孚園城市及產業研究中心

最近國務院決定第二次延長土地承包期限30年，這意味著當前已被承包土地在2023年~2027年陸續到期后，將至少能繼續承包至2053年。若從1984年國家開始實行家庭土地承包責任制算起，該制度將至少穩定實施70年——自建國以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離不開各方面法規的適時調整與優化。這又反過來凸顯如果某一項法規能穩定實施如此之久，其本身該有多么“特殊”。

自《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發布以來，各地紛紛進行有關鄉村振興的諸多“猜想”和嘗試：

偏遠小城鎮如何彰顯“地域色彩”打出文化牌：溫嶺小箬（ruò）村的迷之逆襲；

浙江“千萬工程”榮獲聯合國地球衛士獎能給鄉村振興帶來什么啟示？

且不論這些探索成敗幾許，鄉村振興確實是為那些具有深厚文化積淀的村鎮開啟了“村落振興”的大門。

繼續維持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的原因，是這件事確實太過重要——去年國務院頒布《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也一再聲明：

“...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

因此，面對現時已有大量農村勞力常年在城鎮內務工、甚至已經舉家落戶的趨勢，農業農村部部長在這個政策的答記者問上也是坦言：

“我們在土地問題上，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不要著急，不要急于收回農民的承包地。我們在土地問題上，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

不難看出，繼續維持土地承包責任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仍在持續推進、仍舊有充足的動力深化城鎮化建設，讓更多農村人口遷入城市生活——只要這個驅動力沒有衰竭，就沒有必要冒著失敗的風險去強行改革農村的土地制度。讓農民保留土地用來對抗生活風險，是最為穩妥的舉措。

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一環，農村實現現代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將逐步完成，這之前的相關工作也勢必需要開展起來。簡單梳理國家近20年對農村的社會經濟政策，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可以說我們國家對農村的發展政策是隨著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而不斷演化的：從“補足基礎設施短板來促進農業生產力”、到“統籌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來拉動農村整體發展”、最后“因地制宜利用地方特色，挖掘農村文化資源來形成文化資產”…

可以看到，維持土地承包責任制并不妨礙土地的生產、開發和文化價值賦能。我們同樣基于這點來暢想第二次土地承包期間農村地區可能呈現的風貌。

01

規模化將成為農業耕種的普遍模式

未來長久橫亙在中國歷史上的人地矛盾將有望得到解決。2016年第三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農戶約2.3億人（總經營人員3.14億），戶均經營規模僅為7.8畝，且各區域分布嚴重不均。除黑龍江、新疆、吉林、內蒙和寧夏外，其它所有省市戶均經營規模均小于10畝，經濟發達地區的江浙滬和廣東地區低于4畝，西南丘陵地區不僅規模小，還極度分散…而2010年美國每個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高達162公頃（約合2400畝），日本的戶均規模也有2.63公頃（約39.5畝），超過中國同類數據的5倍。

至2050年前后，中國適齡勞動人口（15~64歲）預計將降至7億人左右。其中，農業勞動人口比例若降至4%（當前發達國家普遍水平線）以下，則農業總勞動人口則會縮減至2800萬人左右。同時，如果保持當前耕地面積不變，那么戶均經營規模屆時將增長10.2倍至87.5畝（5.8公頃），超過日本當前相應規模的2倍。

這意味著我們國家將歷史性地擺脫“小農經濟”的標簽、普遍走向規模化經營嗎？大概率是的。樂觀的方向有不少：

一是土地流轉過程中大量作為分界的田埂將轉化為可種植耕地；

二是隨著中國蔬菜和水果種植、家禽等飼養水平的提高，大量土地可被用來轉種主糧（如果能源成本降到足夠低，蔬菜將大規模轉移到垂直農場內種植，人造肉的技術成本如果足夠市場化，那么養殖業的未來可能將在高樓大廈里）；

最后如果新技術能將鹽堿地等原先不適宜耕種的地區優化為可耕地，或者用水生微藻養殖取代大豆種植…種種技術創新都等同于間接擴大了潛在的可種植面積。

但也不能低估深度城鎮化的“負面”效應。

這一方面是未來仍有近2億農村人口要在城鎮內定居（有一部分已經長期居住在城鎮），耕地開發的壓力仍然長期存在。如果考慮到建筑一旦建成就難以拆除，那么未來人口在城市間流動時，其對應的土地空間恐怕難以及時轉移：膨脹的城市要占用更多耕地，但衰落的城市卻難以及時將建筑拆掉復墾…

