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有性怪癖？——是誰引發的這場爭議？

美國作家約瑟夫·勒利維爾德撰寫的新著《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以及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發表的書評《甘地新揭秘》，在印度乃至全球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爭議。印度和西方主要媒體及讀者也紛紛發表評論，表達看法。

《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

實事求是地講，引發這場爭議的真正源頭并非這本新書，而是這篇書評。安德魯·羅伯茨在其兩千多字的書評中并未對該書進行認真評價，而是大量引用書中有關甘地自我矛盾或行為怪異的事例，強調甘地的乖僻性格和政治缺陷。安德魯·羅伯茨在書評中給甘地扣了三頂大帽子：一、甘地是一位有性怪癖的人；二、甘地是一位政治上不合格的人；三、甘地是一位偏執狂。在這三頂大帽子中，不少西方作家和學者已經在他們的著述中屢屢提及后兩頂，可謂老生常談，不足為奇。引起爭議的主要是第一頂帽子，即所謂的甘地的性怪癖。

安德魯·羅伯茨在其書評中多處提到甘地的性怪癖。一、甘地要求他的追隨者，即使是已婚者，也必須宣誓禁欲獨身。他說：“我想象不出還有什么比男女性交更丑惡的事。”二、甘地為了禁欲，發誓不喝牛奶，甚至不吃鹽，因為牛奶中含有引起性欲的物質，食鹽也會刺激感官。三、甘地70多歲時與他17歲的侄孫女曼努以及其他年輕女子赤身裸體同床共枕，并說：“雖然我做了最大努力，但是我的生殖器依然有反應。這完全是一次奇怪而恥辱的經歷。”四、甘地終生所愛的人是一位猶太裔德國建筑工程師和業余健身師赫爾曼·卡倫巴赫，因為他，甘地于 1908 年離開了他妻子。

在這些“性怪癖”中，安德魯·羅伯茨著力描述了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的親密關系，不厭其煩地引述了甘地寫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中的幾段話。一、甘地在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中寫道：“你的肖像（唯一的肖像）放在我臥室的壁爐臺上，壁爐臺在床的對面。”二、甘地在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中還寫道：“你是何等地完全擁有了我的身體。這是出乎意料的奴役狀態。”三、甘地戲稱自己是“上院”，赫爾曼·卡倫巴赫是“下院”，他讓下院保證不“好色地關注其他任何女子”。四、甘地和赫爾曼·卡倫巴赫兩人誓言給予彼此“更多的愛……這種愛如他們所希望的，是全世界不曾見過的”。

安德魯·羅伯茨之所以對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通信中的這幾段話詳加引述，樂此不疲，用意不言自明，即甘地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正因如此，安德魯·羅伯茨的書評發表之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西方和印度媒體紛紛報道，一時間甘地是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爭論鋪天蓋地。例如，《華爾街日報》報道：“新書引發疑問：甘地是同性戀者？”《每日郵報》報道：“新書稱甘地離開妻子與一位男性愛人同住。”《今日美國報》報道：“印度禁書，因為該書暗示甘地有同性戀愛人。”《印度快報》報道：“書信暗示甘地是雙性戀者：普利策獎作者。”

也正是安德魯·羅伯茨在書評中對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所謂的同性戀關系的大肆渲染，激起了印度國大黨、印度人民黨、印度民眾以及熱愛甘地的人對約瑟夫·勒利維爾德《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一書的同聲討伐。其實，不管是西方和印度媒體的報道，還是印度政黨和民眾的討伐，都是源于安德魯·羅伯茨的書評，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沒有人真正閱讀過約瑟夫·勒利維爾德的著作《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約瑟夫·勒利維爾德在后來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他的書被媒體誤解了，“雙性戀者”和“同性戀者”在他的書中壓根兒沒有出現過，他的書之所以引起爭議，是由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的書評引發的。他指出：“爭議源于對《華爾街日報》上發表的詆毀甘地的書評的報道，該書評沒有特別詆毀我的書，而是引用書中一些資料對甘地進行了詆毀。”

研究者如何看待甘地與他的同性友人

從約瑟夫·勒利維爾德的著作《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中可以看出，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是志同道合、患難與共的莫逆之交，他們在南非的政治斗爭和生活試驗中同甘共苦、風雨同舟，建立起了真摯友情。赫爾曼·卡倫巴赫將一生中的主要時期獻給了甘地的原則和理想，并因此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甘地則在同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交往中找到了他早期人格和思想發展過程中的“精神伴侶”。如《布拉馬查里雅：甘地與他的女同伴們》的作者吉爾加·庫馬爾所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赫爾曼·卡倫巴赫和其他南非朋友的幫助奠定了后來成為圣雄現象的基礎。他們值得我們以感激的心永遠銘記。”

