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三十歲的三浦春馬在家中自殺。對這位年輕演員的逝去，人們哀嘆卻并不訝異。在日本，同樣的事情每天都在反復地發生，據警察廳統計，去年一年有20169人自殺，平均每天五十余人，自殺率居“七國集團”之首。而這些自殺事件多數與抑郁癥有關。

抑郁癥是一種古老疾病，2400年前希波克拉底在《醫典》中就有記錄，他認為這是一種黑膽汁過剩引起身心疾病。其癥狀包括消極、沮喪、失眠、無法集中注意力，嚴重的還會出現幻覺和自殺傾向。

而在日本，平成以前鮮少有這方面的討論，相關的病例記錄也不多，在昭和的第三個十年，即1955-64年，日本每五千個人里只有一名抑郁癥患者。有人認為那時的日本人確實不抑郁，他們知道怎樣與生活中的哀傷相處，“物哀”的審美傳統讓他們“在目睹一場美麗的盛宴消逝時，反而能找到安慰”。

但也有觀點認為，并非那時的日本人就很超脫，而只是說抑郁癥作為一種疾病尚未被社會所接受，郁郁寡歡的人們多半不會想到要去看醫生，而是默默忍受煎熬，因為就算向醫生求助，后者也只會讓他們回家好好休息。

而平成時代是一個“抑郁”蔓延的時代——起碼從數據上看是這樣，據厚生省統計，2017年被確診為“心情感情障礙”的患者為達127.6萬人，每五個日本人里就有一個出現過抑郁征狀。除了對國民健康的損害，抑郁癥帶來的經濟損失也是顯而易見的，據倫敦經濟學院的估算，由抑郁導致的生產力下降、醫療開銷等每年給日本造成14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為什么會這樣？患病率的飆升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生病的人多了；二是問診率提高了。關于病人，精神衛生專家多從泡沫經濟破滅、傳統社會結構瓦解的角度加以解釋，孤獨和無望彌漫在整個社會，背負日益沉重的經濟負擔的人們（更多的是男性），很容易陷入抑郁之中。還有社會學者從文化的角度找原因，比如高強度的工作文化令人身心俱疲，再如“微笑文化”要求人們在面對悲傷時也面帶微笑，壓抑了個體的感情，等等。

至于問診率，則與制藥公司在1990年代末的一場“科普”有關——輕度抑郁癥被描述成一場“心靈的感冒”，誰都可能得病 。2000年歌星木之實奈奈公開談及更年期抑郁癥的折磨，隨后諸多名流也袒露受到抑郁之苦，甚至皇室也承認太子妃因壓力過大而服用抗抑郁藥物。與此同時，有關書籍大量出版。至此，日本社會對抑郁癥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鬱病”不再丟人，甚至還成了一種“時髦”；相應地，尋醫問診人也就多了。據統計，在1999-2003年的四年間，日本與抑郁癥相關的門診掛號激增了46%。

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另一種抑郁引發了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2012年4月29日晚，NHK在黃金時段播出大型紀錄片《襲擊職場的“新型抑郁”》，引起震動。紀錄片揭示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正在侵蝕日本列島，患者多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多數接受“心療內科”或“精神科”治療，而其癥狀與傳統抑郁癥頗有不同，甚至是相反——

例如，傳統抑郁癥患者內心充滿無力感，存在強烈自責傾向；新型抑郁患者遇事不順，則認為都是別人的錯。傳統抑郁癥患者注意力渙散，對一切事物均喪失興趣；新型抑郁患者遇到愛好的事務，心情多可改善。傳統抑郁癥患者大多存在睡眠障礙；而新型抑郁患者每天睡十個多小時，還覺得不夠。傳統抑郁癥患者食欲不振；新型抑郁患者則暴飲暴食，尤其喜愛甜食。傳統抑郁癥患者非常注意照顧他人的感受；新型抑郁患者則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態度。

紀錄片播出后，關于“新型抑郁是不是病”的問題，很快引起了日本精神醫學界的爭論。占上風的是否定派，他們認為，新型抑郁只是個人意志薄弱的表現，傳統的抗抑郁藥物對其無效，而只要脫離誘因環境，所謂的“癥狀”就會消失。精神科醫生香山梨花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類“病人”只在工作中才會出現抑郁，他們很少自責，出了問題則歸咎于上司、公司和社會，他們具有攻擊性，喜歡訴訟，對休職完全沒有罪惡感。香山認為，這是精神軟弱，并非醫學意義上的疾病。

