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復雜的移民流動態勢。從當年隔絕于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落后國家，到如今躋身世界經濟體系核心的經濟強國，四十余年間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成為一個同時奔行著五股人流的跨國性場域。這五股流動，既有流入也有流出，既有國內也有國際，既有高技術也有低技術，既連接全球北方也連接全球南方，構成了一個內外相通、并行多向、全球覆蓋的移民流動網絡。

雖然圍繞著中國的移民流動態勢日漸為全球移民研究界所矚目，但以西方為中心的既有范式卻在中國遭遇解釋困境，在這個全球化擱淺、民族主義盛興的年代，現有理論從假設到實證都亟需進行全面檢討。在這個背景下，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的《社會》雜志編輯部和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編輯部聯合贊助了“第九屆社會理論工作坊：移民與全球中國”，希望以此為契機構建一個連接中外移民研究的橋梁，推動中國的移民研究領域進一步發展。為了呈現移民研究跨學科的特色，會議邀請了來自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宗教學、中國學、歷史學、地理學和法學八個專業的學者，讓畢業于中美英德荷比港新八個國家地區的青年才俊充分展示了“移民與全球中國”這一主題的魅力。會議的主題發言人和圓桌主持人分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王文祥伉儷美中關系與傳媒基金講座教授周敏和牛津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教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項飚。兩位重量級學者的參加也讓會議一躍成為移民研究領域的年度盛宴。

海外房產投資移民吸引了很多人

會議一開始，周敏從當今世界面臨的十大國際移民問題切入，指出雖然時代變遷，但當今人類社會移民流動的主要原因依舊是移民輸出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嚴重社會經濟問題引發的難民潮則是各種國際移民流動中最難控制的一類。過去因為西方學界所處的西方國家是移民輸入國，所以移民研究界往往從輸入國角度出發研究移民問題，但因為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往往發生在移民輸出國，僅僅在輸入國一側用力只能揚湯止沸，她認為學術界應當把更多精力花在輸出國一側。而國際社會和移民輸入國兩個層面的移民管理政策缺乏力度、效果乏力，讓移民輸入國社會面臨大量移民涌入所帶來的文化、經濟、社會、政治各個層面的沖擊，導致輸入國社會對于國際移民普遍持有負面乃至敵視的態度。

周敏話鋒一轉，指出這些問題不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煩惱。雖然中國既不是難民輸出國，也不是世界上主要的國際移民難民接收國，又不和這些難民問題國家接壤，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在全球經濟、全球治理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中國”，因而也就越來越難以在“全球移民”問題上置身事外。自2001年中國“入世”以來，中國的海外投資已經引發了一輪雙向的國際移民潮，一方面是中國的資本、商人、勞工大規模涌向第三世界國家，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也被中國吸引而前來找尋商機，出現了廣州的非洲人群體和義烏的阿拉伯人群體這樣地理分布集中、長居傾向明顯的外國人社區。可以預計，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向沿途的全球南方國家鋪開，勢必會引發新一輪的雙向移民潮。如何更好地服務國家移民政策、健全地方管理機制、強化社區和社會網絡來最小化國際移民融入中國社會所產生的預期與非預期影響，將是擺在我們這一代移民研究學者面前的嚴峻考驗。

投資巴西高壓輸電工程

在現階段，中國更多時候還是和國際移民輸出大國和國內移民大國的身份為學界所熟知。以規模而論，中國境內有著全世界最多的國內流動人口，約為1億5千萬人，其中85%是從農村來的進城務工人員。在境外，中國僅改革開放后出國的新移民就有1千多萬，去處遍及五洲四海。雖然“華人華僑研究”和“國內人口流動”這兩個領域相對成熟，但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迅速崛起還是不斷刷新著學界所面對的社會現實。如今，生長在改革開放春風下的新移民和之前一百多年的華裔移民、第二代和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之間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時代環境。新一代移民人口特征多元、社會背景迥異、永居意愿經常變化、移入移出條件也大不相同，因此他們在人口流入地的社會境遇、社會適應、融入情況經常會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不斷調整，甚至會因為中國和移民輸入國關系的變化而受到影響。

