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廷光

據《云南日報》消息：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長，云南省政協原副主席趙廷光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0年9月1日18時14分在昆明逝世，享年89歲。在趙廷光同志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公開資料顯示，趙廷光，男，瑤族，1931年8月生，云南富寧人，1951年3月參加工作，195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3月在富寧縣洞波區參加征糧工作隊，歷任征糧工作隊隊員、民辦小學教師、鄉政府文書、土改工作組組長、區助理員、秘書；1955年9月任富寧縣副縣長、縣委委員；1956年7月在中央民族學院學習，任全國少數民族調查組小組長；1960年1月任文山州副州長兼富寧縣委副書記；1968年8月任富寧縣革委會副主任，在富寧縣“五·七”干校勞動；1972年8月任文山州革委會邊民組組長、富寧縣委書記；1975年6月任文山州委常委、州革委會副主任兼宣傳部部長；1977年3月任文山州委副書記兼州紀委代書記、州政協主席；1983年2月任云南省委副書記兼省政法委書記；1985年7月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1988年5月任云南省委常委、副省長；1990年4月任云南省副省長；1993年5月任云南省政協副主席；2004年7月退休。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趙廷光長期在云南工作，他曾于2016年在云南黨史網撰文《改革要敢字當頭》，回憶了改革開放之初自己在云南基層的工作經歷。

趙廷光在文章中回憶：1978年，針對“兩個凡事”的錯誤觀點，《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重要文章，全黨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有了很大解放，敢說真話，敢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作理智的思考。由此，很多群眾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產生了懷疑，要求對農村生產關系進行改革的呼聲已經浮出水面。

趙廷光寫道：然而，在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云南省委的主要負責同志卻無動于衷，抱著“等一等、看一看”的態度，既不領導全面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也不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更無心帶領全省各族人民實行改革。生產資料高度集中，實行絕對平均分配，破壞生產力，經濟發展不起來，群眾生活處于極端貧困的境況。

趙廷光回憶：1980年，我擔任文山州委副書記兼政協主席，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當時，因為“文化大革命”對“三自一包”已連續批判了十年，剛剛粉碎“四人幫”也還沒有幾年，盡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但在云南由于真理標準討論一開始就沒有徹底深入開展，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還來不及理順，意識形態尚處于相當混亂的狀態，農村迫切需要解決很多問題，多數領導人還在持徘徊觀望的態度。我們文山州邊境一線縣的群眾普遍吃不飽肚子，很多人冒著風險偷越國境，到越南買糧，造成嚴重的不良政治影響，被當時國家主席李先念同志點名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局勢逼人，我們州委領導不得不“鋌而走險”。文山州委召開常委會議，決定由州委書記張曙光以檢查身體為名，赴京向胡耀邦總書匯報請示，要求實行農村改革，得到耀邦同志“可以試一試”的指示。有了“可以試一試”的尚方寶劍，文山州立即掀起了農村改革熱潮。先從麻粟坡縣開始，不到兩個月，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重點的農村改革熱潮很快就蔓延到馬關、廣南、富寧等縣，可謂勢如破竹。這樣一來，惹出了大禍，省委主要負責人在不同場合點名批評“文山政策亂”，有的縣委書記也急了，大罵州委“你們這樣搞，出了問題，我們不負責”。這是黨內一場堅持改革與維護“兩個凡是”的激烈斗爭。

面對上壓下頂的復雜情況，我們州委夾在中間“橫眉冷對”，堅持改革。根據州委書記張曙光同志的授意，我不懼“脫下烏紗帽”，決心下一步險棋，深入到地處邊境一線的麻栗坡縣董干公社調查研究，以回答農村改革是不是搞亂了政策的問題。

趙廷光在文中回憶道：通過調查，我的結論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這個“勢”就是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誰也阻擋不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春風必將席卷整個紅土高原。這是歷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的。 此后，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我冒著丟“烏紗帽”的風險，大膽地以“農村改革勢在必行”為題，寫了調查報告，呈報州委。州委對調查報告高度重視，專門召開州委常委會議進行討論。出席會議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這個報告，決定印發全州，并上報省委。

趙廷光表示：省委主要負責同志看了這份報告，還是不放心，又派時任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梁林為組長的工作組到文山州進行調查。工作組作風十分深入，既耐心地傾聽基層干部的匯報，又深入到生產第一線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親眼目睹群眾的生產生活變化情況和新的精神面貌。工作組最后對文山州的農村改革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堅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