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雷伯

9月2日，著名理論家、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活動家大衛·格雷伯在威尼斯逝世，享年59歲。格雷伯在生前的最后一刻，依然像往常一樣活躍于推特，保持著對現實的高度介入。他身體力行地彌合了社會理論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以高密度的街頭參與諷刺了那些書齋里進行派系之爭的“激進左翼知識分子”。他的學術生產也難以被人類學家的框架所限定，他是這個時代最有機的知識分子，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朋友，從“債”到“工作”的研究，他的思考激勵和鼓舞著無數普通人的行動。

占領華爾街的口號“我們是99%”（We are the 99%）經常被歸功為格雷伯的手筆，盡管他堅稱這是集體的功勞。他一以貫之拒絕1%的游戲規則，將自己投身于自下而上的變革場域之中，在全球范圍內參與和聲援社會革命/運動。格雷伯在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取得終身教職前夕，因為對學生激進運動與全球正義運動的高度參與，而被迫中斷了其在耶魯的學術生涯。他隨后來到倫敦，先后在金匠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系任教，對當地的學生運動有著顯著的影響。近年來，他是敘利亞羅賈瓦地區庫爾德運動的堅定支持者。他幾度前往現場，并向全世界介紹羅賈瓦革命。西方各地聲援羅賈瓦的游行現場，也時常能見到他的身影。昨日，他去世的消息通過他太太的推特傳出后，敘利亞庫爾德運動的幾個組織紛紛發出沉痛的公開悼詞。

格雷伯在無論是智識還和政治生活都如此活躍的時候，突然去世了，他和新婚妻子、藝術家Nika Dubrovsky在e-flux上連載的對當代藝術的省思文章，甚至還沒有連載完成。這讓很多一直受到他鼓舞的人難以接受。但是，他的遺產會繼續伴隨我們，鼓勵我們將他的言辭轉化成具體的行動?！杜炫刃侣劇に枷胧袌觥窓谀拷陙硪恢痹谕平樗乃伎迹谶@個沉痛的時刻，我們推出“格雷伯的禮物”專題，為大家梳理他的思想與行動遺產，并在禮物的意義上鼓勵與這份遺產建立更積極的聯系，歡迎投稿。

本篇是格雷伯在2012年3月，發表于thebaffler的一篇著名文章，原題為《論飛行汽車和利潤下降》。在本篇文章中，他質疑了2000年以后關于“我們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新技術烏托邦”的反思，并提出振聾發聵的相左觀點——技術并沒有在加速，恰恰相反，自1970年代以來，世界技術的革新就開始被阻斷了，一切都在減速發展。五十年代的人們被承諾的飛行汽車、火星穹頂中度假、機器人工廠的新技術在現在看來只是瘋狂的幻想，投資在近幾十年來從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機器人，轉向激光打印機和計算機X射線軸向分層造影掃描儀等研究，制造出無窮復雜的“模擬”技術。而另一種幻覺也同時被制造出來，它把本來那些讓人失望的東西，裝扮成劃時代的、令人興奮的、新的東西。與此同時，真正在革新的技術絕非市場驅動的，它是最有利于監視、工作紀律和社會控制的技術。計算機沒有帶來50年代的人們所預言的工作終結的烏托邦，生產線轉移到了勞動力低廉的全球南方。大膽的狂想在無窮的提案和專利面前不再得到鼓勵。?那么，是什么阻礙了世界技術的進步？又是什么將“詩意的技術”轉變成了“官僚的技術”？

飛行汽車

一個神秘的問題籠罩著我們，一種失望的感覺，一種我們在孩提時代被給予的關于我們的成人世界該是怎樣的承諾被打破。我不是指孩子們總是被賦予標準的虛假承諾（關于世界如何公平，或努力工作的人如何得到回報），而是一個特殊的世代承諾——給予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的孩子——這個承諾從來沒有被完整表述為一個承諾，而是一套關于我們的未來成人世界將是什么樣的假設。既然它從來沒有承諾過，而現在也沒有實現，我們就會感到困惑——憤慨；但同時又為自己的憤慨感到尷尬，因為我們曾經如此愚蠢地相信我們的長輩。

簡而言之，飛行汽車在哪里？力場、牽引光束、傳送艙、反重力滑板、三錄儀、長生不老藥、火星殖民地，以及其他所有20世紀中后期成長起來的孩子都認為此刻應當存在的技術奇跡在哪里？即使是那些似乎即將出現的發明——比如克隆技術或低溫學——也最終背叛了它們的崇高承諾。它們到底怎么了？

我們現在對計算機的神奇之處了如指掌，這仿佛是某種意料之外的補償。但事實上，我們甚至在計算機領域都沒有進展到50年代的人所期望我們能如今到的程度。我們沒有可以與之進行有趣對話的計算機，也沒有可以遛狗或送衣服到洗衣店的機器人。

阿波羅登月時我才8歲，我記得自己算過，到魔幻的2000年我將39歲，我想知道那時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我有沒有想到自己會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奇跡的世界里？當然有。每個人都這樣。我現在覺得自己被騙了嗎？我似乎不太可能活著看到在科幻小說讀到的所有東西，但我從未沒有想過一個也看不到。

在2000年前后，我曾期待著人們會反思，為什么我們把技術的未來搞得如此糟糕。但恰恰相反，幾乎所有權威論調——包括左翼和右翼——都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技術烏托邦”這一假設出發進行反思。