面對一個又一個問題，現行理論都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現行理論的理論觀點、分析框架、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一時一地的人口流動，缺少對全球化移民的具體認識；另一方面，因為資料收集挑戰性較大，國際移民也具有持續的多變性和可塑性，導致關于國際移民對輸出國和輸入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的實證研究數量非常有限，跨國跨地區的比較研究更是鳳毛麟角。但周敏樂觀地認為這些現行理論的缺陷為學者們創造了更多的研究機會和發展空間。雖然因為時間關系她沒有展開，但還是給了在場的新一代學人一些具體的指點。她建議年輕學者關注移民與所嵌入的社會的不同層面之間的互動，厘清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的因素對移民的影響。一如既往的，作為一個重視中層理論的學者，她還是更關注中觀層面的研究對象，比如地方機構、地方政府、地方勞動力市場、地方民間市民社會和地方社會網絡。進一步，她也建議年輕學人把目光投向海外，關注跨國性機構和移民流動兩側社會的互動。研究方法上，她也期望大家能用混合研究方法創造性的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回到當下，周敏認為2020年百年一遇的疫情給移民研究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各國國門關閉，世界國際移民的趨勢會產生怎樣的變化？在無法旅行做調研的情況下，學者又應該怎樣去做研究？

仿佛是呼應周敏老師對于中觀層面研究對象的關注，第一個報告人馬欣榮的研究恰恰是聚焦在一個中觀層面的現象——大涼山彝族的“族內包工制”。所謂“族內包工制”，簡單來說，是一個同族之間的勞務中介機構：彝族工頭對接珠三角地區的用工單位，然后再回到大涼山去招募其他彝族人前往打工。在這個過程中，人的流動仿佛以一種很合乎經濟邏輯的方式實現：珠三角地區工資高勞動力緊缺，大涼山地區工資低勞動力富余。那么根據經濟學原理，市場就應該實現自我調節，大涼山彝族富余的勞動力流向珠三角賺取更高的工資，然后把工資寄回去提高大涼山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資水平，而珠三角因為來的大涼山彝族工人越來越多，勞動力不再短缺，工資也就逐漸下降。最后應該達到工資和勞動力的跨區域均衡：大涼山的工資水平漲上來、珠三角工資跌下去，前往珠三角工作不再具有經濟上的吸引力，彝族人就會停止前往珠三角而留在大涼山謀職。但現實遠比經濟學原理復雜，珠三角依舊日復一日的用工荒，大涼山還是年復一年的致富難。

彝族鄉村民選擇外出務工

而如果把模型里面的“經濟人”加上一個“女”字，再加上少數民族，流動的動因就更加復雜。“打工妹”的研究在我國可謂汗牛充棟，研究彝族男性的研究也屢見不鮮，而中山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的博士后馬欣榮發現了“彝族打工妹”這一前人所沒有關注到的群體，并試圖通過揭示這一人群的流動來刻畫階級、性別、族裔等多方面的交互性力量是如何影響了她們的性別體驗和她們從中所體現的自主性。為了摸清情況，當時還在萊頓大學讀博的馬欣榮跟著彝族女工跑遍了珠三角的東莞、惠州、深圳等地和她們家鄉大涼山。期間，她和女工們同吃同住，還在一家電子廠做了臨時工的領班，贏得了她們的尊敬和信任。正因為如此，馬欣榮才能知道她們離開家鄉并非單純是為了改善經濟狀況，而部分是為了逃離當地一直盛行到21世紀的娃娃親制度。但這些“出走的娜拉”并沒有因為離開家鄉而逃離父權制，而是進入了由同族男性主導、帶有父權制色彩的族內包工制。而更糟糕的是，她們在工廠工作還處于階級關系的下層，并經歷艱難的去族裔化規訓，受到性別、階級、族裔三方面力量的影響，最終變成資本所期待的“好打工妹”。而在這個遠稱不上理想的用工體制之外，彝族女工只剩下更性別化、更底層的工作。“娜拉們”無路可以走，流動并沒有賦予她們力量。

