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基煒 制圖

我叫劉暢（George Lau），出生于廣州，5歲移民德國。1999年，我前往北京實習，短短六周時間，那里的大街小巷正在經歷全面整修，城市面貌也在發生改變。我意識到，這里與歐洲完全不同。

2000年前后的歐洲已經發展到了以德、法為主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經濟運行較為平穩，而中國雖說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國際接軌程度還有待提高，但整體發展前景更加蓬勃，新機遇四處涌現。我覺得自己必須回來，于是便在畢業后來到廣東工作，在這里定居了下來。

我相信不論對外商還是對國內企業來說，廣東都是一塊經商寶地，有廣州和深圳兩座特點鮮明的一線城市做支撐。廣州是千年商都，深圳則是年輕的“科技創新之都”。根據歐盟商會會員的評價，深圳雖為一線城市中最年輕的一個，但其創新能力在全國實屬鳳毛麟角，華南地區在營商環境和政府透明度、專業度上也名列前茅。

華南地區一直有“世界工廠”的稱號，當地制造業曾經憑借勞動力眾多且價格低廉等優勢向世界各地出口大量商品。近年來，這些現象正在發生變化，從事制造業的外資結構也相應出現了調整和“進化”。

最明顯的是交易對象的改變。最早落腳華南地區的外資中，從事制造業的外資與其他國家，特別是東盟成員國家的貿易接軌程度更高。因為當時內地的需求還沒有那么大，大量產品從廣州出口至東南亞乃至于更遠的地方。但時至今日，隨著內地需求的不斷增加，在華南從事制造業的外資企業早已布局中國內地市場。

“生產在中國”也是華南地區商業繁榮的另一種體現。深圳被稱為“硬件界的硅谷”，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基本可以在這里找齊，即使深圳沒有，城市的輻射力也能使廠家遍布廣州、東莞、貴州等距離深圳車程不到一小時的地方。與之相比，從國外進口材料和零配件的關稅較高，直接在當地采購并生產的產品成本可以下降十幾個百分點。

我認為華南區或者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被看作一個“微型宇宙”，企業采購、生產、組裝、交易的全部過程均能在這個區域內解決。華南區歐盟商會中從事制造業的會員有90%左右的原材料都采購于本地，為企業生產提供了極大便利。

不過，區域內的外資企業近年來面臨的一個挑戰是生產成本的增加。全國各地都在追求產業升級，廣東也不例外，勞動力價格上漲、消防和環保要求提升所增加的生產成本無法避免，企業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走，要么適應。

用一句話來概括這種情況下外資的狀態，就是“留不下來的只好走，能留下來的都不想走”。一部分本身競爭力較弱且處于低附加值行業的企業必須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地方，東盟國家的勞動法對企業更加友善，能夠吸引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

而不想走的外資則是從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術、空氣凈化、環保等等行業的技術服務型公司。這些高新企業在面臨生產成本越來越高的挑戰時必須找到對策，最直接的方法是提高產能，而這就對企業的創新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知識產權保護對廣東繼續維持創新活力至關重要

創新是華南重要的經濟動力引擎，如何保障引擎的持續運轉？很多人會說創新需要人才。

目前我們遇到的困難之一是與獨角獸企業在招聘會上競爭。在通訊、無人機等新興行業，中國本土企業憑借自己的知名度、資金和行業實力，就可以直接把許多大學的整個應屆畢業班打包招走。更何況，越是獨角獸、大企業，需要的人才類型越多元，有些科技獨角獸企業法律部的規模可能就與一個中小企業相當。

對外商來說，歐盟企業并非都是世界500強，哪怕在歐洲當地是著名業界老大，到了中國知名度也未必有中國的獨角獸企業高。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連美國的大企業都會紛紛訴苦。不過，廣東地區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也離不開市場對人才的激烈競爭，我相信華南區企業都會對此表示認同。

人才難招，下一步就是人才難留的問題。對于來到華南地區而且已經有居留權的外籍人才來說，當地的配套設施完善，各方面對外國人非常友好，這也是廣東能夠吸引外籍人才的原因。

