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著名理論家、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活動家大衛·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歲。占領華爾街的口號“我們是99%”（We are the 99%）經常被歸功為格雷伯的手筆，盡管他堅稱這是集體的功勞。他一以貫之拒絕1%的游戲規則，將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變革場域之中，在全球范圍內參與和聲援社會革命/運動。格雷伯在無論是智識還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躍的時候，突然去世了，這讓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難以接受。但是，他的遺產會繼續伴隨我們，鼓勵我們將他的言辭轉化成具體的行動?！杜炫刃侣劇に枷胧袌觥窓谀拷陙硪恢痹谕平樗乃伎?，在這個沉痛的時刻，我們推出“格雷伯的禮物”專題，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與行動遺產，并在禮物的意義上鼓勵與這份遺產建立更積極的聯系，歡迎投稿。

本文于2011年12月刊載于《白色評論》（The White Review），訪談時正值占領華爾街運動如日中天，格雷伯因對運動的深度參與而廣受媒體關注。在本篇訪談中，他談及從馬達加斯加的田野，到1999年西雅圖抗議如何塑造了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并對無政府主義“直接行動”的思想資源和行動脈絡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6個月前，我為采訪大衛·格雷伯做準備，想在網上對這位知名人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做個簡單調研。我驚訝地發現，盡管此人在學術界廣受好評（被譽為“同代人中最好的人類學理論家”），但我能找到的相關信息卻比較有限，最后只收集到寥寥幾篇采訪文章，介紹他在過去10年間投身各種替代全球化運動 (alter-globalisation movement)；有幾篇是關注他出走耶魯的那段恩怨是非的；當然還包括他和齊澤克在《倫敦書評》上那場古怪的智性爭吵。

大衛·格雷伯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

然而，自6月份以來，格雷伯的公眾關注度直線飆升。由于“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擴散、復制和成功，深度參與運動雛形階段的格雷伯吸引了主流媒體的注意，后者把他塑造成這場反資本主義全球運動中的“反領導者”。善于表達、迷人且極具才智的格雷伯已成為抗議活動的熱門發言人（不過鑒于抗議營地的非等級制結構和理念，我們應謹慎使用“發言人”這一詞匯），這位雄辯的評論員對運動的種種訴求和不滿均做出了歷史性的分析。

他的最新著作《債：第一個5000年》（Debt：The Frist 5000 Years）探討了金錢與市場充滿暴力與壓迫的另類歷史。《彭博商業周刊》形容此書為占領運動提供了“理論框架和譜系學” 。與此同時，在最近的一篇訪談中，格雷伯特別解釋了“占領華爾街”及類似組織的訴求——或許更確切地說，無訴求——媒體對此一直困惑不解，堅持認為該策略與運動尋求的改變南轅北轍，并借此證明抗議者“缺乏清晰目標”或洞察力。

格雷伯將聚光燈轉向占領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原則。他把“沒有具體訴求”解釋為“預兆性政治” （pre-figurative politics）的一部分：示威者們要表現得如同“已經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中”，因此拒絕接受現有政治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合法性——而一旦明確運動訴求，就要首先承認這二者的合法性。

本篇和大衛·格雷伯的訪談完成于今年（2011年）夏天。

能否談談你的生活，你的父母和家庭環境？

格雷伯：我在紐約一家合作公寓大樓（曼哈頓切爾西區）長大。父親是膠印公司的拼版員，母親是服裝工人，她同時也在一出名叫《麻如針刺》（Pins and Needles）的音樂喜劇中擔任女主角。這部劇的演員陣容完全由制衣工人組成，并在百老匯大受歡迎，母親因此當了三、四年明星，然后又重歸普通人生活。我父親是工人階級，但我想有時這類人會被稱為“工人階級貴族”：喜歡讀書，從事手工藝性質的技術工種。不過我們從來沒有錢。我發現這種背景尤其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是個很大的障礙，因為這意味著我盡管通常比那些中產階級學生對——比方說，俄瑞斯忒亞——了解得更多，但我完全不具備那種專業階層的規矩教養。  

我父親盡力了，他不想我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我認為他感到非常內疚，因為他放棄了各種成為剝削者的機會，無法像他本來希望的那樣為孩子們樹立人生榜樣。他在西班牙戰斗過，認識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但他自己從來不是無政府主義者。 