正因如此，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之間的友情超出了常人之間的友情。他們之間的通信揭示了彼此之間熱烈、真摯的感情和友愛。赫爾曼·卡倫巴赫寫給甘地的信件已經不可復得，因為甘地已經按照赫爾曼·卡倫巴赫的意愿將赫爾曼·卡倫巴赫寫給他的信件銷毀了。甘地寫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有200多封，有些被收入《圣雄甘地全集》，有些由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侄孫女艾莎·薩里德及家人收藏。印度歷史學家拉姆昌德拉·古哈和蘇尼爾·凱爾納尼見過這些信件，并向印度政府打報告建議收購這些信件。在這些信件中，友愛是貫穿其中的一個主題，這些信件也顯示了他們感情中幽默的一面。

研究甘地的學者在論及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友情的時候，都程度不同地引用了甘地寫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但是，統觀有關甘地研究的著作和甘地研究專家的言論，可以說，迄今為止，研究甘地的學者包括所謂的“修正史學者”中并沒有人認為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之間的關系是同性戀或雙性戀，充其量認為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同性愛，亦即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也就是甘地所說的“精神伙伴”（soulmate）。如特里普蒂·拉西里所說：“近年來出版的許多修正學派著作中很少有哪本著作暗示他是同性戀者，甚至沒有哪本著作暗示他有同性戀關系。”

歷史學家吉爾加·庫馬爾認為，甘地與卡倫巴赫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男性情感，是別具一格的柏拉圖式的關系，是精神伙伴。甘地1909年4月5日寫信給卡倫巴赫說：“我的肉體沒有與你在一起，但是我的精神永遠與你在一起。”在另一封信中，甘地用“我們相互愛慕”來表達他對他的伙伴的“超凡的愛”。甘地所說的“你是如何完全擁有了我的身體”，指的是他們1910年6月協議中的條款，根據這個條款，甘地將住在卡倫巴赫家里。甘地早在 1906 年就發誓完全禁欲，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甘地會違背他的誓言。而且，在甘地的影響下，赫爾曼·卡倫巴赫也實行禁欲。赫爾曼·卡倫巴赫在 1908 年給弟弟西蒙的信中寫道：“我放棄了性生活，我相信我獲得了人格力量、精神活力和體質發展。我的體格變得更好，也更強壯。”

歷史學家加德·亞當斯在《甘地：赤裸的野心》一書中，大量描寫了甘地與性的話題，如甘地如何與適婚年輕女子一起洗浴，與他的女追隨者同床共枕。但是，加德·亞當斯本人對甘地是同性戀者的說法則嗤之以鼻。他表示：“如果甘地有同性戀行為，他肯定會用大量證據，要么證明這種行為的正當，要么表明這種行為的恥辱。畢竟，甘地是屬于坦白懺悔型的人，他從不隱瞞真相。”他指出，甘地經常在通信和演說中使用“愛”字，“他對感情非常真誠”。“就這樣，甘地‘愛’赫爾曼·卡倫巴赫，并給他寫信談到了愛，但是他不理解赫爾曼·卡倫巴赫對他的‘超凡的愛’。我個人認為，赫爾曼·卡倫巴赫是同性戀者，但這并不意味著甘地也是同性戀者，也不意味著甘地真正理解赫爾曼·卡倫巴赫對他有強烈的吸引力”。“甘地的確與家人關系不融洽，但是他與家人在不在一起并不能證明什么，除非他是一個沒有家庭的人”。

甘地像

研究甘地的學者詹姆斯·亨特在提交給亞洲研究學會的論文《赫爾曼·卡倫巴赫信件與托爾斯泰農場》中探討了赫爾曼·卡倫巴赫與甘地的關系，認為他們之間的關系顯然是“同性愛”（homoerotic），絕不是“同性戀”（homosexual）。研究甘地的澳大利亞學者托馬斯·韋伯在他的著作《甘地：弟子與導師》中，也持同樣的觀點，并對詹姆斯·亨特的觀點做了注腳。托馬斯·韋伯寫道：“從1909 年開始，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互稱上院與下院。甘地稱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為‘迷人的情書’。1910 年以后，甘地寫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落款為‘愛你’。有時候，甘地稱他們為‘一靈二體’。這一愛戀關系也包含大量幽默的成分，他們彼此稱為上院和下院，只是表明長幼之分。”

《赫爾曼·卡倫巴赫：圣雄甘地在南非的朋友》一書的作者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侄孫女艾莎·薩里德博士認為，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將他們之間的關系比附為英國議會中的兩院，幽默地稱對方為上院和下院，下院準備預算，上院核實預算；上院制定法律，下院執行法律。這意在表示他們二人分工有序，志同道合，合作默契。《赫爾曼·卡倫巴赫：圣雄甘地在南非的朋友》一書的另一作者克里斯提安·巴多夫博士認為，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但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是同性戀或雙性戀。

