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日]上野千鶴子著，鄒韻、薛梅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281頁，58.00元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近期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從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立場闡述兩性性別差異根源的重要理論著作。1990年日文版問世，距中文版的推出已經有三十年了。這三十年間，中日兩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國女性地位也有了很大不同。那么，今天，《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這部著作又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呢？

一、作為學者和戰士的上野千鶴子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社會學家、性別研究專家上野千鶴子。她1977年獲得京都大學大學院社會學博士學位，在東京大學等高校任教數十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野千鶴子開始思考性別不平等問題，作為女性主義的啟蒙者和思想者，她的人生伴隨了戰后日本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歷程。她的研究涉及性別理論、民族主義、家庭、養老與死亡等，出版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民族主義與性別》《差異的政治學》《一個人的老后》《厭女》《女人的快樂》《看護社會學》等著作。

作為婦女運動家、兩性平等理想的踐行者，上野千鶴子具有鮮明的批判精神。她對女性被壓迫的命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亮出了絕不寬容與毫不妥協的態度。正如《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中，上野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女性而言，無論是在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還是在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女性被“承諾”給予“自由”“平等”，但最終卻“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雖然革命承諾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結果僅僅實現了“男性的解放”。針對日本政府試圖修改和平憲法的舉動，上野多次上街參與了抗議游行。她關注“慰安婦”問題，推動了日本國內關于戰爭與性暴力的研究。2011年，上野卸任東京大學教授，成為東大名譽教授。退休后的上野并沒有停下腳步，而是到處演講，發表文章、出版著作，依舊是言辭犀利、鋒芒畢露。在2019年4月東京大學開學典禮上，上野千鶴子發表的開學祝詞針對東京醫科大學歧視女生和復讀生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抨擊。她抨擊當今日本依然是一個表面平等的社會，女性長期受到差別對待。她警告新入學的大學生，現實殘酷，“即使努力也不會得到公平的回報的社會正在等著你們”。她于2009年創辦非營利組織“女性行動網絡”，不僅僅成為普及性別平等理論、開展性別問題調研、為女性權益呼吁和吶喊的陣地，同時，也是日本女性團體分享經驗、開展活動、相互交流與合作的平臺。

對于中國讀者，上野千鶴子的名字也不陌生，《一個人的老后》《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厭女》以及她與鶴見俊輔、小熊英二合著的《戰爭留下了什么》都有中文版。2004年3月，上野與中國女性主義學者李小江就中日兩國女性問題及女性研究等話題進行對話，從各自成長經歷來反思自己女性主義思想的萌芽，比較中日兩國的女性問題。該對話以《“主義”與性別》為題在當年的《讀書》雜志刊登后產生了較大反響。她關注到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度出現的“婦女回家”現象，對于一些中國女性希望成為專職主婦的趨勢而“百感交集”。她在東京大學入學典禮上的祝詞在新媒體流傳甚廣，在中國讀者特別是年輕人心中產生了共鳴。2019年她應邀到南京大學短期訪問，除了在南京大學的講座之外，足跡遍布東北、西安、北京，在清華大學、中國社科院等單位做了多場學術報告，她還嘗試開設中文博客，與中國年輕人“親密接觸”。

二、何謂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分兩大部分，共計十三章，條分縷析地為讀者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理論，站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立場，闡述男權中心的社會對女性的壓迫。上野對馬克思主義、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三種關于婦女解放的理論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她認為馬克思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在闡述婦女被壓迫根源的時候各自有其盲點。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支配關系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參加社會勞動是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婦女解放必須伴隨全體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社會解放而得到實現。但馬克思主義沒能沒能觸及“家庭”這一再生產領域的存在。經濟解放固然是婦女解放的條件，但經濟問題解決了，婦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夠實現。激進女權主義以弗洛伊德理論為基礎，認為性支配（父權制）是基本矛盾，女性一直處于男性為主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體的領域是激進女性主義極為關注的領域，女性解放的途徑是挑戰男性在社會中的統治地位。