他住巴塞羅那的那段時間，正是那個城市處于無政府主義原則運轉的時期。他總樂意給我講那會兒的各種趣事，他總說那時的巴塞羅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驗之一，因為人們發現白領階層實際上什么都不做。在巴塞羅那，人們對革命的想法就是擺脫所有的經理，在沒有經理的情況下一切照舊進行。什么都沒有改變。

在你成長過程中，有哪些特別啟發你的作品或作家？

格雷伯：小時候家里到處都是書，但幾乎都不是批判性的。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父母有《資本論》，至少有第一卷；但卻少有講述這個世界有多么糟心的書。他們買了很多科幻小說，很多歷史書，也有很多人類學的書。我想他們的態度應該是：“我每天朝九晚五工作，親身體會著這個糟糕的制度，不要再看這方面的書了；我想讀關于其他存在可能的”。我到今天依然喜歡這種態度。我喜歡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然后被它帶到另一個世界；我喜歡那些沒有明確政治含義，卻能開辟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的東西。

喬治·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那本書對我也很重要。那是父親送給我的，他希望培養我一些政治意識，但同時提醒我不能盡信書中所講，關于西班牙（內戰）的一切閱讀都不能盡信。

在英國，我們常說“抗議權”，你認為應該在權利話語體系中去構想抗議嗎？

格雷伯：我發現“抗議”這個詞有問題?！翱棺h”聽上去好像你已處于敗勢，好像這是一場競賽，敵我雙方在固定的位置彼此識別。這變得像一場福柯式的規訓博弈，雙方或多或少在成就著對方。從這個意義上說，福柯是正確的：幾乎要通過抵抗才能擁有權力。所以我更喜歡“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這個概念。我認為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在倒退。我來自美國，更了解那里發生的事。在那兒，抗議、異議和反對政府的權利被明確寫入憲法，被奉若神圣，卻遭到公然忽視。 

那說說具體差別吧：“直接行動”與“抗議”，或者說“直接行動”與“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區別在哪兒？“直接行動”一詞有何特殊之處？

格雷伯：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喜歡“直接行動”，是因為它拒絕承認權力結構的合法性甚至是必要性。徹底退出規訓博弈，宣稱我們能自主行事——沒有什么比這個更能惹惱權威了?！爸苯有袆印本褪潜憩F得你好像已經自由了似的。

舉個關于水井的經典例子。某座小鎮的水資源被壟斷了，市長與壟斷水的公司勾搭在一起。如果你在市長家門口抗議，這叫“抗議”；如果你去圍堵市長的住所，這是“公民抗命”，依然不是“直接行動”?！爸苯有袆印敝傅氖悄阕约喝ネ谝豢诰驗檫@才是人在沒有水的情況下通常會做的事。在這個意義上，馬達加斯加的人民完全是在采取直接行動。他們是終極直接行動主義者，但他們也處在一種能輕易擺脫權威控制的狀態里。

你關于馬達加斯加的國家理論很有意思。你寫到，當你第一次去那兒，沒覺察出有什么不對勁；后來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通常理解的一個國家應具備的主要職能在那里已經處于廢棄狀態。

格雷伯：如果我們說的是馬達加斯加農村地區，沒有柏油馬路，沒人收稅，警察也不會光顧；那么國家最重要的兩個職能：征稅和執法，在那里是缺失的。即使小城鎮也基本沒有這些職能。馬達加斯加人微妙而間接地創造了這場“準革命”，像變魔術。政府基本不存在，當地人要想出巧妙的權宜之計來應付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局面，訣竅之一是永遠不要讓官員覺得丟臉或是必須要插手。只要官員不行使權力，他們就對村民親如家人；反之則會處處設阻。阻力最小的路徑是逢場作戲打太極。

你能舉個例子嗎？

格雷伯：我第一次意識到那里的政府基本停止運作，是當我得知村里有個家伙毆打他妹妹的時候。當地人為此召集了一場fokon’olona（根據共識來協商的傳統方式），他們決定讓他簽署一份供詞，說是他謀殺了妹妹。當時的想法是，他們將把這份證詞存放在警察局（因為毋庸置疑，警察是不會去那兒的），這樣萬一他妹妹真出了什么事，他已經承認過是他干的了。