另一方面，深度城鎮化之后，未來城市人口的生活將大量圍繞休閑娛樂活動展開，與之相關的文化機構、體育場所、公園綠道等都將得到大力開發。以上海為例，當前人均體育面積僅為1.96平方米，如果未來要達到美國人均16平方米（日本甚至達到19平方米）的水平，僅上海就要額外占用耕地350平方公里，相當于當前建成區面積的35%。當然，如此提升的舉例是比較夸張了。但依照國務院規劃，到2035年要將人均體育面積從當前1.66平方米提升至2.5平方米，僅這點提升幅度就將直接占用1176平方公里耕地，超過整個上海建成區面積。

總結來說，雖然深度城鎮化將再度擴容我們的城市規模，但隨著土地流轉加速、技術創新開拓出更多可用耕地，未來農業規模化運營的趨勢將不可逆轉。

前景可觀，但顧慮依舊，一方面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必須加快——當前國內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總量僅300余萬個，平均經營面積170畝左右。這個規模幾乎是我們之前預測的平均種植規模的2倍，可見土地經營權需要更快速流轉才能滿足種植的規模經濟需求，提速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城市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土地性質，來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新的空間需求，這個調整過程也必須加快了。

02

農村的文化資源將成為優質資產

這個思想已經體現在去年公布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計劃（2018—2022）》中，政府認識到應根據村莊特點“因地制宜”地推行振興計劃，并初步將村莊分為四類：集聚提升類、城郊融合類、特色保護類和搬遷撤并類。我們認為第三類未來將大有可為，《戰略計劃》也大致明確了這類村莊的開發方向：

“歷史文化名村、傳統村落、少數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觀旅游名村等自然歷史文化特色資源豐富的村莊，是彰顯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統籌保護、利用與發展的關系，努力保持村莊的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切實保護村莊的傳統選址、格局、風貌以及自然和田園景觀等整體空間形態與環境，全面保護文物古跡、歷史建筑、傳統民居等傳統建筑。尊重原住居民生活形態和傳統習慣，加快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和公共環境，合理利用村莊特色資源，發展鄉村旅游和特色產業，形成特色資源保護與村莊發展的良性互促機制。”

如此操作的原因，不僅是文化保護，也是順應國家未來經濟結構和消費格局的變化。隨著未來一輪一輪的產業升級，我們的產業結構將越來越接近世界前沿，但難以避免的是，依附于產業的各項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變得昂貴起來，突破前沿產業的試錯成本也將愈發巨大，資本的整體回報將越來越低。在資本追逐更高回報的驅使下，以制造業為首的向追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大潮將無可避免——就像我們曾經承接來自歐美日的產業轉移一樣，未來我國的制造業也將轉移至東南亞和非洲等地。

發達經濟體自然需要用前沿產業來維持自己的先進性，但同時也要做好前沿產業遲遲無法突破的兩手準備——依附于歷史建筑的文化旅游產業無疑是最好的載體。

錯失了信息科技時代的歐洲，正因其保留了大量優秀的歷史文化建筑，才得以一年又一年地從旅游業中獲取穩定收入——自2000年以來歐盟每年入境游客人次已從3.25億逐步增長到5.25億，年均旅游收入也由2500億美元增長至5000億美元。

日本同樣如此。日本政府自2010年開始決定大力開發入境游，預計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吸引4000萬人次入境游客（2019年預計入境人次將達到3000萬）。入境旅游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2016年已達到500億美元的規模。

歐洲和日本在信息時代失落之后，還能通過入境旅游獲得穩定的外匯收入，前提均是在其領先的制造品（和文化產品）行銷全球的年代，已經積累了多年的國家品牌影響力，自然可以通過入境旅游將自己的文化聲譽變現（尤其對產業轉移目的地來說更是如此），而不僅僅是停留在原始依賴自然資源的度假游形式上。

