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啟耀，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媒介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宗教藝術遺產調查與數字化保存整理研究”首席專家，退休后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在云南生活40多年。主要學術研究興趣為視覺人類學和民間藝術學。出版學術專著《民族服飾：一種文化符號》《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中國巫蠱考察》《我看與他觀：在鏡像自我與他性間探問》《視覺人類學導論》《非文字書寫的文化史》等；喜行走，出版田野考察類系列著作若干，民族服飾及巖畫研究等學術畫冊多種。有民族志紀錄片參加多次國際人類學電影節和學術會議，展覽策劃制作獲中國,99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特別獎”和“永久保存金獎”，學術著作獲“首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學術著作一等獎”“第四屆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優秀教材二等獎”等。

采訪者：徐義強，云南紅河學院副教授；熊威，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神話與巫術研究

徐義強：我從江南到閩南再到云南，從一個對云南一無所知的人到深深地喜歡云南的人，可能還是潛移默化中受到您的影響，因為您的《中國巫蠱考察》而對云南中了“蠱”呢。

鄧啟耀：神話、巫術和宗教，在歷史傳統和生活現場是渾然一體的，在人類學研究中也是相互關聯的。許多人類學大師都有這方面的探討，人類學家如馬林諾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早就注意到它們之間的關系。我進入巫術研究領域純屬偶然。20世紀90年代初，民族考古學家宋兆麟和神話學家馬昌儀、劉錫誠等先生發起編輯一套研究民間信仰方面問題的書，邀請我做巫術研究中黑巫術方面的研究。當時國內黑巫術研究涉獵者很少，研究難度極大。光爬梳古代文獻和民族志資料，就耗費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更要命的是人類學研究講究“田野”，黑巫術你怎么做田野？這是一個人們十分忌諱的事，在田野中要想進入這個話題，幾乎不可能。

好在世上的事，只要堅持不懈地關注，就會有所收獲。小時候聽過許多關于蠱的傳聞，見過被大人追打的蠱（一種大蛾子）；當知青和大學田野實習時在傣族和摩梭人中遇到的幾起蠱事，漸漸從我的記憶中浮現出來。我堅持調查了一段時間，竟然訪談到不少當事人，進入被指為“放蠱者”的家里“以身試法”，獲得并親身檢驗過兩種“蠱藥”，甚至有自稱中蠱的人來找我幫忙治療。

后來，我陪一位自稱中蠱的病人到留德精神病學專家趙旭東博士建成的國內首個心理治療室治療時，借了一些跨文化精神病學的書來讀。這些書中關于“非常意識狀態”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醫生面對的是個體精神病癥候，人類學家面對的巫蠱現象是一種群體性的精神病癥候，我把它們稱為“非常意識形態”或“非常文化心態”，它有助于我們理解“極端信仰”等社會性文化性的意識形態癥候。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它在跨學科領域的影響，1999年，有精神病學專家在參與國家整治邪教現象時，提出應該關注本書提出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思路；10多年后，國際文化精神醫學學會還邀請我參加“文化精神醫學國際會議”，就此問題做大會發言。我知道，這是因為國際興起的新醫學模式，希望把人類學家的社會文化視野納入對疾病問題的探討。

2009年，云南巍山，考察祭祀用民間木刻“紙馬”

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研究

徐義強：很多人都談起您在云南主持的“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在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

鄧啟耀：“田野考察群”是我們在做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保護和研究工作時成立的一個跨學科學術群體。這不能不提及我的又一位老師周文中（Wenzhong Chou）先生。周文中先生是美國國家藝術院士，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主任，最早通過民間渠道推進中美高層互訪和文化交流的人之一。他先在北京、上海等地開展了一系列高端藝術交流活動，后來覺得應該從本土文化多樣性方面落地，就到了云南。針對外力過度干預少數民族文化的歷史和現實，我提出的“民族文化的自我傳習和不離本土的保護”（后在實踐中改為“養護”）這個基本概念，得到國際學者的贊許，由此得到三期近10年（1994—2003）的資助，田野考察群也發展壯大，吸引了更多學科的人參加。更重要的收益，是周先生搬來的“智庫”，各個領域國際頂尖的學者和藝術家。與他們一起考察，面對面研討，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使我們受益匪淺。周先生一直強調中國的事要由中國人自己辦，外國專家再牛，也只能平等對話，不能越俎代庖。和周先生及其他帶來的國際一流學者藝術家一起工作，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所謂跟國際接軌，不是鸚鵡學舌，而是必須說自己的話，做自己的事，這才有“對話”基礎。