肯定派認為“新型抑郁”是種病，盡管病征表現不同于傳統的抑郁癥，但患者同樣十分痛苦。他們可能會在病休期間去釣魚、旅行，與常人無異，但一旦回到壓力環境下，他們的抑郁狀態是確確實實的。近十年來，有關這一疾病的學術論文也越來越多，生田孝的《論臨床現場的“新型抑郁癥”》 （《勞動安全衛生》第七卷，2014年）、中樫潤等的《醫療從事者對“新型抑郁”事例形象擁有的實際把握》（《心理學研究》第八十九卷，2018年），均以“新型抑郁是病”為前提展開研究。

且不論“是病非病”，日本年輕人普遍受到新型抑郁的困擾，卻是不爭的事實。據NHK調查，日本2200家上市企業中，逾六成認為其雇員存在新型抑郁的問題，“以抑郁為主精神問題成為企業需要應對的緊急課題”，如果不及時加以應對，可能導致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失衡。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造”了新型抑郁，又是什么擊垮了這一代的年輕人？

目前，相關的討論大致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體能說，另一類是社會變遷說；兩類解釋并不沖突，甚至可以說是互補的。“體能說”顧名思義是從體能，亦即生理的角度找原因。這種看法基于“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體”的傳統理論，認為運動不足會對大腦功能產生影響。而根據2013年文部科學省的一項調查，日本青少年體能的確普遍低于1986年。

“社會變遷說”則試圖從社會文化變遷的角度介入這一問題。其中，法政大學教授尾木直樹對教育體系“新學力觀”的批判頗有影響力。“新學力觀”指1992年日本文部省導入的對初中生“學力”的評價體系，這套體系放棄了以往單純考察考試成績的方式，重視學生在集體活動的表現，考察他們在集體活動中是否“積極活躍”，是否具有“領導氣質”。

尾木教授認為，這一套評價體系毀滅了一代年輕人的自我，迫使他們從中學開始就戴上假面，放棄真我。在“新學力”體系下，學校和老師看“態度”和“表現”，同學間彼此評比和競爭，導致每一個學生都過度在意“他者”的目光，為他們走入社會后陷入抑郁埋下了伏筆。“新學力觀”的初衷或許在于打破應試教育的沉重和僵硬，實質上卻帶來了新的沉重和僵硬——競爭仍然激烈，然而“優勝”卻建立在他者的評價之上。

與此同時，日本社會原子化日益嚴重。 昭和時代那種親密無間的鄉村社會消失了，90%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逼仄的居住空間并未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反而造成了不安。在擁有1400萬人口的東京都，近半家庭只有一個人，也就是所謂的“單身家庭”。這些個體或家庭缺乏人際交往的技能和意愿，他們更愿意在網絡和二次元的虛擬世界中尋找宣泄和認同。在不得不面對職場或是情感上的沖擊時，他們往往束手無措，很多時候就干脆放棄了。

個人主義在平成年間的濫觴，加劇了人與人疏離。在我初到日本的那幾年，許多書籍版權頁的作者介紹欄都寫著作者的家庭住址，好像隨時歡迎讀者來登門討教。而今的日本已是另一番景象，家庭住址早已作為個人隱私被隱藏起來，即使在同事之間也是全然不問、全然不知的。每個人都是一顆孤星，獨自運行在自己的軌道上。

在傳統的日本，社會是團體主義的，個體生長于團體，勞作于團體，死于團體。作為共同體的村莊或會社，給予個體身份的認同，也容納他們整個的人生。個人在面臨不確定性和困境時，可以訴諸團體，有所依托而不至于喪失信心。在個人至上的平成時代，職場成為純粹的賺錢空間，不再親切，不再治愈。職員們埋首于各自的前程，對于雇主，他們沒有舊式的忠誠，對于團體的和諧也并不上心。出現問題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責任，感到痛苦時，則傾向于歸咎他人。

那么是否只要回到過去，回到團體主義，新型抑郁就會煙消云散了呢？恐怕問題也沒有這么簡單，向后看的方法，聽起來再好，也只能是刻舟求劍。世界已經變了，日本社會也不復當年，新生代的日本人價值多元，生于斯死于斯的團體主義容納不了他們，更無法解救他們。通往未來的道路，或許只能在年輕一代與整個社會的對話與互動中，才能顯現。

NHK有檔節目叫做“鶴瓶的家族干杯”，自1995年開播至今人氣不衰。 主持人叫笑福亭鶴瓶，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搞笑藝人；受訪對象多是日本列島淳樸的農民、認真的匠人以及他們的家人。鶴瓶與他們交談，論及農事、家庭、生活乃至生死，言語豁達詼諧，一切靜好如初。這是一種抽象出來的日本原風景，舍去了勞苦與艱辛。片中的日本仿佛一片遼闊田園，每個人都可以詩意地棲居。

每周一晚的黃金時段，全日本的人都會收看這個節目，但與其說這是一種向往，不如說是一場送別，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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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