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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出身，獨立電影，歐洲獲獎，英年早逝

——這不是卡薩維蒂，她叫芭芭拉·洛登

作者：路米內，小南玩小南

芭芭拉·洛登是誰？

要介紹芭芭拉·洛登真的太容易，只消300字便可說完她的一生：1932年生于北卡羅萊納的一座小城。16歲來到紐約，成了小有名氣的雜志封面女郎。在紐約名夜總會Copacabana當show girl時無意中接觸到表演和戲劇。50年代，芭芭拉靠第一任丈夫的幫襯在電視喜劇里扮個小角色。沒多久又結識了大導演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和他有了一段情，并從1957年開始參演其電影的配角。1964年她擔當戲劇《墮落之后》女主演并獲得托尼獎，這個角色的原型是已經去世的夢露，據(jù)說也是作為該劇導演的卡贊為她爭取到的。兩年后她和卡贊結婚，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1970年，芭芭拉自編自導自演了低成本電影《旺達》，一部在美國都沒發(fā)行過的電影，卻在當年的威尼斯電影節(jié)獲獎。后來，芭芭拉的演員生涯并不順利，多轉向劇場做制作人，同時也教表演。1980年9月，芭芭拉·洛登患乳腺癌去世，那時她剛剛48歲。

但對于她的丈夫伊利亞·卡贊，就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完的了。作為上世紀5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好萊塢導演之一，卡贊戲劇專業(yè)科班出身，拍了許多耳熟能詳?shù)碾娪白髌罚纭队柦周嚒贰ⅰ洞a頭風云》和《美國，美國》。無論在電影還是戲劇界，他都已榮登大師之堂。馬龍·白蘭度由他一手栽培，馬丁·斯科塞斯是他的“信徒”，除了奧斯卡終生成就獎，他總共獲得過2座奧斯卡、3座托尼和4座金球。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卡贊的聲譽遭到過一次嚴重危機，在對抗麥卡錫主義政策的“好萊塢十君子”事件和后續(xù)的娛樂業(yè)黑名單中，卡贊成了一個背叛同事的“告密者”。不過這還不足以撼動他的影史地位。60年代后期，卡贊開始專注于寫作，其中不乏暢銷書，包括小說《愛的行動》（Acts of Love）、《候補》（The Understudy）、《遠離愛琴海》（Beyond the Aegean），半自傳體小說《安排》（The Arrangement，后來卡贊將其拍成電影），還有洋洋灑灑800多頁的自傳《生活》（A Life），更不用說后人為其出版的訪談、書信集和導演論著。 在丈夫的盛名下，芭芭拉·洛登本該默默無聞、可有可無——如果沒有《旺達》這部作品的話。憑借1964年《墮落之后》中的高光時刻，芭芭拉或許會是個偶爾被人記起的三流演員。在卡贊留下的大量文字里，對于這個他常常以“bitch”相稱的女人，人們或許還會念及她小三上位的好萊塢八卦（起初卡贊和芭芭拉都有各自家庭），就連卡贊自己都形容50年代他們初識的情事不比“dog and bitch”更多。如果不是《旺達》被歐美文藝界青睞有佳，我們可能還會笑贊這對“狗男女”中卡贊的真誠、風趣、不羈和自嘲的精神。而當我們重新挖掘芭芭拉·洛登和《旺達》的時候，才驚醒：一切會不會已經為時已晚？

唯一的作品成了謎團

芭芭拉·洛登的蹤跡難尋，《旺達》也是如此。雖然獲得了1970年威尼斯電影節(jié)帕西內蒂獎最佳外語片（威尼斯電影節(jié)1969年后取消了金獅獎直至80年代才恢復），在美國《旺達》卻只在紐約的一家影院放映過。但芭芭拉從沒放棄過讓更多人知道這部片子。她在美國的一些高校放映《旺達》并出席交流，同時因為《旺達》獲獎的消息接受采訪，也上過大眾電視節(jié)目，包括麥克·道格拉斯的脫口秀，同場嘉賓還有小野洋子和約翰·列儂。那一次，芭芭拉這樣介紹自己影片的主人公：“生活對旺達來說是個謎。”

作為一部僅耗資11.5萬美元（相當于現(xiàn)今75萬美元）的低成本獨立電影，劇組里只有四、五個人，除了男女主演外全部是非職業(yè)演員。《旺達》的故事非常簡單：一個生活在煤礦小鎮(zhèn)的女人，沒有任何生活技能，終日游蕩無所事事。有一天她遇到了一個男強盜丹尼斯先生，他總對她惡語相向，但旺達還是跟隨著他。故事的結尾，旺達跟著他搶了銀行，結果無疑是失敗了，丹尼斯死了，旺達繼續(xù)游蕩。

有時人們會把芭芭拉比作女版的卡薩維蒂，但芭芭拉實在是連“美國獨立電影之父”那一丁點的運氣都沒有。《旺達》完成后在美國屢遭惡評，就連當時的女影評人也不喜歡這位又呆又蠢的女主人公。緊接著便是遺忘，和后來《旺達》受到的贊美相比，極大的反差令這部影片本身也成了一個謎團。