田野考察群的工作，主要是在“民族文化的自我傳習與保護”這一項目設計的計劃中開展的。它的具體內容是：①民族傳統藝術和工藝的田野考察；②與當地民族合作、與當地實際結合、不離本土的傳習、保護及培訓；③跨學科、跨文化的合作與推廣。我們認為，在一個多民族共存的社會里，承認文化的多樣性與獨特性，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怎樣傳習和保護這樣一些精神文化遺產，是我們關注的問題。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始終強調這些原則：①通過田野考察，了解民族文化的歷史和現狀，進而透析它的發展趨勢。②通過與當地民族真誠的持續的合作，使各民族增強對自己文化的信心，提高對其文化進行自我傳習、保護和發展的能力。③通過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促進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使這些文化成為全社會共享的財富。④民族文化的保護（養護) 必須是基于本民族自覺的內在的意愿，不是“凍結”，更不能靠外在的強制性力量來限制，發展也并非外來的開墾，而更應強調自動的演進。經過多年實踐，我們根據不同民族的實際情況，在白族、彝族、藏族、怒族、傈僳族、納西族、哈尼族、摩梭人等民族中鼓勵或支持不同的傳習模式。

在學術研究方面，田野考察群的成果形成了由 “文化史論叢書”“田野考察叢書”“西部圖志叢書” 組成的“民族文化研究文庫”。同時，在應用研究方面，我們也積極將關于民族文化保護的某些學術理念，去影響政府的決策，或者在民族文化資源轉化方面摸索實踐。

2017年，甘肅，古道考察

從影視人類學到視覺人類學

徐義強：影視人類學近年做得很火熱，為什么您要把它擴展為視覺人類學？您是如何界定這一學科的？

鄧啟耀：在很長時期內，國內外學術界都是把Visual Anthropology局限在民族志影像的拍攝和展示方面，國內把Visual Anthropology翻譯為“影視人類學”，即基于此。事實上，在英文里，Visual不僅有光學的、影像的工具含義，而且有涉及視覺認知、視覺思維、視覺群體、視覺傳播等人文的、社會的、心理的內涵，“視覺”的分量更重。在中文里，“影視”一詞偏于影像拍攝，最多與觀看性的“視”有關。但“視覺”不僅有“視”，也有“覺”。 “覺”，使作為主體的人，以及人通過視覺媒介認知世界、運用視覺行為進行文化表達與傳播的特性，更加凸顯。所以，我在2001年開課時，就把Visual Anthropology定義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Visual Anthropology延續影視人類學傳統，開設為本科生課程；廣義的Visual Anthropology回到“視覺”這個本義，主要研究人類從古至今的視覺文化現象，開設為研究生課程。

除了影視拍攝和照片分析，視覺人類學還有很多事可做，特別是對于人類無文字時代、無文字族群甚至使用文字的人群里，物象表達、圖像敘事等非文字“書寫”傳統，如原始表意物象、巖畫、符像、姿勢與空間建構等，一直存在于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生活中，需要從視覺人類學角度做些探討。即使到了新的數字媒介時代，網絡讀圖、視覺現象、影像群體、虛擬社區等的研究，也是視覺人類學觸角可以延伸的領域。這些探索，無疑可以為視覺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拓展更大的空間。

徐義強：您的人類學研究主要陣地在于開拓了視覺人類學學科，您是怎么關注起這些圖像啊、美術啊、服飾等東西呢？

鄧啟耀：由于我過去習畫，對視覺方面的東西一直比較敏感，所以在群體性非語言文字現象、宗教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間藝術等方面關注較多。在研究過程中，我不想單純從圖像的角度來研究，而是盡可能結合人類學民俗學學科特點，分析它們生成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和人的意識因素。

以民族服飾為例，過去看民族服飾，大多只看到它的表象，看到顏色的亮麗和款式的精美。但在田野調查中，我們就會發現，民族服飾不僅僅是一種圖像的物質載體，它背后隱藏著民族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體系。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苗族村寨向老人請教他們的歷史和文化的時候，老人指著旁邊的一個穿著苗族服飾的女孩說，我們的歷史就寫在上面。從披肩到百褶裙，上面記述了一個遙遠到神話時代的故事，即漢文古籍和苗族口述敘事都提到的關于黃帝與蚩尤爭戰的那段遠古歷史。我這才明白，苗女衣裙上那些我不識的“字”和他們口述的神話古歌，原是互為文本的。像這些無文字的民族，他們把自己的民族歷史、神話傳說、倫理制度都“寫”在衣服上，將這些文化要素通過刺繡或印染的方式轉化為圖像，如同一部隨身攜帶的族群“史記”和百科全書。這些象形的“字”，不僅和祖先留下的神話傳說有關聯，有的甚至和商周時代文物上的某些紋飾十分相似。視覺人類學不可避免地會和民俗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等聯系在一起。所以，在我們的研究中，除了文獻、文物之外，神話傳說、民俗生活和圖像表征也應該算是一重證據。這些東西共同形成了不同族群歷史文化的“書寫”方式，這是很有意思的一項工作。

