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9月18日消息，一位96歲老教授的“憂愁”，引起了科研圈內外的巨大反響。

“我憂愁的、不開心的地方，就是覺得我們年紀輕的人跟上來的不夠。我們的標準是看論文，不看他的實際工作能力。年輕的人才為了論文而工作，發表了高級別的論文就認為自己了不起，這樣是做不出工作來的。”

近日揭曉的2020未來科學大獎中，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王振義教授是“生命科學獎”獲得者之一。在電話連線時，他表達最多的不是獲獎的喜悅，而是對我國年輕人才成長的憂慮。

中國的年輕科研人才怎么了？對老先生提出的問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的？怎樣才能讓年輕人跟上來？

被點名了，年輕人服氣嗎？

“考核導向的指揮棒就在那兒：發論文有獎勵，實驗項目有獎勵，做些其他的橫向研究可能也會賺點錢……”一位36歲的高校副教授對《中國科學報》說，“我們改變不了，說什么也沒用。”

“大多數30歲～40歲的學者都是副高級別及以下，這個層級的科研人員工作任務都比較重，非常辛苦。如果沒有人才‘帽子’，收入就比較低，大多數人的年收入約為10萬～20萬元。這些錢用來養老養小，父母有退休金還好，如果是出身農村的青年學者，只有這點收入，真挺困難的。”他說。

這位副教授坦言，在他身邊，有很多人拿不到項目、發不出論文，有的索性出去兼職多賺點錢，把學校的工作當成了副業。

更令他心涼的是，他曾經看中了研究生里的一棵科研“苗子”，很有科研頭腦和發展前途。但當他建議這名學生繼續讀博、走學術道路時，學生回應“我看到老師們做科研太累了”，最后放棄讀博選擇考公務員。

“對此我感到挺失敗的。”這位副教授說。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我們都是‘新手’，沒有經驗。”另一位32歲的高校副教授對《中國科學報》說，對他們來說，工作和家庭都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著各方面的綜合壓力。

盡管他很欽佩王振義等老一輩科學家心無雜念、鉆研創新的工作狀態，但他認為不同時代不同的科研評價機制，可能導致了讓老先生“憂愁”的現狀。

“如今，國內仍然有少數單位提出具體的量化指標來衡量職稱評審條件，類似于KPI。升不了職稱，就會影響到青年人的發展，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他說。

時代進步了，評價體系反而倒退？

無論是王振義老先生的“憂愁”，還是年輕科技工作者的“吐槽”，都直指當下的科技評價機制。

“有人說，當年老同志沒有什么考核、沒有SCI也發展得很好，這些老科學家現在也很受尊重，那個時候為什么能有這樣的科學氛圍？而現在社會進步了，這種氛圍為什么反而減弱了？”今年79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地質學家劉嘉麒發出了這樣的詰問。

他認為問題在于現在的評價體系中形式主義的東西太多。

“現在是所謂的大數據時代，什么都靠數據說話，看似公允，卻不客觀。對人的評價不能靠數據，人的精神、道德是沒法用數據來衡量的。光看數據，就忽視了科學精神和科學道德，助長了投機取巧、急功近利，甚至剽竊、造假等行為。這污染了學術環境，也傷害了存心做學問的老實人。”

同時他也強調：“不能籠統地說年輕人不好、老科學家就好。我覺得年輕人也有很多踏實做科研的，年長的學者也不見得都好。”

不看論文，我們還能看什么？

國家也在關心年輕科學家的成長問題。

近日，科技部召開了中青年科學家發展座談會，旨在研究破解支持中青年科學家發展的難點、堵點問題。會上一個熱議的問題就是：破“四唯”之后，評價標準該如何定向？

“精神道德的確沒法用數據衡量。但人做事情做得好壞，是有口碑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桿秤。評價靠的不是數論文數，而是你把所做的貢獻拿出來，讓大家看到證據。 ”中國科學院創新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穆榮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科學家所做的貢獻是很多因素帶來的，絕不只是文章、專利。”

他指出，所謂破“四唯”，關鍵在于政府機構不要“四唯”，政府機構不要評價科學家，也不要評價技術專家——“要減少行政對人的評價”。

“評價科學家，要讓小同行去評價，小同行是專業人員，真正懂這個行業領域，知道他們創造的科學價值和技術價值有多高，由此判斷他的貢獻和能力水平。”穆榮平說，“因此，可以讓用人單位來評價他，用人單位最清楚他做了什么貢獻，不會只去數論文。”

（原題為《老教授憂愁，年輕人吐槽：科技評價體系如何扶持“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