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澤明和塔可夫斯基

本文原文最早發表于《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1977年5月13日晚報版；之后添加了黑澤明和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合照后重新發表于《索拉里斯》的宣傳小冊中；隨后重刊于《Nihonkai Eigasha》1978年6月刊；再次重版是以《索拉里斯：在偉大地球上對自然的一種向往》（Solaris: A Nostalgy toward Nature on Great Earth）為題發表于1978年3月《影像論壇》（Image Forum）第八十期紀念特刊中。最后，這篇文章以《塔可夫斯基和〈索拉里斯〉》為題收錄于《黑澤明全集》（第六卷，巖波書店出版社，1988年，東京）中。此文日譯英譯者為Nostalghia.com 網站的日本作者佐藤公利（Sato Kimitoshi）

在我首次去蘇聯訪問時在莫斯科電影制片廠（Mosfilm）的歡迎午宴上，我第一次遇見了塔可夫斯基。他身材瘦小，看起來有些虛弱，同時又異常的聰慧，異常的精明和敏感。不知道為什么，我感覺他特別像武滿徹（T?ru Takemitsu）。只呆了一會，他就有些歉意得說了句“我還有些工作要做”就消失了。沒過多久，我就聽到了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震得餐廳所有窗戶玻璃都在顫抖。看到我大吃了一驚，莫斯科電影公司的老板意味深長得笑著說：“你知道另一場世界大戰是不會發生的。塔可夫斯基剛剛發射了一枚火箭。不過，與塔可夫斯基的合作對我來說是一場偉大的戰爭。”我就是這樣知道塔可夫斯基在拍攝《索拉里斯》（Solaris，1972）的。

午餐會結束后，我去了他拍攝《索拉里斯》的片場。在那里，我看到一個被燒毀的火箭躺在空間站攝影棚的角落里。我很后悔當時忘記問他，他是如何在片場拍攝火箭發射的。這套衛星基地的布景做得很是精美，應該是耗費了巨資，因為都是用厚厚的杜拉鋁做的。

塔可夫斯基在《索拉里斯》拍攝現場

它那冰冷的金屬銀光閃閃發亮，我發現埋在設備里的電燈泡微弱地閃爍或揮舞著紅藍綠的光束。而在走廊的天花板上，有兩個杜拉鋁做的欄桿，上面掛著一個可以讓攝像機在衛星基地內自由移動的小輪子。

塔可夫斯基一邊帶著我在現場逛，一邊興高采烈地解釋，就像一個小男孩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展示他心愛的玩具盒一樣。和我同行的謝爾蓋·邦達爾丘克（Sergei Bondarchuk）詢問他關于這套玩具盒的造價，聽到塔可夫斯基的回答時他驚得睜大了眼睛。投資是如此巨大，六億日元，以至于讓曾經執導過有著宏大戰爭場面的《戰爭與和平》的邦達爾丘克都大吃一驚。

現在我才完全明白為什么對莫斯科電影公司的老板來說那是“一場偉大的戰爭”了。不過這也需要非凡的才華和超人的精力才能消耗這么巨大的投資。當他熱情地帶領我看著布景的時候，我尾隨其后，凝視著他的背影，心里一直想著：“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塔可夫斯基在《索拉里斯》拍攝現場

關于《索拉里斯》，我發現很多人抱怨它太長，但我不這么認為。他們特別覺得開幕時中對自然界的描述過于冗長，但在主角乘坐火箭進入宇宙的衛星基站后，這些層層剝離記憶般與地球自然的告別，將他們自己淹沒在故事的最深處，它們幾乎折磨著觀者的靈魂，就像是一種對地球母親自然無法抗拒的鄉愁，類似于思鄉之情。如果沒有開篇這一段對美麗自然場景的舒緩漫長的介紹，你就無法讓觀眾直接感受到被“囚禁”在衛星基站內的人們所懷有的走投無路的感覺。

當天夜里，我在莫斯科的一個試映室里第一次看到了這部電影。它很快就讓我感到一陣心碎的痛苦，同時激發出一種盡快回到地球的強烈渴望。我們一直享受著科學的非凡進步，但它究竟會將人類引向何方？這部電影成功地勾起了我們靈魂深處的恐懼感。如果沒有它的出現，科幻電影也不過是小菜一碟。

這些想法在我凝視屏幕的時候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里。

塔可夫斯基在《索拉里斯》拍攝現場

塔可夫斯基當時就和我在一起。他坐在試映室的角落里。當電影結束時，他站了起來，帶著一點怯意得看著我。我對他說：“非常好。它讓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懼。”塔可夫斯基靦腆地笑著，但很開心。之后我們在電影學院的餐廳里互敬著伏特加。平時不太喝酒的塔可夫斯基那天也喝了不少，他還快步進去關掉了餐廳里正在播放音樂的揚聲器，開始聲情并茂地唱起了《七武士》（Seven Samurai，1954）中的武士主題曲。

好像為了不甘示弱，我也和他一起唱了起來。

因為那一刻，我非常高興地發現我就生活在地球上。

塔可夫斯基在《索拉里斯》拍攝現場

《索拉里斯》讓一個觀眾感受到了這一點，甚至只用這個簡單的事實就能告訴我們它不是一部普通的科幻片。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激起了我們靈魂深處的純粹恐懼。而它是在塔可夫斯基深刻洞察力的完全掌控之下。

在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人類未知的事情：一個人獨自去探索的宇宙深處；衛星基站出現的陌生訪客；時光倒流；死而復生；令人不可思議的懸浮動感；空間站主角心目中的家是濕漉漉的浸泡在水里的。在我看來，這就是他用整個身體擠出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中蘊含的汗水和淚水。而最令我震驚的是在日本東京赤坂見附外景地的拍攝。通過對鏡子的巧妙利用，他將車頭燈和尾燈構成的燈河疊加放大，造就了一座復古畫面的未來城市。《索拉里斯》的每一個鏡頭都見證了塔可夫斯基與生俱來的非凡才華。

塔可夫斯基在《索拉里斯》拍攝現場

很多人都抱怨說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艱澀難懂，但我對此并不認同。他的電影恰恰表明了塔可夫斯基是多么的敏感。他在《索拉里斯》之后拍了另一部名為《鏡子》（The Mirror，1975）的電影。《鏡子》講述了他童年時代的珍貴回憶，不過很多人說這部電影又是如此的令人費解，心神不寧。是的，乍一看，它確實在敘事上看上去沒有什么合乎理性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到：在我們的靈魂深處，關于童年的記憶是不可能自主得以靜態的、符合邏輯的方式進行安排的。

來自早期回憶的影像碎片經過粉碎破壞組成的奇特序列，給我們人生初期階段帶來了詩意。一旦你確信了這種真實性，你可能會覺得《鏡子》是最通俗易懂的電影。但塔可夫斯基卻保持著沉默，對此完全緘默不語。他的這種態度越發使我相信他的未來有著美好而又巨大的潛力。

對于那些準備解釋自己電影一切的人來說，他們不可能有什么光明的未來。

原譯文發于“迷影網Cinephilia”

導筒授權發布

原標題：《黑澤明談塔可夫斯基和他的《索拉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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