對于這種“事情可能不該如此”的不安感，通常的處理方式是將其撇開，堅持認為所有可能發生的進展都已經發生了，并且把期待更多的事物視為愚蠢。"哦，你是說那些《杰森一家》（Jetsons）里的東西？"有人問我——仿佛有人如此說，但那只是給孩子們看的！當然，作為成年人，我們明白《杰森一家》展現的未來就和《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里的石器時代一樣準確。

事實上，即使在70年代和80年代，諸如《國家地理》雜志和史密森學會（the Smithsonian）等冷靜的消息來源，也告訴孩子們即將建立空間站和遠征火星?？苹秒娪暗膭撟髡邆冊浤贸鼍唧w的日期——往往不超過一代人，來放置他們的未來主義幻想。在1968年，斯坦利·庫布里克認為，觀眾們會很自然地認為，僅在33年后的2001年，我們就會有商業性的月球飛行、城市般的空間站，以及有著人類性格的計算機可以在前往木星途中維持冬眠宇航員的生機。視頻電話是那部電影中唯一實現的新技術——而在電影放映時，它在技術上已經是可能的。2001年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奇觀，但《星際迷航》呢？《星際迷航》的神奇故事也是以60年代為背景的，但這個節目不斷被復活，2005年的觀眾在《星際迷航：航海家號》中試圖弄清楚以下事實：根據節目的邏輯，自從90年代的優生優育戰爭，世界正從對抗基因超人的統治中逐步恢復。

到了1989年，《回到未來2》的創作者認為2015年的普通青少年會有飛行汽車和反重力滑板，真不知道這是預言還是開玩笑。

科幻小說的通常做法是對日期保持模糊，從而使“未來”成為一個純幻想領域，就像“中土”或“納尼亞”，或者像《星球大戰》一樣——“很久以前在一個遙遠的星系中”。因此，我們科幻小說中的未來，在大多數情況下，根本就不是未來，而更像是另一個維度，一個夢境時間，一個技術上的“別處”；某物在未來存在，就像精靈和屠龍者在過去存在的意義一樣—— 這是將道德劇和神話幻想驅走，替換成到消費樂趣死胡同的另一塊電子屏遮蔽。

被稱為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敏感性，是否最好被看作是對從未發生的技術變革的長期思索？看最近一部《星球大戰》電影時，我想到了這個問題。這部電影很糟糕，但我不得不為其特效質量所折服?；貞浧?0年代科幻電影中典型的笨拙特效，我就在想，如果50年代的觀眾知道我們現在能做的事情，他們會多么驚奇呢——但我意識到：“事實上，不會。他們根本不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嗎？他們會認為我們現在本該能做到這種事情，而不只是想出更復雜的方法來模擬它?！?/p>

最后一個詞——“模擬”——是關鍵。70年代以來取得進展的主要是醫療技術和信息技術——也就是模擬技術。它們是讓·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和翁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說的“超真實”（hyper-real）的技術，也就是做出比原物更真實的模仿。后現代敏感性就是一種我們以某種方式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歷史階段的感覺，在這一階段，我們明白沒有什么是新的；關于進步和解放的宏大歷史敘事是沒有意義的；現在的一切都只是模擬、諷刺性的重復、碎片化和仿作（pastiche）——所有這些在技術環境中都是有意義的，在這個環境中，唯一的突破是那些使我們更容易創造、轉移和重新安排虛擬投影的東西，這些東西要么已經存在，要么我們逐漸意識到永遠不會存在。當然，如果我們此刻正在火星穹頂中度假，或者攜帶著迷你核聚變裝置或心靈感應讀心裝置，就不會有人這樣說了。后現代的時刻是一種絕望的方式，把本來只能感覺到痛苦失望的東西，裝扮成劃時代的、令人興奮的、新的東西。

在早期源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表述中，很多承認這種技術背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提出了“后現代主義”一詞，指的是適應資本主義新技術階段的文化邏輯，早在1972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歐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就預言了這一階段。曼德爾認為，人類正站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邊緣，它就像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一樣深刻，在這場革命中，計算機、機器人、新能源和新的信息技術將取代工業勞動————很快就被稱為“工作的終結”————使我們所有人都變成設計師和計算機技術員，我們提出瘋狂的設想，自動化工廠來生產。

“工作終結”的論點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流行，因為社會思想家們在思考，一旦工人階級不復存在，傳統的工人階級領導的民眾斗爭會發生什么？(答案是：會變成身份政治。)詹姆遜認為自己是在探索新時代可能出現的意識形式和歷史感悟。

而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信息技術的傳播和新的運輸組織方式——例如航運的集裝箱化——使得這些同樣的工業工作被外包到東亞、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在這些國家，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使得制造商可以采用比他們在國內更簡陋的生產線技術。

從歐洲人、北美人和日本人的角度來看，結果似乎與預言差不多。煙囪工業確實消失了，工作崗位被分給了下層的服務人員和坐在防腐泡沫中玩電腦的上層人員。但在這一切之下，人們不安地意識到，后工作（postwork）文明是一個巨大的騙局。我們精心設計的高科技運動鞋，并不是由智能機器人或自我復制的分子納米技術生產出來的，而是由墨西哥和印尼農民的女兒用老式縫紉機生產出來的。由于世貿組織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制定的貿易協議，這些農民的女兒已經被趕出了她們祖先的土地。這是一種隱藏在后現代敏感性及其對圖像和表面的無盡游戲的慶祝之下的罪惡感。