上野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才能解釋女性被壓迫的真正原因。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在性別平等領域的繼承和發揚，成為探討女性地位、作用和貢獻的重要理論工具。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從激進女權主義那里繼承了“父權制”的概念，認為父權制也是導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父權制的物質基礎指的是，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統治。這種統治通過防止女性接觸經濟中必要的生產資源，或者通過控制女性的性機能來維持。”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是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批判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用西方女權主義性別的方法批判父權制。上野認為，這是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融合或者揚棄了舊的社會主義婦女解放論和與其針鋒相對的激進女權主義。她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們既不是以女權主義為視角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女性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惜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女權主義的視角重讀馬克思主義，并以此為出發點。

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認為，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不僅受“資本主義”的壓迫，還受“父權制”的壓迫。父權制的物質基礎是男性對女性勞動的統治。這一統治將女性從經濟必要生產資源排除出去。因此，“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既是相互對立的，又是相互補充的，二者并不是一方伴隨著另一方，也沒有必然的相關性”。資本主義父權制是將家庭納入大資本主義體制內，父權制資本主義指的是市場也存在父權制原理。對于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來說，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導致了女性被壓制的地位，不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改革，女性很難獲得自由。

日劇《坡道上的家》劇照

三、以“愛”為名的“無酬家務勞動”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對生產、再生產的概念進行了精辟的闡述。產業化制造了近代所特有的性別角色分工，即男性負責生產，女性負責再生產。再生產是指對人的生育、養育、照料、陪護等，與生命再生產相關的勞動。女性因為性別關系，在家庭之中所從事家務勞動、生育、養育、養老護理等再生產勞動。社會為了再生產，不僅要進行物的再生產，人的再生產也是或不可缺的，而再生產勞動是“無償的”。

上野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那里受到啟發，認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家務勞動這一概念。她提出“無酬家務勞動”的概念，指出：對于女性們付出的這種勞動，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經濟層面都沒有任何補償，它被置于一種無權利的境地之中。這就相當于不正當的且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無償勞動”。

女性從小被灌輸長大后的職責就是做“賢內助”這一規范，從事打掃、做飯、育兒、護理老人等再生產勞動，且再生產勞動是無償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務勞動”被冠以“愛”的名義，美其名曰“為家庭奉獻”“為家庭犧牲”。上野犀利地指出：“給‘愛’和‘母性’賦予象征性的價值并將其推向神壇，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榨取女性勞動的意識形態機制。”一針見血地讓“家庭”的神話崩塌了。那么，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會怎樣呢？上野再一次指出，在生產勞動中，女性的工資低于男性，職場的男女同工不同酬，也是對女性勞動的榨取。女性是“生產者”卻沒有被置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而是被歸進父權制的領域里女性承擔著雙重的負擔。“對女性而言，無論是進入市場‘外部’還是‘內部’都不意味著解放。”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父權制的壓迫，進入勞動力市場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無法享有自己勞動力所有權，成為市場的奴隸。一語道出了女性在家庭和勞動力市場所面臨的雙重困境。

四、專職主婦與M形就業曲線

戰后日本進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使日本女性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女性獲得了參政權，憲法也保障了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伴隨經濟高速增長，日本“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得以普及，“男性成為企業戰士、女性在家相夫教子”這一性別分工支撐了日本的經濟復蘇和經濟騰飛，也固化了日本人的性別分工觀念。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的富足，這一傳統的男女性別分工被賦予了某種“現代”的意味，“工薪族的丈夫在外工作，專職主婦的妻子在家承擔家務、養育兒女”似乎成為中產階級家庭的理想模式，住在郊區“團地”的公寓，養育一兩個子女，有私家車，家用電器齊全，余暇可以全家出去旅行等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令未婚女性向往。上野寫道：“日本實現了‘全民工薪族化’，對女性意味著實現了‘工薪族妻子’這一全職主婦的夢想。”但這一“看起來很美”的畫卷實質是用一種生活模式取代了女性多樣化的選擇和多種可能的人生。女性接受教育、就業，所有努力似乎是為了通往成為一個標準的“工薪族妻子”的目標。同時，日本的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都是建立在對專職主婦家庭模型之上的，制度設計是鼓勵女性婚后回歸家庭，社會文化和企業氛圍也都是不利于女性持續職業的。專職主婦從事生育、養育等再生產勞動依然不被視為市場勞動的一部分，上野認為這實質上是一種新的父權制。

