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著，中華書局2020年7月版，42.00元

呂思勉先生的《呂著中國通史》雖然出版于八十年前，我仍把它列為中國通史方面的經(jīng)典著作，推薦給大家學習閱讀，這是因為此書的特色在中國通史的著作中是很少見的。關于它的特色，最早已有史學名家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中略作評述，可惜八十余年來，閱讀界對此點還未十分留意。顧先生《當代中國史學》的“通史的撰述”一節(jié)惜墨如金，列舉“較近理想的”通史家七位、通史著作八種，而具體展開評述的唯呂先生和張蔭麟先生的著作三種。顧先生對《呂著中國通史》的評述是這樣寫的：

呂先生近著尚有《中國通史》二冊，其體裁很是別致，上冊分類專述文化現(xiàn)象，下冊則按時代略述政治大事，敘述中兼有議論，純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評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極多石破天驚之新理論。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勝利出版社1947年版，第85頁）

這里評述的《中國通史》，就是本文所介紹的《呂著中國通史》（下文或簡稱《呂著》）。顧先生概括此書的特點有三：一是體裁別致，二是敘述與議論兼顧，三是批判的態(tài)度與石破天驚的新觀點。關于體裁問題，《呂著》在“緒論”中有專門的解釋，此處略而不論。敘述本是史書的主要內容，而《呂著》特加重了議論的部分，所以顧先生說它是“敘述與議論兼顧”，其目的還是在于“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判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提出他的一些觀點與看法。換言之，《呂著》較之于同類通史著述的不同特色，就在于“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判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極多石破天驚的新理論”。

《呂著中國通史》初版書影

要說明《呂著》的這個特色，我們還是需要引錄和閱讀作者的原文。《呂著中國通史》有“教育”一節(jié)，討論教育事業(yè)與宋代的書院，他寫道： 

凡國家辦的事，往往只能以社會上已通行的，即大眾所公認的理論為根據(jù)。而這種理論，往往是已經(jīng)過時的，至少是比較陳舊的。因為不如此，不會為大眾所承認。其較新鮮的、方興的，則其事必在逐漸萌芽，理論必未甚完全，事實亦不會有什么轟轟烈烈的，提給大眾看，國家當然無從依據(jù)之以辦事。所以政治所辦理的事情，往往較社會上自然發(fā)生的事情為落后。教育事業(yè)，亦是如此。

接著，呂先生敘述了宋代的書院之設，說都是當時有道德學問者所提倡，或為好學者的所集合；他們都是無所為而為之，所以能夠真正研究學問等等。隨后，呂先生又寫了一段議論：

新舊兩勢力，最好是能互相調和。以官辦的學校，代表較舊的、傳統(tǒng)的學術；以私立的學校，代表較新的、方興的學術；實在是最好的辦法。 （《呂著中國通史》，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248、249頁）

教育指望全由國家來辦養(yǎng)包辦，那政府一定是舉鼎絕髕、力不能及。這本是常識，也是社會科學的成說。如此，宋代的書院制度留給后人的啟示是什么呢？私立教育是否只有分擔政府負擔的功能呢？公立教育與私立教育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呂先生由書院之制的敘述，進而議論到公立私立的差異，強調它們的不同，根本上在于代表了思想上、學術上的新與舊。這不能不說就是顧先生所指的“石破天驚”的新理論。

呂思勉（1884-1957）

又如“族制”一節(jié)，呂先生在敘述了中國歷史上家庭制度的變遷后說：

中國社會，（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樣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則為罕有的現(xiàn)象了。┄┄在經(jīng)濟上，合則力強，分則力弱，以昔時的生活程度論，一夫一婦，在生產(chǎn)和消費方面，實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獎某地方風俗之厚，或且自詡其教化之功，就大謬不然了。然經(jīng)濟上雖有此需要，而私產(chǎn)制度，業(yè)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間，亦不能無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牽于舊見解，迫于經(jīng)濟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則受私有財產(chǎn)風氣的影響，而要求分；暗斗明爭，家庭遂成為苦海。試看舊時倫理道德上的教訓，戒人好貨財、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說之多，便知此項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他又說：