你是否認為存在一種截然不同的無政府主義革命理論？你在建議一種妥協狀態，即國家似乎仍在運轉，至少表面上假裝運轉；而與此同時，悄悄地，它并不真的在那里。 

格雷伯：對。一個關于革命的蛋殼理論，你只需要掏空它，最終它就會坍塌。

所以不同于那種偉大的革命時刻，國家完全是被消解掉的？

格雷伯：這是有可能的。我認為你需要考慮所有可能性。有一種說法是當權者永遠不會自愿放棄權力，因此只有在街頭戰斗中才能終結一切——但我總會指出，別以為一群無政府主義者能武裝擊敗第101空降師，再怎么說他們還有核武器。關于“革命”唯一可信的場景，是秩序力量方（the forces of order）拒絕開槍的那一刻。對于世界歷史上大多數革命而言，這才是最終發生的。

你是在建議我們考慮一種“雙重政權”（Dual power）的格局嗎？

格雷伯：我認為遲早會這樣。我認為在世界許多地方已經存在這種格局了，只是人們不去談論它。馬達加斯加顯然存在著雙重政權，甚至可能有三到四個政權，誰知道呢！這也是薩帕塔主義者們正在嘗試的：開辟一個自治空間。我不認為這個過程不會引發任何形式的對抗——這種想法同樣是幼稚的；但是我們無法預測撤退和對抗的確切組合。

你最初學人類學的時候，是什么令你對馬達加斯加產生興趣？

格雷伯：最早是我的研究生導師建議的。我也一直為馬達加斯加奇特的世界主義混合文化所著迷。從經典人類學意義上講，它屬于異國情調——要知道，那兒的人顯然會用尸體做奇怪的事情，每個人都在耍魔術。但他們也和刻板套路中的文化孤島概念完全相反：自從有人類第一次登島定居，這里就被世界經濟體系捕獲了。另外，馬達加斯加文化中有一些易辨認的極具顛覆性的東西。這是一種混合的叛逆文化，是由一群逃脫的奴隸創造的。

人們之所以看不到這些，是因為他們仍然卡死在進化模型上，稱既然馬達加斯加語最初來自婆羅洲，那么婆羅洲的原始居民一定最早出現，散布、發展了復雜的國家形態，進而與世界五大宗教進行了接觸。實際上，只要你回顧歷史就會清楚地看到，馬達加斯加人從一開始就了解關于國家和世界宗教的一切，并且不希望與之發生任何聯系。來自印度洋各地的難民和叛亂分子最終聚集在馬達加斯加，融合在一起，創造了這個瘋狂的顛覆性的文化底蘊。后來的確有國家在此基礎上崛起，但往往很快被推翻。

馬達加斯加

你曾經寫到，尤其是在法國殖民時期，馬達加斯加推翻國家統治的策略之一是將權力關系交由一個靠儀式和魔術來溝通的影子世界去代理。法國人無法理解這個世界，因此無法奪權。這到底是什么意思？ 

格雷伯：馬達加斯加許多地方的人都抱著這樣的信念，即死去的國王會在人民身上附體，繼續存在，并保有其生前全部權力。結果正如吉利安·菲利·哈尼克（Gillian Feeley-Harnik）所寫，西海岸的薩卡拉瓦人（Sakalava）堅持認為，殖民時期的最高權力者是一些被死去國王附體的、通常是奴隸后裔的老婦人。所以那些殖民者們究竟該怎么在這種情況下談判？

這是馬達加斯加革命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嗎？

格雷伯：這很有意思。馬達加斯加有革命意識形態，但它沒有被稱為革命意識形態，也沒有被稱為政治意識形態；它被定義為一種族群認同。實際上，我手頭正在從事的項目之一就是關于這個的：有很多我們認為是文化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更應被視為一種達成目標的社會運動。從本質上講，馬達加斯加人的文化是一種身份認同，最初凝結在那些拒絕信仰世界宗教的逃跑奴隸們的身上。

（這種運動）可以向任何方向發展。你可以在某些文化中實現可怕的右翼烏托邦幻想，在另一些文化中實現極端父權制，等等。但是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一下歷史。激進社會運動、革命者、反動派以及所有我們熟悉的當代政治概念并不是200年前被發明出來的。我們一直被教育的說法是，左派與右派是突然形成的，所有這些革命都是在18世紀中葉突然開始生發的。但我認為實際上它們在數千年間一直在發生著，只不過我們沒有講述它們的語言。

是馬達加斯加的經歷啟發你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分子嗎？你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活躍的？

