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數字化和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卷入到算法所組織起來的社會秩序中。

算法，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既定事實，它內嵌在我們的手機App中，并以字節、編碼或者二進制的方式“代理”著我們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算法”一詞自帶技術的光環，而根植在技術外衣下的社會屬性卻被巧妙地隱藏了起來。

算法是什么？從事算法開發的專業人士和日常生活的人們對于算法的定義全然不同。

事實上，算法不僅僅是串聯起新型勞資關系的重要介質，也是實踐中不斷被闡釋、被重塑、被關聯的對象。它既是我們的技術代理，也是我們的社會生活代理。我們需要關注算法的社會性面孔，充分認識算法的局限性，重視算法組織下的平臺經濟的微觀基礎，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擺在我們面前的“算法困局”。

算法的物質性與社會性

從歷史的角度看，算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戰爭和中國商周時期。漢語中的“術”字，有推理、算術、邏輯之意。“算法”作為概念被明確提出是在8世紀的波斯，數學家穆罕默德·花拉子米認為，算法是“能夠運行的系統性計算”。其后，算法的概念由波斯傳至拉丁語區，并在19世紀成為數學家學術討論的重要概念。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發明，算法開始與編碼、指令、程式發生關聯，并成為邏輯和規則的代言詞。塔爾頓·吉萊斯皮將算法定義為依據特定的計算模型將數據轉化為可預期結果的編碼程序。

算法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視野，或者說進入社會科學的視野，還是近現代才發生的事情。雖然大家在生活中對算法有所耳聞，但算法依舊是一個技術性詞匯，很多人對其內部原理并不感興趣，或者說，因為它太抽象了，我們根本無從打開“算法的黑箱”。若從廣義上將算法理解為一種可以運行的指令，我們便能夠輕易在生活中找到許多例證。再簡單一點說，算法可以被類比成菜譜，這個菜譜負責告訴你，炒一個魚香肉絲的基本步驟：鍋里倒油、加熱，蔥姜蒜入鍋炒香，接著加筍絲、土豆絲、青椒絲……算法，就是一套邏輯步驟的概括。

而具體到實際生活中，算法概念可以從非常多元的維度進行理解。它既可以是物理層面的，也可以是文化生產層面、社會層面的，它的背后既有差序格局，也有權力關系。而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我們更傾向于將算法想象成圍繞平臺經濟在社會層面形成的各個協作的關系網絡（Network）。這套“算法”有著自己的運行邏輯與模式，包含了與之相關聯的社會參與者本身，蘊含了社會生活中建構起的意義圖式與行動策略，而不僅僅是計算機或者電腦系統后臺的虛擬邏輯鏈。

我們應該如何打開算法的黑箱？可能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硬核的“技術派邏輯”，那就是由內而外，從內部編碼程式去了解和結構算法。我們可以從算法的編程編碼、運作機制、邏輯架構等角度入手，去了解專業技術人員如何去看待算法以及算法的內在邏輯。但是，從這個角度開始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是比較困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是計算科學家，也不是算法工程師，一提到算法的時候，會覺得不知從何下手。因為自己可能不懂編程，也看不懂編碼的邏輯。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了解算法的社會屬性，便多了一條認識算法的新路徑。

這條新路徑就是，以由外而內的方式“打開”算法：雖然我們不知道算法底層的編碼是怎么編纂的，但是通過體驗外顯的“算法表征”，每個人都可以依據自己的實踐經驗解釋算法。這其實再一次涉及到了算法“代理”的問題：算法“代理”了我們的生活，那么反過來，我們也可以通過與算法的日常生活表征（Representation）進行對話，從中感受算法對我們生活、工作產生的影響。還拿生活中的場景舉例子，比如我們點了一頓外賣，雖然我們可能不清楚算法派單和送單的邏輯，但是通過APP的后臺、以人機互動的模式，我們可以清楚地知曉，什么時候店家接單了，什么時候騎手趕到了店里取餐，以及大約什么時候騎手可以把餐食送到家門。換句話說，我們可能不了解者背后的技術原理，但這卻不影響我們運用這些算法支配下的工具來方便自己的生活。與此同時，我們在使用這些器物的過程中，也逐漸習得了它們的運轉規律，并賦予這些規律一些生活化的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幫我由外而內地了解了算法的運作。