不論何等組織，總得和實際的生活相應，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現(xiàn)代人的生活相應呢？歷來有句俗話，叫做“養(yǎng)兒防老，積谷防饑”。可見所謂家庭，實以扶養(yǎng)老者、撫育兒童，為其天職。然在今日，此等責任，不但苦于知識之不足，（如看護病人，撫養(yǎng)教育兒童，均須專門智識。）實亦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財力言之。如一主婦不易看顧多數(shù)兒童，兼操家政。又如醫(yī)藥、教育的費用，不易負擔。）在古代，勞力重于資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則適成為窮困的原因。因為生產(chǎn)的機鍵，自家庭而移于社會了，多丁不能增加生產(chǎn)，反要增加消費。（如紡織事業(yè)。）兒童的教育，年限加長了，不但不能如從前，稍長大即為家庭掙錢，反須支出教育費。而一切家務，合之則省力，分之則多費的，（如烹調、浣濯。）又因家庭范圍太小，而浪費物質及勞力。男子終歲勞動，所入尚不足以贍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隸一般，家事還不能措置得妥帖。 （《呂著中國通史》，第35、36-37頁）

傳統(tǒng)的小家庭，能否與現(xiàn)代人的生活相適應？能否擔當其養(yǎng)老撫幼的責職？今日的年輕夫婦是否還是忙得像“奴隸一般”？這些都是呂先生研討“宗族”“家庭”等歷史問題后真正想安頓的落腳點。他認為：學習歷史，所探求的是“理而非事”，既“不能不顧事實，又不該死記事實”。所以希望讀者能“對于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xiàn)狀的所以然；對于前途，可以豫加推測；因而對于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  （《呂著中國通史》，第6頁）

《呂著中國通史》第十章“刑法”手稿

讀了上面引錄的《呂著》議論，我想起《法蘭西的特性》的導言里寫有的兩句名言：“過去和現(xiàn)在成為一對分不開、拆不散的伴侶。”“歷史本質上是以未來的名義對當代提出的警告。” （布羅代爾著，顧良、張澤乾譯：《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2頁）確實，沒有對現(xiàn)實的關切，沒有對未來的熱愛，一個歷史學者如何會去思考和追問這樣的問題呢？史家對歷史的熱愛，和對現(xiàn)狀與未來的關切，也可以有多種方式。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的“溫情與敬意”是一種方式，呂先生《呂著中國通史》的冷峻的“批評”也是一種方式。如將錢先生的《國史大綱》與呂先生的《呂著中國通史》相比較，那么讀錢書，如同與慈母談心；讀呂著，則如同與嚴父對話。一個人的心智如要得到健康的培育，既要有慈母般的“溫情”談心，也要要嚴父般的“冷峻”對話。史學經(jīng)典的閱讀也是如此。然而，對呂先生來說，對歷史持一種冷峻的批評態(tài)度，全是出于他的治學的目的和動機。他說：

大凡一個讀書的人，對于現(xiàn)社會，總是覺得不滿足的，尤其是社會科學家，他必先對于現(xiàn)狀，覺得不滿，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學問。若其對于現(xiàn)狀，本不知其為好為壞，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現(xiàn)狀之下，求個茍安，或者撈摸些好處，因而沒有改革的志愿，那還講做學問干什么？所以對于現(xiàn)狀的不滿，乃是治學問者，尤其是治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 （《從我學習歷史的經(jīng)過說到現(xiàn)在的學習方法》，1941年3月21《中美日報》，《呂思勉全集》第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50-751頁）

我曾說：呂先生寫的中國通史，都有他的特色，不同層次上，都適合用作學史的入門書。“入門書”三字，不可誤解為只適合于初學者的書。其實，呂先生的中國通史，都是淺而不陋，深而不玄，既適合用作通俗學習的入門書，也可以當作深入研讀的經(jīng)典書。其冷峻的批評態(tài)度，本是歷史學習的應有之義，也是我們滋養(yǎng)心智的必需品。這就是《呂著中國通史》作為中國通史方面的經(jīng)典書，能夠經(jīng)久不衰、常讀常新的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