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中的情感和心靈

近年，史學界一個明顯變化是研究開始向內挖掘，人的內心世界、個體情感成為歷史書寫的一個重要維度。盡管這樣的趨勢在國外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但國內還是雷聲大、雨點小。作為一門強調實證的研究學科，歷史學對情感的接納多少有些離經叛道，在中國史學界這樣一個特別重視研究的可驗證性、真實性的環境中，尤其如此。

坦率地說，我并不很了解情感史的發展趨勢，也無意跟風研究情感史，是研究中共革命的要求讓我不得不關注這些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變動的革命者，追蹤他們的內心世界、觀念情感。換言之，是研究的實踐讓我關注情感，而不是情感史的理論說服我關注情感。

前些年，做“二八五團”心靈史的講座，海報貼出后，有的群里議論，這個題目好像不是講歷史，倒像是跳大神。“二八五團”心靈史是不是跳大神，我想看到論文后，大家會有一個評判，但這種說法也不能完全無視。一般而言，我們談論人的精神層面時，會區分理性和情感。情感和理性相對時，通常都和情緒相連，體現為沖動性、流動性、無序性、神秘性，容易呈現兩極化。當然，不會有截然二分的理性和情感，但既然有這樣的區分，兩者還是分別指稱著人類不同的面對外界的狀態。

這里面很大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情感具有沖動性、流動性、無序性、神秘性這樣的特征，那么情感是不是可以把捉，是不是可以描繪，尤其是不是可以進入素以理性和反思著稱的歷史敘述。其實，如果不是純粹把歷史作為結果，而是把歷史作為行動中的過程，這些也許并不成其為問題。情感史能在歷史中占據什么樣的分量，實際上也就是理性和情感到底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占據什么樣的位置。馬克·布魯赫說：“優秀的歷史學家好像傳說中的食人魔。哪里聞到人的氣味，哪里就有他的獵物。”人的氣味當中必然包括情感。必須說，情感的位置的確沒有理性重要，問題是，歷史并不只是結果，歷史還要面對行動的過程，面對整個的人，而情感在其中常常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人類的沖動、喜怒，各種各樣的情感宣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應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何況情感的確能夠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

我自己這些年做的心靈史，我的理解是介于情感和理性之間。既有深層理性的一面，也有流動、跳躍、瞬時的感性一面，更多還是想要呈現人們思想中變動不居的這一面，是流動中的思想，而不僅僅是沉淀下來的結果。和情感史比，更沉淀理性，相對被記錄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和思想史比，要無序、淺層，卻也靈動一些；和心態史比，要個性化、動態一些。算是個四不像吧。

我對情感史乃至心靈史實際還是抱一個謹慎樂觀的態度。個體情感在歷史中處于怎樣的位置，這是近世歷史研究者才會提出的問題。像情感這樣高度主觀化的個體體驗和表達，很難進入以客觀公正為追求的歷史學的視野。我自己高度尊重歷史學的客觀公正訴求，也不贊同將歷史學過度主觀化的種種解釋，但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學，如何可以忽視情感，這是一個無法自解的問題。人是一個整體，歷史也是一個整體，從這樣的角度說，情感應該也必然是認知人及其歷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說，情感和心靈需要表達，目前能夠傳遞前人情感表達的記述還是語言文字。可是語言文字對于情感的記載，相對于理性認知，要單薄得多，也困難得多，這是情感的性質決定的。也就是說，情感實際很難被語言文字完整傳遞。這不僅僅是真偽問題，更多的是信息傳遞的有效性問題。何況還要面對有限的語言文字傳達中的情感的偽裝、簡化、自我暗示等等問題。由此，情感和心靈史的書寫有著非常大的難度，特別需要慎重。不宜過多把情感向理性的方向處理，談論情感史還是要盡可能堅持情感本身的特質，這樣才能將情感史研究和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觀念史研究區別開來。我們不必像西方情感史研究者那樣通過重新解釋情感為自己的研究開疆拓土，用情感侵蝕傳統理性的領域，模糊二者的邊界，實際上恰恰可能解構掉情感研究的特質，也讓大多數人無法理解。情感和理性本來就只是人類賦予的概念，這里并無所謂真偽。在這個問題上，遵循多數人認可的常識就好。學術固然要引領思想不斷趨于深入的探求，卻也不必弄成小圈子里的自娛自樂。

為何關注心靈和情感

我關注心靈史，是感到了心靈和情感研究的需要，做了一些嘗試后，才發現居然還有一些同路人，再往前看，還有那么多的先驅。盡管，我們永遠可能只是同路人。當然，也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情感史的研究趨勢早已經通過各種聲量影響了我，還不自知，自以為是研究中的個人經驗，其實只是他人聲音的灌輸，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不過，我還是更多地相信，起碼在這個問題上，的確個人的經驗可能更為重要。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在我的研究和研究對象間，存在一條可以追索得到的心靈和情感的線索，這些線索影響我的關注和思考，促使我做了心靈史的研究。