在討論中，紐約州立大學奧本尼分校的社會學博士生孫菲諾在肯定馬欣榮這篇論文之外，期待她能在未來能將彝族女工的特殊經驗和漢族女工的普遍經驗相對比，彝族女工和其他民族的女工相對比，乃至上升到中西方的對比。得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社會學博士生彭睿劼則的評論大大的拓寬了文章的視野，將其置于全球的現代性對彝族女性的影響之下，并對“族內包工制”的理論構建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議，讓交互性理論在論述過程中呈現的更加清楚，理論貢獻也就更深刻。

如果說第一篇報告是側重國內、當代、低技術移民、中觀層面的研究，那么東北師范大學美國史博士生任慈的第二篇報告則是突出國際、歷史、高技術移民、宏觀層面的研究。而這篇《人才政治化：從“人才流失”到“人才循環”——話語轉換背后的推手》一文不僅有著史學價值，在這個中美關系緊張、中國赴美留學工作的高技術人才面臨欺詐指控、學業中斷、簽證取消各種威脅的今天，更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價值。

“人才流失論”和后續的“人才循環論”一直是移民研究中的“顯學”，多年來積累的學術研究堪稱車載斗量。最初，學界認為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吸引了欠發達國家的高技術人才流向發達國家，導致欠發達國家缺少發展所亟需的人力資源，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進一步加大，加劇了全球不平等，強化了欠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而持“人才循環論”的學者則認為人才流動并非單向，而是一個環流。隨著全球化加速，前往發達國家工作生活的欠發達國家人才會利用自身的財力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在一定時候回饋母國，帶來國際領先的資源、技術和管理經驗，幫助母國發展。這兩派理論的孰是孰非看似是一個學術問題，但任慈卻在故紙堆中發現了這兩派理論話語變遷背后的“幕后黑手”，也即是人才流動的最大受益國政府——美國政府。

任慈在美國政府檔案中發現，美國政府積極參與了當時關于人才流失問題的各種學術交流，并將人才流失問題上升到一項重要的外交議題，避免人才流失和學成不歸的討論聯系到美國移民政策。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美國政府機構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通過臺前幕后的操作讓學術風向逐漸有利于“人才循環論”，久而久之讓這顯得不過是學界的又一場理論爭執而已。在輿論界，美國政府還把“鍋”甩給失去人才的欠發達國家，讓他們去補救這個問題。任慈這一發現從根本上打破了之前這一領域社科研究幾十年成果所基于的理論假設和經驗事實，對“人才流動”領域的研究有顛覆性影響。與會學者普遍認為這一發現對于諸多領域產生重大貢獻。來自新罕布什爾大學地理系的藍圖老師指出這篇文章最大的優點在于“沒有理論”，而是成功的解釋了“人才流失論”、“人才循環論”的理論發生機制，將他們放到所處的歷史語境中去考量，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理論的祛魅，是一種更好的和理論對話的方式。上海紐約大學的何芳老師則從歷史學的角度肯定了任慈研究的扎實，但也指出文章中的一些定義與案例上的矛盾，還提出了“人才”是否有“國家屬性”、“人才”是否可以“超越國家”的疑問。

一名參觀者在咨詢技術移民的情況

類似的問題，不僅學術界在問，輿論界也在問，政治界也在問。2016年英國脫歐之后，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曾在保守黨年會上發言聲稱：“如果你相信你是一個世界公民，那你就哪里的公民都不是。”而在他新書的前言中，從事移民研究的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家似乎和梅殊途同歸，認為在21世紀這個全球化的世界無處不在的短期移民并沒有絲毫削弱民族國家的體制，相反，這些經濟上極其重要的群體卻處于社會關系中的“懸浮”狀態，并在政治場域中顯得無足輕重。一場看似三贏的局面——原籍地減少失業、移居地獲得廉價勞動力、移民本身有了工作——卻創造出了一場與政治參與、社會變化脫鉤的經濟增長大好局面。而他們之所以被“懸浮”，不是因為他們被忽視，而恰恰是他們被重視的結果。他們被形形色色的法律法規盯上，拔地而起、懸于半空，和當地社會保持一定距離。而因為“拔離”(uplifting)不是“拔除”(uprooting)、“懸浮”(suspension)不是“換置”(displacement)，所以他們的境遇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但與此同時這種尷尬的處境也讓他們被從社會中“除位”(depositioning)，而如何讓這些人“復位”(repositioning)，如何讓他們不再“懸浮”，則是我們共同的挑戰。