申辯者說：這是一本敏感且負責任的書

約瑟夫·勒利維爾德的《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一書實際上與詹姆斯·亨特和托馬斯·韋伯等人的研究一脈相承。自從爭議爆發以來，約瑟夫·勒利維爾德一直在否認他的著作將甘地描繪成一位雙性戀者或同性戀者。他在接受《印度時報》采訪時說：“該書沒有說甘地是雙性戀者，也沒有說他是同性戀者。這是一本負責任的書，是一本敏感的書，是一本敬仰甘地及其爭取印度社會正義的書。但它卻被變成了一本仿佛有點嘩眾取寵的粗制濫造的作品，但它不是。”他也提到了詹姆斯·亨特的論文，他說“一位令人尊敬的甘地學者認為這一關系的特征顯然是同性愛絕不是同性戀，他通過這樣的措辭旨在表示他們的關系是一種強烈的相互吸引的關系，僅此而已”。

約瑟夫·勒利維爾德在接受《印度快報》采訪時表示，這本書的中心主題比引起爭議的段落更有挑戰性，它關乎圣雄甘地爭取社會正義的斗爭，而不是他的親密關系。有關他書中的爭議主要聚焦在討論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關系的三個段落，占全書349頁（不包括注釋和書目）中的12頁左右，這三段提出了敏感的性問題。約瑟夫·勒利維爾德在初次閱讀《圣雄甘地全集》中甘地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時，意識到他碰到了“敏感材料”。他說：“我知道這是很微妙的材料，我滿懷崇敬地對待它。我對這個主題小心翼翼，這是第一本廣泛探討赫爾曼·卡倫巴赫通信的書，因此我要非常謹慎地推斷這些信件。”

甘地 1909 年在倫敦的賓館里給赫爾曼·卡倫巴赫寫的信中提到了赫爾曼·卡倫巴赫的肖像，以及棉絮與凡士林，并說這些棉絮與凡士林使他經常想起“你是何等地完全擁有了我的身體”。約瑟夫·勒利維爾德推測，棉絮與凡士林要么與灌腸有關，要么與按摩有關。甘地患有便秘，經常灌腸。此外，他每天要做按摩。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住在一起的時候，赫爾曼·卡倫巴赫可能經常幫甘地灌腸或按摩，所有才有“你是何等地完全擁有了我的身體”之說。

約瑟夫·勒利維爾德在他的書中解讀了“上院”與“下院”的幽默稱謂。他認為甘地比赫爾曼·卡倫巴赫更機智、更幽默，他將自己稱為“上院”，將比他小兩歲的赫爾曼·卡倫巴赫稱為“下院”。這是一個打趣的比喻，“下院”是撥款的來源，“上院”則投票否決超支撥款。在托爾斯泰農場，“下院”負責體育鍛煉和其他一切日常事務，而“上院”則思考策略層面的問題，指導道德發展等。“上院”與“下院”也經常以幽默的方式簽訂一些貌似認真的協議。1911年7月29日，“上院”與即將赴歐的“下院”簽訂協議，要“下院”承諾“絕不在此期間締結婚約”，也不“好色地關注其他任何女子”。然后，兩人互相保證給予彼此“更多的愛……這種愛如他們所希望的，是全世界不曾見過的”。約瑟夫·勒利維爾德認為，如果忽視他們通信的背景，甘地這種玩笑式的口氣和用語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戀人之間的關系。人們可能對這些信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是臆測，一種是認真考察他們共同努力壓制性沖動的言論與舉動。

約瑟夫·勒利維爾德敦促讀者仔細閱讀他給出謹慎結論的那一頁：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有關性問題態度的指導原則是他們關于禁欲、節制以及為了追求這些目標而控制飲食的言論。他認為，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絕非偽君子，他們的實踐與他們的原則完全一致。他對甘地寫給赫爾曼·卡倫巴赫的信件（這些信件公之于眾已經近20年了）的討論清楚表明，甘地深愛著他的猶太朋友，希望他的暮年有他的陪伴。按照今天的標準，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之間的語言似乎展示了一種同性戀關系，但是在當時，這是柏拉圖式親密友誼、感情之間常用的語言。兩個男人保持著愛戀與親密關系而不發生性關系，現在的人們難以相信，但在一個世紀前卻是可信的。在甘地生命的后期，他的志向是過一種無性（sexlessness）生活，而不是雙性戀（bisexuality）生活。