為什么大家期待的技術增長爆發——月球基地、機器人工廠——都沒有發生呢？有兩種可能。要么是我們對技術變革速度的期望不切實際（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需要知道為什么有那么多聰明人曾經相信它們），要么我們的期望并非不切實際（如果是這樣，我們需要知道發生了什么事，使這么多可信的想法和前景無法實現）。

大多數社會分析家選擇第一種解釋，并將問題追溯到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這些分析家會問，為什么美國和蘇聯都如此癡迷于載人太空旅行？它從來都不是從事科學研究的有效方式，而且它催生了對人類未來的不切實際想法。

是不是因為美國和蘇聯在上一個世紀都是拓荒社會，一個在西部邊境擴張，另一個在西伯利亞擴張？它們是不是都致力于一個無邊無際、廣闊的未來，人類在廣闊的空曠太空進行殖民的神話？這是不是有助于使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相信，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太空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他們正在爭奪對未來本身的控制權嗎？毫無疑問，這其中有各種各樣的神話在起作用，但這并不能質疑太空旅行項目本身的可行性。

科幻小說中的一些幻想（現在我們不可能知道是哪些）可能已經被帶入了現實。對于之前的幾代人來說，許多科幻小說的幻想已經變成現實。那些在世紀之交讀著儒勒·凡爾納或H.G.威爾斯長大的人，想象著有飛行器、火箭船、潛艇、無線電和電視的1960年世界——這些幾乎都實現了。如果在1900年想象人類登上月球并非不現實，那么為什么在60年代幻想噴氣背包和機器人洗衣工就不現實了呢？

事實上，即使在這些夢想剛被勾勒出來時，實現這些夢想的物質基礎就開始被削弱了。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技術革新的步伐也較20世紀上半葉慢了下來。50年代曾有過最后一次狂飆，微波爐（1954年）、避孕藥（1957年）、激光（1958年）相繼出現。但從那時起，技術進步采取了巧妙地將現有技術結合起來（如太空競賽）和將現有技術投入消費者領域（最著名的例子是1926年發明的電視，但在戰后才大規模生產）的新方法。然而，部分原因是太空競賽讓每個人覺得正在發生顯著的進步，60年代的普遍印象是，技術變革的步伐正在以可怕的、不可控制的方式加快。

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70年的暢銷書《未來的沖擊》認為，60年代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追溯到日益加快的技術變革。層出不窮的科學突破改變了日常生存的理由，也讓美國人對什么是正常生活沒有了明確的概念。只要想到家庭，不僅有避孕藥，還有體外受精、試管嬰兒、精子和卵子捐贈的前景，這些都將使“母親”這一概念過時。

托夫勒寫道：人類并沒有為變化的速度做好心理準備。他為這種現象創造了一個術語：“加速推進”（accelerative thrust）。它始于工業革命，但到了1850年左右，它的影響變得無比明顯。不僅我們周圍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人類的知識、人口數量、工業增長、能源使用——都在發生指數級的變化。托夫勒認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對這一進程著手進行某種控制，建立機構來評估新興技術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禁止可能對社會造成太大破壞的技術，并引導朝著社會和諧的方向發展。

雖然托夫勒描述的許多歷史趨勢是準確的，但這本書出現的時候，這些指數型趨勢大多停止了。就在1970年左右，世界上科學論文發表數量的增長開始趨于平穩，自1685年以來，這個數字大約每15年翻一番。書籍和專利的情況也是如此。

托夫勒對“加速”的使用尤其令人失望。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人類的最高旅行速度是每小時25英里左右。到了1900年，它已經增加到了每小時100英里，而在接下來的70年里，它似乎確實在指數級增加。當托夫勒在1970年寫下這篇文章時，人類旅行的最快速度記錄大約是每小時25,000英里，由阿波羅10號的船員在1969年達到。按這樣一個指數級增長，似乎有理由認為，在幾十年內，人類將探索其他太陽系。

自1970年以來，速度沒有進一步提高。人類有史以來旅行速度最快的記錄仍然是阿波羅10號的機組人員。誠然，1969年首飛的商用客機協和式飛機，最高時速達到了1,400英里。而首飛的蘇聯圖波列夫圖-144，速度更是達到了每小時1,553英里。但自從圖-144被取消，協和式飛機被放棄后，這些速度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這些都沒有阻止托夫勒自己的事業。他不斷地重新調整分析，提出新的驚人宣言。1980年，他發表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其論點摘自歐內斯特·曼德爾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只不過曼德爾認為這些變化將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終結，而托夫勒則認為資本主義是永恒的。到1990年，托夫勒成為共和黨國會議員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私人知識大師，金里奇聲稱他1994年“與美國的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的靈感部分來自于這樣的理解，即美國需要從陳舊的、物質主義的、工業化的思維模式轉向新的、自由市場的、信息時代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這其中有各種各樣的諷刺。托夫勒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激勵政府建立了一個技術評估辦公室（OTA）。金里奇在1995年贏得眾議院席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OTA作為政府無用的奢靡之舉的代表撤銷資助。不過，這里還是沒有矛盾的。此時的托夫勒早已放棄了通過吸引普通民眾來影響政策，他主要靠給企業總裁和智囊團舉辦研討會來謀生。他的見解已經被私有化了。

