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紀念日警鐘猶響。從9月7日至9月19日，東京審判最后一位全程親歷者高文彬已逝世十三天。

作為我國著名國際法學者、東京審判中方代表團全程親歷者、上海海事大學資深教授，高文彬先生曾總結說：“我這一生大概就這樣兩件事情：一是東京審判，一是大詞典。”

眾人眼中，高文彬的形象有共同之處：熱愛祖國、潛心治學。回想與之相處的過往，他的親人、同事、學生、法律學者又各有贊嘆：生活一絲不茍、追求生活樂趣、有著強大的定力。

他是親歷者，講國際法特別有說服力

“高老和其他老師不一樣，在國際法課上，他以親身經歷的東京審判中所涉及的戰爭罪行和相關法律實踐，為學生們講解國際法理論和制度，講得特別鮮活、有說服力。況且，他是親歷者。”上海四維樂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周琦至今仍記得，高文彬教授上課時，講述了一批優秀的中國法學家，為審判戰犯而作出的卓絕努力，令學生欽佩不已。

9月13日，上海海事大學舉行了高文彬教授追思會。原本，這應是紀念他從教40周年的座談會。

多位學生說起高文彬的課堂，都表示“獲益良多”。這與他一生沉浮堪稱傳奇的經歷有關。

1945年，高文彬從頗負盛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1946-1948年東京審判期間，作為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兼翻譯，他與其他成員一道，配合中國檢察組起訴、舉證、辯論、庭審和量刑，最終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

改革開放后，他進入上海海運學院（今上海海事大學），在國際法領域耕耘四十載。

作為東京審判的“活歷史”和見證人，高文彬始終認為，自己有責任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審判。

女兒高嵐也說，父親常常提及：“要讓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了解這段歷史，珍惜現在的和平環境，更加熱愛祖國，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多做貢獻。”

未曾見過本人，但被他的校訂手稿感動

追思會出席者之一，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鄭戈說，自己可能是會上唯一沒有見過高先生的人。是《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編寫，成就了他和老先生的緣分。

鄭戈也曾參與這部詞典編寫。他說，當時的編寫團隊很年輕，多為法學專業的研究生或是剛任教的法學老師，因而需要權威、富有經驗的前輩來把關。

1997年，高文彬欣然答應了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薛波的請求，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的審訂工作。

對于這項沒有酬勞的工作，高文彬傾注了大量精力，夜以繼日工作，甚至累倒住院。他的審閱工作做得極為細致，由年輕人草擬好的詞條交給他，他把每條修改意見都用鋼筆工工整整地批注在旁，甚至有些詞條的每個字都有改動。

“凡是看過稿子的，都非常感動。”鄭戈說，高文彬教授當初沒有考慮是什么人擔任主編，他是覺得這件事非常重要，從這能看出，他有很深的歷史使命感。

2003年，這部詞典一經出版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可。

生活上一絲不茍，關愛后輩

在許多人的回憶中，高文彬總是西裝革履的模樣。

從影像資料看，在上海海事大學2019年舉辦的110周年校慶活動上，在2019年9月18日“東京審判”主題展覽開幕時，時年97歲高齡的他，需要依靠輪椅行動，但領帶、襯衫、西裝一樣不少。

看著曾經與高先生的一張合照，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回憶，合照當天很熱，高老來到辦公室，仍舊穿著整潔的襯衫、皮鞋锃亮，頭發梳得一絲不亂。

這種老派文人風格不止體現在穿著上，高文彬對生活也一向如此。言談間，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退休教師唐兵還是將自己視作高老的學生，他曾每年到恩師家拜訪，每次去之前，總要遵從老人的習慣，提前說好，不做不速之客。

當時，高文彬已經80多歲了。令唐兵印象深刻的是，家里收拾得整整齊齊，老人總是對他說，“不能來了就走，必須在家吃飯。”至于吃什么都經高文彬本人看過，有的甚至由他親自去買，去哪家店買也有講究。唐兵說，高老對小輩非常關愛，見到來家里的學生，常常詢問工作如何，學習如何，還要留他們在家吃飯。

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陳晶瑩也是高文彬教過的學生。在追思會上，她想起去年校慶活動最后一次見到高老的情景，“我們和高老師約好，等哪天他方便時，還想去他家里吃碗面，再聆聽他的教誨。”陳晶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