這些年，一直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史，每個研究者其實都在一定的認知環境中展開思考。剛開始研究中共時，受當時的認知環境影響，特別關注與“神化”一面相對應的日常一面，《中央蘇區的革命》里一再強調革命中的柴米油鹽就和這樣的背景相關。發現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通的一面，從學術趨勢的流變看，有合理的一面，但發現共通性只是做了最基礎性的工作，很少有哪種政治力量會像中共這樣具有如此鮮明的特性，只注意共產黨和其他政治力量同的一面，不去深挖這個黨的本身邏輯，這樣的研究最多只是觸及研究對象的皮毛。

研究中共時間長了，試圖進入中共內在結構時，會越來越注意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正是中共區別于其他政治力量一個特別明顯的標志。說中共是個意識形態政黨，指的是中共擁有超越性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整套的社會政治解釋體系，這套體系提供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方法論，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里，這些被稱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在極盛時期，如毛澤東所言，被期望在“理論上再造出現實社會”。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征，意味著經由基礎原則邏輯推導出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動范式，這樣的范式擁有超越性地位，伸展到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由于共產主義運動意識形態的超越性地位，中共革命中，特別強調思想的灌輸和轉換，情感被賦予很多功能。疫情期間有一件事印象特別深：一個海外的留學生回國以后被要求隔離，隔離有兩種：一種是集中隔離，一種是自行隔離。這個留學生認為自己在北京有住宅可以自行隔離，但是當時防疫人員傾向于集中隔離，集中隔離方便管理。這個留學生堅持自己自行隔離的權利。經過一整天的反復交涉，直到晚上12點才把他送回小區。下車后發現小區門口有幾位七八十歲的老大爺老大媽在等著他，一起勸說他不要進小區，不能影響大家的安全。面對這樣的場景，這個留學生只能去集中隔離。留學生有權選擇自己隔離，他的權利也得到尊重。但是出于防疫的考量，防疫人員又盡最大努力說服他集中隔離，最后有了深夜老人集體阻止和說服的一幕。這種說服還是動之以情，但又有無形的壓力。從整個事情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情與理、集體意志和自覺自愿的交織、錯位，這恰恰是中共運作機制的關鍵。

中共的情感動員有一整套辦法，從情感喚醒到情感傳輸再到情感忠誠和依賴，需要許多動員技術的支持。比如，革命時期，集會很多，每次集會又多會唱歌，彼此拉歌，成為習慣。歌聲代表著團結和凝聚力，是鼓動和宣傳的有力武器，如當事人所說的：“以歌曲灌輸一定的精神，或貫徹一定時期的工作內容，是極有力的動員方式。”這樣做，既是這個年輕政黨的本能，也包含著通過情感激發造就一批愿意為革命付出的忠誠革命者的目標。盡管這些革命者也不是毫無個人情感和欲念，但確實按照黨的要求，不僅在理念上忠于黨，情感上也始終與黨保持一致。整風中這樣的要求就是造就“透明人”，所謂透明人，即不含一點雜質，內心世界完全合乎規范。由于人的內心的復雜性，是否合乎規范很難判定，這就需要借助于時間，既要有長時間的記錄、觀察，這個靠個人檔案的建立、保存完成；又要有對瞬間反應的觀察，這通常由會議、運動完成，瞬間反應更多即表現為情感的流露。“靈魂深處的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這樣的要求的邏輯結果。

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就具有觀念革命的色彩，而觀念革命又強烈要求每個個體的觀念革新，觀念、心靈、情感，很少有哪場政治運動會在這樣的問題上投入這么多的關注。作為研究者，探尋這場運動以及這些革命者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接受和信守，觀察他們從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躍入具有強烈西方特征的馬克思主義時的思想演進和心靈變幻，透視這些“透明人”透明和不透明的內心世界，越來越成為我關心的問題。正是從這樣的關心出發，我開始嘗試心靈史的研究，試圖從個體以及群體心靈的搏動和變化中把捉共產主義觀念如何在革命者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在中共這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黨里，如果不去關注接受者以及施予者的心理世界，終究有霧里看花之感。

如何在研究中面對心靈和情感

通常，對觀念的處理，都會追求清楚明了，思想史的研究邏輯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從心靈的角度介入，或許會發現，很多觀念的傳遞并不是那么直接干脆。理論領會常常于潛移默化中形成，接受者被刺激，觀念形成震蕩，卻無法具體界定這種震蕩何時發生，說不清楚到底是哪句話、哪本書改變著自己的觀念，這是觀念變化的常態。康德說：“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況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觀念要比明晰觀念更富有表現力……知性的一切活動都能在模糊中發生。”說的就是這樣的事實。