在項飚“懸浮”概念的基礎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戰洋基于她在重慶某開發新區的調研提出了“懸浮2.0”的概念。和項飆提及的那些短期移民自主的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而導致的“懸浮”情況不同，開發新區的農民是被當地的城市化進程裹挾，不自主的“原地懸浮”了。在這理所應當的以經濟發展為綱的時代，這些本地人被消音，他們的意見被無視，他們過去的生產生活方式被徹底替代。看起來，這又是一場三贏的皆大歡喜——他們社區的經濟得到發展，重慶有了便宜的土地招商引資，而本地人洗腳上岸，當了城里人、拿了買斷款、分了還建房、得了退休金。但實際上，他們成了自己家鄉的陌生人。他們過去的生計一去不返，但又做不了遷來的高技術工作，有錢了又不想再做低端工作，結果形成了以還建房為核心的新生活生產模式。隨著新區開發，還建房出租成了穩定的收入來源，而還建房社區還形成了非正規經濟生態。但正因為這些人無法通過工作與社區產生緊密聯系，部分“懸浮”年輕人選擇把還建房當做改變命運的賭注來掙取屬于他們的“社會位置”，但這些缺少經商經驗的年輕人往往在金融化的浪潮中錢房兩空一身債。所以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焦慮又無奈的安于“懸浮”，等待下一次快速致富的機會。“闖蕩”，這一傳統的流動模式和經濟自主途徑，早已不是這些人的現實選擇。

在點評的時候，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谷小容老師先是肯定了文章的精彩，給我國的國內人口流動研究提出了“懸浮”和“等待”兩個空間性、時間性概念，但也點出文章中敘事視角的游離、年輕人群像和他們的觀點顯得模糊等方面的不足，并建議戰洋在時間和階層的關系上與國際移民的文獻進行對話。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生許輝則幫作者梳理出國內人口流動研究的三條線索：1. 從流動變成不流動；2. 從正規向非正規發展；3. 從傾向于工作變成傾向于不工作。許輝還建議戰洋比較重慶地區“有房子”的農民和“沒房子”的農民之間行為模式上的差異。

中國的農村年輕人已經不想工作了，但很多吃苦耐勞的事情還是得有人做，所以在中國與欠發達國家接壤的地區就會有其他國家的短期移民來填補中國的勞動力的缺口，而云南大學人類學副教授王越平和她學生楊天的“中緬邊境緬甸砍蔗工”研究就關注到了這一實證研究的空白。其實和之前馬欣榮“大涼山彝族女工”的研究很類似，中緬邊境的這種勞動力流動本質上也是經濟因素所引發的：緬甸是世界上最窮的幾個國家之一，而中國即使是內陸山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略高于國境線對面的緬甸。而王楊二人和馬欣榮的研究另一個潛在關聯是，云南邊境一帶之所以缺少勞動力砍甘蔗，恰恰是當地的青壯年和大涼山彝族人一樣選擇前往勞動回報率更高的沿海一帶謀生，而緬甸砍蔗工其實是填補了云南進城務工人員留下的勞動力市場空白。如果將兩個人的研究放在一個鳥瞰的視角下觀察，原本看似發生在境內的人口遷移也產生了跨國境的溢出效應，形成了文章最前面所說的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內外相通、并行多向、全球覆蓋的移民流動網絡”。

而如果用周敏老師的“微觀-中觀-宏觀”視角來觀察王越平、楊天二人的“緬甸砍蔗工”研究，會發現他們觀察到的“不確定性”可以很好的安置在這個分析框架之中。以工頭為例，在微觀層面，工頭的不確定性源于他們每個人所掌握的財力、社會、人力資本有限。在中觀層面，他們的不確定性來源于砍蔗工勞動力市場和生產市場的特殊性，在勞動力供給側和需求側都缺少足夠控制力。在宏觀層面，工頭的用工又受到兩級政府邊境管理，招工用工還會受到疫情防控和國外政局的影響。類似的，緬甸工人也受到來自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社會力量的影響，且在相似而又不同的三層力量的作用下和工頭產生了復雜的勞動關系和互動策略。比如工頭為了減少不確定性，不得不在人際關系的微觀層面對工人軟硬兼，在極端的情況下則需要“召喚”(conjure)虛假的國家力量來確保工人服從。而工人在微觀層面做日常化的消極抵抗，并在中觀層面借助市場力量來制衡，比如以前往東南亞其他國家工作相威脅。