金里奇喜歡稱自己為“保守的未來學家”。這似乎也是矛盾的，但事實上，托夫勒自己對未來學的概念從來都不是進步的。進步總是呈現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托夫勒最好被看作是“輕量級版”的19世紀社會理論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他認為自己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工業時代——將由不可阻擋的技術進步所驅動，而他所處的時代的社會災難是由于社會制度沒有調整造成的。舊的封建秩序發展出了天主教神學，這種關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考方式完全適合當時的社會制度，同時也發展出了一種制度性的結構——教會，它以一種能夠給每個人以意義和歸屬感的方式來傳達和執行這種思想。工業時代發展了自己的思想體系——科學，但科學家們并沒有成功地創造出類似天主教會的東西?？椎乱蚨贸鼋Y論，我們需要發展一門新的科學，他把它稱為“社會學”，并說社會學家應該在新的社會宗教中扮演牧師的角色，用對秩序、社區、工作紀律和家庭價值的熱愛來激勵每個人。托夫勒則沒有那么大的野心，他的未來學家不扮演牧師的角色。

金里奇還有一位大師，一位名叫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的自由主義神學家。吉爾德和托夫勒一樣，對技術和社會變革十分癡迷。吉爾德以一種奇特的形式，表現得更樂觀。他支持曼德爾第三波論點的激進版本，堅持認為，隨著計算機的興起，我們將看到一種“物質的推翻”（overthrow of matter）。舊的、物質主義的工業社會，價值來自于體力勞動，它正在讓位于信息時代，在這個時代，價值直接從企業家的頭腦中出現，就像世界最初從上帝的頭腦中虛無地出現一樣，也像貨幣，在適當的供給側經濟中，從美聯儲中虛無地出現，進入創造價值的資本家手中。吉爾德總結說，供給側經濟政策將確保投資持續從太空計劃等舊的政府大工程中，轉向更有生產力的信息和醫療技術。

但是，如果說有意或不太有意地將投資從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機器人，轉向激光打印機和計算機X射線軸向分層造影掃描儀等研究，那么，早在托夫勒的《未來的沖擊》（1970年）和吉爾德的《財富與貧困》（1981年）之前，這種轉變就已經開始了。他們的成功表明，他們提出的問題——現有的技術發展模式將導致社會動蕩，我們需要引導技術朝著不挑戰現有權威結構的方向發展——在權力的走廊里得到了回應。政治家和工業界的領袖們已經對這些問題思考了很久了。

工業資本主義促進了科學進步和技術革新的極速發展，這在人類以往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即使是資本主義最大的詆毀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ざ鞲袼梗卜Q贊它釋放了“生產力”。馬克思和恩格斯也認為，資本主義需要不斷革新工業生產資料，這將是它的滅頂之災。馬克思認為，由于某些技術原因，價值——以及利潤——只能從人的勞動中提取。競爭迫使工廠主將生產機械化，以降低勞動成本，雖然這對企業的短期利益有利，但機械化的效果會使一般利潤率下降。

150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論這一切是否屬實。但如果這是真的，那么工業家們決定不把研究資金投入到60年代大家都期待的機器人工廠上，而是把工廠遷到中國或“全球南方”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的設施上，就說得通了。

正如我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工廠本身——的步伐在五六十年代開始放緩，但美國與蘇聯競爭的副作用使創新似乎加速了。在令人敬畏的太空競賽的同時，美國工業領袖們瘋狂地努力將現有技術應用于消費目的，以創造一種蓬勃發展的繁榮和保證進步的樂觀感，而這將削弱工人階級政治的吸引力。

這些舉動都是對蘇聯措施的回應。但美國人很難記住這段歷史，因為在冷戰結束時，蘇聯的大眾形象已從可怕的大膽對手轉變成了可悲的弱國——一個無法運轉的社會的典型。事實上，早在50年代，許多美國高層就懷疑蘇聯的制度是否更好用。當然，他們回顧了這樣一個事實：在30年代，當美國陷入蕭條時，蘇聯卻保持了幾乎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率，每年10%~12%——這一成就之后，很快就生產出了打敗納粹德國的坦克軍，然后是1957年發射了斯普特尼克一號，接著是1961年發射了第一艘載人航天器“東方號”。

人們常說阿波羅登月是蘇聯共產主義最偉大的歷史成就。當然，如果不是蘇聯政治局的宇宙野心，美國是不會考慮這樣的壯舉的。我們習慣于把政治局看成是一群毫無想象力的灰色官僚，但他們是敢于做驚天夢想的官僚。世界革命的夢想只是第一步。它們中的大多數——諸如改變寬廣河流的航道——要么變成了生態和社會的災難，要么像約瑟夫·斯大林的100層樓高的蘇維埃宮或20層樓高的弗拉基米爾·列寧雕像一樣，從來沒有動工，這也是事實。