在大洋彼岸，瑪格麗特·杜拉斯拼命在法國推薦這部電影。1980年，在一次和卡贊的對談中，杜拉斯問道：你們那里沒有電影資料館和電影俱樂部嗎？我的電影可都是從這些渠道放給大家看的。——杜拉斯非常惋惜《旺達》在美國本土叫好不叫座，更可惜的是，那時芭芭拉剛剛因病過世。對于《旺達》的關注，幾乎全部來自芭芭拉死后，對談中，杜拉斯盛贊《旺達》中有一個奇跡，演員和角色之間的間距在影像中消弭了。杜拉斯對影片感到非常親切：她熟悉旺達的游蕩——作為一個導演，想必也作為一個女人。后來《旺達》時不時會在一些電影節(jié)和女性影展上亮相，但也僅此而已。 謎團一直發(fā)酵到21世紀。2002年影評人貝蕾妮斯·雷諾寫了一篇長文《For Wanda》開啟了對《旺達》這部女性電影的重新定調和挖掘。2004年著名的mk2發(fā)行了法版《旺達》的DVD，演員于佩爾參與其中，她非常喜歡這部片子。《旺達》最新的修復版本則由美國電影基金會和古馳基金會出資，修復版2010年在MoMA首映時大獲好評，并由索菲亞·科波拉到場主持。CC標準收藏現(xiàn)在發(fā)行了修復版的影碟。2019年7月，《旺達》的劇照登上了《電影手冊》封面。 不僅如此，《旺達》的影響也漸漸走出電影之外。美國作家蕾切爾·庫什納在《噴火器》中，直接把70年代觀看《旺達》的情景寫進了小說里。法國作家娜塔莉·萊熱則以追尋芭芭拉為主線，結合《旺達》的情節(jié)和親身經歷，用復調的筆法寫下小傳《芭芭拉·洛登組曲》。 沉寂了30年之后，這些箭頭幾乎不可理喻地一齊指向《旺達》，無疑更令人好奇芭芭拉·洛登的歷程。在芭芭拉生前最后的日子，一家德國電視臺的女導演曾為其拍攝紀錄片。指引著這位導演的也是同樣的困惑：是什么促使芭芭拉這樣一個女人，拍出了遠離好萊塢陳腔濫調女性形象的杰作？

反-邦德和克萊德

如今，《旺達》被歸入70年代的美國新電影，它粗糲的畫質完全契合影片中旺達生活的煤礦小鎮(zhèn)，永遠灰霧蒙蒙的感覺，輔以素人演員的表演，這部劇情片透著“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氣息。這當然是刻意為之，為《旺達》掌鏡的年輕攝影師尼克·普羅菲利斯曾是紀錄片大師彭尼貝克的攝影師。鏡頭下的小鎮(zhèn)，蜿蜒數(shù)里的煤堆，旺達緩緩地從一處走到另一處——這正是芭芭拉從小生活的環(huán)境。從小父母離異，由外公外婆帶大的芭芭拉，覺得故鄉(xiāng)總是異常平靜，一切事物似乎都隱秘其中，她一直想要逃離那里。

芭芭拉力圖透過《旺達》實現(xiàn)的真實，是一種不合時宜的真實，完全與好萊塢的影像相反，最顯而易見的對比是1967年紅極一時的《邦尼和克萊德》。表面上，《旺達》和《邦尼和克萊德》分享了同一個“亡命鴛鴦”的故事框架，以至于有人說這是女性版的《邦尼和克萊德》。不過芭芭拉本人拿旺達和邦尼對比時卻點出了后者的不真實：邦尼是被好萊塢精心打造的魅力人物，這光鮮靚麗的大盜是為觀眾和票房準備的——芭芭拉根本不關心這個，她也受夠了那樣光滑的、她自己也曾盛裝展示過的影像。《旺達》就是在這樣粗顆粒的影像質感和邋遢的角色扮相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用芭芭拉的話說：《旺達》是“反-邦尼和克萊德”的。 除此之外，《旺達》確實來自真實的故事，但卻和大蕭條時期的雌雄大盜大相徑庭。它來自芭芭拉在1960年看到的一則新聞：一對男女搶劫銀行失敗后，雖然女子實際并沒有做什么，但被法官判了20年徒刑。更令芭芭拉難以釋懷的是，女子在被宣判時對法官說了聲“謝謝”。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在被宣判時還會道謝呢？芭芭拉開始想象并試著說出這個女人的故事，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旺達。這也是為什么全片幾乎枯燥地圍繞旺達在講述她的漂泊，而不是什么亡命之徒刺激的歷險。旺達的存在幾近于空無，她不照顧家里，丈夫要和他離婚；她工作很慢，老板嫌棄她；她任憑男人給她買酒，又任憑男人拋棄；她任憑大盜丹尼斯對她大吼大叫，甚至動粗。她永遠接受，好像從不知道該主動做些什么。不過丹尼斯先生神經質的舉動依然讓旺達覺得受到了關注，所以她就跟隨著他。