報告結束之后，萊頓大學博士生施云涵（Tabitha Speelman）進行了點評。她敏銳地觀察到，在這些外界影響中，政治和政策是最難以受到工頭和工人主觀能動性控制的因素，并以她個人在廣西中越邊境的經歷指出地方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內部張力、拉長時間來衡量政府對外籍勞工態度的變化，都是應當納入考量的。另一位評議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后陳詩薇則關注工人工頭之間的語言。在她看來語言不僅僅是一個知識體系的載體，在兩個不同語言使用群體之間肯定會產生思維和行為之間的差異，應當以此為突破口更深一層的觀察分析雙方的互動，把實證資料的發現進行進一步理論化來考察勞動關系中的不確定性。比如緬甸語里面“工頭”也有“領導”的意思，這是緬甸語里面本來對這些人就有這樣的期待，還是這重意思是在中國的工作場域中才新產生的。她還關注在云南邊境那些變成工頭的普通農民和沒有變成工頭的普通農民有什么不同。她也關心政策層面的影響，且側重工頭對兩國政策是如何理解/不理解的，是否他們沒有對政策理解的必要，而這是否是源自于當地非企業式的雇傭關系。對于王越平簡單帶過的“移民基礎設施”的描述，她也進行了追問并建議補充緬甸作為勞務輸出地針對這部分流動人口的相關政策。

如今中國不僅有從事制造業的移民、從事農業的移民，也有了從事服務業的移民。比利時魯文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生石甜所研究的健身房教練這類人群不僅從事的工作不大一樣，他們也不是馬欣榮、王越平等人所研究的群體那樣來自農村地區，而是從中小城市遷往經濟發展前景更好的大中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是一個在中國學術界較少被談及的群體。雖然如今健身產業在全世界各地蒸蒸日上，但這一類生活方式服務業的歷史并不久遠，基本上和這一輪新自由主義思潮所引發的全球化同步。隨著全球化加深，全球城市的涌現，這些世界經濟的關鍵節點的勞動力市場也變成了沙漏型。一方面是全球經濟所不可或缺的高端服務業，比如法律、會計、金融、咨詢，得到迅速膨脹；而另一方面，因為這些高技術人才需要將大量時間花在工作上，因而也不得不把私人生活中的很多領域打開，“外包”給市場，于是出現保潔、育兒、園藝、餐飲等低端服務業也大量涌現。這些工作因為工作強度大、經濟回報有限、職業上升前景渺茫，所以本地人不屑于做，因此就有大量的外地人前來滿足這些市場需求。這其中的部分行業，比如餐飲和育兒可以以相對規范化的方式出現（餐館、托兒所），也可以以靈活的、個體化的方式出現（鐘點工、花匠、月嫂、外賣店）。而隨著這種“外包”的深入，生活方式和外形塑造類的服務業（酒吧、美容、按摩、去毛、美甲、健身）也日漸興旺。這些過去發生在最私密空間的行為（比如自己在家涂面膜、在小區跑步）逐漸被專業化的市場服務所取代（美容院的各類服務、健身教練的計劃）。

這類生活方式服務業和其他低端服務業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對外地人的吸引力和相對靈活彈性、業績導向型的工作方式。而這種非正規就業也就讓從事這類工作的人主動或者被動的選擇同時在相鄰的幾個行業里同時就業，既可以是健身房的教練，也可以是舞蹈工作室的老師，還可以是醫美診所的顧問，或者淘寶經濟的兼職模特。在跨界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積累了從各行各業工作經驗和相關知識轉化而來的“審美資本”，并充分利用現在的電商和直播平臺來開辟與主業相關的其他盈利渠道。在他們將自己個人生活呈現暴露出來的過程中，他們的時間成為了最大和最后的制約：每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

