境——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暨企業精神”高峰論壇上，眾多專家學者匯集一堂，共同探討深圳奇跡的動因與密碼，展望深圳未來發展的機遇與方向。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從“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后發創新應成為深圳新的企業精神，只有通過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才能在產品上獲得獨到性或取得成本優勢，從而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和尊重。

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比所有這些年度性的事件更加深刻，因為它跟我們改革開放40年來，經歷過的高速增長和全球競爭格局有關。全球格局在我看來，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夾在中間的困難境地。

如果說40年前中國是憑當年的貧窮加上改革開放，然后以很低的成本，加入了全球競爭的話，那么今天這個格局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

在我們上頭有很硬的天花板，就是發達國家。雖然它們矛盾重重，面臨經濟增長的很多新問題，但是它們手里有的東西依然具有獨到性優勢，一些關鍵的產品、關鍵的要素，全世界市場都需要。

舉兩個例子，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年，美國華爾街給全球經濟燒了這么大的洞。但是2008年美國有一家公司叫蘋果，它的產品往全球消費者銷售，重新定義了智能手機。今年受疫情的影響，美國經濟也是面臨很大的困難。但是有一家美國公司它的電動汽車，也是引起全球，包括中國消費者的熱烈追捧，可能要重新定義汽車這個行業。這種獨到性優勢，在全球競爭當中始終高高在上，特別是在貿易戰、科技戰打到了卡脖子領域，我想每一位在座的都有感受。就是有些東西沒有的話不行，其他地方沒有供應，這是我們頭上的一塊天花板。

我們的底下跟40年前比有很多變化。40年前比中國窮的國家有很多，但通常不會出產在全世界市場有競爭力的產品，今天的情況不同，越南、印度開放比中國晚，人均收入比中國低，但是它已經形成了非常強的競爭力。現在去很多發達國家的超市、Mall里面看，找一些服裝翻翻，印度、越南、馬來西亞的比例月目標看，中國的比例反而在減少。

所以中國經濟幾十年面臨這么一個局面，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往上走，獨到性優勢還非常薄弱，后面又有追兵，成本比你還低，中國的產業正在移到印度去，這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我2007年在深圳討論過，中國經濟叫突圍，因為兩頭被圍住了。現如今發達國家不單單是有獨到性，而且發達國家跟中國經濟之間的關系處在一個非常麻煩的階段。

我們中國經濟多少年來是出口導向，有大量的低成本的生產要素，結合外來的資本、技術、世界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市場對我們開放，我們就形成了大量的出口。大量的出口就形成了順差，投資環境改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中國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從90年代早期的時候幾百億美元的儲備，變成了變化的幾萬億美元儲備。美元儲備在中國不能用，我們必須去購買美國資產，其中很大一塊要買美國政府的債，買美國企業的金融產品，還有很大一塊是美國政府在聯邦的債。這個錢就構成了我們的外債，要進入美國的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市場由于資本供應非常充沛，所以它的利息長期以來一直非常低，可以刺激消費，就有逆差，有大量的進口產品，然后大量的對外投資。

中國的改革開放打破了貧富經濟的壁壘，資本打通，勞動力某種程度也打通。勞動力雖然不能大規模地移民，但是勞動力生產的產品可以出口，等于把勞動力含在產品里面來層層運過去。這個打通以后，大家看全球的分配情況都面臨一個新的挑戰。

什么挑戰呢？發達國家勞動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在這一個平臺上競爭，這是打通了資本市場。原來發達國家的資本，主要給發達國家的十多億，武裝他們的勞動力。全球來看，資本的相對稀缺性極高，工人和工人之間的競爭激烈，其中最激烈的就是發達國家的工人，因為它的工資已經非常高了。過去不會受到中國工人、印度工人的沖擊，現在全球化以后，你的產品跟它一競爭，它的產品賣不動，這當然影響它的收入和就業。所以這個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分配，某種程度不兼容。這種局面全球化，總體來說提高了全球的生產力，總體來說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更大一點，但也有受損害的集團。發達國家受損壞最大的集團就是勞動力。

國內也一樣，國內整體來說實施開放對我們有幫助，但是越靠沿海，好處越大，因為資本從沿海來的。離開資本、離開技術遠一點，不懂英文，不懂對外來往，就要差一點。所以全球化確實是推動了全世界經濟的增長，對不同的利益集團也有不同的影響。這些問題會反應到意識形態、觀念和政策上。

下面我講講國內的變化。

順差加大外資進入，這是好事情，中國從來沒有這么多外匯。進來一塊美元，就要有6元人民幣付出去，把美元買回來。誰付呢？央行付。央行的錢是基礎貨幣，基礎貨幣進了國內市場會轉起來，資產價格就會有動向。

