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開始，有名的藏書家很多，錢謙益及其族孫錢曾，又有季振宜等人。順治年間比康煕初年有名的人更多，然而藏書家最盛的時期乃是乾隆中期以后。乾隆末年經嘉慶到道光初年，蘇州的黃丕烈是最為有名的，可以稱得上是全清朝第一藏書家。

黃丕烈收藏了宋版書百余種，號稱“百宋一廛”。那時的藏書家，不僅以收藏數量之多為自豪，而且努力尋求古版本，更有甚者是下功夫以古版書對通行本進行校勘。

這個黃丕烈，就是在這方面最有名的人，他所刻的《士禮居叢書》，多以宋版和其他古版書翻刻而成，極為精致。清朝出版的最好的版本叢書，至今仍價值很高，無能匹敵，傳到我國的，恐怕不會超過二部。

藏書家對藏書之事，又追求各種趣味。當時的古書校勘第一人顧廣圻，作了《百宋一廛賦》，極力贊揚黃丕烈藏書之豐富，在藏書家之間很有影響。

黃丕烈自嘉慶年間始，連續十年舉行“祭書”活動，即在自己名為“讀未見書齋”的書齋中舉辦祭書之事。后來也曾在“士禮居”祭書。每次祭書時，必然會作畫，黃丕烈的學者朋友們，又為畫作“圖說”，前面提到的顧廣圻，曾作《士禮居祭書詩》，流傳至今。

昔有唐朝賈島，每年歲末之時，會為自己一年所作的詩進行祭詩，傳為文壇佳話，祭書之事則始于黃丕烈，堪稱又一文壇佳話。

黃丕烈的藏書，之后輾轉于今天中國、日本的藏書家手中。不用說，人死后藏書會散佚，其實不光是死后，有的人在世時藏書就有散到他人手中的。

中國喜好藏書的人，多是如黃丕烈般的讀書家，而且熱衷于校勘，和有很多錢、搜集了很多書不讀的日本人是不一樣的。

不論有多少財產的人，盡全力搜集書籍的結果，就是晩年大多貧困，為了維持生計，書籍就不得不賣掉。黃丕烈也是這樣，五十歲以后大部分錢都用光了，把許多珍本賣給了當時（嘉慶末年）后起的藏書家汪士鐘，這事可以在年譜中看到。

后來，他曾不得不從汪士鐘那里借出自己曾賣給他的書進行校勘。但無論如何，搜求古書之事，絕不會停止，一方賣出，一方買入，如此這般。黃丕烈晩年（道光五年）也就是六十三歲時，自己開了家書店，這年年末就去世了。

汪士鐘是黃丕烈之后有名的藏書家，他所刻的《儀禮單疏》揚名于世，今日我以非常便宜的價格得到了這部書。此人本來開有一家布匹店，非常有錢，可是他的藏書不久也散佚殆盡了。

他的藏書處名為“藝蕓書舍”，所散的書，被常熟瞿氏與聊城楊氏收入，此二家乃今日中國現存的二大藏書家。

藏書家中遭遇最悲慘命運的是張金吾。此人也是乾隆末年出生，道光八年僅四十二歲就去世了。張氏的親族中藏書家很多，金吾的從父張海鵬以刻書而有名，出版了《學津討原》《墨海金壺》以及《借月山房匯鈔》等大部頭的書籍。

張金吾作為這家族中的一員，從年少時就在增益前輩藏書的基礎上，加之自己搜集到的，號稱藏有八萬余卷書。他的夫人同樣也是有學問之人，夫婦同樣愛書，研究學問，著述也相當多，卻都不出版。

他三十三歲那年，買入了十萬余個活字，用以出版大部頭的書籍。其中之一就是《續資治通鑒長編》，用了二年時間，將五百二十卷的書籍，印了二百部，直到現在依然是歷史學家非常看重的書籍之一。

他的藏書處名為“愛日精廬”，最初編有《藏書志》四卷，之后又有增補，最終編成《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是對自己家所藏書籍中最好的書的解題。這套書也是用活字印刷的，至今仍為藏書家所重視。

然而，張金吾最不走運的事是，他的《藏書志》出版時是四十一歲，而在此前一年，他失去了所有的藏書。他的侄子張渙因為曾貸款給張金吾，就將其十萬四千卷藏書全部奪走了。張金吾自然是非常悲痛，他寫道：“何意聚之二十年，散之一日夜，云煙過眼，竟若是之速也。”

翌年，張金吾又不幸失去了愛妻，他原來有相當的財產，經此事變后，就很貧困了。喪妻之后，他日日手抄《金剛經》，半年以上日日讀誦，不久，自己也與世長辭了。

藏書家中張金吾是晩年最不幸的一人。大體在中國的藏書家，那些自己愛好讀書且又百般搜求書籍的人，幾乎沒有能數代相延續的，而不甚讀書的藏書家，卻能數代相續，這真是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情。

正如上文所言，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嗜好散盡財產，晩年藏書不幸散失，但這種事情大多是先前不以為慮，盡全力收集書籍、作藏書志，又翻刻善本，與其說是為了使自己的藏書以貽后世，不如說是由于藏書家內心夙愿的驅動。這種不可思議的嗜好，是近代中國發達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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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自：《中國訪書記》

作者：內藤湖南 等著

翻譯：錢婉約 譯

出版：九州出版社

本書在廣泛搜集清末、民國年間來中國考察訪問、留學進修的日本中國學家及青年學生——包括內藤湖南、島田翰、田中慶太郎、武內義雄、神田喜一郎、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等七人的學術游記、日記、回憶錄的基礎上，抽取出與訪書、購書有關的篇什，翻譯而成。本書涉及圖書史、近代學術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學科，既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又有生動的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