當然，石甜的研究還有很多需要打磨的地方。擔任本場評議人的華東理工大學博士后馬蕭就指出，石甜研究中發現這些人“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但這一現象如今普遍存在，并非這類人所獨有。而且這些人受教育水平不高，財力資本也有限，沒有能力負擔昂貴的專業訓練，馬蕭也不禁好奇他們如何做到“審美資本”的積累，他們如何和經過專業訓練的健身教練去競爭，“審美資本”是否也有階級性。馬蕭還建議石甜就三個調研點——上海、杭州、重慶——進行更多的比較，并和過去制造業移民的文獻進行對話。最后，她認為健身教練們將“生活方式商品化”可能是全球資本主義（健身行業和時尚業的全球擴張）在中國的一種本土化模式，不僅僅是他們的生存策略考量問題。由此，馬蕭將這境內的流動和世界的脈搏聯系到了一起。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社會學博士生劉佳琪關注的海外華人的回歸問題，并對相關制度的發展歷程做了譜系學的分析回顧，并找到該制度的變遷與人口流出的特征之間的關系，從中發現公民身份在在中國的動態政治法律程序中體現出了多層次性。評議人是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社科學部的博士生黃靖洋，他從自己的政治學學科出發，關心劉佳琪所研究的海外華人相關制度的歷史流變背后的動力來自何方，好奇在這些豐富的材料中如何找到更多機制性的分析。黃靖洋試圖探究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是否影響了我們這邊的政策回應，指出這里存在一個歷史的進程需要進一步分析，想知道這里的制度流變到底是觀念因素還是利益因素起主導作用，利益如何塑造觀念，觀念如何影響利益，而這兩個要素的互相影響又是如何影響到制度流動的動力機制。他認為這個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政治學中關心的“國家構建”問題的一種，而這又涉及到對于“華人華僑”如何定義的問題，并進一步影響政策制訂和制度構建。黃靖洋還從地方-國家關系角度去闡述，討論這些政策到底是地方實踐影響了國家政策，還是國家意志在地方層面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而從微觀層面來說，華人華僑在僑務政策制訂中體現了什么自主性值得更多的研究者去關注。另一位評議人屠思齊則更多從實證層面提供了一些補充性的建議，比如該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是否會產生持續性的影響、該制度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是否是創設了新的權利而非完全取代等等。

廣東財經大學的嚴麗君老師研究的是中港口岸管理在面臨政策引發的人流沖擊的時候是如何制度上完善成熟的。她引用了密歇根大學洪源遠教授的“共同進化理論框架”來解釋這個口岸管理制度是如何在官民多次互動博弈中演變的，并將發展歷程按照關鍵事件分成三段，詳析每一次是如何改進調整的。她認為這一系列調整體現了中港口岸治理中的市場化邏輯，而這些調整在被治理者眼中往往會產生和治理機構不一樣的認知結果導致治理效果未能達到預期。最后，她提出一個“突發性流動”的概念來概括這一政策引發的人流沖擊。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博士后黃柯劼在評議的時候建議嚴麗君將這個兩地政策差異所造成的政策空間的現象作進一步的概括和提煉，從中找出更多的理論貢獻和潛在影響。對于寫作，黃柯劼建議將第二階段拆分成兩部分，更能精確把握這個政策變化。而另一位評議人暨南大學講師胡潔怡則在理論上提供建議，比如社會學的social change theory和公共管理領域的協同治理框架等等。

會議的最后，原本只是讓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飚做的總結發言，但卻因為他天馬行空的思考而變成了一場圓桌討論。項飚結合最近的疫情和中美持續的貿易戰來思考當下被打斷的“全球性”（globality）。他指出過去我們因為面臨的是小規模的“打斷”，所以學界更多關注流動是如何社交網絡不斷強化和自我持續，但卻忽略了流動的突然性一面。但向疫情和貿易戰這種突發性、大格局的“打斷”，則會引發應激性、突發性的流動和不流動（shock mobility and shock immobility）。而從時間性的角度思考，過去的“全球性”體現為時間的“即刻性”（instant）和同時性（simultaneous），比如一則頭條新聞會在第一時間傳播到世界各地；而如今，雖然疫情帶來的沖擊依舊是全球性的某種延續，但疫情極強的突發性打破了時間的持續連貫的線性體系，讓時間變得破碎立體。在直觀的空間上，疫情看似依舊呈現出舊有的全球性的一面，但實際上，原本整體的空間被突發性割裂，在不同區域疫情并非是在簡單的重復，而是在不同的區域有著不同的體現。