在蘇聯太空計劃取得初步成功后，類似計劃很少實現了，但領導層從未停止提出新的計劃。即使在80年代，當美國正在嘗試自己最后的宏偉計劃“星球大戰”時，蘇聯人也在計劃通過創造性地使用技術來改變世界。在俄羅斯之外，這些項目的大部分內容很少為人所知，但曾經有巨大的資源投入其中。值得一提是，與旨在擊沉蘇聯的“星球大戰”計劃不同，蘇聯的大多數項目并不具有軍事性質：比如，試圖通過將一種名為“螺旋藻”的可食用菌播種湖泊和海洋來解決世界饑餓問題，或者通過將數百個巨大的太陽能發電平臺發射到軌道上，并將電傳回地球來解決世界能源問題。

美國在太空競賽中的勝利意味著，1968年以后，美國統治者們不再認真對待競爭。因此，最終疆域的神話得以維持，即使研究和開發的方向已從可能建立火星基地和機器人工廠的研究上轉移。

標準的說法是，所有這些都是市場勝利的結果。阿波羅計劃是一個大政府項目，是受到蘇聯啟發的，它需要由政府官僚機構協調的全國性努力。一旦蘇聯的威脅消失了，資本主義就可以自由地恢復到更符合其正常的、分散的、自由市場的要求的技術發展路線上——比如私人資助的對市場產品研究，比如個人電腦。這是托夫勒和吉爾德等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走的路線。

事實上，美國從未放棄巨大的、由政府控制的技術開發計劃。它們只是大部分轉向了軍事研究——不僅僅是“星球大戰”這樣的蘇聯式規模的計劃，還轉向了武器項目、通信和監視技術的研究，以及類似的安全相關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情況一直都是如此：投入到導彈研究中的數十億資金使得分配給太空計劃的資金相形見絀。然而到了70年代，即使是基礎研究也開始遵循軍事上的優先權。我們沒有機器人工廠的一個原因是，大約95%的機器人研究資金都是五角大樓輸送的，而五角大樓對無人機比造紙廠自動化更感興趣。

可以說，即使是轉向信息技術和醫藥的研究與開發，也并不是轉向市場驅動的消費需求，而是在全球階級戰爭中取得徹底勝利的同時，為在技術上打敗蘇聯而做出的全力以赴的努力的一部分——這同時被視為美國在海外實施絕對的軍事統治，而在國內，則是社會運動的徹底潰敗。

因為事實證明，真正出現的技術是最有利于監視、工作紀律和社會控制的技術。正如我們不斷被提醒的那樣，計算機開辟了某些自由的空間，但它們并沒有帶來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所設想的無工作的烏托邦，而是產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促成了資本的金融化，使工人鋌而走險地陷入債務，同時也為雇主創造“靈活”的工作制度提供了手段——既破壞了傳統的工作保障，又增加了幾乎所有人的工作時間。隨著工廠工作崗位的輸出，新的工作制度擊潰了工會運動，摧毀了工人階級有效政治的任何可能性。

與此同時，盡管在醫學和生命科學研究方面的投資前所未有，但我們仍在等待癌癥和普通感冒的治療方法，我們所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醫學突破是以氟西汀、左洛復或利他林等藥物為代表的——它們是為確保新的工作需求不會使我們徹底精神錯亂而量身定做的。

有了這樣的結果，新自由主義的墓志銘會是怎樣的呢？我想歷史學家會得出結論，它是一種系統地將政治需求優先于經濟需求的資本主義形式。如果要在以下兩者中做出選擇：是將資本主義變成看起來是唯一可行的經濟制度的行動方案，還是將資本主義轉變為可行的、長期的經濟制度的行動方案，新自由主義每次都會選擇前者。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破壞工作保障并增加工作時間，并不能創造出更有生產力（更不用說更有創新力或忠誠度）的勞動力。從經濟角度看，其結果可能是負面的—— 80年代和90年代幾乎全球的增長率都較低。

但新自由主義的選擇有效地使勞動力去政治化，并過度限制了未來。在經濟上，軍隊、警察和私人保安服務的增長已經難以負荷。事實上，為確保資本主義獲得意識形態勝利而建立的機器的重負，很可能將其沉沒。但也不難看出，扼殺任何對可能與我們的世界不同的不可避免的、救贖性的未來的感覺，是新自由主義項目的一個關鍵部分。

此時，所有的環節似乎都已經整齊劃一地落到了實處。到了60年代，保守的政治勢力對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破壞性影響越來越謹慎，雇主們也開始擔心機械化的經濟影響。蘇聯威脅的消退，使得資源可以重新分配到對社會和經濟規劃壓力較小的方向上，或者分配到支持一場運動，以扭轉進步社會運動的成果，并在美國精英們所認為的全球階級戰爭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方向上。優先事項的改變體現為大政府項目的退出和市場的回歸，但實際上，這種改變使政府指導的研究從NASA或替代能源等項目，轉向軍事、信息和醫療技術。

當然，這并不能解釋一切。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釋為什么即使那些資金充足的重點研究項目，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類似50年前預期的進展。如果說95%的機器人研究都是由軍方資助的，那么，能從眼睛里射出死亡射線的克拉圖（電影《地球停轉之日》中的外星人——譯者注）式的殺手機器人在哪里？

近幾十年來，軍事技術顯然取得了進步。我們從冷戰中幸存下來的原因之一是，雖然核彈可能像宣傳的那樣厲害，但其運載系統卻不是；洲際彈道導彈沒有能力打擊城市，更不用說城市內的具體目標，這意味著，除非你打算毀滅世界，否則首先發動核打擊沒有什么意義。