《旺達》中的奇跡

全片最致命的真實，在于芭芭拉的表演：當她想到旺達時，她似乎想到了自己。她也不下一次表示：“我就是旺達”。卡贊把這理解為“芭芭拉總需要一個男人來陪，這樣的女人在美國有很多”。但誠如杜拉斯所說：“那種間距完全被消解了，在芭芭拉和旺達之間，有一種即刻又永恒的連續(xù)性。”這是于佩爾鐘意《旺達》的緣由，這種“間距的消解”如果放在卓別林和凡爾杜先生，抑或讓·皮埃爾·利奧德和安托萬身上，本該是震動影史的事情。然而，旺達的空無中所飽含著難以言喻的細膩情緒，卻是隨著女性經驗和自我意識的覺醒，足足等待了幾十年才逐漸為觀眾們所體味到的。

沿著杜拉斯的評價，實際上，芭芭拉·洛登并不是沒有同行者。如今的批評家把《旺達》中復雜的真實性和香特爾·阿克曼的《我你他她》（1974）相對比，兩個女人的自編自導自演在影像上有著共同之處。更不用說對比《讓那·迪爾曼》（1977）主角間相似的被動性。在《安娜的旅程》（1978）中，角色和表演者的間距愈發(fā)復雜：女主演克萊芒覺得自己不僅在扮演安娜，也在扮演阿克曼。杜拉斯1977年的電影《卡車》——這是杜拉斯唯一自己出鏡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實踐她在《旺達》中的發(fā)現(xiàn)。《旺達》另類漂泊人的主題，則在凱莉·雷查德的長篇處女作《野草漫生》（1994）中得以延續(xù)。 這些對照重新賦予了《旺達》影史的地位，也是如今人們重新發(fā)掘過往女性電影的基準之一。《旺達》當然不是唯一一部被遺忘過的女性獨立電影，就像很多人都知道新浪潮女神安娜·卡里娜，但卻不知道她亦有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1973）。今時不同以往，這種更內在的、滿是日常生活的、甚至有些私密的影像，正打動著更多人的心，比如莉娜·鄧納姆編、導、演的《微型家具》（2010），以及格蕾塔·葛韋格自編自演的《弗蘭西斯·哈》（2012），近年大熱的電視劇《倫敦生活》也可以算在其中。重尋芭芭拉·旺達

旺達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旺達》卻是一次確鑿的反叛。人們以為芭芭拉·洛登就是好萊塢盛產的那種掌上紅花。在卡贊口中，她有那么點兒壞，是個蛇蝎美人，就像他半自傳小說和電影《安排》中表現(xiàn)的那樣。但對于藝術，芭芭拉非常堅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旺達也是一樣），她拒絕把劇本交給大制片廠，因為那些導演們根本看不懂她要說什么，其中可能也包括卡贊。《旺達》不僅是芭芭拉·洛登的作品，更是她的身體性反應，其中飽滿地注入了她作為一個闖出一片天的女明星、作為世界名導演的妻子、作為數(shù)個孩子的母親的感受。

不少人在《旺達》中其實已經看到了另一個故事，比如女演員伊里納·道格拉斯，她說：“旺達奇怪地依附于虐待她的劫匪男友，可能也是她和卡贊關系的隱喻。不知怎么，我仿佛看到卡贊對旺達大吼：‘不要穿休閑褲！’”那么這一切都說得通了，旺達不是無所事事，而是她無處可去。也難怪70年代的女權主義者討厭這部意義消極的電影，因為它精準地描繪了父權制社會中普通女人的精神狀態(tài)，而丹尼斯先生是厭女癥惟妙惟肖的化身。這不禁使人回想起，當人們問“拍攝《旺達》時你有幫過什么忙嗎？”時，卡贊的回答總是：她不需要幫忙，但她需要人洗碟子、照顧孩子、當車夫，拍《旺達》的時候這些都是我做的。

這個故事中最遺憾的部分是芭芭拉的英年早逝，重新發(fā)現(xiàn)芭芭拉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關于她，其實我們知之甚少，僅剩的一些事實是：她生前一直堅持在先鋒百老匯排演制作一些小眾的戲劇。她未完成的電影計劃包括改編凱特·肖邦的著名女性主義小說《覺醒》以及魏德金的《露露》，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潘多拉魔盒》，但是都沒有找到資金。《旺達》之后她幾乎再無影像作品，更無導演的長片。我們還知道，作為一個藝術家，她的想法非常明確堅定，而并非是像旺達那樣。所以，不要輕易相信別人口中的芭芭拉·洛登，請在《旺達》中尋找那個不一定最真、最美，但一定是仍在生成中的她。

原標題：《她拍出的唯一杰作遠離了好萊塢陳腔濫調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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