格雷伯：最早是1999年西雅圖抗議之后。在那之前，我樂意聽從父親的建議，當一名純粹的學者。我在耶魯大學找到一份工作，這本會讓他很激動。沒錯，我是在馬達加斯加這個怪異的半無政府主義飛地呆過，但直到加入“直接行動網絡”（DAN，Direct Action Network）之前，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那里發生的事。我還記得當時我在耶魯講完最后一課，那門課程叫“力量、暴力與宇宙學”，屬于政治人類學范疇。我走出課堂，瞥見某個報紙箱上的新聞標題：《西雅圖宣布戒嚴令》。我心想，“什么？！戒嚴？”我真正想要參加的政治運動在我漫不經心的時刻出現了。于是我參與其中，了解到共識、流程、直接民主和直接行動——所有這些我以前知道一點大概原則，但從未親身經歷過。   

無政府主義網絡平時如何運轉？

格雷伯：我喜歡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和經典馬克思主義團體的區別之一在于，我們不是從定義現實出發的。我們的團結要點不是對形勢的分析，而是我們想做什么，想采取什么行動，以及如何去做。此外，還必須給彼此提供疑點利益（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寧縱無枉，類似無罪推定——譯注）。共識形成過程的原則之一是，你不能挑戰他人的動機，你必須假設每個人都誠實并且具有良好的意愿。這并不是說你必須深信不疑，而是要將這種原則作為無政府主義洞悉力的一種延展：如果你對待他人像對待孩子一樣，他們就會傾向于表現得像個孩子；如果你將他們當作成年人對待，那么他們至少有機會采取負責任的態度。諷刺的是，我發現這種慷慨的習慣，這種給人提供疑點利益的方式，與我接受的學術論證訓練完全相反。 

那么，無政府主義進行學術討論的方法會是什么樣的？

格雷伯：我常會思考若以無政府主義精神進行智識對話將意味著什么，但我還沒完全想明白。我認為不一定非要有解決方案。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不可通約。我認為我們對“不可通約性”過于警惕了。正如羅伊·巴斯卡（Roy Bhaskar）早就指出的那樣，實證主義者和后結構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持相同的立場——有些人說，如果現實確實存在，我們就有可能完美地描述它，因此，它應該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人則說，正因為如此，這是不可能的，或者說現實是不存在的。但他們有著相同的基本假設。以類似的方式，我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假設，即我們應該能夠運用相同的語言提出論據，從而可能最終贏得辯論。

就像人們可能會說代議制民主阻礙了實際的民主一樣，你也可以說學院阻礙了實際的思考。

格雷伯：學術界迷戀“程序”，同時也迷戀權力網絡及其創建方式?，F在要采納與社會活動家們相同的方法是很容易的，可以立足于一些共同的行動承諾，追求某種共同的理念，可稱之為真理、知識、理解，或是其他。如果這樣，則需要一定的慷慨大度，類似于前面提到的形成共識的過程：如果你不同意某人，至少你要對他的觀點懷有最善意的設想，這樣才能看清你們真正的分歧在哪。當然了，學者們幾乎從不這么干；正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行為舉止如同政治家，定期對潛在的對手做出苛刻的解讀，將辯論當成角斗，為取勝不惜一切代價。奇怪的是，他們通過據稱是激進的、甚至是半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觀點——尤其是通過?？碌睦碚搧頌檫@種方式辯護。借助?？拢麄兛梢誀庌q說，既然沒有終極真理，既然權力就是一切，那就沒有什么共同目標可以訴諸，門戶之見也就沒那么糟。我認為這就是許多學者解讀福柯的方式。對于多數學者來說，福柯關于權力的著述是專業人士階層的一個終極認證，他們借此脫離了物質生產，其后代子孫現在幾乎完全統治了學術界。對他們而言，世間萬物終其究竟無外乎管理與控制，因為畢竟他們的確生活在一個權力隨人脈擴散、不分你我的世界中；所謂現實就是他們能說服人們相信的那些東西。一切都是策略式博弈，每個人都試圖控制其他人。我認為這個樣子非常有害。

你的新書叫《債》。書中的觀點之一是，“債”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沒人知道它的真正含義是什么。你對債務有什么更進一步的見解嗎？