現代巡航導彈相比之下較為精確。不過，精確制導武器似乎從來沒有能力暗殺特定個人（薩達姆、奧薩馬、卡扎菲），即使投下數百枚也不行。而射線槍也沒有實現——肯定不是因為沒有嘗試過。我們可以假設五角大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研究死亡射線，但到目前為止，最接近的武器是激光器，如果瞄準正確，它可能會使直接看著光束的敵方炮手失明。這不僅卑劣，而且可悲，激光不過是50年代的技術?？梢栽斐裳灥募す馄魉坪踹€沒出現圖紙；而在步兵作戰時，幾乎所有地方的首選武器仍然是AK-47，這是蘇聯設計的，以其問世的年份命名：1947年。

互聯網是一項了不起的創新，但我們所談論的只是一個超快的、全球通用的圖書館、郵局和郵購目錄的組合。如果在五六十年代向一個科幻小說愛好者描述互聯網，并將其吹捧為自他那個時代以后最偉大的技術成就，他的反應一定是失望。這就是我們的科學家們50年里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東西？我們還以為計算機會思考了！

總的來說，自70年代以來，研究經費大大提高。誠然，來自企業部門的資金比例增加得最多，以至于現在私營企業的研究資金是政府的兩倍，但增加的幅度之大，以至于政府的研究資金總額（以美元實際購買力計算）也比60年代高出許多。"基礎的""好奇心驅動的"或"藍天"研究——不是由任何直接的實際應用前景所驅動的，而且最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突破的研究——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盡管現在投入的資金如此之多，以至于基礎研究經費的總體水平有所提高。

然而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結果是微不足道的。當然，我們再也看不到任何像100年前人們已經習慣甚至期待的持續不斷的觀念革命——基因遺傳、相對論、精神分析、量子力學。為什么這樣說呢？

部分原因是資源集中在少數幾個巨大項目上，所謂的"大科學"。人類基因組計劃是經常被提及的例子。在花費了近30億美元，從5個不同的國家雇傭了數千名科學家和工作人員之后，它主要是為了證明，從基因測序中并沒有了解多少對其他人有多大用處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圍繞這些項目的炒作和政治投資表明，現在即使是基礎研究，似乎也是由政治、行政和市場需要驅動的，這使得任何革命性的事情都不可能發生。

現在，我們對硅谷和互聯網的神話般的起源的迷戀，使得我們對真正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它使我們認為，現在的研究和開發主要是由勇敢的企業家小團隊或開發開源軟件式的分散合作來推動。事實并非如此，盡管這種研究團隊最有可能產生成果，但研究和開發仍然是由巨大的官僚項目推動的。

發生改變的是官僚制文化。政府、大學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相互滲透越來越多，導致每個人都使用源于企業界的語言、感性和組織形式。雖然這可能有助于創造適應市場的產品，因為這是公司官僚制度的目的，但就促進原創性研究而言，其結果是災難性的。

我的知識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在這兩個國家的過去30年里，用于行政事務的工作時間比例急劇上升，幾乎犧牲了所有其他工作。例如，在我自己的大學里，行政人員比教員多，而教員花在行政管理上的時間至少與花在教研上的時間一樣多。世界各地的大學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行政工作的增長直接導致了企業管理技術的引進。這些技術總是被說成是提高效率和在各層級引入競爭。這些技術最終的實際意義是，每個人都會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推銷東西上：基金申請提案、出書提案、對學生表現和基金申請的評估、對我們同事的評估、新的跨學科專業的說明、研究所、會議研討會、大學本身（現在已成為向潛在學生或捐款者營銷的品牌），等等。

當市場化充斥著大學生活時，它所撰寫關于培養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文件，可能不過為了把想象力和創造力扼殺在搖籃里。在過去30年里，美國沒有出現任何重大的社會理論新作。我們已經淪為中世紀的學者，從70年代就開始編寫無休止的法國理論注釋，盡管我們意識到，如果今天的學術界出現德勒茲、?？禄虿紶柕隙虻男禄?，我們還是會拒絕授予他們終身教職。

曾幾何時，學術界是社會上那些古怪的、聰明的、不切實際的人的避難所?，F在不是了。它現在是專業的自我營銷者的領域。結果，在這一歷史上最怪異的社會自我毀滅中，我們似乎已經認定，我們古怪的、聰明的和不切實際的公民已經沒有一席之地了。大多數人都在母親的地下室里苦苦掙扎，最多只能在互聯網上偶爾進行一些急性介入。

如果在社會科學領域，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是由個人以最小的開銷進行的，那么可以想象天體物理學家的情況會有多糟糕。事實上，天體物理學家喬納森·卡茨（Jonathan Katz）最近也警告過那些正在考慮從事科學事業的學生。他說，即使你真的從普遍長達十年作為他人走狗的徘徊期中走出來，你也可以預料到，你最好的想法將在每一個點上受到阻礙：

你會把時間花在寫提案上，而不是做研究。更糟糕的是，由于你的提案會被競爭對手評判，所以你無法追隨自己的好奇心，必須把精力和才能花在預測和轉移批評上，而不是花在解決重要的科學問題上…….俗話說，原創性的想法會搞砸提案，因為它們還沒有被證明是可行的。