對于后疫情時代，項飚認為疫情的“打斷”或許會讓與西方的流動“緩一下”，但并不會徹底阻斷這個流動，因為這種需要長期準備的流動目的性明確且不容易為其他目的所替換。而對于當下的“內循環”，他認為這個概念尚且不清楚，但普遍認為內循環的主要推動力是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債務，而正如戰洋研究所暗示的，這種金融化工具和人的流動是逆相關的，也即是民間金融化的發展會讓空間上的跨省勞動力流動看起來不再必要。而現在人口流動總量在增加，而省際流動在降低，那么省內的短距離流動增長幅度和流動頻率都大大提高了。那么這種短距離流動增加所帶動的總流動增加未必會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可能會促成許多熱錢的“空轉”流動，產生許多經濟效益不高的工作機會。在微觀層面，面臨巨大的體系性突變，家庭作為相對穩定的制度的重要性得以鞏固，并成為經濟資源獲取和再分配的單位，也將會牽扯出性別和代際之間的矛盾。在就業方面，平臺經濟的發展在當前局勢和國家權力的作用下也將導致形式上的正規化得到持續強化，導致經濟上的非正規化和形式上的正規化之間的張力持續存在。

項飚這番高屋建瓴的發言點燃了會議室的學術熱情，與會代表各抒己見。劉佳琪認為當人不再流動、流動性被限制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關注在何種程度上這種限制是有意義的。汪昱婷則以海灣國家與中國關系的變化為例主張流動未必被疫情完全打斷，而可能是“改道”了，過去學界關心西方或者東南亞，但流動的方向如今可能被重置了。她的這一觀點也得到項飚的肯定，認為國際格局的變化會重新制造親疏遠近的關系，流動更多是改道。王越平則繼續項飚和汪昱婷討論的“改道”，以云南為例認為這些過去不被關注的邊緣地帶的流動性正在加強，并補充認為在未來的研究者應當重視地方性的問題，認為這是流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王炳鈺則關注項飚提及的時間性方面，認為我們可以考慮流動個體在時間限制（temporal constraints）下他們的生命歷程時間和日常流動與不流動的節奏受到了什么樣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時間和時間性的綜合作用下，考慮到宏觀社會環境、中觀的時間、微觀的社會人格屬性，觀察流動的主體性與以后的流動軌跡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谷小容則在時間性的討論中加入了社會結構分層的考量，整體上這些要素是互相影響的。而戰洋認為除了時間性問題，空間重組也是很重要的方向，認為“空轉”呈現出來的態勢很多，中國發展形態中對時空的重組非常復雜，“懸浮”的概念有潛能走向不同方向。

袁丁從旅游研究的角度來補充項飚剛剛談及的內循環和雙循環問題。和大家所討論的移民、非法移民未來會被限制的走向不同，旅游這種流動可能會更加頻繁，一來這是一種恢復經濟的重要手段，二來這種流動方式管理也更嚴格更容易為各國官方民間所接受，實現“安全”的外循環。而對于全球化是否退潮，游天龍和何芳也有不同意見。前者認為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運動體現在政策層面讓流動和全球化被污名化，疫情之后也會加速退潮。而后者則認為，從更大跨度的歷史中來看，全球化不會停止，雖然注定經歷波折但只是會以不同形式呈現。

在最后的總結中，項飚再提出了“分配性”的觀點。他指出，我們原來理解的“全球化”是朝著一個方向發展，越來越一體化。但實際上，全球化雖然確實是越來越交叉，但彼此交叉的方式是分配的，而不是平滑的一體化，有些地方會斷裂，有些地方則會強化。分配這一方向很重要，再分配的流動性不僅是流動機會（有錢流動會多一點，沒錢流動會少一些），而是新的流動樣式與渠道，這是兩個有趣的話題。

（龔思量、張家樂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