中國未來會重復這個階段。當高端產品開始行銷全球積累國家聲譽之后，輔之音樂、電影等大量文化產品的出口來介紹我們國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其它地區的景色和故事，從而塑造出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屆時農村文化資源將是創作推廣的重要載體。無論李子柒是否真的追求歲月靜好，但現象級的爆紅既給已然熱鬧的“田園夢想”添了一把柴，又讓國際上真切領略了一次中國“傳統文化”。未來如何將我們的農村文化特色創作成容易接受的文化產品，無疑是對我國文藝創作者的重大挑戰。

03

西部農村地區山水林田湖草的保護性開發將重塑鄉村風貌

和我國人口基本集中在胡煥庸線以東一樣，國內旅游人口多數也集中在東部。但事實上胡煥庸線以西存在大量的高山、森林、草原和湖泊等優質旅游資源，并且這些區域和國內當前旅游市場流行的城市景觀、古鎮和文藝演出等都迥然異趣，能提供完全不一樣的獨特旅游體驗。

但當前考慮到多種因素，這些區域的旅游開發均被限制，不過我們認為這些阻礙在未來陸續都將不復存在。

一是嚴格的環境保護：胡煥庸線以西生態環境相對脆弱，人類活動一旦對其造成破壞就難以修復。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對低海拔沿海城市是噩耗，卻能大力改善西部地區的自然環境）、我國生態治理能力的日益提升，西部地區的環境耐受能力將得到大幅加強。在少數幾個節點上秉承保護性的宗旨有限開發，不會再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且考慮到每年可供活動的天數相對較少，人類的生態足跡也并不會太多，選擇性地旅游開發將是可能的。

二是和人口集聚區的距離。距離其實并不是問題，可到達性才是。在國產大飛機商飛之后，全國各地的機場建設勢必紛紛開動，西部地區也將迎頭趕上。相對低廉的票價和被壓縮的時間，會極大地擴大西部地區的旅游目標客群。

三是時間。假期過少和過于集中都困擾我們的旅游市場已久，但相信到時都將解決。且不說政策上未來會調整帶薪假這類勞工政策，人口結構的改變本身也意味著非工作人口的比例會大大增加（到時候可能會像西方國家一樣，我國會迎來第一代旅游經驗相當豐富的退休人口），更不要說科技進步會讓工作時間更加靈活了。

總體來說，未來人口和經濟結構的變化，會要求我們深度開發國內的服務業，而當技術進步逐漸拉低通達成本之后，我們不應該忽略西部大量空置的國土空間，尤其是那些風景優美的山水林田湖草，它們不應該只用來被砍伐和放牧。

04

農村可能將重新迎來人口定居

要說最大膽的暢想，可能會是深度城市化之后，農村地區或許迎來人口“返潮”。從當前城市化進程來看，大城市最終勝出的幾率越來越大。雖然國家已推行多項“就地城鎮化”政策，但資源集中的慣性吸引力還是會讓中心城市越來越龐大——這似乎正是東亞國家眾多城市演化的最終劇本。曾被認為只要聯結就能消滅距離的互聯網也并沒有改變工作和生活的組織模式，大部分人依然紛紛走進城市，住在城市外圍搭乘交通工具尤其是地鐵去市中心上班。

一旦自動駕駛真正實現，人類得以解放雙手，那汽車將被改造成移動的商務和休憩空間。我們的城市構造和規模也將被重塑：當前城市通過地鐵聯結的“中心—邊緣”結構的規模取決于人類能夠普遍承受的通勤時間——有多少人能每天重復單程兩小時的往復呢？但如果我們能在自動駕駛的汽車內休息，那時間與勞累將不再是問題；如果移動汽車內還能聯網辦公，那么上下班的時間甚至都可以是開放且自由的。

最終我們將不再需要租住在昂貴的地鐵沿線，轉而選擇在城郊的農村定居，這不僅會擁有更高的生活質量，生活成本也將更低。屆時這類新式農村可能會在多年城鎮化之后迎來第一次人口返潮。

總結

最后回到土地承包制度上來，雖然國家延續了這個政策，拒絕農村土地私有化，并要求各種合作模式下均需保證農民所得權益，但農村土地能夠得以開發的前提條件將在這個承包期限內逐漸成行：城鎮化的深入、經濟結構的變遷、人口老齡化、勞動政策的調整、技術創新對土地的節約和開發…一系列因素的變化未來都將讓農村土地的開發變得“有利可圖”，并且不會限制在原始的第一產業上。我們終將可以期待一個豐富多彩的新型農村類型出現。

END