這幾乎回答了為什么我們沒有傳送裝置或反重力鞋。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發揮科學的創造力，你應當找到一些聰明的人，給他們所需的資源，讓他們去追求腦海中出現的任何想法，然后讓他們單獨行動。大多數人會一無所獲，但一兩個人可能會有所發現。但是，如果你想把意外突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只要告訴這些人，他們必須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互相競爭上，讓你相信他們事先知道自己會發現什么，才能得到資源。

在自然科學領域，除了管理主義的暴政，還有研究成果的私有化。正如英國經濟學家戴維·哈維（David Harvie）提醒我們的那樣，“開源”研究并不新鮮。學術研究一直是開源的，即學者們共享材料和成果。當然有競爭，但這是“共濟”的。在企業部門工作的科學家就不是這樣的，他們的研究結果會被嫉妒地保護起來。但企業風氣正在學術界和研究機構中蔓延，使得即使是公共資助的學者也將他們的研究結果視為個人財產。學術出版商讓發表的研究成果越來越難以獲得，進一步封閉了知識公共空間。結果，愉快的、開源的競爭變得更像傳統的市場競爭。

私有化的形式有很多，甚至包括大公司擔心受到經濟影響而直接買下并抑制可能帶來麻煩的新發現（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合成燃料配方被買下并鎖在石油公司的金庫里，但很難想象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更為微妙的是，管理層的風氣是不鼓勵一切冒險或古怪的事情，尤其在沒有立即見效的前景時。奇怪的是，互聯網可能也加劇了這一問題。正如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所說的那樣：

大多數在企業或學術界工作的人都曾目睹過類似的情況：一些工程師坐在一個房間里，互相討論著各自的想法。一個看起來很有前途的新概念出現了，然后，某個坐在角落里端著筆記本電腦的人，在谷歌上快速搜索了一下，宣布這個“新”想法其實是一個老想法，它——至少是一個似乎差不多的東西——已經被嘗試過了。它要么失敗了，要么成功了。如果它失敗了，那么任何一個想保住飯碗的經理人都不會同意花錢重新嘗試；如果成功了，那么它就已經被申請了專利，不可能進入市場了，因為最先想到它的人將擁有“先發優勢”，并將制造“進入壁壘”。被這般粉碎的看似有前途的想法，肯定數以百萬計。

于是，一種怯懦的、官僚主義的精神充斥著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被冠以創造性、主動性和企業家精神之類的語言。但這種語言毫無意義。那些最有可能在觀念上取得突破的思想家最不可能得到資助，即使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進其驚世駭俗意義的人。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曾指出，“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之后，英國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公司形式。到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反而開始依賴高額資金和小型家族企業的結合——這種模式在下一個世紀科技創新突飛猛進時期還一直保持著。(當時的英國也因為寬容怪人和離經叛道者而臭名昭著，而當今的美國不能容忍。一個常見的權宜之計是讓他們成為鄉村牧師，可想而知，他們成為了業余科學發現的主要來源之一。）

當下的官僚制企業資本主義不是英國創造的，而是美國和德國創造的，這兩個對立的大國在20世紀上半葉為誰將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主導力量，進行了兩場血腥的戰爭——這些戰爭最終以政府贊助的科學計劃達到高潮：看誰將第一個發現原子彈。因此很顯然，我們目前的技術停滯似乎始于1945年之后，當時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組織者。

美國人不喜歡把自己視為一個官僚制度的國家——而是恰恰相反——但當我們不再把官僚制度局限于政府辦公室時，就會發現，官僚制度恰恰是我們當下的情形。戰勝蘇聯并沒有讓市場一統天下，事實上，它鞏固了保守的管理精英的統治地位，他們以短期、競爭、底線思維為借口，壓制任何可能具有革命意義的事物。

如果我們沒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官僚體制的社會中，那是因為官僚體制的規范和做法已經司空見慣，或者更糟糕，我們無法想象以其他方式行事。計算機有力地削弱我們的社會想象力。正如18世紀和19世紀新型工業自動化的發明產生了矛盾的效果，使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變成了全職工人；而所有旨在使我們免于承擔行政職責的軟件，也使我們變成了兼職或全職的行政人員。就像大學教授似乎覺得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花更多的時間來管理項目基金一樣，富裕的家庭主婦們也輕易地接受了每年花幾周時間填寫40頁的在線表格來讓孩子上小學。我們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手機上輸入密碼管理銀行和信用賬戶，并學習如何完成曾經由旅行社、經紀人和會計師完成的工作。

有人曾經計算過，一個美國人平均一生中會花6個月的時間等紅燈。我不知道填表所需的時間是否有類似的數字，但至少不會比這少。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人群花如此多的時間從事文書工作。

在資本主義最后的這個僵化階段，我們正從詩意的技術走向官僚的技術。我所說的“詩意的技術”是指利用理性和技術手段將瘋狂的幻想變為現實，所以，詩意的技術與文明一樣古老。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最早的復雜機器是由人民制造的。埃及法老之所以能夠建造金字塔，只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行政程序，從而能夠發展出生產線技術，把復雜的任務分成幾十項簡單的操作，并把每項操作分配給一個工人團隊——盡管他們沒有比斜面和杠桿更復雜的機械技術了。行政監督把農民大軍變成了一臺龐大機器的齒輪。而很久以后，在齒輪被發明之后，復雜機械的設計體現了最初為組織人民而形成的原則。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利用那些機器——不管它們的運動部件是手臂和軀干，還是活塞、輪子和彈簧——以實現不可能的幻想：大教堂、登月計劃、橫貫大陸的鐵路。當然，詩意的技術也有一些可怕的東西；詩歌很可能是黑暗的撒旦磨坊之歌（dark Satanic mills出自威廉·布萊克長詩《米爾頓》的自序，一般認為是形容英國工業革命——譯者注），也有可能是恩典或解放之歌。但是，理性的行政技術總是服務于某種奇妙的目的。