從中共的檔案、文件和回憶材料可以看到，心靈的變化確實存在，而且這些變化不會一蹴而就，而是潛移默化，常常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是，要真正呈現這樣的變化的具體過程，僅僅依靠一般的檔案文獻材料肯定遠遠不夠，在這里，私人文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日記、個人書信、自述材料，由于具有強烈的主觀特征，通常被酷愛實證的歷史研究者棄如敝屣，卻是解讀個體心靈世界無法替代的材料。

日記具有情感性、生活性等特征，個人化、私密化，不少日記主人會在日記中吐露自己的喜怒哀樂，研究者可以從中看到當事者的心理活動、情感變化，體會到當年人們的所思所想，這是通常的客觀化材料無法提供的。舉個例子，抗戰時期，曾任大隊指導員、連指導員等職的八路軍干部劉榮，留下一部日記，整理為《烽火晉察冀》出版，其中就有大量的個人生活的記載，真實而又生動，對于了解一個時代的中共干部的心靈史大有裨益。如果不是劉榮這部日記，很難想到，中共黨人的日記中，也會記載愛和性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惱，而個人和集體的交戰，竟是如此頻繁。恰恰是這種交戰，既讓我們可以更加信任劉榮的講述，也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倡導的集體主義政治文化對革命陣營內心世界形成的沖擊。

當選擇日記作為歷史材料時，實際上，就意味著不再追求歷史材料的完美。日記的個人性、主觀性、隨意性都是無法回避的事實，研究者當然會盡力排除其中顯而易見的過度自我矯飾的成分，但是這種私人化的材料，要截然區分真偽十分困難，有時候需要處理的不一定是真偽問題，而是這種真偽互現的講述后面提供的歷史信息。比如茅盾的女兒沈霞面對婚姻時感嘆：“我要努力替我自己打下基礎，我決不像一般女同志那樣‘完了’。不是由于個人英雄主義，而是由于作為一個黨員應有的責任與義務。我不能糊糊涂涂地過一生，辜負父母的培養，辜負黨的培養。”這里面就可能包含著多重的歷史意蘊：有中共進步話語下的個體尤其是女性對婚姻影響自身進步的擔憂，也有對黨的事業忠誠的表態，而這樣的表態既是內心世界的真實體現，可能也不無當時政治文化環境下的習慣性言說。研究者從這種言說中可以感受到歷史人物的情感，也可以體會到當年政治文化的熏染和氣息。

調查材料尤其是沒有經過處理的第一手材料對于情感和心靈的研究也具輔助意義。抗戰時期，中共大力倡導調查研究，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調查材料。比如張聞天主持的晉陜調查，林伯渠的甘泉、富縣調查，李卓然主持的固臨調查等。這些調查材料更多是客觀化記載，但也不乏個體及集體心態的展現。最近由岳謙厚、張瑋輯注的《“延安農村調查團”興縣調查資料》就有很多第一手的原生態資料，從中既可以看到當年根據地的生活場景，也可以隱約捉摸到根據地黨員干部和普通民眾的情感和內心世界。

心靈、情感的研究，審判檔案至為重要。新文化史研究的深入進展，和宗教裁判所檔案的充分利用大有關聯。審判檔案以其特有的生產方式，讓不能發聲、不會發聲的普通人被迫發聲，留下當事者行為和心靈、情感的記錄，由于審判的要求，這些記載還特別細致、具體，觸及靈魂，層層深入，為大多數其他材料所不及。某種程度上，我做的整風運動心靈史，使用的自述和反省材料和這些材料有相似性，只是細致程度遠遠不及。可惜，中共歷史的研究中，這類檔案材料還很難得到，如果相關檔案能進一步開放并得到充分利用，相信關于中共陣營情感和心靈的研究，會有一片新天地。

當然，和日記一樣，使用調查材料和審判檔案也需要鑒別，需要細讀文本。沒有任何歷史材料是完美的。追求完美的歷史材料和追求完全還原歷史一樣，本身就是理想主義的幻覺。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完美，我們也大可不必對歷史總是存著完美的要求。法官判案，難道可以完整重現現場，不也可以做出大家認為公正的判決。我是堅定的“歷史客觀論者”，我相信我們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會用自己認為的最大誠意去面對歷史境遇、歷史材料、歷史個體，會做選擇的工作、排除的工作，注意到材料的復雜性、偽裝、簡化、自我暗示等問題。這是歷史研究者的職業道德，也是我們存在的理由。但這種努力能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完全可以由自己把握的。任何事都是盡人事、知天命，歷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我還想說的是，對20世紀以來人類自我反省、自我質疑、自我否定導致的觀念變化，我們或許可以更謹慎一些。這樣的思潮及背后的社會文化動因，我們至今可以說基本上還置身事外。人類從18、19世紀的樂觀主義走下來，到20世紀發現自己的渺小、無知、卑微、丑陋，有其可以理解的理路。即便我們不是身臨其境，應該也不會完全沒有體認。不過，我總是覺得，在這種涉及價值觀的問題上，很多時候問題可能不在于“是”，而在于“要”。所以我的態度是，我們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但不必因此放棄自己。對生活如是，對歷史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