對于西方媒體大肆炒作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同性戀”或“雙性戀”的怪象，約瑟夫·勒利維爾德指出，西方媒體報道之所以突出“雙性”問題，“是因為我們目前所處的環境”。在這一環境中，任何事情都被斷章取義作為新聞到處報道。托馬斯·韋伯認為，這標志著“修正史學”時代的到來。他說：“鐘擺發生了荒唐的擺動，我們在吹毛求疵，小題大做。”圣雄甘地的曾孫圖沙爾·甘地在接受英國《每日郵報》采訪時表示：“這些西方作家對甘地的性行為有著病態的迷戀。它只是幫助他們售書的噱頭。它一直是攻擊甘地的武器。”甘地的孫女、“嘉斯杜白·甘地全國紀念托拉斯”主席塔塔·白塔查吉說：“甘地畢竟是人，不斷強調他的性取向，純粹是迷戀淫穢情趣。這只不過是一種銷售策略罷了。”這一銷售策略踐踏了寫作的尊嚴。她指出：“我理解批判思維，但是用友誼詆毀賦予我們非暴力禮物的人，只能說明這些人心胸狹隘。這些書只能歪曲事實，混淆讀者，僅此而已。”

爭議背后的東西方性別文化之差異

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之間的關系被西方誤解為“同性戀”或“雙性戀”關系，并大肆渲染，也有其更深層的歷史文化根源，即東西方在性別文化方面的差異。

印度和中國等具有悠久歷史及文化傳統的東方文明古國，長期以來受到傳統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等文化觀念的影響，異性之間的親密交往受到排斥和側目，同性之間的親密交往則習以為常。就筆者所見，在印度的有些公交車上，男女分座；在印度的大街上，同性結伴很常見，異性結伴不多見。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紀念甘地“食鹽進軍”75周年活動中，有時沿途數千人一起席地而坐吃飯，吃飯的時候并非男女混合，而是男女分開，涇渭分明。筆者曾走到身著五顏六色紗麗、席地而坐的女士區與她們寒暄并為她們照相，結果一位印度男士走過來，非常憤怒地告訴我，身為男士應該去男士區寒暄照相。在印度和中國，同性之間往往顯得很親密，女性之間手挽手、男性之間勾肩搭背的場景比比皆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絕不會被誤以為是同性戀。

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英美等西方國家，異性之間的親密交往光明正大，理所當然，而同性之間的親密交往則諱莫如深，有被視為同性戀之嫌。《圣經》創世紀中神創造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的情境明確無誤地昭示，女人是男人的肋骨，男女之間親密無間，骨肉相連，合二為一。同性戀則被視為違背了神創造的異性戀結構，是背離基督教性倫理的罪孽，受到譴責、歧視和排斥。近年來，西方社會包括一些教會組織對同性戀甚至同性婚姻表示接受和寬容，引發了西方社會的一場大爭論。但是，從西方社會特別是英美國家的主流文化價值取向來看，反對同性戀和同性婚姻的聲音仍然占據優勢。這從近期的相關文章中可見一斑，例如《同性婚姻及其對道德倫理的威脅》《同性婚姻大謊言》《同性戀取向或錯位？》《支持傳統婚姻的法律和文化原因》《同性婚姻提案在北愛爾蘭議會遭否決》《重新界定婚姻的后果：侵蝕婚姻準則》《反對同性戀婚姻的年輕人不懼即將來臨的戰斗》《婚姻對美國和保守主義的重要性》《為傳統婚姻辯護》，等等。

在上述東西方性別文化差異的背景下，甘地與赫爾曼·卡倫巴赫之間的深厚友誼和親密關系，在印度和東方文化語境中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然而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卻是爆炸性的新聞。加之，圣雄甘地在印度乃至全球，特別是傳統史學界，一直以來被奉為“圣人”，是道德的楷模，而修正史學的“新發現”似乎顛覆了人們對甘地的傳統認識，猶如在熱騰騰的油鍋里撒了一把鹽，在西方造成了轟動效應，也引起了全球范圍的大爭論。

總而言之，約瑟夫·勒利維爾德的新書《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只是近年來西方學界所謂的修正史學著作之一，安德魯·羅伯茨斷章取義的書評則是引發甘地“同性戀”或“雙性戀”大爭論的導火索，而西方媒體和印度媒體對安德魯·羅伯茨書評的大肆轉載報道則為以訛傳訛推波助瀾。但是，不管怎樣，就像圖沙爾·甘地所說：“圣雄是否是異性戀者、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又有何關系？無論如何，他都是領導印度取得自由的那個人……他的聲譽源于他是一位和平活動家，他的聲譽源于他教導我們用非暴力解決沖突，他坦誠率真和光明磊落的一生就是例證。”

（本文節選自《偉大的靈魂：圣雄甘地與印度的斗爭》一書“譯后記”，[美]約瑟夫·萊利維爾德著，尚勸余、張蕓禎、尚沫含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