格雷伯：是的。“債”是“承諾”的倒錯，是一種被數學和暴力歪曲了的承諾。我不是說數學不好，而是說數學和暴力結合極度糟糕。債務是在給定條件、給定時間內提供一定數額款項的承諾。債務合同最終可以訴諸武力強制執行。問題是，在一種徹底扭曲的歷史煉金術的作用下，我們如今將這類暴力認作道德本身。

你認為這反映了當下經濟環境嗎？

格雷伯：我認為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狀。而且令我驚訝的是，債對日常生活進行全方位攻擊，人們卻似乎無動于衷。這是對所有社區理念的攻擊，也是對我們以政府為媒介訂立彼此承諾的攻擊。政客對銀行家做出的承諾怎么能比他對選民做出的承諾（比如提供免費教育）顯得更有道德依據呢？這看上去是瘋了。但當下就是對此全盤接受。

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后果嗎？

格雷伯：它可以追溯到資本主義之前。這就是為什么這本書的標題是《債：第一個5000年》。資本主義僅僅是債的頂峰。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暴動都和債有關。農民起義軍們往往都有個極為一致的目標：首先，他們要找到并燒掉所有債務賬本，接下來才是稅票或地籍清冊。

如果你回顧人類歷史，會看到一種關于債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反復出現。一方面，人們同意“欠債還錢”的本質是道德；但同時又會認為借錢的人是邪惡的。一方面，債的語言與道德的語言同構；另一方面，大多數實際的債務關系被視為不道德的。

你能做進一步解釋嗎？

格雷伯：債務是實現暴力從屬關系的最有效途徑，還能同時令受害者覺得錯在自身。殖民政權一直都這么干，他們會通過稅收向殖民地人民收取征服他們的費用。然而，歷史上這種使用債務的方式也往往產生臭名昭著的反彈效應，因為債務關系的微妙之處在于，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平等為前提的——我們都是合同的平等當事方。這加劇了不平等帶來的痛苦刺激，因為它暗示你本應該和債主平起平坐的，但是不知怎地是你自己搞砸了；但同時，也可能會引發（受害者）進一步的想法：“等一下，到底是誰欠了誰什么？”當然，一旦你這樣發問，就意味著你已經接受還債是道德的想法，你接受了征服者的語言。  

你認為這種債務即道德的觀念源自哪里？

格雷伯：在許多世界宗教中，“罪”與“債”是同一個字。主禱文中寫著“赦免我們的過犯，如同我們赦免他人的過犯”，這個詞原本就是“債”，相當于“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柏拉圖的《理想國》也有：什么是正義？什么是道德？欠債還債就是正義。我們看到圣經和印度教經文中也有同樣的東西：生命是你欠眾神的債，供奉是利息，最后你死了，你用整個生命償清。很顯然，宗教使用這種語言是因為當時市場關系里存在這種語言；而各個王國也在用這種語言來合理化稅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提到的所有例子中，都會首先把道德和還債框在一起，然后說：“不, 其實不是這樣，道德是別的東西?！北热纭独硐雵分械奶K格拉底就立即否定了這一觀念。《圣經》或《梵書》也是如此。至于那個“別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則有無窮無盡的答案。令人著迷的是，這些例子不知怎地都一定要從“債”入手，要先自己套上這個邏輯枷鎖，然后再試圖擺脫束縛。 

這就是為什么我對“人類對自然或社會虧欠了什么”這類問題持懷疑態度。虧欠了誰？是宇宙還是神靈？我們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將我和自然，或者我與宇宙，或者我與眾神想象為平等的債務合同當事方，這本質上是荒謬的。 

我想書中主要指出的是，債不是一種終極價值。結尾處我說，在古代，神圣的并不是還債的行為，而是寬恕特別是免除債務的能力——這或許是我們今人應該學習的。因為歸根結底，債是一種承諾，是人做出的安排。而“自由”不僅體現為人們能為彼此做出承諾，還包括當情況發生變化時自愿重新安排這些承諾。同樣，如果民主有任何意義，那只能是一種集體力量，可以重新調整我們之間的承諾，包括金融債務——畢竟一張借據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承諾之間沒有內在道德差異。

你是建議我們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重新調整此類承諾？

格雷伯：普遍的債務豁免是當下我們能做的最有強有力的事情之一，以提醒自己這些債務不是一種自然力量，而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事物。如果回溯一下貨幣的歷史，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免除債務是可行的。我認為這本書的一大主題是虛擬貨幣，是代表信用而不是黃金的貨幣。人們在談論虛擬貨幣的時代，好像它是新生事物。但實際上這才是錢的原始形態：先有虛擬貨幣，然后才是實物造幣。 