但是在綜合基礎設施方面，深圳依然有進步空間，廣州在這方面可能更勝一籌。廣州的醫療和教育水平均屬國內一流，而且國際教育資源優越，雖說無法完全還原歐洲本土的教育質量，但是這些學校均與歐洲國家實現了學歷互認，學生在這里就讀后即使需要轉回歐洲也可以做到無縫銜接。

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的許多基礎建設是為了年輕人的工作、創業、學習需求而打造。因此，教育恰是深圳未來持續發力、培育創新土壤所需的重要環節。沒有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就很難在本地培養出城市未來發展所迫切需要的人才，公司只能從外地“搶”人。但外地招聘也有很多不確定性，高質量人才容易被當地留下。

在我之前參加的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交流會上就有嘉賓提到，人才決定是否留在一個城市創業、定居看重的遠遠不止物質條件，甚至也不局限于事業方面的回報和前景。“高精尖”人才更加關心的是“軟環境”，比如未來如果接父母同住，城市是否有足夠的養老資源，或者對他們的下一代來說，這個城市是否能提供足夠好的文化熏陶。

如果深圳能在“軟環境”方面再上新臺階，那么它對各地人才的吸引力也會有很大的提升。畢竟這座城市的創新氣息非常濃厚，高科技和技術型人才在這里比較容易找到合適的機遇。

當然，有了人才也不一定就能實現創新水平的提高，人才創新需要整體機制對創新成果的保護，也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全中國人均專利數最高的地方就在廣東的廣州和深圳，在這里扎根的企業早已嘗到了專利保護的甜頭。廣州、深圳在這方面已經做得非常好，但還可以進一步將創新激勵制度化。

身處于大灣區這樣高度成熟、回報豐厚但是競爭激烈、高速變化的商業環境，企業想要持續發展，必須不斷地進化、調整、創新、進步，研發創新是必要的。外資的主要決策鏈雖然未必可以完全下放到中國，但如果連研發都無法跟上，就很難與本土企業繼續競爭。

廣東省頒布的“外資十條”對企業研發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在華南地區的外資一般不會抗拒在當地設置研發中心，這甚至是企業發展路上必需的一步。ABB新能源的研發中心就在廣東，我自己任職的公司把工業4.0研發中心也放在廣東。如果未來廣東的創新成果保護機制能夠更加完善，世界各地的外資一定也會將目光投向廣東。

是否投資海南，外商仍在觀望

近幾年各種新興自貿區的成立引起了外商的關注，我之前也多次受海南政府邀請到海南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做初期了解，海南省政府對于招商引資非常重視。雖說自貿區政策還在制定過程中，但可以確定的是，海南與粵港澳大灣區在發展進程和營商環境方面各有各的資源與優勢，很難說它們之間一定會形成競爭關系。

一些產業比較適合放在大灣區，還有一些產品在海南省有天然優勢，這些大可以進行互補。比如，海南的高端醫療、養老、休閑未必全適用于粵港澳大灣區，而重工業或化工業這類大規模的生產也一定不適宜在海南展開。

對于海南自貿試驗區這樣的新興自貿區，外資基本都處于觀望的階段，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企業的決策周期。如果把跨國企業看作一具人體，歐盟企業的總部是大腦，四肢、手指尖和神經末梢在中國，反應的過程會無法避免地被拉長。對外資來說，是否在海南自貿區投資之類的決策所需的時間一定會比中國境內的企業更久。

其次，目前外資正共同面臨兩大挑戰：中美爭端與新冠疫情。所有歐盟企業，只要在中國生產，就會打上“中國制造”的標簽，出口到美國需要與中國企業負擔同樣的關稅，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圍內仍然嚴峻。這些情況綜合導致了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在這個大前提下，歐洲的企業總部對新一輪投資會更加慎重。

關于自貿區對外商的吸引力這一方面，廣東的情況也有別于其他地區。有相當多的外資在十年前就已經來到廣東經商，對地區的忠誠度相對較高，在當地所享受到的便利優惠政策在當時就已經非常優越了。只要是有實力的企業，都已經是該扎根的扎根，該留下的留下。

下一步華南地區需要穩住的是剛剛來到這里經商的外資。地方政府可與企業保持密切溝通，保證政策宣講及時、充分，以增強地區對他們的吸引力。當新來的企業充分了解自貿區、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海南自貿區帶來的優惠和便利，自然更容易下決心駐扎在這里，參與到區域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