從這個角度看，蘇聯那些瘋狂的計劃——即使從未實現——標志著詩意技術的高潮。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并不是說不再鼓勵遠見、創造力和瘋狂的幻想，而是說大多數的幻想仍然是自由漂浮的，甚至不再有借口說它們可能會成型或實現。這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強盛的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一直在告訴它的公民，他們不能再考慮夢幻般的集體事業，即使環境危機所迫下，地球的命運取決于此。

這一切的政治含義是什么？首先，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一些關于資本主義本質的最基本假設。第一個假設是，資本主義等同于市場，因此兩者都與官僚制度不相容，而官僚制度是國家的產物。

第二個假設是，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推動技術進步的。由此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所處時代的工業革命的狂熱似乎是錯誤的?；蛘吒鼫蚀_地說，他們堅持認為工業生產的機械化會摧毀資本主義，這是對的；他們預言市場競爭會迫使工廠主無論如何都要進行機械化，這是錯的。如果機械化沒有發生，那是因為市場競爭實際上并不像馬恩所假設的那樣對資本主義性質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別的原因，目前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大部分競爭似乎是以大型半壟斷企業的官僚結構中的內部市場的形式進行的，會使他們完全感到驚訝。

資本主義的捍衛者提出了三個廣泛的歷史主張：第一，資本主義促進了科學和技術的迅速發展；第二，無論資本主義如何將巨額財富投向少數人，它都在增加總體繁榮；第三，資本主義這樣做，可以為每個人創造了一個更加安全和民主的世界。顯然，資本主義已經做不到這些事情了。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的捍衛者正在退縮，他們不再聲稱它是一個好的制度，而是辯稱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或者至少，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復雜的、技術先進的社會，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

但是，怎么會有人認為，目前的經濟配置也是在任何可能的未來技術社會中唯一可行的呢？這種說法是荒謬的。誰能知道呢？

誠然，有一些人采取這種立場——在政治光譜的兩端都有這種人。作為一位人類學家和無政府主義者，我遇到過一些反文明的人，他們不僅堅持認為當前的工業技術只會導致資本主義式的壓迫，而且認為將來的任何技術也必然如此，因此只有回到石器時代才能實現人類解放。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是技術決定論者。

但對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性的主張必須建立在一種技術決定論的基礎上。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沒有人相信任何其他經濟體系可以運作的世界，那么它不僅需要壓制任何關于不可避免的救贖性未來的想法，而且需要壓制一切完全不同的技術未來。然而，這自相矛盾。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不可能想讓我們相信技術變革已經結束——因為那意味著資本主義不是進步的。不，他們是要讓我們相信技術進步仍在繼續，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跡的世界里，但這些奇跡的形式是微不足道的改進（比如最新的iPhone?。?、關于即將出現的發明的傳聞（“我聽說他們很快就會有飛行汽車”）、復雜的信息和圖像處理方式，以及更復雜的填表平臺。

我并不是說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或任何其他制度——能在這方面成功。首先，有一個問題是，當你在阻礙世界技術進步時，卻試圖讓世界相信你在引領技術進步。美國的基礎設施日漸衰敗，面對全球變暖無能為力，在中國加速推進載人航天計劃的同時，美國卻象征性地放棄了載人航天計劃，美國在公共關系上表現尤其糟糕。其次，變革的步伐不可能永遠被阻擋。技術突破終將會出現，困難的探索不可能永遠被壓制。另外，世界上官僚化程度較低的地區——或至少，世界上官僚體系對創造性思維沒有那么大敵意的地區——將緩慢但不可避免地獲得所需的資源，以代替美國及其盟友的位置?；ヂ摼W確實提供了合作和傳播的機會，可能也會幫助我們突破這堵墻。突破口會在哪里？我們無法得知。也許3D打印會做到機器人工廠應該做的事情。也可能會是別的什么東西。但它總會發生的。

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它不會在當下的企業資本主義——或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框架內發生。要想開始在火星上建立穹頂，更不用說想辦法弄清是否有外星文明可供接觸，我們將不得不尋求一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系。新的體系必須是某種大規模的新官僚機構形式嗎？為什么我們認為必須如此？只有打破現有的官僚結構，我們才能開始。如果要發明機器人為我們洗衣服和收拾廚房，那么我們就必須確保，無論是什么取代資本主義，它都要建立在一個更加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分配的基礎上——其中不再有超級富豪或愿意做家務的絕望窮人。只有這樣，技術才會開始順應人類的需求而發展。這也是掙脫對沖基金經理和公司總裁們的惡劣影響的最好理由——把我們的幻想從這些人禁錮的遮蔽中解放出來，讓我們的想象力再次成為人類歷史的物質力量。

（本文為思想市場和“結繩志”聯合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