以信用為前提的國家有什么現實指導意義？

格雷伯：歷史似乎在兩種時期之間來回搖擺：先是虛擬貨幣主導的時期，錢成為債；接著人們認識到這是一種承諾、一種特殊的安排，是可以被改變的。

比如，在美索不達米亞，每當周期性債務危機發生時，就會伴隨有周期性的債務注銷；在中世紀的虛擬貨幣時代，高利貸是被禁止的；而當鋪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中國，那時的僧侶們發明了典當，試圖為農民提供替代高利貸的抵押品。

黃金時代通常也是帝國、奴隸制和龐大常備軍的時代。這就是古典世界（古希臘古羅馬）的真相。你在中世紀找不到相同類型的專業軍隊或是類似的金銀體系，也看不到大規模泛濫的奴隸制度。而大約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金銀幣回來了，金條銀條回來了，奴隸制也回來了，我們還能看到大規模的常備軍。資本主義顯然是新事物，你不會把古代描述為資本主義制度；但資本主義絕非建立在虛空之上，軍事與貨幣體系之間的關系依然是資本主義的骯臟秘密。

你能詳細解釋一下嗎？

格雷伯：關注后凱恩斯學派所說的“高能貨幣”（high powered money）與軍事特別是帝國軍事之間的聯系，這一點非常重要。例如，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最初是用威廉三世國王的一筆英法戰爭貸款創立的。國王授予了特許權，允許借他錢的銀行家們將債務貨幣化，以銀行票據的形式再借給他人（流通），這就是銀行鈔票的真實面目。這就是為什么你從口袋里掏出一張10鎊紙鈔，會看到上面有一個女王頭像，旁邊寫著：“茲承諾在持票人的要求下支付給本票據持有人總額為10英鎊”。這張紙不是10英鎊，而是一項承諾。

自1972年尼克松讓美元脫離金本位制以來，世界儲備貨幣一直是美元?？勺罱K是什么在支撐美元？人們會說，沒有支撐，這是“法定貨幣”（fiat money）；但我認為這不是真的，這是一種基于債務流通的信用體系。美國在簽發從不真正兌現的支票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美國國庫券已成為央行的基本儲備貨幣。正如邁克爾·哈德森（Michael Hudson）最初指出的那樣，大多數美國國庫券從未真正兌現，它們年復一年地滾動用于新債券的購買。持有者們承受著損失，因為美國央行支付的利息低于通貨膨脹率。那么為什么要這么做？好吧，如果你查一下美國赤字的規模，它幾乎相當于實際看到的軍事預算。如果你再對比一下美國赤字增長的圖表、海外持美國國債百分比，以及美國軍費開支的圖表，則可以看到幾乎完全相同的曲線。因此，基本上是外國政府和信貸機構正在購買美國國債，為美國支付巨額軍費。都有哪些家伙在這么做？冷戰期間主要是西德，現在除中國外，最重要的是日本、韓國、海灣國家。這些國家有什么共同點？它們全都處在美國軍事基地或在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下。美國正在從美軍坐鎮的這些國家借錢建立軍事基地。在古代，這樣的安排被稱為“帝國”，所上交的錢被稱為“貢品”。現在呢，顯然你不被允許使用這種語言，因此被喚作“貸款”。然而不管叫什么，軍事力量和核心金融體系之間的聯系依然存在，而這是我們（平民）不該去多想的事情。

在英國和美國，我們用來描述這一現狀的語言有點不言而喻地荒謬。我們說“貿易赤字”，意即：“哦，不知什么原因，全世界的人們向我們提供的東西總值比我們向他們提供的要多得多，這不對勁吧？”但假如你指出，原因大概在于，那些源源不斷收到貨品（卻從不會陷入麻煩）的國家，似乎同時也是在全世界大規模部署軍事力量的國家——人們就會像看一個狂熱極端分子那樣看著你。當然，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承認，誰是軍事強國、誰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資源、誰的錢剛好是世界儲備貨幣——這三者之間存在著聯系。只不過弄清楚這些關聯到底是什么，卻莫名其妙成了禁忌。

原文地址：https://www.thewhitereview.org/feature/interview-with-david-grae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