所以每一塊的國家外匯儲備，都對應國內的人民幣，好處就是不差錢。你想幾十年前中國多差錢，現在不差錢。這些錢進入了土地，進入了要素，你的成本就上去了。

經濟在不差錢的環境運轉，就是你的成本在極速的提高。我們還有市場競爭的成本、法定的成本。看一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間，名義的GDP增長了8.6倍，工資總額8.8倍，稅收16.7倍，非稅的政府收入增加了18倍，社保繳納增加28.7倍，最厲害的就是土地出讓金，增加了64倍。這些背后就是成本在極速提高。

這個成本不是大家你情我愿，大家爭勞動力就導致的，而是法律規定的，不交這個錢就違法。問題來了，你的獨到性沒有上去，而成本大幅度上去了，這就是我看到的中國國民經濟面臨的最基本面的挑戰。所以增長速度，就是2008年到2010年就發生了變化，從平均9%到10%的增長速度，一下子到了6.5%左右。

即便疫情消失，我們要回到高速增長、中高速增長的難度都非常大，這個難度在我看來是結構性的。

怎么對付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方向，經濟學教科書的成本永遠都是一條線，什么意思呢？成本降降降，降到最優點以后，成本線一定會上去。經濟增長、收入翻兩番，倒過來就是成本，這就是經濟。用新的辦法來組織生產，把成本項往右下方推，會找到一條還可以持續下降的曲線。無論是政府改變營商環境，還是企業優化環境，控制成本永遠有潛力，也就是讓你的成本優勢持續時間長一些。

第二個方向，花更貴的錢，雇更厲害的勞動力，用更高的投資買更高的設備，開發新產品。你生產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所以這就是整個商業世界最重要的東西。要么有本事生產別人要，別人不能要的東西，要么是成本比別人低，就靠這兩個東西來立足。一個是獨到性，一個是持續的成本優勢，這是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

關于創新突圍這件事情

創新突圍什么意思？你看中國市場是個后發國家的市場，后發國家特點，就是等到你和平下來搞經濟建設的時候，發達國家早走到前面去了。

毛主席50年講過，中國會造什么？會造椅子板凳，其他都不會造，不會造汽車、不會造拖拉機，更不會造飛機。那好，前面有人造出來，我們看到以后，馬上造出來就可以。這就是后發優勢，他琢磨很久才造出飛機，你看到飛機就去造，中國的整個龐大的經濟基本上都是看到然后造。

發現了原理，看看利用原理能不能把它變成技術，技術能不能整合成產品，產品能不能變成產業。中國的未來，如果我們光是看到了造，僅僅因為別人卡你脖子，你就想辦法造，這個遠遠不夠不夠。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大的人口，我們已經和平建設幾十年了，應該在“想到造”方面發一點力，就是真正在原創上去下工夫。

后發創新應成為深圳新的企業精神

周其仁指出，今天我們要定義一種新的企業家精神，就是從大量“看到了造”跳到“想到了造”，要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大學、國家研究所和產業市場打成一片。“因為講到底，企業要通過產品的獨到性（獲得競爭優勢），有了這個東西才有交換籌碼。如果只會看到了造，不會想到了造，在全球競爭就會有問題。”

周其仁認為，通過技術創新，中國的產業是有希望的。比如華為，華為手機系統變成了5G標準之一，華為實際上是用了一位科學家的論文。這種做法就是把論文和原理轉化為技術，技術轉化為有競爭力的產品。

“今天的形勢告訴我們，僅僅看到了造，僅僅跟隨，是不夠的。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深圳的民營企業家，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行進。未來我們在五年、十年可以在‘想到了造’方向上取得一些新的成就，這樣在全世界才會贏得真正的尊重。”周其仁稱。

從窮變富，這是一種企業家精神。把產品做好，這也是企業家精神。

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企業家，特別是深圳的民營企業家，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提出一個要求。五年、十年，我們都可以在想到了造方向上，可以造出一些新的成就。這樣在全世界，它才會真正的令人尊重。在商業競爭當中，你才有更多的籌碼，可以對復雜的世界當中，有更大的發言權。

今年公布的民營500強企業門檻，比十年前比大幅度提高。這時候中國的民營怎么改革突圍、創新突圍，特別是不要把新定義在別人有，我們拿來做創新。要在整個人類范圍、全球范圍的新，要從這個方向上開始下工夫。不會一天見效，但是持之以恒，我相信會在未來的全球競爭中給我們奠定一個新的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