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穆若什教授的《八十本書環游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第八十一本書

于是，我們終于又回到了改良俱樂部，凡爾納小說開始的地方，時間也正好到點。這一計劃的討論開始于開場白中的《八十天環游地球》，當然計劃的名字也來自這本書，考慮到這一點，你盡管抗議我已經超出八十本的限制。但是，并不盡然，情況并不比斐利亞·福克的更過分：他因為最后一刻延誤，怕什么來什么，打賭失敗，到達倫敦時是八時五十分，比他應該在俱樂部出現的時間晚了五分鐘。他索性掉頭回家，第二天一天都在拆行李。然而，那天晚上，路路通買了份報紙，震驚地發現這天居然還是約定的日子。事實是，既然他們是從東到西環繞地球，在跨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時，就多撈到了一天。而我這里，開場白中，我把熱氣球包括在了福克和路路通的各種交通工具中。但是，凡爾納的小說里并沒有熱氣球。熱氣球是電影導演大衛·里恩（David Lean）的添加，以求利用它帶來的全景效果；這是我早年看的電影。如果凡爾納為一條子午線所救，我則為一個媒體所救。

那么，我們從這里出發，又可以去哪里？既然在腦海中回到了改良俱樂部裝飾亮眼的圖書館，我們或許可以從他們的書架上再選一本。1884年，改良俱樂部出版圖書目錄，列出藏書七萬五千冊。其中許多是有關社會、政治問題，這也符合俱樂部的性質，其1836年成立時是為紳士們提供一個抽煙、打牌、討論有關政府改良問題的場所。但他們的文學書目，也是選擇精良。

一個總是存在的可能性是，繼續閱讀一位已經抓住我們眼球的作者。要是讀了《老實人》的譯本，現在想讀一讀法語原版，俱樂部有作者六十二卷本的《作品總集》，我們可以拿起一卷坐進一把扶手椅中。《老實人》也顯示出品味如何隨時間而變化，它屬于第三十一、三十二卷的《哲學小說》（Romans philosophiques）——遠遠低于顯赫一時的史詩《亨利紀》（Henriade）和他那九卷現今已被遺忘的劇作。

或者，就轉向我九年級時改變我人生的作品，斯特恩的《項狄傳》，俱樂部有他的十卷本作品全集，這本書占了其中四卷。我們接著可以讀斯特恩怡人心肺的《穿越法國和意大利的傷感旅行》（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我就是在讀了《項狄傳》之后讀的），也許——也許并不——繼續讀他的布道集。我們也可以跟隨斯特恩，去讀他心儀的作家，塞萬提斯和拉伯雷（后者在這個圖書館里既有法語原版，也有早年厄克特 [Urquhart]的譯本，即斯特恩所讀的版本）。再接著，杜立特醫生漫不經心戳中新目標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借鑒一下，或許就在如今很大程度上被遺忘的十九世紀法國改良派作家埃德蒙·阿伯（Edmond About）身上試試，俱樂部有他的十部小說，我們就著杜立特醫生的法子挑一本；抑或，要選一本長久不衰的經典，我們可以選維吉爾的作品，無論是拉丁文原文還是英文譯文。

目光放到改良俱樂部的圖書館之外，我自己的傾向大概是回到某一本我原來希望包括在十六個地點中的書。有很多作品，因為我最終選擇的其他地點或者同一地點的其他作品，而被擠走了：也許是《吉爾伽美什史詩》，安娜·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偉大的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布魯四重奏》（Buru Quartet）。要衡量一本書的偉大程度，有一個尺度是它可以在新一輪的閱讀，甚或再新一輪的閱讀中，越來越偉大。不過，新的可能性總是存在，我們可以去探索朱迪絲·莎蘭斯基也未曾見識的偏遠島嶼，盡管與她不同，我要選的是我最終想要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雙重人格》，穆齊爾《沒有個性的人》，喬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谷崎潤一郎《細雪》，所有這些都在我的書架上多年，在默默的責備中，等待它們的機會。

千辛萬苦回到倫敦，我們可以進而閱讀反映這個城市變化的作品，從斐利亞·福克的時代，甚至從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時代以來，城市天翻地覆。倫敦現在是世界上民族分布最多元的城市之一，大量居民源源不斷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過去的殖民地。今天倫敦環線內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在英聯邦之外出生，城市中使用的語言超過三百種。這一變化常常被關聯于 “疾風一代”，即戰后大批來自西印度群島的人口定居英格蘭。這一概念源于輪船的名字“帝國疾風號”（the MV Empire Windrush），1948年，為了緩解大不列顛戰后的勞動力短缺，它從加勒比海的過去英屬島嶼運來了第一批工人。

幾位重要作家都在這個勞動力的移民運動中產生出來，包括喬治·蘭明（George Lamming，《移民》[The Emigrants，1954]），和塞繆爾·瑟爾文（Samuel Selvon），后者的作品《孤獨的倫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同樣出版于1954年）是從加勒比移民的角度對戰后倫敦的一個關鍵性描繪。更晚近有安德烈婭·利維(Andrea Levy)的《小島》(Small Island，2004)，回顧了她父親的經歷，他正是乘坐“疾風號”到達的。我們還可以把我們的閱讀擴展到諾貝爾獎得主V.S.奈保爾，他的回憶錄《尋找中心》（Finding the Centre）才情斐然地召喚出一個年輕作家在流離失所下掙扎的故往，他既要在舊帝國的中心尋找自我，也要在自己的寫作中找到重力的中心。

當代作家里，我們可以轉向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石黑一雄，或者小說家、電影導演哈尼夫·庫雷西（Hanif Khureishi），還可以是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她的獲獎處女作、小說《白牙》（White Teeth，2000）圍繞著一個類似史密斯自己的家庭（母親是牙買加人，父親是英格蘭人），講述他們和來自孟加拉的伊克巴爾家，還有部分猶太血統的夏爾芬家之間的交往。即使在倫敦中心城區，我們現在離開布魯姆斯伯里也有一大段距離了。

就這個計劃而言，對于我，真正的第八十一本書，就會是《八十本書環游地球》。在一定時間里，我將把博客變成一本印刷出版的書，每個星期的更新成為其中一個章節；我還要決定我在博客中使用的多張圖片，哪些不得不放棄，而哪些得拼命保住；再這里那里的修補定稿，很多時候這些修訂是基于過去十六周收到的評論，我對此深為感激（關于評論，有一個說明：過去幾周里，我回復評論的能力詭異地停工了，盡管我還是能夠閱讀評論，并總是興致勃勃。我正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八十本書”的成稿之外，書單是沒有盡頭的，我相信在你也一樣。我個人的想讀書單被擴展，引人興味的建議出現在各種各樣的評論里、在網絡生發的這種反饋回路中。世界在很多方面分崩離析，有效的新冠治療方式被各種大佬看來僅僅還是暗淡的微光；這種情況下，有意義的就是我們以可行之法，在對我們都重要的事情上，連結彼此，就如我們踐行le tour du monde dans nos chambres（各居一室而暢游全球）。

喬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尤利西斯歸來” （"The Return of Ulysses"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