體驗外賣算法

在對中國外賣經濟的研究中，我們更多地采用了由外而內的方式，基于研究者的親身從業體驗和對騎手的田野訪談，獲得了與算法體驗相關的知識，并試圖揭示算法與勞動的關系。

我們的田野調查發現，平臺資本的逐利性和勞動者要求公正公平之間的矛盾在“算法規制”的實踐場域下充分展開。

在實踐場域中所產生的算法技術與勞動實踐的交互，其實包含了兩條脈絡：一條是自上而下的技術生產過程，即平臺通過IT技術人員進行算法研發，從而對送餐勞動過程進行管理和規制；另一條是自下而上的“算法再造”（Algorithmic Remaking），即外賣行業的參與者，基于自己經驗到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來實現算法的改造和重塑。

當然，討論騎手算法體驗這個議題時，不能忽視算法技術本身也在不斷改進這一背景。面對不同的算法模式，騎手的體驗存在很大差異。

國內的外賣行業中的算法模式，至少可以劃分出以下四種：

第一種是人工派單模式，出現在2010年左右，主要還是依靠經驗豐富的調度員根據訂單地址和騎手位置來進行訂單分配；

第二種是系統派單模式，在這種模式下系統開始逐漸取代調度員扮演的角色，系統綜合考慮配送距離、騎手運力、期望送達時間等因素來自動派單；

第三種云端分組派單模式中，系統綜合考慮各因素進行訂單分組，然后再指派給合適的騎手，這種模式相較于系統派單，其建立在更加豐富的數據叢之上；

再往后發展便出現了當下正在采用的智能派單模式，這種模式中有一套深度學習的智能算法，它會使用現有數據來訓練既有算法，使其變得越來越智能，并通過逐漸縮短騎手到店等待時間，節省運力，提升用戶用餐體驗。

在算法發展與改進的過程中，騎手的算法體驗發生著諸多改變。系統設定的配送時間不斷縮短，越跑越快是騎手在配送實踐中獲得的最直接和最強烈的感受。

在A平臺工作的直營外賣員小季表示，僅在2017年上半年，他所在的站點送餐時間要求由原來的45分鐘縮減至29分鐘。“太忙了。你一看手機，發現就還剩下幾分鐘就超時了，肯定著急，就得趕緊跑”，他說，“與時間賽跑”幾乎成了外賣員的工作新常態。

其次是系統協助更為完備，相對應的是平臺監管則更為嚴密。在騎手的反饋中，先前配送距離的計算方式在外賣算法發展中得以改善——系統不再是簡單計算商家到顧客的直線距離，而是根據實際的路況計算到達目的地所需要的距離與時間。騎手在配送中可以體會到當下的平臺派單規律和距離計算相較于以往更加合理，同時算法所提供的路線導航也更加具有參考價值。與此同時，平臺也推出了例如語音協助、自動接單等功能，幫助“擺平捋順”一些騎手派送過程中的繁瑣操作流程。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騎手也表示日趨便捷的系統協助也帶來了更為嚴格的平臺監視，訂單配送路線的完整性、確認送達地點的精確性，使得騎手往常采取的變通策略失靈。

最后，騎手在和算法的互動還發生在開放的社會場景之中。在這里，騎手還經歷了另外一種體驗的嬗變——社會空間對騎手的強化管制。突如其來的疫情更是加劇了這種變化，空間的區隔、封閉導致了外賣騎手面對的配送障礙不斷增多。眾包騎手小韓稱：“之前很多地方騎手是可以任意進出的，現在很多地方都在限制騎手的進出。”例如，之前的大學校園里，騎手可以直接騎車進入學校配送。而如今，騎手只能在校門外將車停放妥當后，刷身份證進入校園，借助共享單車或步行完成配送。再比如，北京北站開通后，出于對車站附近秩維護的需求，騎手被禁止騎車駛入附近的購物商場，這項舉措一方面增加了騎手的取餐時間，另一方面，在人車分離的取餐、送餐階段所損耗的時間，就需要騎手在騎行的路上得以彌補，進而誘導馬路上“加速狂飆”的發生。

與騎手的算法體驗相對應的，算法在不斷深度學習的過程中，將勞動者變成了一個個字節和編碼。勞動者的主體性、情感性、立體感都變得隱形起來，而僅僅是一串沒有社會足跡的IP，勞動場景中所發生的細微轉變難以進入到算法的考量之中，系統算法改進中呈現出的統一性、規劃性、標準性日趨精密，這與騎手面臨的日趨增長的訂單數量、更為嚴格的跨越空間限制形成顯著的矛盾。