經濟高速發展不僅造就了日本龐大的專職主婦階層，同時，也將日本女性的M形就業曲線固定了下來。也就是說，女性在畢業后短時間就業，然后以結婚、育兒為契機離開職場回歸家庭，待最小一個孩子上學后，再出來工作。育兒期的女性是就業曲線的最低谷。M形就業模式的出現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與二戰后日本經濟發展對女性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相結合的產物。

完成育兒任務后的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是作為邊緣勞動力而回歸的。她們很難再回到原先崗位，而不得不從事低工資、高流動率的非熟練勞動，成為非全日制勞動者。“非全日制勞動方式為女性提供了一種不與家庭主婦角色相抵觸的全新的勞動方式。”“非全日制勞動者沒有被視為正式的雇傭者，甚至沒有雇傭合約和社會保險，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資制的適用對象。”M形就業模式強化了婦女在發展過程中的邊緣化地位。她們從事的工作缺少技術含量、時間靈活，因此薪酬也較低，只能是補貼家用，負擔孩子教育費中不足的部分。上野認為這一“中斷——再就業”后出現了“家庭主婦——勞動者”的生活方式，事實上是對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有利，也正是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對女性的雙重剝削。

五、現實的話題、艱難的選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野開始《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的思考和寫作的時候，日本早已躋身世界經濟強國，并朝著更加國際化的道路邁進。與此同時，世界范圍的婦女解放運動蓬勃開展，日本政府感受到來自國際社會女性解放運動和國內女性主義學者、婦女運動家的壓力。1980年，日本政府代表簽署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85年國會批準。之后頒布了《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要求企業無差別雇用女性，實現男女就業的均等。由此，日本女性的就業率得以不斷上升。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日本進入了令和新時代。日本女性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新的性別角色分工帶給女性的壓力并未減弱，女性既是雇用勞動者又是家務勞動者，扮演者“雙重角色”。統計顯示，目前，日本雙職工家庭已經遠超專職主婦家庭數量，2019年雙職工家庭為一千二百一十九萬戶，專職主婦家庭為六百零六萬戶。正如上野在書中寫道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是無法與再生產勞動并存的”。表現在女性身上，職業與家庭似乎仍然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或者說在二者兼顧的過程中，女性往往身心疲憊、倍感壓力。上野認為，由于日本女性無法實現再生產勞動的公共化，因為日本是全民中產的社會，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問題上，就全世界范圍而言是最艱辛的”。

上野認為，“中斷——再就業”型的女性與一直持續工作的女性之間已經產生了明顯的經濟階層差異，還與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間產生巨大的收入鴻溝。打零工的專職主婦家庭與雙職工家庭之間也產生了經濟差距。“中斷——再就業”也給女性的人生帶來風險，從中產階層跌入貧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離婚，女性往往處于不利地位。統計數字顯示，日本單親母子家庭的貧困率遠遠高出一般家庭。

“中斷——再就業”使得女性的經濟地位每況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做出選擇，也是導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斷下降的一個重要因素。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職場，不想因結婚和生產而辭職，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為了不放棄職業選擇了不結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1990年上野出版《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的時候，日本的少子化現象尚未引起關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少子化現象已經變得異常嚴峻。這可以看做是日本女性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雙面夾擊之下的一種反抗。面對愈加嚴峻的“少子化”現象以及勞動力的不足，日本政府越來越認識到了女性的重要。2015年，安倍政府出臺了“強勁的經濟”“育兒支援”及“社會保障”的新“三支箭”，力爭實現“一億總活躍社會”。在育兒支援方面，希望能達到“總和生育率1.8”的目標，實現任何人都能實現結婚與生育愿望的社會。為了讓女性更多進入勞動力市場，安倍出臺了“女性經濟學”，2014年成立“創造女性閃耀光輝的社會本部”。日本政府既希望女性在再生產領域多生孩子，又希望女性在生產領域發揮勞動力價值，這看起來充滿矛盾也很難實現。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對世界上一百五十三個國家各個領域的男女地位差距進行了排名，日本排在一百二十一名，達到歷史新低，位于G7七國中最末位。這再次表明，日本距離兩性平等目標依然還有很大差距。

三十年過去了，家庭內的性別分工并未隨之得到徹底的改變的情況下，女性要在育兒與工作之間找到平衡依然顯得異常艱難。這說明“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對女性構成的雙重擠壓尚未完結，兩性平等制度的構建仍在路上，《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所探討的話題并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