2018年，云南西雙版納，與夫人在哈尼族僾尼人家做客

走野路，說人話

熊威：今年暑假您帶我們到云南邊境做田野考察，就是中國探險協會委托的項目，做跨界民族的調查。探險和人類學怎么搭上關系的呢？

鄧啟耀：其實早期的人類學家往往也是探險家。人類學是個有趣的學科，可以和很多學科嫁接；探險也不僅僅是爬山越野之類的事。早年我參加中國探險協會的時候，負責的是人文及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我們做的事，就有尋找抗戰時期駝峰航線墜機、滇藏文化帶考察、茶馬古道考察等。這次中國探險協會委托的考察項目，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有關。“一帶一路”不是無人地帶，更不是孤立的界線。我們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同一地緣跨界而居的不同人群及其社會文化。邊地中國與周邊國家，有什么歷史人文和經濟交往？如何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實現互動的前沿？在邊地生活的族群特別是跨界民族有什么樣的生活習慣、社會形態、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族群認同或國家認同？邊地的生態和人文資源，如何為創意產業尋找到新的生路？邊地的鄉土知識和生活方式，如何為現代科技和消費行為提供啟示？特別是周邊一些國家社會發展不平衡，民族跨界而居，族群關系復雜，一些地方戰亂頻發，宗教問題敏感。這些因素會對我們的社會和相互關系產生什么影響？這些問題，處理區域經濟和國際關系時不能不面對。所以，如果站在社會發展、族群關系或國際政治角度想想，在“一帶一路”倡議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是對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民族、國家、社會、文化等情況的清楚認知。

徐義強：我看您早就介入了這項研究。您怎么把握這類考察的人類學學理價值？

鄧啟耀：這個問題提得到位。傳統人類學民族志，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型社區（如村落）中開展田野考察。但是，如果需要觀察一個時空跨越較大、形態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就必須從一種更為開闊的文化背景（如人類學所謂“文化帶”“文化圈”“文化走廊”和流域研究之類）入手，去觀察那些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事象，以對文化的來源、傳習和發展有較清晰的認識。這種方法，稱為多點民族志。事實上，關于多點民族志的考察和研究，前人已經有很好的實踐。他們所關注的，有由禮物交換連接的文化圈，由作物或植物關聯的文化圈和文化帶，由絲綢、茶葉、鹽、香料等物品交易連接的古道與文化帶，因族群遷徙形成的文化走廊等。我們的人類學前輩，已經做了很好的回答。當代人類學，并不排斥多點民族志的嘗試。因為人類社會不僅僅由一個個單元組成，這些單元也是互有關系的。若干文化素相似或由于交流形成互動關系的單元，可能成為特定的文化圈、文化帶或文化走廊，讓我們看到一種文化生態中的共生關系。所以，人類學可以從一滴水觀滄海，可以見樹也見林。

當然，多點民族志不好做，要花很多時間，跑很多地方，有宏觀視野又不能走馬觀花，需要在某些典型的點上深入考察，進行有深度、有細節的比較研究。

徐義強：記得這是您主編的《山茶·人文地理》雜志倡導的寫作風格：“將內在的理論要素，溶解在化合在穿衣吃飯的尋常道白中。一手的材料，自然的表述，用不著引經據典拿別人的話來說您看見的事。有分量的實錄報告，具有內在的理論厚度，看似隨意，卻決無疏漏的設問缺環。”“力求多一點創意，多一點感覺，多一點靈性，把被做干癟了的學問，重新做出血肉來。”這種富于實感，圖文互敘的寫作風格，影響了不少人。

鄧啟耀：我不喜歡把關于人的學問做得沒有人味。人類學要說人話，文字要有實感和溫度。我們一直強調實錄，要求“腳到、眼到、心到”，具有學者的功底、記者的敏銳、作家的手筆。那是我在云南最辛苦也最充實的一段時間。一幫志同道合的跨界朋友，以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挑戰流俗的風車。其間酸甜苦辣，一言難盡。但這個經歷，為我和共事的朋友所特有，很值。

徐義強：讓我們再把話題回到云南。看到您的簡介里，您祖籍廣東順德但又生長于云南昆明，這也可能是您和云南之間的前世緣分。

鄧啟耀：直到現在，我都無法確認自己的故鄉在哪里。我去祖籍地順德尋訪鄧氏宗祠，卻無法聽懂“鄉音”；父親的日記上寫著太公葬在澳門，而我的父母卻永遠留在了云南。我在廣東上課講的普通話猶帶“馬普”味，吃飯的時候總是懷念第二故鄉云南盈江的傣味。在這個流動的世界里，何為故鄉？何為他鄉？誰是他者？我又是誰？的確是個讓人傷腦筋的事。

我們這一代：滇云人類學者訪談集萃

尹紹亭 主編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