同時，在外賣平臺致力于構建的顧客良好體驗導向之下，騎手將承受著諸多轉嫁而來的成本。由于棘輪效應（Ratchet Effects）的存在，配送效率的下降將會對消費者用餐體驗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平臺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這些力量的交疊加劇了平臺勞動的不穩定。

局限性與創造性之爭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鄭廣懷教授團隊，用“下載勞動”概念描繪出承載了平臺所構建的商業時空秩序和控制手段透過手機App巧妙施加在騎手身上，并試圖重塑騎手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需要進一步關注的是，這種“下載”到騎手身上的算法秩序，在實踐中會面臨所處場景和算法本身局限性的束縛。這些束縛非但沒有挫敗算法構建起來的勞動秩序，反而使整個外賣行業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我們在研究中發現，外賣騎手對于算法的體驗，和自己配送過程中形成的應對策略，為破解算法的限制性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不同于福特主義（Fordism）所聚焦討論的工廠勞動，走出特定生產空間的外賣騎手除了受到“下載”到身上的資本規則約束之外，還接受著開放的社會場景中其他規則的支配。除了被特別關注的交通規則之外，還包括特定社會空間中的管理規則（如小區關系、校園管理）、餐飲企業中的出餐秩序規則等。而且，這些規則時常呈現出與算法規則相互競爭的關系，騎手置于相互競爭的規則之間，嘗試化解規則之間的張力。

算法主導的規則何以在與其他規則的競爭中“取勝”，甚至有時需要被迫讓步于更為強力的規則（比如說新冠疫情之下的城市管制規則），這成為算法的第一個局限。在回應這個局限的過程中，騎手展現出諸多“智慧”化解社會規則對于算法規則的約束：騎手會嘗試和店家搞好關系，已獲得自己獲得更為高效快速的出餐次序；騎手會偽裝內部人身份以獲得特定空間中的通行特權，例如騎手改造配送車輛的外觀，身著特定空間管理者的服裝以規避自己的送餐者身份，進而能夠在禁止送餐者出行的場所中來去自如；又或者翻墻、跨圍欄、餐品寄存等策略也幫助加速騎手的送餐流程。

另一個明顯局限，是外賣經濟中的算法，無法完全實現用抽象的數據對現實中的復雜場景進行還原。雖然系統在原有的距離計算方面有所改善，但勞動場景中的狀況變化不定，路線改道、道路擁堵、乘電梯高峰、騎手的配送狀態，都無法進入算法的考慮之中。縱使勞動場景中情況多變，算法主導下的時間流逝依舊前進不止。

更差勁的是，算法中的空間設置往往是二維的，而現實勞動空間則是三維立體的。“地圖一條線，騎手跑斷腿”的情況，在配送實踐中屢見不鮮。當抽象的算法下達的指令透過騎手回歸到勞動的復雜場景之中，為了完成并不智能的人工智能布置的任務，騎手借助貨梯、樓梯這些建筑物中較為隱蔽的通道，克服著抽象平面空間轉換到實踐三維空間之間的“鴻溝”。騎手之間、騎手與站點之間形成了互助網絡，也在回應著復雜社會情境中提出的種種挑戰。

 考慮到算法在實際運轉過程中的局限性和騎手參與克服局限性的方式，便會呈現出這樣的經驗“悖論”——算法既充分受益于騎手配送過程中表現出的主觀創造性，又在試圖消滅騎手的主觀性。外賣騎手同樣也在創造著自己身處的歷史，騎手的每一次創新和變通，都讓算法看到了配送時間有著可以進一步壓縮的可能。外賣騎手利用算法漏洞為自己謀求更多利益的同時又推動平臺監管日趨嚴密化。就這樣，外賣平臺在對創造性變通的圍堵下，外賣騎手又被推向新一輪的加速之中。

馬路上不斷“加速”的騎手或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配送中“微不足道”的奇思妙想正在協助算法克服因“困在”社會情境中而表現出的局限性。而他們卻為了一個更好生活可能，主動將自己“困在”算法之中。這里討論騎手在配送中的創造性實踐，并非將他們的勞動過程浪漫化，而是旨在通過將騎手克服算法局限性過程，喚起社會對于勞動主體能動性的感知。希望在未來的外賣配送行業系統性改良過程中，我們不但能夠看到平臺算法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意義，也重視騎手作為人的意義與情感價值，攜手實現科技向善，社會向善。

（作者孫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付堉琪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